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胡耀邦頂峰跌落被忽視的因素

胡耀邦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大會昨天在人民大會堂舉行，7常委悉數出席，最高領導人講話，這個規格足夠高。較之90年誕辰紀念時，胡錦濤沒有出席要高。但亦不宜做過度解讀，百年比90年紀念理應隆重一些也是常理，何況這次紀念還是座談會，而非紀念大會。總書記的講話充分讚揚、肯定了胡耀邦的歷史功績。其中有一個觀點令人印象深刻：“一切偉大的成就都是接續奮鬥、接力探索的結果；一切偉大的事業都需要在承前 啟後、繼往開來中推進。”無疑，中國的改革開放、法治社會和民主制度建設進程理應遵循這樣的模式。

1980年代被公認為新中國建政以來思想領域和整個精神世界最為開放的時代。其前期則屬於品格高尚、人格偉岸的胡耀邦銳意體制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時代。在習近平上台三年來鐵腕反腐倡廉、深化改革圖強的當下，紀念一代深受國人敬重的領導人胡耀邦先生，是有現實意義的。

胡耀邦先生是一位克己奉公、清正廉潔、關注民眾疾苦、親切有魅力、個性鮮明的領導人，更是一位具有非凡魄力和勇氣致力於迅速改變中國現狀的領導人。1989年春夏之交，偉岸耀邦隕落之際，引發那場學生民主運動的歷史大事件亦絕非偶然。一個值得一提的側面是，耀邦先生本人年輕時雖然沒有什麼機會接受正規教育，但他一生酷愛讀書，且涉獵廣博，是知識分子真正的良師益友。當年曾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耀邦語錄：只要我在位一天，就絕不能讓知識分子再受委屈！

令人遺憾的是，也正是這一點最終成為他在最高領導崗位上遭遇挫折被鄧小平為首的老人們拿下的重大因素之一。眾所周知，耀邦先生早在擔任中組部長期間，就成為平反中共前27年大量冤假錯案的主要領導者和實施者。其魄力和膽量曾令總設計師鄧小平感到意外：這樣的案子你也敢平反啊。

耀邦先生另一件沒有引起多少人注意的政治傑作是關於那篇著名理論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發表。毛澤東之後的中國，由華國鋒主政。1976年秋，毛去世後不足一個月，華就在葉等人扶持下果斷粉碎“四人幫”，贏得國人普遍擁護。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華不能放棄毛的基本路線，不願承認文革的錯誤。不僅如此，還以“兩報一刊”社論方式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兩個凡是”昭告天下之後，南京大學哲學系一位普通講師胡福明意識到，他抓住了批判文革錯誤路線的靶子。但“兩個凡是”是兩報一刊社論的主旨，顯然就是當時中央的方針。他不能去批社論，更不能反中央。於是他費盡心思寫了篇理論性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寄往偏重理論研究和科教文化等領域的《光明日報》。

等待數月，竟無任何消息。此文的政治風險太高，不是一家報刊領導能定奪的。幸運的是，文稿最終輾轉送到了並非主持中央宣傳口的新任中組部長胡耀邦手中。胡以其敏銳的政治預見性和敢於擔當的魄力，大膽拍板，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和《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署名公開發表，標題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文章標題多了“唯一”這個定語，這是要害！需知，當時國人的思想狀態，與今日朝鮮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那裡的人民稱金家領導人為偉大領袖，而我們則稱毛是四個偉大：“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按毛“最親密的接班人”林彪的話講，毛的話“句句是真理，字字閃金光，一句頂一萬句。” 偌大個中國，沒人敢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準！

在這種態勢下，敢於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就意味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不能例外！是否真理，只有實踐檢驗說了才算！“兩個凡是”的錯誤就更是不證自明。這樣的提法，在國人心目中，特別是在思想理論界引起的震動，不亞於兩年前發生的唐山大地震！文革是毛親自發動的，其是非曲直也該由實踐檢驗說了算。而實踐已經擺在那裡：它就是一場大浩劫，是國人的悲劇！指責胡福明這篇檄文為文革翻案鋪路，也不為過。

此文發表後立刻遭打壓，高層點了特約評論員和胡耀邦的名，指責嚴厲。稱該文“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很壞、很壞！是要砍倒毛澤東思想的紅旗。”關鍵時刻，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在1978年6月初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明確支持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批評了當時普遍存在的“照抄、照轉、照搬”態度。之後，胡福明這篇文章引發全國範圍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迅速開啟了當時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大門。更重要的是，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直接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鋪就了思想和理論基礎。

從1949年算起，毛在位27年；對毛的個人崇拜，則應從1945年中共七大劉少奇以中央名義提出“毛澤東思想”算起，有30餘年歷史；而毛成為實質上的一把手則應從遵義會議算起，已長達41年！在毛去世後僅僅兩年，國人思想就發生如此巨變，沒有這篇文章和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是不可想象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被高度評價為“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個普通人的一篇理論文章能夠深刻影響一個國家的歷史進程，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而假如沒有耀邦先生有先見之明的拍板，這一切在當時就不會發生。一個人對歷史的推動，除了體現在那些波瀾壯闊的歷史大事件中，同樣也體現在這類看似波瀾不驚的微妙決策之中。

令人扼腕的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整個精神世界大開放導致後來思想理論界的魚目混珠，泥沙俱下。包括所謂的“全盤西化”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問題。而這些東西也迅速映射到現實中。在合肥、長沙、武漢等一些高校，以民主選舉地方人代會代表為導火索，引發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到省政府請願等大大小小的學潮事件。而耀邦主政下的各級政府對這些學潮都採取了寬容的態度和和處理手法。在有些高校，大學生們也首次提名並選出了自己鍾意的地方人大代表。

但不幸的是，在肯定學潮就積極意義的同時，客觀上，這些事件和思想理論界的演變也一起為耀邦先生在最高領導崗位的工作製造了困難。作為當年學潮的參與者，今天回頭反思，當時我們的行為難免偏激和幼稚，這也為耀邦先生遇挫埋下了一方面的伏筆。在探討這位最高領導人的際遇時，不應忽視這樣的因素。

最後，我只想說，失去了方覺珍貴，耀邦精神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