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爭作布衣“帝王師” |
| 送交者: 蘆笛 2005年03月06日10:48:2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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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在“民運”垃圾論壇《罕見奇談》上寫了幾篇文章,被仇共義士們譏為想作“帝皇師”。有位同志更出奇,居然勸我“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這些無知譏笑,便是此文的寫作由來。
“說來可悲,兩千多年的中國人的精神境界,也就只有這兩種極端狀態,‘忠誠’──俯首貼耳作奴才;‘反對’──扯旗造反當響馬,居然連一種中間過渡狀態都找不着。一個首倡‘中庸之道’的國家的國民,兩千年下來居然沒能力擺脫象徵着幼稚狀態的極端境界,當真是咄咄怪事。 …… 簡言之,中國式的忠誠只有兩種。一種就是易牙、蔡京、嚴嵩、林副統帥式的忠誠,也就是我在《馬屁之邦》轉引《天龍八部》上星宿派的‘馬屁功’、‘法螺功’和‘厚顏功’。皇上便放個屁,也要大聲吸,無聲呼,衷心讚美撲鼻異香。第二種忠誠便是著名異議人士劉賓雁先生的同名文章闡述過的忠誠,也就是從比干、屈原、伍員、海瑞直到百萬右派的忠誠。 不用說,這兩種忠誠都是奴才的忠誠。而‘新’、‘舊’社會在這問題上的唯一差別,只在於‘舊’社會將第一種忠誠譴責為‘奸’,只鼓勵讀書人盡第二種忠誠,力爭作被昏庸主子冤枉砍了腦袋的奴才,而‘新’社會專砍盡第二種忠誠的知識分子的腦袋,只允許人民作第一種奴才。以致劉先生欲盡第二種忠誠而不可得,要出來為第二種奴才的腦袋生存權大聲疾呼,可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弄到後來連他自己也只有亡命異國的份。 可悲的是,就連某些民運人士,期待的都是‘第一種忠誠’,誰要不盡那種忠誠,便是‘反對’他們,而這‘反對’絕對就是像共黨當年反對國黨一樣,絕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只能堅決鎮壓,否則後患無窮,‘退一步就全完了’。這些人連今天的中共都不如。如今的中共還有向傳統回歸、接納‘第二種忠誠’的模樣,而他們卻不幸連那個境界都還沒達到,至今還停留在毛共水平。要明白這一點,只需看看某些同志奮勇反‘掃蕩’、把敢於反對他們的人當成新時代的右派分子整的勁頭就足矣。” 作傳統“諫士”之荒謬可笑,我也在同一舊作中指出了: “中國式的‘文死諫’,前提是忠於君主,怕今上胡作非為,丟了祖宗百戰得之的家業,為此長跪不起,叩首出血,苦口婆心地規勸帝王看到自己的長遠利益。哪怕聖上龍顏大怒,掌嘴廷杖,九死一生之際還得嗚嗚苦諫不止,在推出午門的那一段短短的路上還得厲聲慘呼,盼望聖上在最後一刻心回意轉。這種中國式的‘忠誠的反對派’,跟西方式的‘忠誠’和‘反對’風馬牛不相及。 傳說中的比干大概靠不住,如果從伍子胥算起,中國不知道有過多少這種深謀遠慮、用心良苦的奴才給砍了腦袋,證明中國皇帝之昏庸端的是舉世無雙。而在這麼多的人給砍了腦袋後,居然還會有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絲毫不改初衷,前仆後繼、爭先恐後地去爭作這種奴才。據說這是‘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作奴才耳。作奴才光榮,作給主子冤枉砍了腦袋的奴才更光榮’。這種奇景也同樣是舉世無雙。” 現代人要看出這種作法的荒唐毫不困難,或許,這就是“諫士”成了辱稱的原因,難怪朱學勤先生會那麼激動。
