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學者潘佐夫研究毛, 卻提出了不同看法。

早年調查研究不夠科學

解讀毛澤東的人生，存有一個常見誤區，即將他視為兩個人——1949年前，毛澤東幾乎總是正確的；而1949年後，毛澤東卻做出一系列錯誤決策。

曾經絕頂智慧，後來卻屢屢失誤，同一個人，反差如此巨大，確實匪夷所思。按常規說法，“前期”毛澤東注重“實事求是”，所以從勝利走向勝利，“後期”毛澤東無法親臨一線調查研究，背離了“實事求是”，所以犯錯

但是這種解釋未必成立。“前期”毛澤東確實重視調查，但方法卻不夠科學。以1925年12月1日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為例，名為“社會分析”，卻背離了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規範，實證不足，數據來源模糊，只有結論讓人印象深刻：三億九千五百萬人是革命的朋友，四百萬是動搖分子，一百萬是敵人。這個數據顯然是隨意拼湊出來的，因為按1922年普查數字，中國人口已達4.63億。

再以1927年3月《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例，毛澤東為此到基層調研了32天，被認為是“實事求是”的典範，但文中只列舉了農民運動的好處，未及缺點。事實上，當時農民運動存在過激行為，著名學者葉德輝、中共要員李立三的父親，均以土豪劣紳的罪名被處決。陳獨秀曾說：“湖南初期的農民運動缺少黨的指導，遂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舉動，如捕人、罰款、阻禁，企圖均分土地……引起一般社會之驚恐。”“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個軍隊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都抱有敵意。”再比如，毛澤東曾多次實地調查農村土地分配狀況，他認為：“地主富農……只占百分之八左右，而他們占有的土地……則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據1947年發表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然而，學者烏廷玉的研究結果是：建國前地主富農占人口總數6%—10%，據有全部耕地僅28—50%。這與當時薛暮橋、錢俊瑞、Buck等中立學者調查數據相近。學者郭德宏發現，在調查中，毛澤東把小土地出租者誤為小地主，將富裕中農錯劃成中農，在調查樣本的選取上，亦欠科學。

可見，“前期”所謂“實事求是”，可能是歷史建構的結果。

斯大林幾次救了毛澤東

在潘佐夫看來，毛澤東一直是個充滿理想的人，他蔑視現實條件的制約，堅信憑着堅強的意志，足以戰勝一切限制。在早年文字中，毛澤東常苦惱於自己“意志薄弱”。因堅信“精神作用”，毛總是傾向於激進的、暴烈的方案，因此幾度失勢，可奇妙的是，斯大林幾次都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

1924年，斯大林因不相信當時只有百餘名黨員的中共能成事，轉而支持孫中山，要求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完全成為附庸。陳獨秀雖不同意，卻無可奈何，直到30年代中期，中共每月需從莫斯科申請3萬美元經費，方能維持組織運轉。

陳獨秀早就提議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裝，面對國民黨右派威脅，他多次發出警告，卻都被鮑羅廷等駁回，“4·12政變”後，局勢急轉直下，斯大林為掩蓋失敗，諉過於陳獨秀，稱他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正是在此背景下，陳獨秀不以為然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得到莫斯科關注，受排擠的毛澤東重回領導崗位，從而有機會領導“秋收起義”。但是，斯大林的瞎指揮再度把事搞砸，李立三忠實地執行了他的命令：在大城市發動起義。可一連串失敗，讓中共幾乎輸掉全部底牌，毛澤東在攻擊長沙未果後，毅然抗命，轉向井岡山去開闢根據地，毛因此被革職，還差點被開除黨籍，好在井岡山太偏僻，無人及時收到消息。井岡山根據地迅速發展，斯大林及時注意到這一情況，在他的干預下，毛澤東恢復了職位。1931年，中共中央機關分批轉入中央蘇區，毛澤東被架空，博古等人一度想“除掉”他，但又是斯大林，提議要給毛澤東安排工作，博古等人謊稱毛在生病，最好去莫斯科休養，但斯大林不同意，寧願派最好的醫生去瑞金。正是在斯大林反覆過問下，毛澤東躲過一次次清洗，並參加了長征，沒被留在蘇區。

