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發動真理標準討論，劍指凡是派

中央黨校《理論動態》雜誌1978年5月發表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對胡耀邦和葉劍英的觀點的論證。前面說過：1977年9月21日、22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布置編寫黨史教材的會議上提出兩項原則：一是完整地準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二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97頁）10月9日，葉劍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講話。他說：理論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如果理論不能指導實際，不受實際檢驗，那算什麼理論！決不能把理論同空談吹牛甚至撒謊混為一談。12月10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召集會議討論黨史教學問題。他發言說：評價“文化大革命”，要看實際結果，要由實踐檢驗，而不能依靠哪個文件、哪個人的講話。要完整地、準確地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體系，而不能斷章取義，依據片言隻語……搞一個研究討論九、十、十一次路線鬥爭的提要，搞這麼一個文件。（《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20頁）。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第二副校長（主持中央黨校工作）之外，由葉劍英推薦，兼任中組部長。

1978年二三月間，中央黨校校務委員會成員、副教育長、哲學教研室主任、理論研究室主任兼《理論動態》雜誌主編吳江和理論研究室研究組組長孫長江談起，各人的實踐不同，究竟根據哪一個實踐來確定哪個是真理呢？孫自告奮勇願意為《理論動態》寫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塗認識，發給學員參考。題目就定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孫長江說，1978年3月，吳江根據胡耀邦的意見，並向時任副校長馬文瑞匯報後，指定我為《理論動態》寫一篇文章，題目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在孫長江寫作過程中，曾在中央黨校第一期學習過的《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也在處理一篇談實踐標準的稿件，題目是《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作者是南京大學哲學教師胡福明。《光明日報》重視這篇文章，在楊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多次。楊得知孫長江也在寫作同類主題的文章時，4月13日，特意邀請孫長江和在北京開會的胡福明及報社理論部的編輯，共同討論了這篇文章的修改方案。4月 21日，楊將修改後的稿子送給吳江和孫長江。

吳江看了稿子以後，覺得文章寫得還是有勇氣的，只是理論和邏輯性不足。他將來稿交給孫長江一併處理，請他與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題目還是用原定的題目。文章最後由吳江修改定稿後於4月 27日送胡耀邦和有關同志審閱。因為這篇文章的處理既未經過《理論動態》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報告，所以吳江特地在電話里向胡耀邦報告這篇文稿的來歷及意圖。

5月 3日，胡耀邦審閱了文章，完全贊成發表，同時提出了修改意見。5月 6日，胡耀邦召集吳江等人在家裡開會，又仔細審閱了文章。5月10日出版的《理論動態》上刊登了這篇文章。第二天即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當天，新華社將這篇文章作為“國內新聞”頭條，轉發全國。5月12日，《人民日報》以及不少省級黨報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光明日報》、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都追隨胡耀邦。胡耀邦還得到時任中央委員、軍委常委兼秘書長羅瑞卿（負責軍委日常工作）的支持，羅授意《解放軍報》5月12日轉載此文。到5月13日，全國多數省級黨報都轉載了此文。

形勢驟然變得緊張起來。有一點很清楚，思想路線的分歧也就是政治路線的分歧。在當時的高壓之下，已是一片鴉雀無聲。有人已經開始做沉痛檢查，吳江也感到了周圍空氣的沉重，考慮再三，決定撰文作出正面回答，就是6月24日在《解放軍報》發表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此文在軍報發表也是羅瑞卿打招呼的。

這篇文章突破了當時對真理標準問題的壓制與封鎖，並引起了中央其他主要領導人的注意。鄧小平也是在看了這篇文章之後才注意到這場爭論的。如果說，第一篇文章還只是在中央內部不大範圍內引起爭執，那麼第二篇文章在中央各報和幾乎所有各省市報紙刊載後，一場全國範圍內的大討論才展開了。

胡耀邦和葉劍英的觀點和這兩篇文章，都是套着哲學馬甲的政治話語，劍指“兩個凡是”，後者也就是林彪說的：“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

從認識論角度來說，“真理”（truth）是個有爭議的術語。“真理”首先是個宗教術語，存在於神那兒，也就是存在於先驗世界裡的抽象客體。類似於宗教的先驗主義認識論，也是把真理當作先驗世界裡的抽象客體，客觀存在，被人們發現。對於經驗主義認識論來說，沒有真理這種先驗世界裡客觀存在的抽象客體，制約現象的規則或傾向性是人們概括出來的，存在人們的心智之中。因此政治話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的“真理”改用“政策”就清楚了。

這些政治話語中的“實踐”範圍太大，哲學和科學概括一般不用實踐來檢驗，而是用可證實性和可證偽性來檢驗。技術、政策等實用性的東西用效果檢驗，效果好的推廣，效果不好的改進。

因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成“效果是檢驗政策的唯一標準”，就清楚了。

真理標準討論，結果是省部大軍區級幹部的政治表態，贊成實踐標準，也就反對凡是派。在黨內全面反華國鋒和汪東興等凡是派的形勢下，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資歷最老的中央委員陳雲（1934年至1942年曾任政治局常委）帶領多數與會者批判華國鋒和汪東興的“兩個凡是”等，迫使華國鋒做檢討，失去老大和政治局常委權力。汪東興也失去政治局常委權力。

12月18日到22日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增補陳云為中央副主席，真正有權的政治局常委的實際地位順序為：葉劍英、鄧小平、陳雲、李先念。

除此之外還有一系列重要的官職任命。首先是政治局委員。反華國鋒派獲得全會增補3名政治局委員：鄧穎超、胡耀邦、王震。其次是中央委員，全會增補了9名反華國鋒派：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第三是恢復中紀委。選舉陳云為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

全會之後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官職任免。首先是免去汪東興的中央副主席之外的所有職務：中辦主任、中央警衛局長、8341部隊政委和黨委書記、毛著編委辦主任。其次是免去華國鋒派吳德的政治局委員。第三是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秘書長、中宣部長，免去其中組部部長。任命姚依林為中辦主任，宋任窮為中組部長，胡喬木為毛著編委辦主任，。

這一系列重大官職任免，使得反華國鋒派在下列黨中央機構和御林軍都占據上風：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中央委員會、中紀委、中宣部、中辦、中組部、毛著編委辦、中央警衛局、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

1979年9月的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增補趙紫陽和彭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法制委主任，次年兼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為政治局委員。

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了一系列重要官職任免。首先是增選胡耀邦、趙紫陽（4月任副總理，9月任總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真正有權的政治局常委的實際地位順序為：葉劍英、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

其次是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萬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窮、余秋里、楊得志、胡喬木、胡耀邦、姚依林、彭沖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重設中央書記處是因為決策老人葉鄧陳李無力處理日常事務，需要有人代勞。

