中國經濟危機的性質與最終出路

隨着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下行的趨勢，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國經濟持悲觀的看法，當中不乏硬着陸、滑坡、零增長、負增長的擔憂。早在2007年底美國發生房地產次級貸危機的時候，我就在一些場合就提出過即使美國不發生危機，中國也要發生危機。這個問題過去、今天和未來都還看不到有解決的跡象。問題繼續存在，危機的威脅處處來襲。

但是有一點，現在國內外學者對中國經濟危機的認識，存在着西方經濟學的教條主義傾向，即將不具有市場經濟特徵的危機與市場經濟的危機混為一談。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我認為，中國經濟屬於非市場經濟的性質，經濟危機當然不是市場經濟的危機，克服中國經濟危機自然不能採取市場經濟的辦法。必須從這樣一個前提來認識中國的經濟危機，並找出應對危機的出路和辦法。很多學者可能認為，中國經濟是非典型性市場經濟，但我認為中國是典型的非市場經濟，主要特徵是封建專制體制，黨天下，黨國大公司，官本位、人治、等級制，核心是以權力為中心配置經濟資源和決定收入分配。要害是中央高度集權，統管人、財、物。了解中國經濟，認識中國經濟危機，必須置於這個具有“普照之光”的背景之下。

中國作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其經濟危機的研究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沒辦法完全用市場經濟危機的標準來加以衡量。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主體不是個人和企業，是具有增長權力的政府主體，並且權力越大，對經濟越有話語權和決定權，為什麼人們常說中國經濟是“一把手”（各級的黨委書記）經濟，就是“一把手”擁有絕對的權力，這是除了受制於上級領導、根本沒有下層約束的權力。這是中國經濟不同於西方經濟的特殊背景環境，是真正理解和認識中國經濟的一把鑰匙。當然，這也導致人們認識中國經濟如霧裡看花，難以看清真實的面目。比如，中國政府公布的經濟數據缺少足夠的可信度，很能說明的問題是地方上報的經濟增長速度與國家公布的數據常常相差3個多百分點，誤差在40%左右，儘管國家統計局在地方都有直屬的調查總隊，但沒辦法解決數據作假現象，至於如果國家統計局自身作假則是另外回事。因為是典型的非市場經濟，許多市場需求不反映真實的供求狀況，價格也以扭曲的形式出現。很能說明問題的是房地產。由於一些腐敗官員和“暴富人群”的存在，他們囤積了大量的商品房，然而這些人群手中的商品房處於閒置而並不急於出售的狀態，所以多年來商品房明明大量閒置過剩，一些低收入人群可能一輩子也買不起房，表面上的嚴重供過於求，並不能改變中國房價暴漲和居高不下的局面。中國這些年一直產能嚴重過剩、產品嚴重積壓，但很多企業仍然一邊過剩、一邊積壓、一邊生產。這在西方國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另外，中國的貨幣供應機制與西方也不一樣，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時任美國總統布什為了應對危機出台7600萬美元的量化寬鬆政策，但先後多次經過參眾兩院討論通過才能施行，而中國沒聽說經過什麼程序，神不知、鬼不覺地發行4萬億貨幣刺激投資計劃，顯示了中國政府貨幣可以無限供給的能力。發行貨幣拉抬股市、發行貨幣給央企業發工資、補貼虧損等屢試不爽。為什麼中國近些貨幣增長速度在13%以上，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名義上7%，實際上可能低於4%？就是貨幣供應的不受約束。當然，由於必須的公共經濟信息被保密而不公開，人們沒辦法知道中央財政從貨幣發行中集中了多少真實的貨幣稅收入。多年來，中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4%左右，經濟增長速度在14%的時候如此，現在增長7%仍然如此，而人們一般認為實際的失業率應該在15-20%左右。

中國經濟的這樣一種狀況，給中國經濟危機的判斷帶來很大的模糊。人們會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考量和評估，有人可能認為中國經濟“好得很”，也有人認為“糟得很”。我基於中國仍然處於封建專制社會歷史階段、經濟具有官僚經濟特徵的現實，結合一些事實做邏輯判斷，認定中國已經和正在陷入災難深重的經濟危機，只是被一些人為的因素所掩蓋。

第一，外資轉移與資本出逃，中國經濟被釜底抽薪形成了很大空洞。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兩頭：一頭是大規模固定資產投資，一頭是大規模利用外資。其中，利用外資就是通過招商引資，請外商到中國辦企業，形式是資本集中。所以，象廣東東莞和江蘇蘇州，還有上海浦東等，由於外資來勢很猛，所以經濟增長一度出現高速度、加速度的態勢。但是2007年底美國出現次級貸危機以後，一方面外商投資勢頭銳減，另一方面這幾年內資猖狂出逃。據說，2015年前三季度美國、日本的對華投資同期下降20%左右，東莞等地已經出現大批企業倒閉潮。也有傳說，僅今年上半年，國內資本就流出5100多億美元，近幾年資本流出可能在2萬多億美元之多。這樣一增一減疊加在一塊，就形成了很大的經濟和產業空洞化。中國目前即使有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但抵擋不了內外資瘋狂出逃，千金終有很快耗盡的時候。實際上，這既對7%的增長速度提出嚴重質疑，同時也預示着中國經濟進一步下跌有更大空間。