可惜這不過是逃楊歸墨,亡桀得紂,當響馬比作奴才還糟糕,這我也早在同一舊作中說過了: “‘反對’的概念也和這忠誠一樣極端。所謂‘反對’,也就是‘彼可取而代之’,殺人盈野,伏屍百萬,用盡一切殘酷手段把對方搞下台來,還要斬草除根,犁庭掃穴。待到我黨執政後,舊有的背時傳統被發揚光大到極致,傳統的‘忠誠’與‘反對’觀當然也被推演到了極限地步。‘忠誠’變成了‘三忠於四無限’,而‘反對’變成了心狠手辣無所不用其極的‘鬥爭哲學’。不但要從肉體上徹底消滅對方及其子孫,還要著書立說,寫進歷史,不但把對方在當時批倒批臭,還要確保子孫萬代都會代代咒罵對方,這才算將革命進行到了底。 …… 這種國民思維定勢後患無窮。‘中國式的忠誠’之愚昧一望即知,似乎用不着再說,而‘中國式的反對’其實更糟,可惜沒有多少人有足夠的見識看出這點來。 一個社會之所以有政治上的反對派,無非是利害衝突使然。這反對的目的,無非是痛恨社會不公,想為自己爭回被人無理剝奪的好處,然而中國式的反對卻根本達不到這個目的。陳勝吳廣起來反對,反對到死了大半國人,除了劉邦那個不成器的二流子和手下的狐群狗黨沾了大光外,其他人什麼好處也沒撈到,就連始作俑者自己也送了命。送命能算是什麼地位和待遇的改善?死人不說,死裡逃生的人又怎麼樣?該為人傭耕的照樣傭耕,日子只有比原來更艱難:原來的良田成了荒野,工匠的死亡、牲口的損失害得大家只能退回刀耕火種的原始時代去從零開始。看過《三國演義》的人大概都記得,董卓之亂後,長安給燒得不成模樣,整個京城連幾匹馬都找不出來,連大臣們上朝都只能坐牛車去。 可笑的是因為共黨把暴力革命鼓吹成了天下第一浪漫神聖的勾當,哄信了全國吃狼奶長大的一代又一代人,將大多數人民在這個問題上的智商降成了負值,以致這中國式反對之荒謬居然沒幾個人有本事看出來。” 記得毛在內部講話中,列舉了歷代朝代更迭之際的人口統計,以此和原子彈炸死的日本人數比較,最後結論是:“誰說原子彈厲害?關雲長的大刀比原子彈厲害多了!”他給出的數字我記不得了,模糊印象是大約每次朝代更迭,全國人口起碼要死去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 如今中國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之深重,為有史以來所僅見,更可怕的是咱們頭上現在懸了一柄核內戰的達摩克利劍。海外“民運”那些新時代的響馬,完全是在從事禍國殃民的罪惡冒險。暴力革命家們的喪心病狂,從高寒先生那著名的“28字決殺令”中就可以看出來。因為世上沒有無風險的決策,他便可以悍然拒絕考慮暴力革命引起核內戰的風險,把全民的生死存亡押在建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新毛共王朝的罪惡冒險上。 作這種喪心病狂的新時代響馬,究竟比“諫士”又高明到哪兒去?更何況這些響馬高踞在安全的“首陽山”上,專業就是毫不負責地煽動國人去送命流血,而身在國內的朱先生面對的卻是實實在在的危險。這兩種人道德境界的天壤之別,哪怕是盲人也能看出來。
“中國式的忠誠觀與反對觀的最大禍害,還在於它們的‘自鎖’性質,把中國社會的發展鎖死在一條死胡同里,使得無論統治者還是人民都統統成了‘隧道眼’、‘聚焦腦’,看不到、想不出另類互動方式。在統治者,人民就只能是忠誠的奴才,決不能有任何實質性的反對。傳統‘昏君’和‘明君’的差別,只在於前者只喜歡第一種忠誠,而後者聰明到能壓制住對第一種忠誠的天然愛好,硬着頭皮接納第二種忠誠罷了。然而哪怕就是唐太宗,也絕對不會容忍不忠於他個人而忠於國家人民的反對派。因此,任何偏離奴才軌道的反對一定要被統治者無情鎮壓。反過來,在人民這邊也同樣如此:不是作奴才,就只有上山當土匪,‘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因此,在這種荒謬的社會中,普通人要改善自己的待遇,就只有兩種極端的選擇:要麼靠出眾的拍馬功夫爬上去,要麼把對方幹了自己爬上去,敬愛的林副統帥當年就曾為大家再生動不過地顯示了這兩條路的走法。一言以蔽之:中國式的忠誠就是賣身投靠,中國式的反對就是把對方幹了,接管人家的地位、權勢、財產以及美人,實現共產共妻的遠大理想。