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毛澤東最推崇的中國知識分子，魯迅作品因此對在紅色中國成長起來的好幾代人影響深遠，比如泛濫於中國人群中的中國人素質差論可以說就是魯迅思想的一個反映。我個人認為，魯迅作品對社會進步幾乎沒有什么正面的推動作用，魯迅本人作為知識分子的思想水平與他同時代許多其他中國知識分子相比也是比較低的。不過，魯迅水平再低，也不如後來紅色中國那些御用知識分子的水平低，與紅朝御用知識分子們相比，魯迅至少生活在一個更自由的時代，不必違心說假話。

毛澤東推崇魯迅，其目的是要把中國人的思想引向認為中國人素質普遍差，所以需要“偉大領袖”和“偉大導師”的領導和教導。大陸來的中國人大多也中毒很深，許多人真的相信中國各種問題的根源是因為中國人素質差，我近年來在美國遇到不少八十後九十後中國青年，他們的思維大多依然停留在這樣的認識水平。正如我曾一再表明，我不同意這種觀點，依我看，雖然中國人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中國人天生素質總體來講並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種差。

中國人天生素質並不差，可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今天生活在紅色中國的中國人確實存在許多素質問題，對中國人的素質進行分析，將其與發達國家人相比較還是有一定益處的，只是我認為不應該籠統地說中國人的素質，而是要更仔細地分析各個階層的中國人，把各個階層的中國人與發達國家同階層的人進行比較，比如分析比較一下中國領導人的素質，中國富人的素質，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的素質，這三類人可以說是任何國家各階層中比較上層的人。當我們把這些階層的中國人與西方同階層的人一對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中國社會的上層存在着嚴重的人之素質問題，中國領導人的素質與民主國家領導人相比差勁得不是一點點，中國富人的素質也沒法與民主自由國家裡富人的素質相比，中國御用知識分子更是知識分子中的敗類。當然這些人素質上的差勁並不源自中國人的天生基因，而是源自萬惡的列寧式制度。

中國領導人素質差這個話題，我曾經在《中國是民眾素質低，還是精英素質低》一文里專門談過，我文中所謂的精英主要指的是手中握有權力的人群，換句話說就是領導們，我的結論是：中國不是民眾素質低，而是領導素質太低。對怎樣才能提高領導的素質，我認為，只有擺脫專制，走向民主自由，給人民以全面的政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的權利，實現人民對權力的監督與制約。

專制社會怎樣才能向民主自由社會轉型呢？模式無非兩種，一種是自上而下，另一種是自下而上，不管是哪一種模式，知識分子的作用對轉型的發生以及轉型是否成功都至關重要，因為人的行為受大腦控制，要改變人的行為，首先必須改變人的思想，而知識分子正是影響人類思想的一群人。有讀者曾在我的博客評論中引用古語，說百無一用是文人，依我看，這句古語是錯得不能再錯，人與動物的最大差別就是人會思考，影響人類思考的知識分子怎麼會百無一用？今天，許多中國人都已經認識到言論自由的重要性，而言論自由之所以至關重要，恰恰是因為有興趣發言的知識分子對推動社會進步至關重要。反過來說，如果知識分子真的那麼無用，中共為什麼一定要死死地把握住筆桿子？筆桿子雖然打不過槍桿子，但槍桿子贏得了一時，贏不了一世，槍桿子打下的政權需要有筆桿子的幫助才能保衛。正是出於對知識分子重要性的認識，今天我想要來仔細談一談我對知識分子的作用及其素質的一些看法。

每一個社會裡的人，按思想能力，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人，第一類人是有先知先覺的人，他們是人類新思想的開創者；第二類人是有後知後覺的人，他們雖然不是新思想的開創者，但他們對各種思潮有學習研究的興趣，有分析發展的能力，還有推廣參與的動力，是社會上普及思想的主要推手；第三類人是無知無覺，人云亦云者。任何一個社會裡，第三類人都占大多數，前兩類人則為少數，但從對人類思想的影響力看，前兩類人的影響力要比第三類人大得多，可以說前兩類人的思想水平決定了整個社會的思想水平。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無知無覺者既可能是出於腦力水平的限制而只能人云亦云，也可能是出於興趣的限制，沒心思去探究而因此人云亦云，後者尤其適用於國民教育程度普遍較高的發達國家，因為哪怕是發達國家，大多數人民最關心的仍然只是現實的具體生活，真正有興趣去研究並參與解決意識形態問題，政治問題，或社會問題的人仍然占很少數。