第三是批准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辭職的請求，免去或提請免去他們所擔任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1981年6月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前， 葉劍英、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達成共識，免去華國鋒的中央主席、總理和軍委主席。鄧小平建議，葉劍英接任中央主席。他明知葉年過八十，不會接任，希望葉因此提議他接任。葉劍英回答，我不當，勸你也不要當，讓胡耀邦當。陳雲打圓場說，不要爭了，就是你們兩個矮子（鄧小平和胡耀邦）當政。胡耀邦因此接任中央主席。鄧小平接任軍委主席，鄧小平文革前的老部下楊尚昆任軍委副主席，接任耿飈的軍委秘書長。鄧小平的人馬趙紫陽接任總理。

鄧小平軍權到手，擴張勢力，排擠葉劍英，逐漸成為第一號人物，陳雲成為第二號人物。葉劍英1985年因為疾病和受到鄧小平等排擠而辭去政治局常委和軍委副主席，1986年10月病死。次年1月，胡耀邦被鄧小平組織批鬥後辭去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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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樂山水：胡耀邦才是中國的赫魯曉夫（1）

（2015年11月21日）

近日中共高調紀念胡耀邦百年誕辰，是因為胡耀邦還有油水可榨，按需塗抹的神像沒什麼看頭。

胡耀邦1977年二次復出到1987年被整個半死，這十年間的作為最像蘇共的赫魯曉夫。

1. 赫魯曉夫其人

赫魯曉夫是蘇共執政後的第四任黨首，在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上做長篇報告深入揭批斯大林，開啟了蘇聯的政治解凍期。

赫魯曉夫1894年4月17日出生於俄羅斯南部的貧苦農民家庭，讀了四年小學後，14歲進工廠做工，成為優秀的鉗工。

1918年，他加入布爾什維克，但有人認為他實際上更傾向於孟什維克立場。同年年底加入紅軍，並很快成為政治委員。

1921年，列寧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赫魯曉夫在魯欽科夫煤礦擔任副主任期間取得很大的成功，於是他不久就被任命到附近的帕斯圖赫夫煤礦擔任主管，但是他沒有接受任命，而是申請去剛剛開辦的工人培訓班學習（這個培訓班後來成為頓涅茨克國立工業大學）。由於政治事務纏身，他的老師認為他的學習成績並不理想。1923年12月，赫魯曉夫參加尤索夫卡地區共產黨委員會的第四次會議，同月他加入委員會成為官員。他一開始曾短暫的支持托洛茨基的反對派，反對斯大林的政治路線。

1925年，在烏克蘭黨委書記卡岡諾維奇的提拔下，赫魯曉夫迅速提升。1929年赫魯曉夫跟隨卡岡諾維奇來到莫斯科，進入斯大林工業學院繼續接受教育。雖然最後他沒有完成學業，但在政治上卻飛黃騰達。當時工業學院正充滿反斯大林的“右派分子”，赫魯曉夫積極響應學校黨委號召，攻擊那些右派分子，並協助《真理報》指控和告發他們。

1932年，他成為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卡岡諾維奇身後的第二書記。1934年，他被任命為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並當上中央委員。1935年他被任命為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

1934年，斯大林發起對黨內的大清洗，赫魯曉夫則是斯大林路線最起勁的鼓吹者之一。在審判期間他要求處死格里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任何一個對我們國家所取得的成功、對我黨在偉大的斯大林同志領導下所取得的勝利感到歡欣鼓舞的人都會發現，對於這些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集團唯利是圖的法西斯走狗，我們只有一句話，就是處死他們。”赫魯曉夫還協助逮捕並消滅他自己的同事與朋友。在莫斯科市委和州委的38名高級官員中，只有3人得以倖免。在莫斯科地區的其他城市與地區的總共146名黨委書記中，有136人“被鎮壓”。按照程序，清洗行動必須得到赫魯曉夫簽發的逮捕令，而在幫助他的朋友與同事方面他卻做得很少，甚至什麼都沒有做。1937年6月27日，政治局確定在莫斯科州抓捕3.5萬名"敵人"的定額，其中要執行槍決的大約有5000人。赫魯曉夫則要求將生活在莫斯科的約2000名前富農消滅，以部分完成規定的定額。7月10日，他向斯大林報告說莫斯科州已經逮捕約41304名“罪犯與富農分子”。在同一份文件中，他自己圈定8500名應該執行死刑的“第一類”敵人。

此後，他在斯大林的提拔下步步高升。

1953年斯大林死前，赫魯曉夫在蘇共五人小組中排名第四，兼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五人小組其他四人是：總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書記處書記兼部長會議副主席馬林科夫、部長會議副主席貝利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布爾加寧。

3月5日斯大林死後，繼任黨首馬林科夫繼任部長會議主席，貝利亞升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內務部長，掌管秘密警察和核導彈計劃。3月14日，赫魯曉夫兼任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的書記，但此職務的權力僅集中宣傳和意識形態上，政治和經濟事務則落入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手中。布爾加寧升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防長。新設立的十人中央委員主席團成員是：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布爾加寧、伏羅希洛夫（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卡岡諾維奇（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別爾烏辛（部長會議副主席）、薩布羅夫（部長會議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長）、米高揚（部長會議副主席兼貿易部長）。

不久，貝利亞就發動一系列大膽的自由化改革：實施大赦，將勞改營中數百萬被關押的政治犯釋放並平反；終止對蘇聯內各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化政策，恢復本民族語言的地位；並醞釀使東德和西德合併為一個中立的德國。赫魯曉夫認為貝利亞遲早會害死他們，於是他表面上順應貝利亞，而背地裡卻和馬林科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人密謀將其推翻。6月26日的克里姆林宮會議上，馬林科夫等人突然展開對貝利亞的圍攻，並在莫斯卡連科、朱可夫等軍人的協助下將他逮捕。又於12月18日以叛國罪、恐怖主義和反革命罪將貝利亞處決。

貝利亞被處決後，馬林科夫逐漸加強自己在政府中的影響力，而赫魯曉夫則不斷增強自己在黨內的權勢。1953年8月，馬林科夫提出降低稅收、增加國家對穀物的採購價格、鼓勵農民經營小塊自留地的農業政策。赫魯曉夫為奪回聲望，於是在9月提出更高的採購價格、強化農民自留地等政策，並進一步計劃開墾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的荒地(處女地運動)。1954年春夏期間，赫魯曉夫鼓動30多萬志願者來到東部墾荒，由於缺乏調查和準備，這場運動在幾年內演變為農業和生態上的災難。赫魯曉夫還對公眾開放克里姆林宮，在民眾中引起巨大的反響。在此期間，暗中搞垮馬林科夫的計劃也在秘密進行着。赫魯曉夫讓法院調查團追查1949年發生的列寧格勒案件，他知道這起調查最終會把馬林科夫牽扯進來。1954年間，赫魯曉夫逐漸贏得布爾加寧、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邁克爾揚等人的支持。1955年2月的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赫魯曉夫及其支持者指控馬林科夫對列寧格勒案件中的責任，最終馬林科夫被解除部長會議主席職務。

