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創新嗎？

——評程恩富同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重大創新》一文

郝貴生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2月24日刊載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程恩富同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重大創新》（以下簡稱程文）一文。筆者讀後，感到這是一篇錯誤的文章。

一、科學社會主義本質不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

搞清楚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能否結合，首先必須搞清楚“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概念不是馬克思、恩格斯的首創。馬克思主義之前，空想社會主義已經存在三百餘年。馬克思恩格斯寫作《共產黨宣言》的時候，也存在形形色色的封建主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空想的社會主義。但所有這些社會主義的歷史觀都是唯心主義的，因此也都沒有真正揭示“社會主義”的科學本質。馬克思恩格斯這個時期是反對使用“社會主義”概念的。一直到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才在與共產主義同義語的意義上使用“社會主義”，並把“社會主義”看作“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恩格斯70年代所寫的《反杜林論》中所說的“現代社會主義”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同義語。馬克思恩格斯使用“共產主義”含義時，都是把“共產主義”看作與資本主義根本對立的意義上使用。按照唯物史觀的社會基本矛盾原理，任何社會形態、社會制度的本質特徵是生產關係以及生產關係基礎上的上層建築。資本主義的本質關係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共產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徵就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這無論在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如《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還是晚年的《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講得清清楚楚。社會主義既然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其經濟的本質特徵也是生產關係即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也一直堅持這一基本思想的。當然，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及各個國家的具體國情的不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公有化到什麼程度，採取何種具體形式可以有所不同。但公有制的本質特徵始終沒有改變。

然而中國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卻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人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基本論述於不顧，說什麼我們過去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始終都沒有搞清楚，對社會主義的本質認識都有偏差，所以他要解放思想，撥亂反正，要闡述他的所謂“社會主義”的本質理論。這就是他那段關於“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著名論斷。這個所謂“社會主義本質”的定義既不是馬恩列斯的社會主義，也不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而是他自己的“社會主義”，實際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最大背叛和偏離。因為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看來，社會主義從來都是一種經濟和政治制度，只能從生產關係和政治制度去說明社會主義的本質。固然社會主義要促進和解放生產力，但那是任務，不是本質。鄧堅持的所謂“社會主義”，實質是單純發展生產力的社會主義。如果按照鄧的定義，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也確實極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共產黨宣言》中曾說，資產階級不到100年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那豈不是當時的資本主義也變成了“社會主義”了嗎？可就是這個極端錯誤的所謂“社會主義”理論主導了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也成為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因此，程文中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時的“社會主義”顯然是鄧小平的單純“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社會主義，而非馬恩列斯毛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本質的科學社會主義。

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本質不是手段的不同，而是根本對立的生產關係

程文為了說明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係可以和市場經濟內在結合，於是把生產關係中生產資料所有制與生產過程中資源配置的手段、方法嚴格區別開來。如程文中說：“因為產權的私人所有制、合作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國家所有制，說的是生產資料或生產要素在法律上的最終歸屬，而市場經濟或市場化說的是經濟如何運行，主要是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如何定價的問題，要由各類性質不同的經濟主體或企業自行決策。也就是說，前者涉及生產要素的公有與私有問題，而後者涉及經濟運行或經濟調節的市場與計劃（政府或國家）問題。倘若使用‘資源配置’一詞，那也是前者指資源由私人企業，還是集體企業或國有企業來配置；而後者指資源是由企業，還是由政府來配置，即‘資源配置’包括產權配置和調節（運行）配置兩個不同層面的含義。因此，公有制或社會主義可以與計劃經濟結合，也可以與市場經濟結合；私有制或資本主義可以與市場經濟結合，也可以不同程度地採用計劃或政府調節的方式。”程文這裡的錯誤是沒有根本搞清楚兩種所有制與資源配置之間的內在有機聯繫。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是私有制，其不僅是指生產資料和生產要素法律上歸私人企業所有，而且決定了其生產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企業自身的利潤和剩餘價值。正是從這一根本目的出發，決定了其整個資源的配置完全是圍繞能否最大程度實現企業自身的利潤和剩餘價值進行的。在一個企業內部特別是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生產活動確實完全按照計划進行，但對於一個企業是計劃性生產和資源配置，但對整個社會卻是無計劃、盲目、自發地生產和資源配置。作為經濟基礎之上的權力機構即政府一般無權干涉和進行資源配置。因此私有制、企業自身追求利潤和剩餘價值、資源配置三位完全是一體的。特別在這種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作為生產要素之一的勞動力本身就是商品，因此才能使私人企業主能夠最大限度地獲得剩餘價值。把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目的和資源配置的手段方法三者割裂開來實際是徹底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理論和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