有一個非常通俗的例子，可以用來展示先知先覺的個人是如何影響了全人類的思維的，這個例子中的先知先覺者是大名鼎鼎的科學家牛頓。西方社會流傳着這樣一個有關牛頓如何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的故事：一天，牛頓坐在自家花園裡的蘋果樹下，看到蘋果從樹上掉落到地上，這個現象引發了他對引力的思考，最終推導出了地球引力公式。蘋果並不只在牛頓面前才掉落，在牛頓之前，蘋果已經在人類面前掉落了幾千幾萬年，但在牛頓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過牛頓定律，這就是先知先覺者與普通人之間的差別，看到現象的存在，不等於就有能力理解現象解釋現象，絕大多數人在受教育之前對各種現象的原因是視而不見的，只有先知先覺者才有能力首先悟出其中的道理。一旦先知先覺者悟出了道理，後知後覺者往往成為第一批相信者，支持者，研究者，和推廣者，漸漸地，這些道理在社會上普及推廣，變成幾乎所有人的常識。今天，世界上幾乎所有受過一定程度學校教育的人，看到蘋果從樹上掉下來，都懂得那是萬有引力造成的。在這個例子中，牛頓當然是最偉大的，但後知後覺者們的作用也不可忽視，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和推廣，牛頓的思想再偉大，也不會成為全人類思想的財富。

任何一個民族當中，先知先覺者都非常稀少，世界上有些民族乾脆就從來沒有產生過先知先覺級別的人，在中國人當中，我能想到的算得上是先知先覺者的似乎都是一些古人，比如孔子，老子等這些偉大的思想家。不過，一個國家缺少或甚至沒有先知先覺者並不可怕，因為先知先覺者的思想早已成為人類共同的財富，牛頓是英國人，但這並不妨礙中國人學習掌握牛頓定律，同樣，第一個提出民主自由概念的先知先覺者雖然不是中國人，但這絕不應該成為妨礙中國人認同民主自由的理由。對一個國家來講，最重要的人群是後知後覺者的人群，因為他們是普及思想的重要推手，是決定人民素質的重要力量。我們通常所說的知識分子群體，實際上就是先知先覺者和後知後覺者的總和，但由於先知先覺者人數稀少，可以說知識分子群體的質量主要取決於後知後覺者人群的質量，也就是說後知後覺者人群遠比先知先覺者人群要重要得多。中國雖然先知先覺者的數量比不過西方，但這不等於中國人素質就一定比西方人差，中國只要有足夠好足夠多的後知後覺者人群，普遍素質就可以趕上西方人。以歐洲為例，希臘在早期歷史上是先知先覺者輩出的民族，但今天的希臘在歐洲國家裡算是比較落後的國家，這是證明先知先覺者的多少不決定這個國家人民普遍素質的極好例證。所以，我對中國人過於看重諾貝爾獎的思維習慣非常不以為然，中國有那麼多遠比獲得諾貝爾獎更重要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弄幾個中國人去得諾貝獎在我看來對中國的進步沒有多大意義。當然，我不是說獲得諾貝爾獎就算是先知先覺，比如紅朝作家莫言最多算個後知後覺者，但諾貝爾獎的一個重要標誌是稀少，我想要說的是，拔高稀有的一兩個人遠不如提高整個群體的質量來得重要。而中國要發展出一個優秀的後知後覺者群體，擁有非常有利的文化因素，因為中國人有着普遍重視教育、普遍尊重有知識的人的優良傳統，而中國知識分子從傳統上就具有天下為公的意識，只要擺脫專制的禁錮和毒害，中國人群一定會漸漸發展成為世界上素質比較優秀的人群。

一個國家知識分子群體的整體素質以及知識分子群體對國家的影響力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文化傳統以及宗教傳統都會對其產生重大影響，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是政治體制。一個從制度上壓制知識分子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社會，一個從制度上對知識分子進行優汰劣勝式逆向篩選的國家，必然會導致這個國家知識分子整體素質的降低，以及知識分子影響力的降低，進而導致這個國家人民素質的普遍降低，這正是中國當今社會的現狀。

不同的政治制度會導致知識分子質量的高低，民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素質就比紅朝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要高得多，而在同樣的制度下，各個知識分子之間，由於自身水平或自身經歷的限制，也有素質高低的差別，比如同是民國時期，胡適的素質就比魯迅高得多，魯迅在我看來是屬於素質比較差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最大用處就是引導人民的思想，因為知識分子往往更有興趣更有能力公開發表評價社會的各種言論，對社會各階層的思想和觀點起到很大的引導作用。知識分子對底層人民來講就如同教師，通過寫文章，通過創作文藝作品，啟發教育普通人民。如果底層人思想落後，知識分子最應該做的不是責怪底層人思想落後，而是想方設法啟蒙底層，擔當起提高底層人思維能力的責任來，西方國家人民素質普遍相對比較高，正是因為西方有話語權優勢的知識分子人群善於引導教育民眾造成的。想象一下，一個善於引導學生有能力把學生引向進步的老師，和一個成天只會責怪學生太笨太差的老師，哪一個是更有本事的好老師？依我看，魯迅就是那個沒有本事的差勁老師的典型代表。

