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跟朱德入川

到了特別訓練班後，才知道這個訓練班是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辦的。 我們這３００人編成了一個先遣大隊，大隊長是黃埔第一期的，由他帶隊，我們徒步到惠陽，集結在一個祠堂里，學習了一個月。 周恩來同志受鄧演達主任之邀，自東江趕回來，為訓練班作了一次題為《革命軍部隊政工與民眾運動》的講話。他一口氣講了三個小時，總結了在部隊中政治工作的經驗和民眾運動的實施，指出“部隊政工是革命軍隊的靈魂，是民眾工作的橋梁”。 鄧演達老師講的題目是《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我還記得他講的大意：革命的英雄是從革命風暴中鍛煉出來的，是經得住革命烈火的考驗的。這個偉大的時代，造出了無數的革命英雄。反轉來，革命的英雄又推動了革命力量的發展，造就了大好的時勢。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你們心目中有了孫中山先生和列寧這樣偉大的革命導師，就樹立了不朽的典型，因為每一個偉大的革命導師的精神，都無不統一到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含義之內…… 惲代英老師在特訓班主講的課題是《青年運動的重要性》，他生動地以廣州革命根據地三種類型的青年作例子，講得大家捧腹大笑。他說： “廣東大學學生，文而雅又弱；嶺南大學學生，香而艷又驕；黃埔學校的學生，黑而臭又壯。於是人們譏評，廣東大學學生，怕革命、不革命、輕視革命；嶺南大學學生，厭革命、反革命、咒罵革命；惟獨我們黃埔學校的學生，具有勞動人民的本色，都是受過鍛煉的革命好漢，把革命當成了職業，不惜犧牲流血，是好樣的！三種類型代表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三種本質，不過這三種類型是活的可變的，而不是死的固定不變的，如果是一成不變的東西，那就無須做革命工作了。只要革命工作做到家，是能分化他們，感化他們，是能化敵為友的。黃埔學校初創時，廣州的許多少女，見黃埔學生捏鼻而過，不屑一顧，聽說現在爭着要嫁黃埔學生了；廣東大學的學生越來越多地要投筆從戎考黃埔軍校了；嶺南大學學生也不可能是一塊鐵板，一定也是在變化之中的……諸位到了北伐軍前線，或者深入敵人的後方，做青年運動工作，比在廣州要困難不知多少倍。希望你們永遠保持勞苦大眾的本色，不受腐蝕，那麼，一切工作都會幹得好的。” 彭湃老師是農運專家，農運工作是一門新課程。彭湃同志的普通話並不標準，但通過畫龍點睛般的翻譯，也就全無語言的隔閡了。他以東征軍為例，說明有組織的農民，可以為革命軍當嚮導、抬擔架、送茶送水，裡應外合，造成聲勢，使敵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還說，搞農民運動最好要生活農民化。如果搞得西裝革履，油頭粉面，他們是不愛理睬的。 在學習的一個月時間裡，陸陸續續調走了好多人，有到北伐隊伍里當指導員去了。 １９２６年７月，我到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大隊工作，跟着北伐軍到了漢口，劉佐龍的部隊起義，漢口沒有打就拿下來了。接着拿下漢陽。汀泗橋在武昌的外圍，打得也很慘烈。北洋軍閥吳佩孚親臨前線督戰，派出執法隊用機關槍壓陣，命令死守橋頭不許後退，無奈軍心渙散，吳佩孚惱羞成怒，將一個後退的旅長就地正法，人頭掛在鐵橋旁邊的一棵樹上，汀泗橋戰役後的第二天，我經過大鐵橋時還看見橋邊掛着一顆人頭。而吳佩孚自己爬上火車搶路北逃，沿途軋死很多士兵。而後是攻打武昌。黃埔教育長鄧演達，這時是北伐軍政治部主任兼攻城總司令，他要我們學生軍當警衛隊，跟着他打武昌。武昌的城牆很堅固，打了一個多月攻不下來。我們就撤到漢口，政治部設在漢口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一天晚上，我們到了武昌城外，鄧演達對我講：“朱德從德國回來了，他來找我，我推薦他做革命軍第二十軍的黨代表。你馬上挑選４０個黃埔學生，跟着朱德一道入川吧。”