搞垮馬林科夫後，赫魯曉夫與莫洛托夫的矛盾逐漸升級。莫洛托夫反對赫魯曉夫的墾荒政策，他更傾向於對已耕作的土地進行投資，同時他還對赫魯曉夫住房政策表示不滿。在外交政策上，莫洛托夫堅持認為南斯拉夫為修正主義國家，而赫魯曉夫率領的代表團卻拋下莫洛托夫於1955年5月主動訪問貝爾格萊德。在7月的全體會議上，赫魯曉夫和主席團的所有其他成員對莫洛托夫展開圍攻，莫洛托夫被迫認錯。赫魯曉夫沒有立即清算莫洛托夫，會議後他依然擔任外交部長和主席團成員。

1955年底時，數以千計的政治犯從古拉格勞改營中被釋放回家。在蘇共黨代會之後，平反政策落實的人數已達到幾十萬人。在搜集材料、促使重審案件和釋放犯人的工作中，赫魯曉夫發揮帶頭作用。他還建議調查並通報斯大林的罪行。這引起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人的反對。

1956年2月14日，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召開。參加會議的有蘇聯的1355名代表、來自55個國家工人政黨使節和所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在會上，赫魯曉夫數次抨擊黨內存在的個人崇拜現象，但沒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2月25日黨代會結束後，代表們突然收到通知，參加一次事先沒有計劃的秘密會議。在“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中，赫魯曉夫情緒激動的譴責斯大林大清洗和驅逐少數族裔的罪行，猛烈抨擊他農業政策帶來的災難，還攻擊他軍事指揮上的無能，並在最後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寧主義的路線上來。講話共持續四個小時，報告的內容使代表們大為震驚，以至於“會場內一片寂靜，連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都能聽見”。會議結束時，赫魯曉夫要求代表們“不要把話題擴散到黨外，更不用說媒體了”。然而在3月，赫魯曉夫將一份報告文本作為材料發放到黨組織里，供700萬黨員和1800萬共青團員討論學習。同時，以色列情報機構在華沙獲得秘密報告文本，並於4月送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手裡。1956年7月4日，《紐約時報》將其刊登。秘密報告的公開給社會主義陣營帶來一波猛烈的政治震盪，引發蘇聯國內及其衛星國的一系列騷亂。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發表，引起格魯吉亞民族主義者和斯大林主義者的強烈不滿。他們在紀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際，在第比利斯和其他大城市舉行對斯大林的悼念活動，並逐漸轉化為針對秘密報告的抗議和示威。1956年3月4日起，第比利斯的示威者舉着斯大林畫像，呼喊“斯大林主義萬歲”、“打倒赫魯曉夫”等口號，並強制徵用公共汽車和電車在市內遊行。3月10日，蘇聯當局使用部隊和坦克驅散遊行，部隊和示威人群發生衝突，最終士兵向人群開槍。由於官方沒有正式報告，估計的傷亡人數大約在106人至800人之間，有數百人受傷，超過200人被逮捕。

1956年，波蘭人民共和國因肺病在莫斯科療養的領導人博萊斯瓦夫•貝魯特在讀到赫魯曉夫的揭批斯大林的報告時，驚嚇得心臟病發作，於3月12日逝世。面對波蘭國內日漸升溫的反蘇和反俄羅斯情緒，赫魯曉夫於3月來到華沙參加貝魯特的葬禮，並向波蘭政府做出含糊其詞的解釋。1956年6月28日，波茲南發生大規模的罷工和遊行活動。示威者打出“我們要麵包”的標語，要求波蘭當局提升工人工資和減少稅收。由於政府缺乏談判的誠意，遊行最終演變為騷亂。29日波蘭政府派出裝甲部隊進入波茲南，並與次日平息騷亂。據官方統計，波茲南事件共造成74人死亡，800人受傷，658人被拘捕。

1956年7月，波蘭二屆七中全會推舉曾因“右傾民族主義”入獄的哥穆爾卡擔任波蘭領導人，並解除蘇聯派來的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國防部長的職務。聞訊後的赫魯曉夫立即向波黨提出進行磋商的邀請，但波黨以將召開八中全會為由拒絕邀請。10月19日赫魯曉夫突然單方面飛抵華沙，他一下飛機就憤怒的向波蘭代表大吵大嚷，同時蘇聯軍隊也在向華沙推進。在哥穆爾卡的說服下，赫魯曉夫最終同意蘇軍將不使用武裝干涉，並將羅科索夫斯基調回蘇聯。

1955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斯大林主義領導人拉科西•馬加什以“右翼分離主義”的罪名將有改革思想的總理納吉•伊姆雷開除出黨，這使匈牙利變成一個火藥桶，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則將匈牙利徹底點燃。1956年10月23日，布達佩斯學生舉行規模浩大的遊行示威，慶祝哥穆爾卡在波蘭的上台，要求匈牙利也進行類似的改革，重新任命納吉為總理。示威群眾還將斯大林雕像推倒。當天深夜匈牙利安全部隊向示威人群開槍。10月24日早晨，蘇軍的坦克開進布達佩斯，這卻使匈牙利的矛盾全面激化。10月30日，赫魯曉夫在朱可夫等人的建議下決定撤出匈牙利的蘇軍。然而匈牙利的局勢已經完全失控，憤怒的群眾襲擊布達佩斯共產黨總部，並將數位安全警察處以私刑。同時納吉呼籲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組織。赫魯曉夫在經歷一番猶豫之後於10月31日發出命令，蘇軍隨後再次進入匈牙利。11月4日，革命最終被蘇軍鎮壓。匈牙利有2500人死亡，13000人受傷。納吉也於1958年被處決。

東歐的騷亂使赫魯曉夫聲望受損，他的反對者則藉機迅速聯合起來，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馬林科夫、布爾加寧以及赫魯曉夫的門徒謝皮洛夫密謀，共同向赫魯曉夫發難。1957年6月18日，布爾加寧通知赫魯曉夫參加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部長委員會會議。會議上，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向赫魯曉夫展開猛烈的批評和圍攻，反對派的人數優勢使之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赫魯曉夫和邁克爾揚於是採用拖延戰術，將會議延遲到第二天。19日，由於任命過很多地方官員，赫魯曉夫要求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他的支持者也準備將委員們運送到莫斯科來。6月22日全體會議召開，會上朱可夫嚴厲的指責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在斯大林時代大清洗中的罪行，反對派最終被擊敗。赫魯曉夫指控反對派為“反黨集團”，並將他們從中央主席團驅逐出去。莫洛托夫被降職為蘇聯駐蒙古大使，其他反對派成員也被遠調至莫斯科以外的地方任職。

朱可夫在協助赫魯曉夫清除“反黨集團”後成為了主席團的重要成員，個人威望日漸升高，這引起赫魯曉夫的懷疑和恐懼。1957年10月19日，當朱可夫踏上前往巴爾幹的航程時，赫魯曉夫在一些主要將軍的支持下，於主席團通過一項譴責朱可夫的決議。朱可夫聞訊於五天后返回莫斯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他展開一致的批評，並撤銷他國防部長的職務。