長徵到達陝北後，共產國際派來王明，毛澤東的權力再遭挑戰，又是斯大林出手，將王明轟到武漢，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

一次次被約束的理想

為什麼斯大林屢屢幫助毛澤東？其實，斯大林並不了解毛澤東，他與中山大學的中共秀才們接觸更多，但斯大林不是靠寫作和喊口號躋身高層的，而是靠紮實的基層工作成績，在毛的上升軌跡中，他依稀看到自己的痕跡——固執己見、喜歡抗命、意志力強、充滿理想，有解決問題的手段。斯大林與毛澤東也有衝突，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此前紅軍被包圍在貧瘠的陝北，正準備“第二次長征”。消息傳來，毛澤東極為振奮，準備把蔣介石“交給人民審判”並處死。但斯大林措辭嚴厲地指責了這種想法，在他的干預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假意邀請毛澤東去重慶和談，毛知蔣不懷好意，準備與美蔣徹底決裂、兵戎相見，但斯大林再度施壓，毛澤東只好登上前往重慶的飛機，事實證明，這一舉措完全出乎蔣的預料，中共一舉掌握了主動權。

毛澤東一直抱有徹底改造社會的理想，在井岡山時，他便將周邊農田統統收歸集體所有，再依據各家勞動力多少，分配給大家，引起農民激烈反抗。在陝北，毛也曾想推行這一理想，卻被斯大林堅決叫停。對於新中國，毛澤東的最初設想是不立憲法、不設黨派，甚至無需人民代表大會、政協等，然而，斯大林反覆干預，一次次提醒了毛澤東，還沒到實現理想的時候。在當時，斯大林的權威仍是重要資源，誰敢對他置之不理，自身地位難保。在重大決策上，毛澤東總是小心翼翼地揣摩斯大林的想法，並努力去迎合他.這就是為什麼，抗戰時毛澤東會提出折衷的“新民主主義”，以安撫斯大林，中共正努力團結多數群體來抵抗日軍，從而減少了蘇聯的後顧之憂。出於同樣理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也接受了斯大林的所有“建議”。應該說，每當毛澤東準備在理想之路上狂奔時，斯大林都踩下了剎車。 終於沒人踩剎車了

1949年12月，毛澤東出訪莫斯科，斯大林和他見了一面後，竟一個月未再理會，這是斯大林經常玩弄的手段，但這次做得太出格。雖然最終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但其中包含了一些不平等條款，對中方提出的援建要求，斯大林總是藉口不能太急躁、要平衡發展，予以拒絕。為了讓蘇方放心，毛澤東特意提出，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精通哲學的人幫助自己整理文稿，斯大林派來哲學家尤金。 對斯大林的霸道、陰謀和多疑，毛澤東深有體會，但他始終未將斯大林視為敵人，因為在毛的成功之路上，斯大林給過太多扶持，更何況，在幾次重大歷史關頭，斯大林的決策又是如此正確。

還有一層不易察覺的心理因素：毛澤東年輕時反感自己的父親，認為他專制、暴躁且固執，可毛澤東成為父親後，也延續了這些特點。從激烈反對，到遭遇挫折，再到最終認同，這恰好說明，一個人很難擺脫環境的塑造，經歷同樣艱難，往往會在性格中留下同樣的傷痕。

毛澤東批評斯大林，但他又深深地理解斯大林。當赫魯曉夫徹底否定斯大林時，毛澤東初期只是覺得太草率，隨着對赫魯曉夫了解的深入，他失望地發現：這是個沒經過什麼大事、理解不了斯大林的傻瓜。

然而，隨着斯大林的去世，赫魯曉夫又缺乏足夠的權威和智慧，再沒人能阻擋毛澤東去實現理想了，長期被壓抑的激情全部迸發出來，先是“大躍進”，後是“文革”，毛執着地營造着想象中的完美社會。在潘佐夫看來，毛澤東是完整的，並無“前期”“後期”的區別，只是在各種約束下，“前期”他的理想常被打折，無法偏離現實太遠，而“後期”則再無約束，理想終於掙脫現實，狂奔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