第二，沒有競爭優勢的國際加工，出口帶動變成出口拖累。中國長期奉行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即通過出口退稅、出口補貼、出口獎勵等多項政策擴大出口，維持了多年的出口高增長，既獲得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又帶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特別是加入WTO以來，許多年裡出口增速在20%左右，廣東、江蘇等省份增速在30-50%左右。但是，在世界經濟只有4%左右、發達國家只有1-2%左右增長速度的情況下，怎麼可能保證國際市場需求一定會滿足中國的出口？近幾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已經出現明顯的降速趨勢，2015年前三季度進出口增長速度不升反降，有8%的衰退性增長。過去的出口帶動現在變成了出口拖累。尤其是一個既無資源優勢，又無技術優勢的國家，拿什麼保證很高的增長速度，最多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實際上，出口下降的危機只是一個信號，真正的經濟滑坡還在後面。

第三，貪得無厭加揮霍無度，產生債台高築的政府債務。最能反映中國經濟危機的，是由政府經濟產生的政府債務危機。這些年，中國經濟的數據指標中，增長最快的指標不是GDP,更不是居民收入，而是財政收入。本世紀以來的一些年份，全國財政收入增長年均在20左右%，許多省份在30%左右，一些縣市則是兩年翻一番，超過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在2到3倍。這裡並不包括賣地的收入，以及國家濫發貨幣的收入。中國這些年的財政收入是有史以來最多的時期，其中，中央集中的財政收入超過50%。問題是政府儘管集中了太多的收入，天下皆是政府之財，可是貪得無厭的政府揮霍無度，上溢下漏。各級地方政府特別是市、縣、鄉政府拼命舉債，具體數據難以掌握，有說20萬億的，也有說30萬億的。很能說明問題的，是許多地方政府早已是嚴重的收不抵債，事實上已經破產。但是，迄今為止，沒見中央誰認真追究地方債務危機的責任，卻幫助地方政府發行債券還債，讓人匪夷所思。在中國經濟嚴格意義上是政府經濟，並且經濟高增長、財政收入超高增長的條件下卻出現巨額的政府債務，恰恰暴露了中國經濟已經存在着嚴重的危機。

第四，長期的經濟高速低效，無力治理修復日趨惡化的生態環境。中國多年來追求經濟高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真實的勞動生產率太低，經濟高速度才有低效益，假如低速度則零效益或負效益。但是拼命追求高速度的後果，就是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結果是2/3的河流嚴重污染，連一些貧困縣的溝河都沒有了魚蝦。40%左右的土壤重金屬嚴重超標，全國到處布滿霧霾。嚴重的問題還在於，表面上經濟增長積累的財富，遠遠不足以滿足治理和修復被破壞生態環境的需要。這個歷史欠賬不知需要後面多少代人慢慢償還。這也說明中國環境危機的程度要遠大於現實的經濟危機。習近平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可惜沒有了綠水青山，更沒有金山銀山。

第五，普遍的食品安全危機，無情地抵銷了經濟增長的成果。民以食為天。在馬斯洛五層次需求中，食品消費是最基本的需求。可是不幸在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後，苦無制度保障，先後出現了三鹿毒奶粉、毒大米、毒香腸、毒豬肉、毒粉絲、毒油條、毒鴨蛋等，幾乎無毒不有、無毒不在。到處是農作物使用化肥超標、農藥超標，激素超標、添加劑超標……可憐了普通的平民百姓，因為沒有特供，明知有毒還不得不吃。儘管統計上講中國已經10多年糧食增產豐收，可是糧食進口增多，自給率降低，特別是沒有放心的食品，這種危機是非常可怕的危機。真所謂改革開放30年，一夜醒來到從前，一切神馬都是浮雲，連溫飽都不得安全，還吹什麼中國奇蹟。