赫魯曉夫上台後，國家安全機關成員的審判特權被廢除，對政治犯的起訴只能通過地方黨委。赫魯曉夫在任期間沒有大的政治案件發生，對政治犯罪的起訴至多數百起。對異議人士的懲罰手段也換成使之失業、解除大學職位、開除出黨等方式，或以“社會威脅”為由強制入院治療。1958年，赫魯曉夫將中央委員會會議的人數擴大到數百多位官員。1962年，赫魯曉夫將省的黨委劃分為兩個平行的機制，它們分別負責農業和工業。這在某種程度上帶來管理上的混亂，但也避免了權力的過度集中。

斯大林去世後，蘇聯的文化藝術領域逐漸解凍。赫魯曉夫在任期間，一些具有改革思想和批評蘇聯現狀的作品得到發表，他本人則致力於平衡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關係。作家弗拉基米爾•杜金采夫於1956年發表長篇小說《不單單是為了麵包》，講述理想主義的工程師被冷酷的官僚所毒害的故事。同年11月文學年鑑《莫斯科文學》出版，其中的部分詩歌表達了去斯大林化的積極影響。赫魯曉夫擔憂知識分子的自由化傾向，他批評杜金采夫的文章“某些章節寫的很有力度”，但“思想基礎是錯誤的”。同時他還多次指責《莫斯科文學》是“意識形態謬誤的”。1957年，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齊瓦哥醫生》由於在蘇聯國內遭拒絕出版，被偷運到意大利米蘭發表，這使他獲得195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卻被蘇聯的保守主義者視為叛徒行徑，《真理報》將其作品批判為“低級反動的作品”，蘇聯作家協會也開除了他的會籍。同時，赫魯曉夫發起批判帕斯捷爾納克的運動，但在回憶錄中，他宣稱“對《齊瓦哥醫生》感到矛盾，一度考慮同意出版，後來又對未能出版感到後悔。”赫魯曉夫下台後看了這部小說，他重新評價道：“我們不應該禁止它。我本應該親自看看這本小說，裡面並沒有什麼反對蘇聯的意思。”1962年，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描寫勞改營生活的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得到赫魯曉夫的推崇，同年12月在赫魯曉夫的建議下，中央主席團允許將其改版後公開發表。

1962年12月，赫魯曉夫參觀在莫斯科馬奈日展覽廳舉行的先鋒派美術展。觀賞後赫魯曉夫大發雷霆，他將藝術家的作品形容為“狗屎”。一周之後，《真理報》撰文呼籲淨化文藝領域，這引起畫家、作家和電影工作者的抵制，赫魯曉夫再一次將怒氣發泄到他們身上。儘管如此，藝術家中沒有人因此而被逮捕和被放逐，馬奈日藝術展依然保持開放。

赫魯曉夫執政期間，嘗試對蘇聯的經濟，特別是農業進行改革。為了擴大穀物生產，赫魯曉夫提出開墾荒地的辦法。1954年2月黨中央全會通過決議，決定在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大規模開墾荒地。從1954年到1958年間，政府為開荒投資67億盧布，動員數十萬志願者到東部地區落戶，共開墾出4000萬公頃的土地。1958年蘇聯農業豐收，墾荒區共收穫穀物5850萬噸，占當年全蘇糧食總產量的40％以上。但墾荒政策也帶來生態上的災難，60年代初墾荒區風沙侵蝕日益嚴重，幾十萬公頃新開墾的土地被破壞。

1958年6月，蘇聯政府取消集體農莊對國家的義務交售制，把它改為農產品採購制，並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從1952年到1964年期間，國家收購各種穀物的平均價格指數提高7.48倍，收購畜產品的價格指數提高15.69倍。1955年起，國家放寬對農牧業的生產管理，只下達國家收購各類農畜產品的數量指標，農莊有權自行安排生產，同時還鼓勵莊員發展副業經濟，允許莊員擁有自留地和飼養一定數量的牲畜。1958年2月，黨中央接受赫魯曉夫的報告，決定將拖拉機等農業機器賣給集體農莊，並將機器拖拉機站改組為機器修配站。到1959年，絕大多數集體農莊被強制買下農業機器。這種匆忙的做法打亂農莊的決策進程，結果使農莊購買大批機器，卻不能充分利用。

赫魯曉夫看到美國種玉米對發展畜牧業收益甚大，於是強行要求在蘇聯擴大玉米的種植面積。1953年全蘇的玉米播種面積只有350萬公頃，赫魯曉夫卻要求到1960年擴大為2800萬公頃，八年中要增加七倍。由於玉米是乾熱氣候作物，而蘇聯很多地區日照量不夠，玉米經常結不了穗。赫魯曉夫的玉米種植計劃遭到集體農莊莊員的消極抵制，最終徹底破產。1957年5月，赫魯曉夫突然提出，蘇聯的人均牛奶和黃油的產量將在1958年趕上美國，人均肉類產量將在1961年趕上美國。而此時蘇聯的人均肉產量和美國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赫魯曉夫不斷對地方施加壓力，要求各州採取果斷措施提高肉類產量。梁贊州委第一書記拉季奧諾夫向赫魯曉夫大膽保證：梁贊州將在1959年內使肉類產量增加一倍，出售給國家的肉類數量增加二倍。一年內拉季奧諾夫依靠宰殺州內所有牲畜、到鄰州搶購牲畜、虛報產量等手段以完成指標。赫魯曉夫對拉季奧諾夫大加讚賞，並授予他列寧勳章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但是沒過多久騙局就被揭穿，拉季奧諾夫自殺身亡。

赫魯曉夫的農業改革取得積極的成果。1951年－1955年間，蘇聯的糧食的年平均產量為3850萬噸，1961年－1965年間，年平均產量達到1.303億噸，增長近50％。肉類的年平均產量由570萬噸變為930萬噸，增加60％以上；奶類年平均產量由3790萬噸變為6470萬噸，增加70％以上。農莊莊員的生活明顯改善，1955年的平均月收入為25盧布，1965年達到51.3盧布。但蘇聯農業的粗放經營、低勞動生產率並沒有被改變，農業產量受氣候影響波動很大。1953年－1958年期間，農業產量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6.8％；而在1958年－1964年間，農業產量的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7％。

在斯大林時期，蘇聯工業絕大部分以計劃經濟的方式由國家集中管理。赫魯曉夫陸續把1.5萬個中央直屬企業下放到加盟共和國管理，同時擴大加盟共和國的管理權限。這次改革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管理企業的行政辦法，沒有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滋生地方本位主義等問題。儘管如此，蘇聯工業仍取得明顯的進展。1951年－1965年間，蘇聯工業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0.7％。鋼的產量從3810萬噸增長為8500萬噸，煤從3.2億噸增為5.5億噸，石油從5280萬噸增為2.23億噸，電力從1340億度增為4590億度。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平均月工資從1955年的76.2盧布上升到1965年的104.2盧布。