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是公有制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其生產的最主要最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滿足整個社會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正是從這一目的出發，社會資源的配置權固然有一部分掌握在具體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中，但最終資源的配置、支配權力掌握在政府手中。社會主義國家是由為實現共產主義、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共產黨領導，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無論是各級政府機構的管理人員，還是企業的各級管理人員工作的目的都是為人民服務的。企業的各級人員特別是生產第一線的普通工人與企業不是僱傭關係，而是主人關係。共產黨人的這種根本宗旨和企業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必然影響、作用和滲透到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上，必然是圍繞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和長遠需要作為總的根本的出發點，也就是要自覺和有計劃地進行資源配置和組織生產。作為生產要素重要組成部分的國家和集體所有的土地、礦產、森林以及勞動力都不能進入市場流通。只有一部分勞動產品才能夠進入市場流通。這就是說，生產資料公有制、生產目的與資源配置手段方法也是三位一體的。離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不可能有真正的按照計划進行的資源配置和運行方式。

程文這裡的錯誤一是把所有制只是看作生產要素歸誰所有的孤立意義上的所有制，看不到不同的所有制對資源配置手段、方法的根本不同的決定作用。二是隻字不提兩種根本對立的所有制的生產目的即企業自身利益還是社會、國家、人民的根本、長遠利益，更不提根本對立的生產目的對資源配置和生產過程的決定性的影響作用。三是混淆建立在根本不同經濟基礎上的國家政權對資源配置的不同的支配和影響作用，把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源配置的計劃經濟體制實際看作所謂“主觀主義”經濟而排斥掉。離開根本對立的所有制關係，離開根本對立的生產目的，離開根本對立的國家政權，把資源配置手段、方法抽象化、孤立化、絕對化，且認為其既可以主觀主義地與資本主義結合在一起，也可以主觀主義地與“社會主義”概念生拉硬扯在一起，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謂創新理論。這就是程文的錯誤要害所在。

同時，唯物史觀所講的任何生產關係和國家政權都沒有離開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本質上都是代表剝削階級的少數人，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本質上是代表大多數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的。所謂市場經濟中的資源配置的決定權由市場決定，實質還是受由人來支配，是由市場經濟中掌握資本、土地、勞動力資源的少數人來決定，絕大多數不掌握生產資料的普通勞動者對資源的配置決定權完全被排斥。

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市場經濟的所謂“矛盾”本質是私人占有性與社會化生產的矛盾

為了進一步說明所有制與資源配置方式的根本區別。程文以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資本主義私有制”與“市場經濟”也是“矛盾”現象為所謂事實依據。程文中說：“法國年鑑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考察數百年的市場經濟發展史得出，資本主義初期與市場經濟是非常矛盾的。而世界體系論的主要創始人沃勒斯坦則一貫強調，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其實，應該這樣準確地表達，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企業和個人的自由選擇、自由決策和公平競爭，在資本主義私有壟斷寡頭控制下，均難以充分實現，或者說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自由性和公平性，與資本的私有性和寡頭性內含嚴重的矛盾和衝突。其實踐凸顯為私有制主體型市場經濟往往存在貧富對立、高失業率、金融經濟危機、對外掠奪等。因此，西方不少非馬克思主義的著名經濟學家，如美國的加爾布雷斯早就揭露美國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內含壟斷型大公司剝削中小企業的‘二元體系’對抗性，因而倡導“新社會主義”，並支持法國和英國等青年師生10年前開展的批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即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經濟學國際改革運動’；法國皮凱蒂在近年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世界暢銷書，用數百年的大數據揭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財富和收入分配極不公平的‘世襲資本主義’。可見，被西方實踐檢驗表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西方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並不怎麼行得通，存在無法克服的邏輯和應用弊端。”程文這裡運用某些西方經濟學家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的方法和結論是錯誤的。