至於忠誠也可以是不犧牲自己利益與尊嚴的忠誠,反對可以是與對方共存共榮的反對,兩千年下來,這種想法,居然就在千百億中國人腦子裡連閃都不曾閃過一剎那! 在我看來,就是這種隧道眼與聚焦腦將中國鎖死在死胡同里凡兩千年。在這種思維定勢的支配下,無論是舊式的農民‘起義’領袖也好,是孫大炮也好,是毛共也好,或者是未來可能上台的‘民運’領袖也好,不管他們上台前打的是什麼替天行道(‘天命’、‘歷史潮流’、‘民主’等等)的旗幟,喊出的是什麼‘等富貴,均貧富’的動聽口號,必然是‘一闊臉就變’,絕對如此,決無例外。因為他們在野時有的就只是那種你死我活的反對觀,上台後絕對只會像被推翻的統治者那樣,容不得民間有任何實質上的反對。 因此,世上再沒有哪個國家有過中國這麼多的農民‘起義’與暴力革命,然而似乎也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人那樣周期性地自行開膛破肚:大家埋頭苦幹,等社會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人口繁衍到一定水平,全社會就進入癲癇大發作,自相殘殺,將人口乾到只剩原來的十分之一,將千辛萬苦積累下來的財富或燒或毀,讓千里沃野變成‘出門何所見,白骨蔽平原’的修羅場。等到撐天白骨把某個流氓送上大位,大家又開始披荊斬棘,辛辛苦苦地開荒播種,苦吃苦做地從頭再建毀了的文明,直到下一輪癲癇大發作…周而復始,循環往復,‘七八年再來一次’。 如果說世上有什麼比這還蠢的事,我還真想不出來。而如今還有這麼多的中國人看不出它的瘋狂與愚蠢,還要把這種周期性自毀文明譽為‘推動歷史發展的火車頭’,捧作社會發展的‘人間正道’。這種驚天動地的愚昧,實在是讓人連足夠解氣的挖苦話都想不出來。” 說來可悲,人口居世界第一的中國,至今仍然沒幾個人看出這驚天動地的愚昧,從傳統思維定勢中突圍而出。13億中國人仍然奉行那“奴才與響馬”的“兩分法”,擁共派是傳統的奴才,而以“民運人士”為代表的仇共派則是傳統的響馬。這就是曹文出籠的千年時代背景,他唱的不過是幾千年下來都沒唱完的老調,了無新意可言。
民主社會如此,專制社會也照樣可以如此。哪怕就是傳統社會中實行“第二種忠誠”的奴才們,其貢獻也未可一筆抹煞。誠然,這些人確實是絕對忠於專制君主的奴才,但老杜早就總結了他們的政治理想,那就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其思路是用聖賢之道約束規範君王,由此達到既能維持君王統治,又能使人民安居樂業的理想境界。說到底,他們的基本出發點是孟子的民本主義,動機是“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還是高尚的人文情懷。 以現代眼光來看,不靠權力的分散與制約,卻指望統治者靠自我道德修養來達到這個目標,當然非常可笑。但問題是傳統中國人從無足夠智慧看出人性惡的一面來,總相信“人皆可以為堯舜”,不知道以毒攻毒,利用人性惡的那一面去抑制權力造成的罪惡,於是這千年謬誤便是不可避免的。 在這種情況下,您讓那些仁人志士還能有什麼選擇?哪怕遇到的是昏君,面臨國破家亡之際,生方想法去維持搖搖欲墜的大廈,總比聽任它垮下來壓死眾人好些吧?上文早已論證過,造反殺人根本不會改變這腐惡的社會制度,唯一的作用就是殺死全國大部份人口,毀滅大部份財產,換來又一個主子的專制統治。 因此,無論是從主觀動機還是從客觀效果上看,傳統社會的諫士們都比響馬們更高尚、進步得多。這一結論也同樣適用於今天的中國。 諫士們比響馬們高明的根本原因,是他們看出了統治者雖然和人民有對立的一面,但更是休戚相關,禍福與共的。在許多情況下,統治者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當君王干出損害人民利益的爛事來時,他們便毅然出來苦諫,其實同時維護了人民的利益與君王的長遠利益。我實在看不出那有什麼不應該的。 例如2000年台海危機,老蘆下海大罵我黨,寫出了一系列反戰文章。那當然是現代意義上的反對,但其實也是傳統意義上的反對。