1959年，作為蘇聯經濟改革的一部分，赫魯曉夫在蘇聯首都莫斯科舉行“美國商品展覽會”，將百事可樂等美國著名商業品牌引進蘇聯國內與東歐市場，同時與時任美國副總統理查德•尼克松進行“廚房辯論”。赫魯曉夫在蘇聯國內開啟的經濟改革在1968年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鎮壓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後陷入停滯。

赫魯曉夫重視戰略核武器的作用，大量裁減陸軍和海軍。1955年－1957年蘇聯單方面將軍事力量削減超過200萬人，1958年裁減30萬人，1961年赫魯曉夫宣布繼續裁減120萬人的軍隊。這引起蘇聯軍界人士的極大不滿。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地球人造衛星史潑尼克一號，標誌着美國蘇聯太空競賽的正式開端。1961年4月12日蘇聯宇航員尤里•加加林乘坐東方1號進入地球軌道，成為第一位進入太空的人類，顯示蘇聯強大的國力和先進科技。

1956年11月18日在波蘭大使館歡迎哥穆爾卡的招待會上，赫魯曉夫曾對西方國家的外交官當面聲稱“我們要埋葬你們”，這被西方世界普遍視為赫魯曉夫敵對態度的信號。赫魯曉夫事後對此作出解釋：“如果我想要把你們每個人都埋葬掉，那我一輩子還干不完。我的確說過這個，但是有人故意歪曲了我的講話。這並不是說在什麼時候把什麼人從肉體上埋葬，而是說在社會的歷史發展中社會制度的改變。”“我說過，從歷史的發展和歷史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要被埋葬，共產主義將代替資本主義。”

1958年11月27日，赫魯曉夫在克里姆林宮記者招待會上發言，稱西柏林“已經成為東德的一個惡性腫瘤”，蘇聯已經“決定動一下手術，切除這個惡性腫瘤”。他要求美國、英國、法國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並要求它們在六個月內撤出西柏林的駐軍，使西柏林成為自由市，否則蘇聯會把西柏林的過境檢查改由東德負責，意為封鎖西德到西柏林的通道。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對此毫不示弱，表示將不惜以戰爭保衛西柏林，蘇美關係一度陷入緊張。1959年1月，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邁克爾揚訪問美國，使雙方緊張的對立情緒得到緩和。同年5月，美英法蘇四國於日內瓦舉行四國外長會議，雙方未能對德國問題取得任何協議，但蘇聯方面取消了六個月的限期。期間，艾森豪威爾向赫魯曉夫發出來美國做一次訪問的邀請。

在1959年7月23日於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博覽會開幕式上，赫魯曉夫與時任美國副總統的尼克松展開過一場著名的關於美蘇意識形態和核戰爭的論戰，史稱“廚房辯論”。尼克松借展覽會上的美式房屋、家用電器向觀眾展示資本主義制度下美國的富裕和多樣化，而赫魯曉夫則針鋒相對的聲稱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蘇聯人民只在意物品是否實用，並擁有同樣富裕和更加平等的生活，最後雙方為廢除軍事競賽、和平競爭的意見達成一致。

1959年9月15日，赫魯曉夫應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邀請，攜妻子兒女乘坐飛機抵達美國馬里蘭州安德魯空軍基地。隨後蘇聯代表團參觀紐約、洛杉磯、舊金山、艾奧瓦州、得梅因、匹茲堡，最後回到華盛頓。赫魯曉夫在訪問期間結識了美國各界名流，同時他四處發表演說呼籲蘇美和平共處，接受美國民眾的歡迎和質疑。行程的最後，赫魯曉夫於戴維營與艾森豪威爾展開會談。雙方對柏林問題達成一份協議：蘇聯撤回要求西方國家撤出柏林的最後通牒，美國承諾柏林現在的局面不會無限期維持下去。9月27日，赫魯曉夫一行乘飛機返回蘇聯莫斯科。

他多次訪問美國等西方國家，但他的對外政策仍然導致美蘇核對抗，他是冷戰期間的蘇聯主要領導人；第二次柏林危機、古巴導彈危機等事件的主要策劃者。

赫魯曉夫上任之初，就北京方面釋放過善意，包括減免中國對蘇聯的債務，並於1955年時將大連與旅順港，以及蘇聯在新疆的企業歸還中國。不過雙方關係在赫魯曉夫開始批判斯大林後產生變化。

赫魯曉夫主張東西方緩和，以避免核戰爭。對外主張“三和路線”，即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和平過渡。此舉被毛澤東視為修正主義，因為在毛澤東看來，帝國主義是必然要滅亡的。資本主義陣營擁有原子彈並不可怕，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威懾能力可以有效阻止核戰爭的爆發。

1958年毛澤東炮轟金門前，害怕美國干預，因而製造蘇聯支持的假象，邀請赫魯曉夫訪華，但不告訴他要炮轟金門，並要求不發表關於訪問結果的聯合公報。赫魯曉夫於1959年停止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技術資料，於1960年撤走全部駐華專家，撤銷一切同中國已簽訂的援助協議。赫魯曉夫還對毛澤東發起的所謂人民公社運動和大躍進發生過爭論，戲稱“蘇聯的共產主義是吃馬鈴薯燒牛肉[17]，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喝大鍋清水湯”。

蘇聯方面在1956年與日本達成外交協議，發表《日蘇共同宣言》，蘇聯與日本恢復外交關係，並接受日本加入聯合國。同時日蘇雙方亦就二戰期間被紅軍俘虜之日本戰俘進行交涉，蘇聯將部分人士釋放回日本。不過蘇聯就日本由於南千島群島領土問題關係，雙方始終沒有正式簽訂和平條約，而且雙方往後在南千島群島問題上也沒有實質進展。

1964年10月14日，當赫魯曉夫在黑海之濱渡假時，勃列日涅夫等人在莫斯科發動政變（據已故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主席謝米恰斯內的回憶錄指出，勃列日涅夫提議謝氏用不同手段暗殺赫魯曉夫，但謝米恰斯內不同意），赫魯曉夫被免除一切職務，強迫“退休”，成為“特殊養老金領取者”，從公眾視野中消失。

赫魯曉夫的繼任者勃列日涅夫幾乎將赫魯曉夫任內的改革全部取消。

俄國人對赫魯曉夫的看法很複雜，據某項調查顯示俄國人對20世紀認同的只有兩個年代，分別是尼古拉二世時代和赫魯曉夫時代。

2. 斯大林死後權鬥和赫魯曉夫的政治解凍對中共和毛澤東的影響

在斯大林死前。中共是蘇共生出、養大和控制的兒子黨，毛澤東是斯大林冊封和操縱的傀儡兒皇帝。在列寧和斯大林時期，中共不敢違抗蘇共的指令。斯大林屠殺了很多中共官員，並曾經打算屠殺毛澤東的大多數同僚。毛澤東1950年訪蘇時，斯大林多日不召見毛澤東，見面後多次訓斥毛澤東。毛澤東與斯大林會談時，恐懼到嚴重不舒服，需要躺下讓醫生治療。

