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幾天在評論美國流氓馬克侮辱中國婦女事件時，針對某位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含沙射影，血口噴人的職業高手寫了一篇大批判風格的文章。文章公布後引起了比較大的反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學界兄長跟我說，“問題的核心不在於他（馬克）是否外國人，而在於我們該怎樣作出應該作出的行為，既不因是外國人而輕縱，也不因是外國人而反應過度。”

　　這些意見的確是公允的。即便是流氓也應該受到公正和人道的對待，不管是進口的還是國產的。濫用暴力不解決任何問題，相反還會帶來更多的問題。知識分子在這些方面一貫不會有什麼作為，還是堅守自己的本分——冷靜說理更為明智一些。因此，如果要反對過激言行，那麼唯一的選擇就是站在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與法治主義的立場上來批評。如果撇開這兩個絕對正確的立場，拍馬就直奔政治陰謀和不良動機的主題，實際上就顯得批評者沒有誠意與修養。或者反而說明了是批評者自身具有不良動機，在搞政治陰謀。

　　著名學者楊支柱先生在《仇外、懼外與媚外出於同一個情結——也談馬克侮辱婦女案》一文中，也談了他的看法。楊先生的文章雖然很短，但是跟那個“新愛國主義者”一樣，一開始就繞了一個比較遠的彎子。不過，這回沒有提納粹黨，而是扯到了義和團。

　　看來這一黨一團兩大組織，既是自由主義主義者揮之不去的夢魘，又是民族主義者前進道路上的兩隻攔路虎，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納粹德國的是非成敗是個極為複雜的問題，在此我不想談論。不過，記住老祖宗的一句話就可以了。“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至於翻案唱反調，就讓那些盎格魯·薩克遜修正主義史學派去做吧。他們的祖先跟納粹打過仗。因此他們才最有資格翻案，而且也不會被懷疑是納粹餘孽。

　　義和團運動是中國人自己的歷史，當然是每一個愛國者不能迴避的問題。楊先生的這次的切入點很有意思，直接指責中國人當年貪生怕死，因此就眾不敵寡。不過貪生怕死與貪財好色，這是普遍的人性，中國人與美國人之間也不會有什麼根本的區別。當年的失敗，中國人民缺乏的並不是保家衛國的勇氣，而是缺乏先進的技術尤其是強有力的組織。

　　楊先生把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的品質想象得那麼完美，動機想象得那麼良好，實際上是自己理想中的人格的外化，未免遮蔽了自己的常識與智慧了。而且楊先生對中國人民的這一段痛苦屈辱的歷史幸災樂禍，事不關己的心態溢於言表。雖然勉強可以理解為愛之深，責之切，恨鐵不成鋼。不過恰恰就在這裡楊先生沒有表現出基本的人道主義的精神，跟楊先生在“9·11”事件中對美國毫無保留的同情與支持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

　　中國當年與西方國家相比極度落後，成為西方殖民強盜的侵略對象是不可避免的。不過，落後就會挨打與落後就該挨打。雖然只差一個字，但這是兩個不同的判斷。落後就會挨打只是一個事實判斷，不帶任何感情色彩。而落後就該挨打則是一個價值判斷，事實上就是在對弱肉強食的殘酷野蠻的行徑作辯護，暴露了辯護者趨炎附勢，欺軟怕硬的本質。

　　這種以強凌弱的邪惡的大氣候一直延續至今，因此中國與美國在國家利益上必然存在着衝突。這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所以什麼時候美國人不把中國人當作外國人了，楊先生的關於中國“溶入世界文明主流”良好願望才能夠成立。

　　民族的競爭與文明的衝突，這是基於人性惡與權力意志而不可改變的人類行為模式。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唯一符合人道主義原則的態度，也就是知識分子唯一可取的態度就是——不管具體的情況，不計成敗利鈍，堅持宣傳以公正、平等與人道的方式來對待任何人、任何民族以及任何國家。也只有這樣才能夠把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原則來一以貫之。

　　如果人道主義與法治主義是知識分子的普遍的信念，那麼這些普遍的原則並不需要經常加以闡釋，事實上也是不應該隨時調整因人而異的。但是，歷史恩怨以及某些個案所折射出來的重大關係與歷史真相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如果連這都不承認，恐怕就只能說明自己的偏見與盲點很嚴重，有違真正的科學與民主的精神。事實上，反美派或者是民族主義者肯定不是句句話都正確。因此，持不同意見的人們互相批評有助於消除誤解，達成共識。心胸開闊，見識廣博，這既是發現真理的途徑，同時也就是真理本身了。