按照唯物史觀理論，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任何社會矛盾現象都必須從社會基本矛盾原理作為理論依據加以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一開始到滅亡的整個過程中也都始終存在矛盾現象，但這種矛盾歸根結底是社會基本矛盾的表現。所謂市場經濟實質是商品經濟，但它不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其區別於以往社會商品經濟的最大顯著特徵是把一切生產產品都變為商品，土地、原材料料也是商品，特別是把勞動力也變為商品。不僅物質產品是商品，一切精神產品也都是商品，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包括家庭和夫妻關係也都變成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揭露得十分深刻尖銳。這種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表現和產物。同時為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市場經濟提供理論依據的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理論，就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思想、“人本性自私論”的經濟人思想。用今天時髦的用語就是“普世價值”理論。這種“普世價值”理論與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完全是相容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談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時說：“由於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7頁）不僅經濟生活中存在“矛盾”，精神生活中也存在“矛盾”，甚至統治階級自身的理論與道德也存在“矛盾”。“普世價值”也是這樣。其鼓吹普世的所有人的共同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與“人本性自私論”本身就是“矛盾”的，是資產階級理論中極端虛偽性、偽善性的突出表現。所以恩格斯說：“所以文明時代越是向前發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給它所必然產生的壞事披上愛的外衣，不得不粉飾它們，或者否認它們，—一句話，是實行習慣性的偽善。”（同上，第178頁）因此，資產階級理論中所謂“自由、平等、博愛”本身就是虛偽的、偽善的。因此在“資本主義私有壟斷寡頭控制下，”不可能充分實現多數人的“自由、平等”，“資本的私有性和寡頭性”必然“內含嚴重的矛盾和衝突。”這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市場經濟本身的矛盾，而是市場經濟理論中所謂的“自由、平等”本身的虛偽性、偽善性的內在矛盾。而市場經濟帶來的“貧富對立、高失業率、金融經濟危機、對外掠奪等”更不是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矛盾的表現，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內在矛盾的表現。《共產黨宣言》以及馬克思的《資本論》、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已經非常清晰明確揭露了這些現象的根源歸根結底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表現，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社會性和私人占有性的矛盾。而程文中卻把所有這些矛盾單純歸結為“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矛盾。這不就根本否定了唯物史觀的社會基本矛盾原理嗎？程文進行這種錯誤論證的目的還是要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市場經濟”體制割裂開來，說明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並沒有結合好，社會主義要把“市場經濟”這個法寶拿過來，以此論證“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內在結合的必然性。但程文忽視或者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自由、平等理論與資產階級建立市場經濟的“自由平等”理論是建立在兩種根本對立的所有制和兩種根本對立歷史觀基礎上的根本不同的理論。社會主義建立的資源配置手段方法依據的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的實現絕大多數人的“自由、平等”理論，而非“市場經濟”理論中少數人的“自由、平等”理論。藉口“自由、平等”概念的等同性而把內容上根本不同的“自由平等”理論混為一談，把資產階級市場經濟理論中的“自由、平等”理論簡單照搬到社會主義公有經濟體制中作為資源配置的理論依據，恰恰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的根本背叛。

四、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實踐”沒有證明其真理性，而恰恰證明其荒謬性。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根本標準（不是唯一標準，該觀點不是本文重點，故不展開論述）。程文也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真理性也要經過實踐檢驗。所以程文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作為人類思想史上的嶄新學說，已被中國3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其國家整體發展績效和經濟公平都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狀況好得多，這也被國際輿論中廣泛使用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奇蹟等讚揚性話語所肯定。我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實踐表明，不僅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而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程文也承認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實踐中也存在許多問題。但他認為，這是其“作為新生事物”不可避免的，“其中有些是經驗不足所致，有些是依法治國和依法治市不嚴所致，有些則是受西方不良理論和政策誤導所致，亟須在不斷提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氛圍中，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和從嚴依法治國，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從而進一步實現經濟理論、政策、體制、機制和實踐各方面的中國式創新來圓滿解決。”所以其結論是：“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適合市場經濟，因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更可行，中國現代政治經濟學比現代西方經濟學更科學。”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過程和結果果真證明其理論的真理性嗎？完全相反，中國近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理論”實踐的結果恰恰證明其荒謬性。