斯大林死後的頂層激烈的權力鬥爭，使得蘇共減弱了對中共等兒子黨的控制，中共等兒子黨和毛澤東等兒皇帝獲得了程度不同的獨立性。

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叫做反對個人迷信（中共譯為程度輕得多的“個人崇拜”）。中共開始也和其他兒子黨一樣，照本宣科，因此八大黨章去掉了“毛澤東思想”。但是毛澤東對非斯大林化是非常不滿的，這不利於他趁蘇共控制減弱之機當上真皇帝，而且害怕自己死後向斯大林一樣被揭批。因此他提出了需要正確的個人崇拜，要防止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

文革中，中國的赫魯曉夫成為劉少奇的代稱。可是，劉少奇給毛澤東當大臣時沒有搞過政治解凍，跟赫魯曉夫風馬牛不相及。

1980年8月，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採訪鄧小平時問道：“西方有人說您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您對此有何看法？”鄧小平回答說：“我對赫魯曉夫是了解的，我個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這個人的，把我比作赫魯曉夫是愚蠢的。”

鄧小平堅決反對中國的政治解凍，不但不是中國的赫魯曉夫，而且是中國的赫魯曉夫的大敵，是中國的集體勃列日涅夫中的第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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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水：胡耀邦才是中國的赫魯曉夫（2）

（2015年11月24日）

3. 毛澤東死去到胡耀邦1977年復出的中共權力鬥爭

如同斯大林，毛澤東死前不久還在搞清洗，死後臣子們爭奪最高權力的腥風血雨，激盪多年。

斯大林在1953年10月的蘇共19大上批評了貝利亞、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岡洛維奇和米高揚，顯示他可能清洗這些老臣。他在19大取消了政治局和組織局（與書記處職能類似），設立蘇共中央主席團、主席團常設局和最高機構中央五人小組，保留書記處。

由於長期酗酒，他於次年3月1日再次中風並昏迷，5日死去。

共產黨獨裁者死去後，臣子們爭奪最高權力的力量，第一是軍隊的控制權，第二是黨內高層的控制權。

五人小組剩下的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中，只有後二人擔任過真正的軍職（二戰時的方面軍政委），控制了主要的將軍。二人結盟，整垮了貝利亞和馬林科夫。1957年布爾加寧等多數主席團成員反對赫魯曉夫的自由化，赫魯曉夫藉助將軍們和自己提拔的多數中央委員兼地方大員打垮了反對派。

毛澤東1975年11月20日剝奪鄧小平（黨中央和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長）負責黨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的權力，讓他“專管外事”。次年1月15日，將鄧小平軟禁。2月3日，提升華國鋒（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為代總理並負責黨中央日常工作。同月，命令負責軍委日常工的葉劍英（黨中央和軍委副主席、軍委秘書長兼國防部長）“養病休息”，命令由陳錫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軍委常委、軍委副秘書長兼北京軍區司令）負責軍委日常工作。4月7日，撤銷鄧小平的所有職務，任命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總理（仍兼公安部長）。

毛澤東患有嚴重的運動元神經症、肺心病和冠心病等。9月初病危，死於8日深夜（診斷其死亡的保健醫生李志綏披露）或9日凌晨（官方說法）。

毛澤東死後，控制軍隊的是被毛命令“養病休息”而未決定是否打倒的葉劍英。毛死前也明白，病危後召見葉劍英，不能說話了，握葉手而掐其手心，葉理解是託付身後大局。負責軍委日常工作的陳錫聯自知資歷不夠，時常與葉劍英聯絡。

雖然10月政變是華國鋒提出，汪東興支持並執行，但關鍵是獲得葉劍英的支持，如果葉劍英反對，中央警衛局和公安部哪裡是正規軍的對手。

毛澤東死後的軍委常委是：葉劍英、陳錫聯、王洪文（黨中央副主席）、張春橋（黨中央常委、副總理兼總政主任）、汪東興（政治局委員、中辦主任、中央警衛局第一書記兼中央警衛團政委）、劉伯承（政治局委員兼軍委副主席，已病重失去思考能力）、蘇振華（政治局候補委員兼海軍第一政委）、徐向前（軍委副主席）、聶榮臻（軍委副主席）、粟裕。

政治局常委是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

政治局委員是：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李先念（副總理）、陳錫聯、紀登奎（副總理、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兼河南省委書記）、吳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陳永貴（副總理）、韋國清（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廣州軍區第一政委）、許世友（廣州軍區司令）、李德生（瀋陽軍區司令）、劉伯承。候補委員是：吳桂賢（副總理）、蘇振華、倪志福（北京市委書記）、賽福鼎（新疆第一書記、新疆軍區第一政委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

10月政變逮捕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毛遠新（毛澤東侄子、毛澤東與政治局的聯絡員、瀋陽軍區政委兼遼寧省革會副主任）後，葉劍英的權勢更是無人敢於挑戰，但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謝絕華國鋒的提議，不肯擔任黨中央和軍委主席，理由是年近八十，精力不濟。他推舉華國鋒擔任黨中央和軍委主席，但華國鋒資歷不夠，要依靠葉劍英支持。

葉劍英的人馬首先得到提拔的是耿飈。葉耿1946年曾是上下級，當時耿飈隨葉劍英參加了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任中共代表團副參謀長、四平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1976年10月6日，由葉劍英推薦，中聯部長耿飈受華國鋒之命，接管中央廣播事業局（管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此後，耿飈分管中共的宣傳工作。

葉劍英向華國鋒等領導人大力推薦胡耀邦。胡耀邦有幾大救命恩人，葉劍英就是一個。

胡耀邦1931年2月任少共湘東特委書記，在任期間的努力，引起福建省團委書記馮文彬注意。1933年中共湘贛省委政治保衛局將年少的胡耀邦和譚啟龍列入AB團嫌疑人名單中，馮文彬有心保護兩人，帶他們至蘇區中央局駐地瑞金。當時共青團蘇區中央局書記顧作霖和少先隊中央總隊長張愛萍經過調查，解除兩人審查、並分配工作，胡耀邦因此留在青年部擔任幹事。

葉劍英賞識胡耀邦，始自1941年的延安。

胡耀邦1939年3月任中央軍委總政組織部副部長。部長方強在華北工作，胡耀邦代行部長職權，不久升任部長。1940年，胡耀邦兼任軍委直屬機關政治部主任。

葉劍英在1937年8月22日陝北紅軍由國民政府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被任命為中將參謀長，9月12日，八路軍的番號改為第十八集團軍。10月，任十八集團軍駐南京代表。12月23日，任設於武漢的中共長江局委員，負責軍事工作。1939年1月，任設於重慶的中共南方局常委。1941年2月，英返回延安，任軍委參謀長兼十八集團軍參謀長。11月，葉劍英兼任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軍事學院副院長。

葉劍英在延安整風中被整得很厲害，因為他是周恩來的嫡系人馬。原來葉可以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後來不被允許參加。此時總政組織部長胡耀邦儘量保護被整幹部，得到葉劍英的好感。