要提高學生的質量，首先要保證教師質量的高超，糟糕的是，自從中共在中國掌權，中國政府可以說是系統性地培養扶持差勁的“老師“，壓制甚至消滅有水平的好老師。毛澤東一方面無限吹捧低素質知識分子魯迅，把中國人的思想引向只會抱怨中國人素質不好，另一方面為保住自己的權力徹底破壞了中國老師們的質量，把中國有良知有水平的知識分子都打成臭老九，以自己的無恥文人水平當起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還扶持起眾多大大小小的無恥文人們把持中國的話語權，可想而知，中國人的素質因此跌入了怎樣的低谷，文化大革命中中國民眾暴行泛濫就是明證。毛澤東後的中國，雖然不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黑暗，但無恥文人在中國仍然比有良知有水平的文人地位更高，有更多的話語權。我在網上讀到不少人說魯迅在民國時期就描寫了劣質的中國人，到今天，中國人仍然像魯迅描寫的那樣劣質，這種說法的錯誤之處在於，魯迅描寫的劣質中國人在民國時期是社會最底層的小人物，而今天連處於中國權力最高層的許多大人物包括許多擁有話語權優勢的高層御用知識分子都變得劣質異常，我在《美國之音》上聽到過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沈丁立的言論，難以想象堂堂復旦大學的一個副院長，言論低劣到可以噁心死人，反映了中國當今官方知識分子水平是如何的低下，應該說中國人的整體素質水平在中共領導之下與民國時期相比是大大地退步了，劣質中國人從民國時的最底層蔓延到了今天中國的高層。今天，有良知有水平的知識分子們在中國被打壓被威脅，劉曉波、高瑜、浦志強、許志永，郭飛雄等許多優質知識分子們甚至被關進了牢籠。不過，中國人也不必因此過於悲觀，人的良知是斬不盡殺不絕的，今天的中國人與民國時期相比有一大優勢，那就是信息交流方式更方便更普及，政府不可能堵住優質知識分子與國民交流的所有渠道。我相信人性中追求善的力量具有極強的生命力，不管怎樣打壓，只要一有機會，這個力量就會重生，我堅信中國人向善的渴求永遠不會被消滅，只要專制一退卻，中國人一定會得到新生。

也許有些知識分子會說，我為什麼要無償給人民當老師呢，依我看，這並不是無償，因為當社會上人民的素質普遍比較高時，每一個人的生活質量都會得到提高，你將生活在一個更安全更有秩序的社會裡，你會更容易對周圍人產生信任感，你出門更有可能遇上懂是非講道理的好人，這是在人民素質普遍低下的社會裡有錢也買不來的幸福。就算你已經離開中國，來到西方，中國人的素質仍然有可能影響到你的生活。如今世界各國之間來往越來越多，交融越來越深，以中國的人口大國實力，十幾億中國人當中只要有一定比例的人心甘情願為邪惡做幫凶，就足以使邪惡勢力壯大，對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都是一種威脅。我夢想每一個有話語權的中國（或中文）知識分子們都能有意識地認識到自己對社會的影響和責任，想一想自己的言行給社會注入了什麼，哪怕是那些為中共做網絡宣傳員的御用文人們（俗稱五毛），以及拿了中共錢的媒體編輯們，都應該想一想，自己做的事是否害人害己，如果你向中文社會散布毒藥，鼓勵華人與文明世界對抗，把中國人的思想攪渾搞亂，讓中國人分不清邪惡正義，最後只會損人還不利己，因為當你被一群思想混亂無知的人包圍時，你和你的家人就生活在一個混亂不安全的社會裡，對周圍人沒有信任感、必須對人處處提防，錢再多也不會感到幸福。而且，當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對邪惡麻木不仁的劣質人時，中國人身份在世界其他人的眼裡就永遠是低劣身份的象徵，每一個與中國沾邊的人都多多少少成為受害者。另外，思想混亂無知的人，最容易成為危險的暴民，可以這樣說，中共的愚民化統治手法是既殘害了中國普通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從長遠看也損害中共官員自己和他們子孫後代利益的雙輸的愚昧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