固然，中國近幾十年來經濟確實得到了較快的增長，GDP已躍至世界第二位。但社會的發展絕不能只局限於經濟數字的發展。發展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環境、社會風尚、道德文明等全面的發展。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不得不正視的中國當今的社會現實：一是中國官場腐敗現象愈演愈烈。據中國新聞網12月31日報道，十八大以來官場包括軍隊系統揭露出來的有近120名省部級腐敗官員，這就是整個社會腐敗現象的縮影。二是短短三十多年來以雨後春筍般的速度暴發出數十萬個數億、數十億、數百億甚至還多的億萬富翁。據有關媒體報道，億萬富翁的人數已經超過美國。三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其基尼係數早已超過聯合國警戒線，地區和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經濟增長的GDP也是帶血的GDP。四是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近些天京津冀地區的持續數十天的極其嚴重的霧霾天氣就是生態環境惡化的典型表現。五是整個社會道德淪喪、信仰缺失，精神頹廢、物慾橫流。以私有觀念為核心的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觀念和黃睹毒現象泛濫成災，導致整個社會是非、美醜、善惡觀念徹底顛倒扭曲。出現極其之多的奴才性、虛偽性、內耗性、肉慾性等人格特徵的黨員、官員和知識分子，基層普通群眾也受到嚴重侵蝕。知識分子隊伍中愈發嚴重的功利化現象和精緻利己主義人物的出現就是整個社會扭曲人格表現的縮影和典型。六是整個社會假冒偽劣產品肆意橫行，尤其直接關繫到人們生命安全的食品行業更為嚴重。有人說，中國已進入人與人互害時代。七是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新的三種大山重新壓在普通百姓身上，且物價飛漲、貨幣貶值。八是社會資源掠奪式開發、社會財富極大浪費達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時期。少數暴發戶和腐敗官員生活奢侈、糜爛，一擲千金、揮金如土。九是整個意識形態領域思想極其混亂，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特別是歷史虛無主義猖獗，漢奸賣國行為屢屢發生。十是社會災難性的嚴重事故接連不斷，社會矛盾加劇，各種群體性事件頻頻發生。固然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經濟根源。這種經濟根源就是改革進程中的私有化和市場化進程。去年天津“8.12”爆炸嚴重事件就是私有化、市場化的典型產物。中央多次文件中雖然反覆強調改革要做到“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實際進程中，卻更側重於後者，導致目前中國私有企業已經占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絕大部分。而所僅存的國有企業基本都集中在中央直接管轄的超大型企業如鐵路、交通、石油、電力、通訊、銀行系統等等。而地方上幾乎所有國有企業都直接或間接改制為私有企業。即使國有企業名義中還是公有制，但企業運行機制已經完全按照市場運行模式進行，企業生產目的已經不是為人民服務和滿足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而是最大限度賺取利潤，企業的經濟效益與企業管理者、企業員工工資、獎金掛鈎。大批國有企業的員工已經不是企業的主人，而是僱傭關係。同時這種市場經濟理論要求政府不得干預和支配資源的配置，但現實生活中，各級政府部門並沒有站在市場之外，由市場自行運行，而是把自己本身就置身於市場之中，以市場主體的面目出現。如作為生產要素之一的土地名義上是國家和人民所有，但地方政府卻以市場交換主體一方把土地直接賣給開發商，從中謀取利益。再如，按照市場經濟原則，擁有土地所有權的集體農民有權利直接與土地開發商買賣土地，而現實中地方政府卻禁止這種行為，而是自身直接與開發商進行土地交易，且只把交易的極低部分資金轉給擁有土地的農民。如此“實踐”和客觀事實，究竟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真理性還是荒謬性呢？究竟“是經驗不足所致”、“是依法治國和依法治市不嚴所致”，還是從根本上“受西方不良理論和政策誤導所致”呢？