胡耀邦1946年任冀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因數月長途奔襲和緊張工作，忽然高燒腹瀉，當時葉劍英擔任中共代表在北平參加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遂送胡耀邦在北平協和醫院診治，並判斷為阿米巴肝炎。在葉劍英、羅瑞卿（中共代表團參謀長）的關照下，他很快好轉，之後轉到張家口繼續治療，在醫師稗田憲太郎的治療下，很快康復。

胡耀邦1964年11月任西北局第三書記兼陝西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胡耀邦上任後，仍然沿襲此前習慣，與基層幹部溝通並實地調查，他很快發現，因為大躍進等問題，陝西的經濟非常落後；1962年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的使用，促使渭河下游兩岸農田受淹沒和浸沒，加劇了糧食短缺問題，陝西糧食總產量在1963年居全國各省最低，此外幾乎沒有工業，文盲率約43%，克山病等地方疾病仍然普遍。而由於劉志丹案等影響，幹部群眾關繫緊張，人人自危。

胡耀邦儘管憂心忡忡，但仍堅持首先將農業生產提升，作為第一要務；此外減少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導致的對基層幹部的傷害。1964年底，他出席中央工作會議和此後的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並藉此機會向周 恩 來、李先念陳述陝西困難，爭取中央支持：減少陝西征糧量從17億斤降低為14億斤、並獲得增撥3萬噸化肥、籌建陝西化肥廠。身在北京的胡耀邦，此時卻目睹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與國家主席劉少奇對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矛盾激化，然而中共中央仍然形成一份《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以指揮各地的政治活動。

胡耀邦在返回陝西後，相對柔性地推廣《二十三條》，使得春節時期的陝西民眾較為輕鬆。春節過後，胡耀邦動身考察陝南安康地區，發現當地鬥爭、處分的極端事件後，他認為《二十三條》應當落實到基層，並提出了解放幹部的“四條政策”：

“凡屬從社教以來被處分過重的幹部，一律實事求是地減輕下來。最好選擇幾個典型，經過大家討論，重新作出決定，並在大會上宣布。

凡屬停職和撤銷工作尚未處理的幹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崗位上去，待問題完全查清或經過一個時期的考驗再作結論。

凡屬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錯誤但已經交代過的幹部（包括脫產和不脫產的幹部），不再在這次會議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產，就一律既往不咎。

凡屬這次縣的多級幹部會議後繼續幹壞事的，不管職務高低，一律從嚴處理。”

然而不過三天，2月17日，胡耀邦來到漢中地委，劉瀾濤（劉少奇派的大將）為第一書記的西北局來電批評胡耀邦此論，並聲稱可能引起翻案風。儘管基層幹部對此表達支持，但西北局仍然認為此論片面，他被迫做出檢討，並被迫連續多日受着批判。3月17日，極度虛弱的他因病住院，醫生檢查屬於突發大腦蜘蛛網膜炎，住院期間他還是承認了所有批評，當時的陝西改革也陷入困境。葉劍英得知此事後，偕同張宗遜、張愛萍兩位上將一起搭乘軍用飛機前往西安，以參加軍事會議名義，最終帶走胡耀邦返回北京。

1976年10月12日，葉劍英派兒子葉選寧到富強胡同6號胡耀邦的家中看望，並求教此後治國建議。胡耀邦總結：“現在我們的事業面臨着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麼是人心？我看有三條：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這三條中興建議，即後來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平反冤假錯案”和“改革開放”，後人也稱讚胡耀邦之言為“隆中三策”。葉劍英聽後非常讚賞，深以為是，竭力向華國鋒等人推薦胡耀邦出來工作。

1977年3月7日中共中央通知，葉劍英恢復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陳錫聯協助。

同月，胡耀邦出任中央黨校第二副校長（校長由華國鋒兼任、第一副校長由汪東興兼任），主持中央黨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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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水：胡耀邦才是中國的赫魯曉夫（3）

（2015年11月29日）

4. 掌管中央黨校，開始非毛澤東化

1977年1月初，沒有官職的胡耀邦對團中央幹部嚴如平說：現在的問題是，只要是毛主席說過話的，點過頭的，畫過圈的，都要一切照辦，都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繼續“批鄧”，繼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與其去做違心事，不如在家抱兒孫吧！（《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38頁）

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正式提出“兩個凡是”原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篇社論是汪東興提議寫的，也是經政治局同意的，但是“兩個凡是”依據的是華國鋒的指示。1976年10月26日，華國鋒聽了中宣部匯報後說：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天安門事件(四五運動)要避開不說。

3月，胡耀邦擔任中央黨校第二副校長，主持中央黨校工作。3月28日，他就開展讀書活動對教員說：這次讀書必須有針對性，針對林彪、“四人幫”顛倒了的東西，我們再把它顛倒過來……抓住被他們顛倒了的幾個根本問題，和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照，馬克思主義是怎麼說的，“四人幫”是怎麼顛倒的，這樣，戰鬥性、思想性就強了。（《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41頁）他說，，這種“顛倒了的東西”包括“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要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搞”。

5月中旬，在一次教學會議上，胡耀邦說：現在北京有一個政治漩渦。你們敢不敢進這個漩渦？我是想進的……我準備辦三個刊物，一個叫《理論研究動態》或叫《理論動態》……一個叫《中央黨校校刊》……第三個是《中央黨校簡報》……這三個刊物都由我親自抓。（《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55頁）

6月初，胡耀邦說：禁錮我們這個民族創造力的，一個是精神枷鎖……還有一個是組織枷鎖……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麼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呢？（《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56頁）

7月，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央副主席、副總理、軍委副主席、總長職務。在政治局常委中，華國鋒反對鄧小平復出，而葉劍英的態度比較曖昧。熊向暉的女兒回憶，熊向暉向葉提出，讓鄧復出。這代表了部分老幹部的希望。葉的答覆是， 鄧小平擅權，不甘寂寞，要等華國鋒穩定大局後才能復出。實際上是說，要等我和華國鋒穩操大權後，才能讓喜歡爭權、擅自越權和自我擴權的鄧小平復出。在其他政治局委員中，汪東興、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吳德、陳永貴反對鄧小平復出，韋國清、許世友、李德生不反對或支持鄧復出。鄧小平給華國鋒和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寫了兩封長篇效忠信，表示承認錯誤，只希望再為黨工作幾年。主要是由於葉劍英的推動，鄧小平獲得了復出。政治局決定，鄧小平在國務院分管科學、教育和解放軍，權力較小。

8月12日至18日的十一大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

十一屆政治局常委是：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

其他政治局委員是：韋國清、烏蘭夫（中央統戰部長）、方毅（中科院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第一副組長兼副院長）、劉伯承、許世友、紀登奎、蘇振華（海軍第一政委）、李德生、吳德、余秋里（副總理兼計委主任）、張廷發（空軍司令）、陳永貴、陳錫聯、耿飈、聶榮臻、倪志福（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革會副主任）、徐向前、彭沖（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革會主任）。候補委員是：陳慕華（對外經濟聯絡部長）、趙紫陽（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省革會主任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賽福鼎。