除了那些實行“第一種忠誠”的“愛國者”們,誰都看得出來,如果中共打台灣,不僅要給台灣人民帶來巨大戰禍,而且很可能觸發內部危機,導致中華帝國崩解。這結果是對誰都沒好處:台灣變成瓦礫場,大陸變成修羅場,中共政權當然也要垮杆。出來反對中共這種倒行逆施,當然在客觀上維持了中共統治,但請問那又有什麼錯? 反過來,按照現代響馬們的邏輯,應該是“凡是有助於中共統治的事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有利於推翻中共的事我們就要提倡”。從這“非諫士”的邏輯出發,則“民運”人士應該惟恐天下不亂,堅決主張打台灣,那才是有利於國家民族福祉的好事,是不是? 光從這個例子,就能看出曹長青那種毛共積極分子的思想方式是何等淺薄幼稚。他根本就不知道,哪怕是針鋒相對的政治勢力,其間也有利益交叉之處。 例如眼下這兩岸關係就是如此,無論對大陸、對台灣還是對美國而言,“維持現狀”都是對三方有利的事。因此,在現階段,台獨根本不會成為現實危險,起碼老美不答應,台灣人的腰杆就絕對硬不起來。陳老扁對此其實也心知肚明,他的一系列作秀,不過是黨派政治的陰謀詭計而已。譴責這種陰謀詭計,目的是防止政治家出自私利毒化兩岸氣氛,煽起兩岸仇恨,甚至“擦槍走火”。作這種“諫士”,不但符合大陸利益,也符合台民利益,甚至符合老美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要打破傳統的“奴才─響馬”的千年對立,特別是黨文化“鬥爭哲學”造成的朝野之間你死我活的對立,通過和平演變把中國改造成一個民主的文明國家,其主觀前提就是必須向國民灌輸“忠誠的反對派”這一現代文明觀念,讓他們徹底摒棄“靠響馬改造社會”的荒誕夢想。 我已經在《勇作“專制制度的辯護士”》中說過,在這個問題上,在野異議人士必須採取主動,化解朝廷的猜疑,實現朝野和解。只有這樣,才能讓朝野雙方從“鬥爭哲學”布下的“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的死套中逐步擺脫出來,使得中共當局逐漸放棄為李慎之老譴責的“以小民為敵國”的根本國策,為日後政權和平轉手奠定情緒基礎。在我看來,這是成功實現和平演變的唯一途徑。 要作到這一點,民間異議人士一方面要學習西方的政治反對派,另一方面也該繼承傳統“諫士”們優秀的那一面。兩者結合起來,便是作“布衣帝王師”。“民之禍福,長在我心”,忠於國家民族而不是忠於統治者,甘心終生作布衣,恥於賣身投靠,從這前提出發,去反對中共禍國殃民的倒行逆施。在這反對中,要特別注意學習繼承傳統諫士的長處,重在指出某項政策為何不但損害國家民族利益,而且損害統治者的長遠利益,更應該提出自己建設性的反建議。只有這樣,這種反對才有可能為統治者聽取,也才能起到真正造福人民的客觀作用。 當然,我也知道,要實現這個思想轉變難度極大,幾乎是不可能的。“響馬之邦”的永恆悲哀,就是只會出濫灑狗血、譁眾取寵的腎上腺功能亢進之徒,少的是老成謀國之士。 前見老馬文章,抨擊劉曉波、余杰譁眾取寵,提出銷毀毛屍的“大膽”建議,當時只覺得可笑。過後想想,其實人家也有說不出的苦衷。 罵共黨是天下最容易、也是最難的事。說容易,是因為共黨制度的罪惡與弊病,連盲人都能看見,順手一抓就是一籮筐。說難,是因為什麼都讓人數落過來了,剩下來沒批的,只有為表面勢不兩立的政治勢力共同信奉的黨文化。但那些人豈又有老蘆這種入木三分的洞察力?罵到無話可說之際,便只有當那種大而無當的stunts也。 更何況這“布衣帝王師”不是容易當的,不但得忍受那些仇共英雄們的譏笑,還得有見識,有眼光,有辦法,有足夠智力想出合理的建設性主張來。這裡需要的不是廉價的腎上腺,而是國人最缺的緊俏貨──足夠的灰白質保障的理性思維。可惜以中國之大,於今似乎只有王力雄先生一個知識分子。因此,老蘆此文,恐怕不過是又一非非之想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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