他又說：“宜昌還在北洋軍閥長江上游總司令盧金山的手裡，所以入川要嚴守秘密，具體事項由朱德同志布置。”我在先遣隊挑了二十多人，在別的隊挑了一些人，一共４０人，由我帶上。見了朱德，他就講了一句話：“跟我行動。宜昌有北洋軍閥隊伍守着，很危險。” 朱德把我們分成幾個小組，化裝成學生或者小商小販，各自穿便服上船，假裝互相不認識，惟恐暴露身份。朱德很有經驗，他用暗語打電報給楊森，說明情況。過了幾天，楊森派了一艘叫做“瑞渝”的兵輪到宜昌接我們。我們登上兵輪，離開宜昌這個虎口進入風光秀麗的天府之國，很高興，心想到了目的地可以大幹一番。 誰料“瑞渝”兵輪停靠在萬縣碼頭時，碼頭上冷清清的，沒有人來迎接我們。朱德領着我們住進了一家小旅館，囑咐我們不要上街，便服還要留着，看看風頭再說。 幾天過去了。我們這些小伙子耐不住了，找朱德發牢騷，朱德說：“四川軍閥對革命還在觀望，楊森也不例外。現在北伐軍進展順利，萬縣的局面很快就會打開。你們不要着急，我正在找房子作為我們的辦公地點。” 大約過了一個多星期，楊森的一個姓桂的副官坐着大轎，挺神氣地來到我們住的小旅館，說總司令（楊森當時是川軍第一路軍總司令）把南津街右邊原先是寶隆洋行的一所房子撥給我們，要我們馬上搬過去。 寶隆洋行的這所房子是一個四合院，有十多間屋子，在萬縣是頂尖的房子了。這裡成了國民革命軍軍隊黨部和軍政治部的所在地，劉伯承、陳仲弘（陳毅）、楊 公等同志都在這裡住過。 有了自己的辦公地點和住處，朱德首先要我們出版《壁報》，介紹革命形勢，宣傳革命道理。萬縣的印刷條件極差，我們找到兩塊石印板，每周出版四開報紙一張，朱德除了指示報紙的重要內容，還親自寫稿改稿。 我們沿街張貼《壁報》，還給各機關、部隊、學校等送去。《壁報》一出，不僅在萬縣是個新鮮事，在四川也是新鮮事。轟動一時。但是，反動的國家主義派跟我們搗亂，他們沿街撕毀《壁報》，同時還出了一張油印報紙叫《快刀報》，大吹吳佩孚，狂喊“討赤”。《快刀報》一出來，每每被憤怒的群眾塗上稀泥或吐上痰，還有的被揭下來貼到糞坑上。 １９２７年１月，國民政府由廣州遷來武漢，楊森眼見北洋軍閥大勢已去，便在宜昌宣布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宜昌和萬縣掛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我們也由半地下的活動變為穿上軍裝堂堂正正地工作了。萬縣到處響起了“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的歌聲，我們的四合院裡出出進進的進步學生和人士很多，頗有門庭若市的景觀。 １９２７年初春，劉伯承率領杜伯乾、秦漢三等部在川北順慶起義失敗後，朱德說服楊森，致電劉伯承率部到開江縣楊森轄區休整，並為之提供糧餉。朱德代表我們也匯款接濟慰問。不久，劉伯承帶着一些同志到萬縣，在我們的四合院裡住了一個多月。劉伯承住在西廂房，每天伏案工作，有時自己補補衣服，朱德對我們說勤儉是革命者應該具備的美德。從此，我們也每人準備一個針線包，自己縫補衣服。 朱德對楊森說，最好在所轄部隊開辦一所像黃埔軍校那樣的軍事訓練機構，招收初中以上程度的青年學生，進行政治和軍事教育，畢業後作為部隊的骨幹。楊森同意，任命他的親信張用五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事政治學校校長，立即在各地招生。不到半個月，就招上來上千名青年學生，集中在萬縣杜家花園受訓。春節到了，楊森接受朱德和劉伯承的建議，在萬縣舉行慶祝北伐勝利的群眾遊行大會，在北校場舉行閱兵式。軍事政治學校的學生入伍還不到兩個月，但是在閱兵式中比楊森自己辦的講武堂已經訓練一年多的學生要強多了，楊森不得不承認軍事政治學校的學生比講武堂的學生訓練得好。那天晚上，群眾提燈遊行，喊着“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慶祝北伐勝利”的口號，熱鬧極了，江中停泊的外國輪船悄悄地往下游開走了。 不久，重慶發生“三·三一”慘案，上海發生“四·一二”慘案，我們在萬縣也聽到楊森要對我們下手的消息。朱德去了武漢，我們這些跟朱德入川的黃埔學生只得各奔前程。我先是隱藏在羅覲光的家裡，然後搭船到宜昌，後來也到了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