軍委常委是：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常委李先念、粟裕、羅瑞卿（兼秘書長）、汪東興、陳錫聯、韋國清、蘇振華、張廷發。

胡耀邦在中央黨校提出，組織個寫作班子，文章題目就是“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並說：這些年為什麼求神拜佛的人越來越多？就是因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於是不得不訴之於神”嘛！這是顧炎武說的。做夢也沒想到，我們立志改天換地的共產黨人，竟也會像歷代封建統治者那樣，製造出大量的讓人有冤無處申的冤假錯案！現在要真正撥亂反正，首當其衝的就是要全面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把“文化大革命”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88-89頁）寫作班子由教員楊逢春、葉楊、陳鍾組成，文稿經胡耀邦修改17次，交跟隨胡耀邦的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報刊登。

10月9日，葉劍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講話。他說：理論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如果理論不能指導實際，不受實際檢驗，那算什麼理論！決不能把理論同空談吹牛甚至撒謊混為一談。

10月12日，胡耀邦評論上述文章：這篇東西的優點，最大的特點，就是敢於接觸實際……就是敢於接觸幾千萬人的問題。我們黨的幹部幾千萬人。還是恢復到葉帥講的，理論越敢接觸實際，就越徹底，越能掌握群眾，越能變成物質力量……這篇文章接觸了一個很大的實際問題，給我們搞馬克思主義的勇氣。做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心安理得的。（《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05頁）

對這篇文章支持和反對的反應都十分強烈。一個月內，就收到支持者的1萬多封信函和電報，文章作者兩個月收到的信件可裝兩麻袋。一個讀者在長篇電報上說："我們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邊聽廣播邊流淚。認為這下一大家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分管黨務和宣傳的汪東興認為這是一篇錯誤文章，"現在不批，將來也要批"。他曾經發問：你們知道專案工作是誰領導的嗎？理由還是"兩個凡是"。時任中組部長郭玉峰，聽了廣播這篇文章的摘要後惡狠狠地說："簡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論！"《人民日報》一到，他看都不看，就扔進了紙簍，還連聲說："大毒草！大毒草！"

這篇文章發表前，中組部一大批老幹部就在機關大院內貼大字報揭發郭玉峰的問題，《人民日報》編成《情況匯編》，呈報葉劍英和分管中共宣傳口的耿飆。在葉劍英的追究下，郭玉峰被撤職。

12月15日，在葉劍英的推薦下，胡耀邦兼任中組部長。

胡耀邦在中央黨校還布置編寫黨史教材。1977年9月21日、22日，在有關會議上，他說：葉帥曾找我談過，希望幾年內能搞出一本黨史教材。我曾找過小平同志，請他掛帥，寫黨史。小平同志說，他不掛帥，讓黨校先搞。（《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97頁）胡耀邦提出兩項原則：一是完整地準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二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12月10日，他召集會議，討論黨史教學問題。他在會上發言：評價“文化大革命”，要看實際結果，要由實踐檢驗，而不能依靠哪個文件、哪個人的講話。要完整地、準確地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體系，而不能斷章取義，依據片言隻語……搞一個研究討論九、十、十一次路線鬥爭的提要，搞這麼一個文件。（《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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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水：蘇共和中共統治的分期

（2015年8月13日）

蘇共和中共統治統治都有冰凍期和解凍期，可以對比。

1. 蘇共統治的分期

蘇共統治可以分為冰凍期（1917-1955）、解凍期（1955-1964）、再冰凍期（1964-1985）和再解凍期（1985-1991）。

1.1. 冰凍期（1917-1955）

蘇共統治開始於1917年11月的十月革命，次年初武力驅散新選出的立憲會議，引發全國內戰，終於獲勝。

獨裁者列寧1924年1月病死，政治局其他委員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前四人有實力競爭新任獨裁者。權鬥中，加米涅夫於次年2月出局，季諾維也夫於1926年6月被撤職，托洛茨基於同年12月被撤職，斯大林獲勝。

獨裁者斯大林1953年3月病死，主席團五人小組其他成員為：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布爾加寧。權鬥中，貝利亞於同年6月被撤職處死，馬林科夫於1955年2月被從部長會議主席降為副主席，赫魯曉夫獲勝。

冰凍期為37年3個月。

1.2. 解凍期（1955-1964）

獨裁者赫魯曉夫1964年10月被撤職。解凍期為8年8個月。

1.3. 再冰凍期（1964-1985）

1985年3月，總書記契爾年科病死，戈爾巴喬夫接任。再冰凍期為20年5個月。

1.4. 再解凍期（1985-1991）

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次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蘇共隨之自動解散。再解凍期為6年9個月。

2. 中共統治的分期

中共統治可以分為冰凍期（1949-1978）、解凍期（1978-1987）、再冰凍期（1987-）。

2.1. 冰凍期（1949-1978）

中共統治開始於1949年10月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央主席華國鋒受到與會人員批判並失去最高權力。會議上做出了全面改革開放的決定，在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公布。

冰凍期為29年1個月。

2.2. 解凍期（1978-1987）

胡耀邦等人在葉劍英支持下，搞了很有限的政治解凍。

1986年12月葉劍英病逝。

1987年元旦，在鄧小平在家中與陳雲、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窮等元老商議被指責為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胡耀邦的去留問題。1月4日，鄧小平在家中召開會議，參加者有陳雲、 萬里、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趙紫陽，鄧小平在會中出示一封胡耀邦寫給鄧小平要求辭職的信。到會的人傳閱這封信之後，鄧說應該同意胡的辭職，當時無人表示不同的意見。

1月6日，鄧小平通知胡耀邦參加“黨內生活會”。1月10日-15日，在由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有二三十名高級幹部參加的“黨內生活會”上，連續幾天指責胡耀邦的“問題”。胡耀邦在會上首先作了檢討，承認自己有“錯誤”，但試圖做出一些辯解。之後胡耀邦遭眾人批判。薄一波認為胡到基層視察的次數太多、地區太廣，指責他是在“游山逛景，譁眾取寵”；楊尚昆和王震指責他站錯路線（即“資產階級自由化”）；宋任窮則對胡耀邦對鄧小平的態度進行批判。此外，鄧力群通過五個小時的發言痛斥胡耀邦的作為，稱胡耀邦對四項基本原則和反精神污染關注不夠、沒有做到團結全黨、主要使用跟自己觀點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沒有遵循老領導的意見等。趙紫陽發言批評胡耀邦“不守紀律”。而被胡耀邦視為朋友的王鶴壽也落井下石將私人講話公開。在所謂的生活會上，只有時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勛支持胡耀邦，斥責元老們動用文革式手段逼總書記下台是不正常的，是違反黨的原則的。習仲勛當時曾指着薄一波怒斥。在連續七天的批鬥之後，政治局於1月16日召開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准胡耀邦辭去總書記。

解凍期為8年2個月。

2.3. 再冰凍期（1987-）

再冰凍期已有27年7個月。

蘇共統治74年。中共統治已近66年，且看它能否刷新共產黨統治人口大國的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