第五，所謂“現代政治經濟學”究竟是什麼理論？

提出和闡發一種新的理論，必須依賴於經過實踐檢驗的科學的理論依據。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理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為指導。我想在這一點上與程恩富同志是沒有分歧的。然而程恩富同志一再強調要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然而在論證生產方式與市場經濟的關係問題上卻突然冒出一個二者沒有內在關係的所謂“現代政治經濟學”原理來。筆者不是專門搞政治經濟學原理的，也許是筆者孤陋寡聞，以往只知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從來沒有聽說過所謂“現代政治經濟學”，更沒有學習、研究過。那麼這種“現代政治經濟學”究竟劃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範圍內呢，還是劃到“西方經濟學”範圍內呢？據筆者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知識來說，從來沒有聽說過“資源配置手段可以和所有制分離”的基本原理。顯然這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以非馬克思主義的所謂“現代政治經濟學原理”為主要理論依據，論證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的必然性能夠成為“學理的科學性”原理嗎？連科學的理論都不是，更談不上是所謂“重大創新”理論。

程文還說：“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前，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不管是馬克思主義學者，還是資產階級學者，普遍都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認為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的結合是天然的最佳結合，社會主義則不能搞市場經濟。”這是實事求是的結論。無論從西方經濟學理論本身，還是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分析，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完全是不可分割的有機的一體問題。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方式的最大功績就是把整個社會一切經濟、政治、文化等所有因素都商品化、市場化，所有才導致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這種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經濟和文化現象，所以才導致馬爾庫塞所說的扭曲的金錢至上的“單向度的人”現象，所以才導致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切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現象，所以才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滅亡，也是馬克思恩格斯論證社會主義公有製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歷史必然性的事實依據。否定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內在統一的有機聯繫，主觀唯心主義把這種內在有機聯繫人為割裂開來，又與社會主義公有制嫁接在一起，這等於把馬頭從馬身上割下來，硬按到牛身上，是驢唇不對馬嘴的行為。其實，程文所說的這種依靠市場配置資源的所謂“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結合絕不是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結合，而是與鄧小平“社會主義”的結合。而鄧小平離開公有制本質的“社會主義”是已經是變味的“社會主義”，實質是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資本主義”。也就是說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本質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上沒有任何的創新。如果說有創新，那就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創新。

附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重大創新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講話

程恩富

發表時間：2015-12-2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今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意義和發展創新等問題，其中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重要創新，便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可以說，這是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石和核心，其他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均是以此為中心來構建和創新的，因而必須深化認識和認同。

