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確政教合一這個概念。這裡的教特指宗教，宗教都立足於或歸結於彼岸，都有彼岸信仰，屬於神本主義範疇。政教合一意謂政治與宗教合一，政權和神權合一，基本特點有：國家元首和宗教領袖為一人，政權和教權由一人執掌，以宗教教義為法律制度的依據和處理民間事務的準則等等。政教分離作為歐美政治學主流觀點和現代政治學的一項原則，就是針對政教合一的。

    其次要明確，儒家非宗教。仁學和神學、君子人和宗教徒有着本質性的區別，“道統高於政統”與“政教合一”是兩回事。這個問題，東海有多篇舊作論之，茲不詳論。儒家有時也被稱為儒教、禮教、孔教、聖教，都是就人文教育、道德教化而言，並非現代人和西方人所說的宗教。儒家超宗教，有信仰而非宗教，不是宗教而勝於宗教，有宗教之優點而無其不足。

    儒家並不否定鬼神的存在，但強調在人與鬼神的關係中以人為本，反對“為道而遠人”，更反對怪力亂神，孔子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這是政治原則之一。

    或試圖以易經“神道設教”之語證明儒家為宗教，這是對易經之言的誤讀。這裡的神不是指神祗，而是形容天道四時運行從無差錯的神妙，神道設教意謂以天道教化天下。原話是：“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易經·觀卦》）馬一浮說：“易言神道者，皆指用也。如言顯道神德行，謂其道至神耳。豈有聖人而假託鬼神之事以罔民哉？”

    非要用政教合一這個概念，必須加上中華特色的定語。中華特色的政教合一，是政治與仁義、政治與中道、政治與文化教育和道德教化的合一，是政治必須王道，必須以民為本、敬天保民和富之教之。

    在反對政教合一、主張政教分離方面，儒家與自由主義立場一致。任何宗教都必須與政治分離。無論正教邪教，只要指導政治或與政治合一，必然製造人道主義災難，古今中外，沒有例外。

    別說結合，就是宗教干政，也是流弊無窮。唐朝、元朝以儒立國，本質上沒有脫儒，沒有像西方中世紀或太平天國那樣政教合一，不算宗教政權，但是，武則天和元朝諸帝特別崇佛，武則天朝和元朝政治品質就較低。

    反對政教合一和尊重信仰自由不矛盾。不過，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同時，儒家認為政府應該善用言論自由，對各種宗教開展文化啟蒙、道德教化和思想批評，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西方政府對各種宗教有放任之嫌，讓一些不良教派打着宗教自由的旗號，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甚至滑向恐怖主義邪道。對於宗教恐怖主義，法律懲罰、武力打擊只是斬草，文化清算和宗教改革才能除根。

    對西方政治與宗教的關係，一些西化派有誤會。劉軍寧先生說：

    “憲政的價值基礎源於宗教信仰。沒有以神聖為依託的憲法，就不是神聖的憲法。這樣的憲法不過是愷撒式世俗政權的政令。沒有宗教，不保障宗教自由，就沒有憲政。冒犯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冒對憲法所保障的其他一切自由。”

    這段話似是而非。西式憲政是人本主義啟蒙和結晶，是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突破神本主義信仰和政教合一政治的歷史性成果，其價值基礎是人本主義。憲政保障宗教自由，但並不依賴於宗教，沒有宗教照樣可以有憲政。與信仰自由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言論自由。對各種宗教信仰的質疑、異議、批判就屬於言論自由。

    對西方政治與宗教的關係，某些儒家亦有誤會。《蔣慶：如果大教堂在曲阜建成，我這輩子就不去曲阜了》中論及“政教合一”，蔣慶先生錯誤地認為人類的任何政治都不能與宗教分離，認為西方那些標榜“政教分離”的國家在實質上也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只是他們虛偽地不承認而已。他說：

    “美國憲法實質上就是一部宗教法典，規定了基督新教的價值觀。至於英國就更不用說了，國王就是聖公會的領袖。還有希臘憲法明文規定東正教是“國教”，北歐一些國家則以路德宗為“國教”。這些都是“政教合一”的簡單事實，不知為何批評儒教重建是“政教合一”的人對此視而不見，這些國家都是自由的西方國家啊！”

    非也非也。首先，某些國家設立某個宗教為“國教”，並不意味着政教合一。例如唐朝作為中華正統政權，特別尊崇佛道兩教，我們不能說唐朝政治與宗教合一。未來中華政府也可以將佛教道教立為國教。

    其次，西方尊重宗教，但在政治無疑早已擺脫了任何宗教的束縛，不受宗教的干涉和“規定”。美國憲法明確規定了以人為本的自由主義價值觀。英國、希臘和北歐國家的憲法也不外乎自由主義原則。

    通過文藝復興，西方文化和文明完成了一個歷史性的跳躍，從神本主義躍向人本主義。神本主義之政治社會的文明程度很低，近乎野蠻；人本主義則頗高，值得肯定，但仍有限。蓋西方人本主義不識“性與天道”，缺乏超越性信仰和形而上依據，哲學品質不高，道德資源不足，遠遜於以仁為中心的儒學。西方文明有待於一次更高層次的跳躍，從人本主義躍向仁本主義。這個跳躍必須實現對第一次啟蒙的突圍，這個突圍只有在中華文化指導下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