第六，巨大的房地產和金融泡沫，已經成為經濟衰退的潛在威脅。前些年，我為什麼說即使美國不發生危機，中國也要發生危機？當時主要立足美國房地產與中國房地產現狀的比較，認為美國房地產問題與中國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但是由於美國作為市場經濟，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中國根本無法能及，所以中國經濟問題比美國嚴重，不等於中國經濟先於美國發生危機。中國房地產於上個世紀末期開始，成為全國各地經濟新增長點。主要是城市化大躍進，首先是政府造城，典型的模式即市縣政府搬出老城區，建立新城區，帶動地價急劇升值，所謂政府經營城市。政府、開發商、銀行和官媒幾位一體，聯手刺激房地產發展。由於開始的初衷，中國房地產發展就不是為了增加居民住房面積、改善居民住房條件，結果是越有房子的越買房，大量囤積居奇，住房主要成為投資品而非消費品；越沒房子的越買不起房，望房興嘆。進而造成了大量的商品房嚴重過剩，全國出現了許多鬼城，商品房入住率不到60%，有消息說目前已經完成的竣工面積可以滿足34億人住房需要。龐大的房地產泡沫，一旦居高不下的房價支撐不住，必然如潰堤洪水一瀉千里。與房地產相類似，這些年中國金融呈暴發之勢，各級政府突然非常熱衷於金融和資本投資，辦起了太多的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資本市場紅紅火火，各種金融衍生品無其不有。但是為此極大地衝擊了實體經濟，形成了製造業萎縮和衰退的局面。房地產加金融資產形成的巨大泡沫一旦破滅，對中國經濟危機的影響不僅是災難性的，更是毀滅性的。

第七，肆無忌憚地濫發貨幣，成為隨時出籠的下山猛虎。貨幣超量發行，長期依靠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增長，是中國政府經濟獨有的特色。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貨幣發行速度年均增長20%左右，許多年份超過20%、30%，而經常被中國批評搞通貨膨脹的美國貨幣增長率卻只有3%左右。有資料顯示，中國1990年的貨幣總量為1.53萬億，2011年89.56萬億，21年翻了58.53倍，美國貨幣總量同期只增加了1.99倍。到了2014年底，貨幣發行餘額達到130多萬億。這樣超發貨幣稀釋全民財富，是一種隱性搶劫。在中央集中超過50%財政收入情況下，仍然依賴猛發鈔票過日子，實在是難以想象的事情。儘管貨幣超量發行不會立即傳導到市場價格上，但是超出央行閘門的超量貨幣就是洪水猛獸，總有吃人的那一天。特別是由於人為因素，多年來人民幣國內貶值、國際升值的情況，一方面大大削弱了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隨時會導致人民幣大幅貶值，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只能是惡夢和厄運。

第八，全國籠罩着對國家經濟失望情緒，成為中國經濟最致命的危機。哀莫大於心死。最能說明中國政府經濟危機的，恐怕不是一些表面的經濟數據，而是人們普遍的對未來的心理預期，尤其是現實的心理狀態。實際上，這些年來，中共不僅在國際上越來越不得人心，在國內越來越多的中共官員也心知肚明，中共這一套不會長久。因此，普遍的心理，是能撈就撈，沒有未來，所以形成了無官不貪的局面。為什麼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變成了“增長速度是硬道理”、“上項目是硬道理”，因為高增長和上項目，不僅有表面的政績，更有腐敗的空間，沒有項目，腐敗沒有抓手。鄧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江澤民的“悶聲大發財”，導致了中共前腐後繼、腐敗透頂的惡果。但是，這幾年習近平大張旗鼓反腐敗，造成了官場人人自危的事實，許多官員整天提心弔膽害怕貪腐被查，一方面有繼續腐敗犯案的，另一方面則造成了普遍不作為現象，除了少數圈子內人，大多數則把精力用於攻守同盟、防範腐敗被查上，沒有人將心思用來真正搞經濟。中國經濟本來就是政府經濟，可是現在政府官員沒有了經濟增長的積極性，儘管習近平、李克強很着急，發狠要把不作為領導換下來，可是幾乎官場人人如此，他們又能換幾個人呢。在這樣一種心態下面，經濟硬着陸、負增長、滑坡是必然的事情，中國經濟危機不僅是破壞性、災難性的，而且是毀滅性的。

中國經濟危機不同於西方市場經濟危機的特點，決定了不可能主要通過市場經濟的辦法來應對和治理危機。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靠擠掉泡沫、消化庫存、企業破產和技術革命不同，中共應對危機慣用的手法，就是一方面政府財政猛花錢加大支出，另一方面就是不顧一切猛發鈔票，首先是確保各級政府不破產，官辦銀行不倒閉，結果只能是用通貨膨脹稀釋老百姓的財富，讓老百姓為政府的經濟危機買單。基本上沒有別的招數。保障的措施就是依靠中共政府的極權專制，鎮壓任何反對政府的行為。這跟北朝鮮應對危機的辦法差不多，就是靠“槍桿子”和“黑色恐怖”，不怕死多少人，只要共產黨政權不垮。不過，跟封閉的北朝鮮不同，中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對外開放，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國際市場，中國的經濟危機必然是內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局面，必然加劇政府與民眾的矛盾和對立。儘管中共不會放棄唯一的老辦法應對危機，但老辦法總有不管用的那一天。最後，自由民主則成為廢除封建專制、從根本上擺脫危機的唯一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