　　米蘭·昆德拉說過，記憶反抗遺忘的鬥爭就是自由反抗強權的鬥爭。楊先生牢牢地記得那十年尤其是某一天發生的事情，這完全有必要。但是也請記住從一八四零年開始的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所發生一切事情，這樣就顯得自己在學術上公正與全面，毫無選擇性記憶這種政治家的職業病。

　　楊先生生活在中國，講的是中國話，關心的是中國的問題，記得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歷史。這樣看來，要說楊先生不愛國，我可堅決不同意。但是楊先生又反對別人愛國，並且也從不以愛國而自我標榜，這說明什麼問題呢？楊先生也許是這樣認為的，應該以理性、正當與富有尊嚴的方式愛國，而不能夠被暴力所強迫，被民意所挾裹。我認為這種清醒的觀點和獨立的態度是難能可貴的，也是必要的。

　　既然楊先生也是愛國的，那么正確的看法就應該以正當的方式來表達。何必刻意為反潮流而反潮流呢？故意媚上媚俗當然不好，故意犯上犯眾也好不到什麼地方去。漠視沉默的大多數人的利益與感情，故意標新立異，特立獨行，難道就只是為了說明“兄弟我格調甚高，不是俗人”嗎？

　　古人云，“太上忘情，其次任情，再次矯情。”楊先生這樣做就很有矯情的嫌疑。犯眾方知自由好，媚外倍覺美國親。佯狂以為真，久假而不歸。已過矣！

　　2002年3月19日夜

　　仇外、懼外與媚外出於同一個情結——也談馬克侮辱婦女案

　　楊支柱

　　我曾經讀過一副對聯，現在只記得半聯了，是“民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民”。為什麼民不怕洋人（至少表面上不怕）而官怕呢？因為暴民處於暗處，他們罵了洋人、打了洋人、殺了洋人之後可以逃之夭夭；而官處於明處，他們怕得罪洋人之後上司或中央政府追究自己的責任。其實他們心裡想的何嘗不是一樣？對洋人既怕又恨。所以慈禧太后一聲令下，官民便高度一致了，表面上都不怕洋人了，但內心其實還是怕的，要不然也不會已幾十、幾百比一的兵力被洋人打得落荒而逃了。儘管這是往事，但馬克案中網絡混混的放肆與警察的謙卑，其心理基礎還是相同的。我建議罵警察的王小東先生與罵馬克的網絡混混們，還是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內心深處吧。

　　人類有適應環境的本能。俗話說“強姦一次是強姦，強姦兩次就成了夫妻”，何況洋人並不總是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我們呢。因此有機會投靠或利用洋人的時候，這又怕又恨就很容易轉化為崇洋媚外。

　　據報道馬克在突然強行扒開受害婦女衣服看了她的胸脯之後拒絕道歉，還用英語罵人並口出狂言：“我是美國人，我把你殺了，你們又能把我怎麼樣。”報道沒說清楚這是馬克自己用中文說的，還是馬克說英文而被翻譯成中文的。王小東先生與許多網友的怒火，大概跟相信馬克說過這句話有很大關係。但是我總是懷疑這是否真是馬克說的話——除非他是個中國通，而他顯然剛來中國不久，人也很年輕。這句話狗仗人勢的味道很重，典型的“假洋鬼子”心態，我看倒像是翻譯為了解圍而編造出來嚇唬乘客的。

　　又據說馬克不久前跟深圳大學的一位女生戀愛，同居了，然後分手，又重新找了一個中國女孩同居，不久又分手。我想這兩位女士，大概也有崇洋心態吧，不然怎麼愛上這樣一個酒鬼兼色棍呢？然而被拋棄之後，恐怕對洋人再崇不起來了，改為又恨又怕了吧？

　　這仇恨、恐懼與崇拜，看似各不相同，然而卻相互交織，相互轉化，共同構成我們大部分中國人揮之不去的1840情結。這一情結一直阻礙着我們溶入世界文明主流。什麼時候我們看紅頭髮、藍眼睛之類首先看到的是一個個人而不是外國人了，中國的現代化才真正有了希望。

　　又及：有人說仇外是愛國，懼外與媚外是該死的漢奸。我覺得人要有點自知之明。既然仇外，恐怕也就很難擺脫懼外與媚外，尤其是難以擺脫懼外。其實不懼之後，例如今日之漢人對於滿人，還有什麼仇？中國人吃日本人的虧大了，相比之下我們吃美國人的虧應該說很少，我們為什麼仇美甚至有超過仇日的趨勢，這相當程度上是因為美國的強大。因為懼，所以才仇。外蒙古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入侵中原的時候，我們是何等的仇恨啊。可如今外蒙古遠不如我們了，我們的仇恨自然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