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和偉大實踐。相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它不僅在理論上能站得住，而且在實踐上能行得好。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具有系統的創新性。早在1979年改革之初，鄧小平就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期，江澤民便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主義’四個字是‘畫龍點睛’”。在總結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時，胡錦濤闡明了“必須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針對混淆市場經濟的不同經濟社會性質和類型的誤解，習近平明確指出：“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之上，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黨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舉措，表明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已逐漸顯示出全面的創新性。它是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和理論為前提，在產權、分配、調節、開放等體制機制方面，在區域發展、新型農村、城鎮布局、生態環境、民生改善、人口計劃、教科文衛體等發展建設方面，均形成不斷發展的較為系統的理論，在人類經濟理論發展史上有着獨特的創新地位。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具有學理的科學性。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前，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不管是馬克思主義學者，還是資產階級學者，普遍都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認為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的結合是天然的最佳結合，社會主義則不能搞市場經濟。但是，隨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外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學者已改變了這一傳統觀點，而國外資產階級學者和政治家仍然固守這一教條。在蘇聯東歐國家劇變後，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宣稱市場經濟或市場化只能與私有化相結合。這在學理上是不能成立的，其現代政治經濟學的道理很簡單。因為產權的私人所有制、合作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國家所有制，說的是生產資料或生產要素在法律上的最終歸屬，而市場經濟或市場化說的是經濟如何運行，主要是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如何定價的問題，要由各類性質不同的經濟主體或企業自行決策。也就是說，前者涉及生產要素的公有與私有問題，而後者涉及經濟運行或經濟調節的市場與計劃（政府或國家）問題。倘若使用“資源配置”一詞，那也是前者指資源由私人企業，還是集體企業或國有企業來配置；而後者指資源是由企業，還是由政府來配置，即“資源配置”包括產權配置和調節（運行）配置兩個不同層面的含義。因此，公有制或社會主義可以與計劃經濟結合，也可以與市場經濟結合；私有制或資本主義可以與市場經濟結合，也可以不同程度地採用計劃或政府調節的方式。如法國等被西方學界稱為計劃資本主義，越南和白俄羅斯被稱為社會主義取向的市場經濟（市場社會主義），便是這個邏輯。連西方產權學派的創始人科斯都只能承認，以往只有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經驗，至於社會主義能否與市場經濟結合，目前不能被證偽。日本經濟學院士伊藤誠曾專門從學理上論證，得出中國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是行得通的，其關鍵在於要消除新自由主義觀念和政策的影響。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具有實踐的可行性。一種理論行不行，不僅要接受理論邏輯的檢驗，而且要接受客觀實踐的檢驗。法國年鑑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考察數百年的市場經濟發展史得出，資本主義初期與市場經濟是非常矛盾的。而世界體系論的主要創始人沃勒斯坦則一貫強調，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其實，應該這樣準確地表達，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企業和個人的自由選擇、自由決策和公平競爭，在資本主義私有壟斷寡頭控制下，均難以充分實現，或者說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自由性和公平性，與資本的私有性和寡頭性內含嚴重的矛盾和衝突。其實踐凸顯為私有制主體型市場經濟往往存在貧富對立、高失業率、金融經濟危機、對外掠奪等。因此，西方不少非馬克思主義的著名經濟學家，如美國的加爾布雷斯早就揭露美國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內含壟斷型大公司剝削中小企業的“二元體系”對抗性，因而倡導“新社會主義”，並支持法國和英國等青年師生10年前開展的批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即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經濟學國際改革運動”；法國皮凱蒂在近年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世界暢銷書，用數百年的大數據揭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財富和收入分配極不公平的“世襲資本主義”。可見，被西方實踐檢驗表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西方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並不怎麼行得通，存在無法克服的邏輯和應用弊端。與此相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作為人類思想史上的嶄新學說，已被中國3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其國家整體發展績效和經濟公平都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狀況好得多，這也被國際輿論中廣泛使用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奇蹟等讚揚性話語所肯定。我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實踐表明，不僅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而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誠然，作為新生事物，目前我國市場經濟實踐中確實存在不少問題，其中有些是經驗不足所致，有些是依法治國和依法治市不嚴所致，有些則是受西方不良理論和政策誤導所致，亟須在不斷提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氛圍中，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和從嚴依法治國，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從而進一步實現經濟理論、政策、體制、機制和實踐各方面的中國式創新來圓滿解決。要言之，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適合市場經濟，因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更可行，中國現代政治經濟學比現代西方經濟學更科學。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具有深厚的理論淵源。1934年，英國經濟學家勒納提出，價格和市場不應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概念，而社會主義能夠至少如資本主義交換經濟中一樣地利用這些手段，而且能夠利用得更好。他強調，自由的價格制度與科學社會主義的按需分配精神是符合的，社會主義需要市場和自由價格制度，並在1944年問世的《統制經濟學》一書中再次闡發了這些原理。二戰後，隨着南斯拉夫“半市場化改革”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體制調整的興起，許多西方比較經濟學家正式提出和論證“市場社會主義”的概念。美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1987年）的定義如下：市場社會主義是一種經濟體制的理論概念（或模式），在這種經濟體制中，生產資料公有或集體所有，而資源配置則遵循市場（包括產品市場、勞動市場和資本市場）規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市場社會主義理論並沒有因原蘇東國家解體而消亡，反而出現了新的發展勢頭。在《社會主義的未來》（1994年）和《市場社會主義》（1993年）的著作中，美國加州大學羅默和巴德漢分別闡述了市場社會主義的新構想。他們認為，市場社會主義就是把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機制結合起來，創造一種既有經濟效益，又使全體公民享有更多社會平等的經濟制度。

由此可見，當前要積極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尤其在“面對極其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面對紛繁多樣的經濟現象，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於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提高領導我國經濟發展能力和水平”。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是國民教育系統通識教育的必修課，也是社會科學教研人員的必備知識，更是各級黨政幹部提升理論素養的必通課.(程恩富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