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外賓學者進過中南海

——從福山和鄭永年看學術人格

（瑞典） 茉莉

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是國際學術界的一位泰斗級人物。就學術成就和國際聲譽而言，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不能與之相比。之所以把這兩位學者聯繫在一起，是因為他們都由於某種原因被邀進中南海，成為當今皇上的座上貴賓。

中南海是皇權的象徵

筆者不是學問中人，因此，對這兩位學者進中南海前後的態度，所表現出來的人格特徵，比對他們的學問更有興趣。將兩位外賓展現出的學術人格做一個對比，我們可以認識西方學者人格的自由性和獨立性，看出華裔學者人格中根深蒂固的依附性。

◎  為何兩位學者同受天朝青睞？

去年11月3日，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應邀到北京，與習近平會談。據說這次會見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推薦的，但究其根本，還是由於紅朝對福山的一廂情願的誤讀。中國官方誤以為福山新的學術研究有與他們一致的地方，可以利用來鞏固專制王朝。

福山出生於美國的一個日裔高級知識分子家庭，接受過嚴謹的西方學術訓練。作為政治學家，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其主要觀點是：西方國家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

這一觀點曾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轟動，也受到了各方面的挑戰。人們用民主國家的亂象和專制國家的韌性來反駁福山的結論。專制主義的“中國模式”繼續存在甚至發展，也衝擊着福山的結論。

福山是一位在智識判斷上比較謙卑的學者，他的歷史將終結於自由民主制的論證，主要是心理學意義上，即人都有尋求承認自身價值的心理需要。那麼，這個論證在社會政治現實上情況如何？二十多年過去，福山似乎不再那麼樂觀，他沉澱下來深入觀察研究，中國成為他的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

日裔美籍學者福山和他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

在紅朝的御用學者眼裡，福山的思想似乎發生了變化，他的“歷史終結論”似乎有了修正。例如，福山後來的文章比較強調“法治”，這似乎與習近平的主張不謀而合。在談美國制度的弊病時，福山還強調了“國家能力”，這更是令高度集權的紅朝深感興趣。這是福山被邀進中南海的背景。

與福山的西方背景比較，鄭永年則在本質上是屬於東方的學者。這位出身於中國浙江農村的學者，曾經親歷天安門民主運動，後去美國讀書深造，學成後到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為李光耀及其政府提供服務。

由於在中國農村親身經歷過底層社會的黑暗與醜陋，鄭永年對中國有一種責任感，對中國的弊病例如社會失序，有着比較清醒的認識。也許是受了李光耀的影響，從歐美遊學回來，鄭永年不再如天安門時代那樣崇尚民主自由，轉過來身來， 對一黨專政下的“法治”有着熱烈的期待。他長期為中文媒體寫專欄，評論中國的公共問題。據說，鄭永年的著作被列在習近平的書單上，他本人已多次被習近平接見。

◎  福山評習：將被證明是“糟糕的皇帝”

走出中南海的大紅門，福山說了些什麼呢？看來，福山不是那種容易受寵若驚的人，他在公開場合閉口不提與習近平的會見。但筆者從他後來一系列公開演講以及私下言論里，大致可以猜測出，他和習近平的對話是“雞同鴨講”，雙方在思想水平上的差距太大了。

就在與習近平會談後的第二天，去年11月4日，福山在清華大學舉行了題為“中國和美國政治改革挑戰”的講演。他列舉了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基本要素——國家、法治和問責制，並聲稱，自由民主制度在理論上是能夠達到上述三要素之間的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是限權，因為，如果只有國家能力，而沒有權力制衡的話，那就會演變成極少數人的專制暴政。

可見，福山的基本觀點並沒有改變，他的“法治”和天朝的“法治”不是一回事。天朝的“法治”只要求公民守法，把法律當作管治工具。而福山的“法治”則包含了民主在內，以民主問責制限制政府權力、保障人權。

傲慢自負的紅朝領導人並不隱瞞這個本質區別。有報道說福山曾向王岐山提問:“不知中國的憲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並司法獨立?”  王岐山以驚人的坦率回答：“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就是中國的特色。”

好好領教了一番中國特色，回到北美的福山，說話便不太客氣了。2015年12月，福山在多倫多大學公開發言說：“中國實際上還是一種封建王朝的運行模式。中國現在擅長的事情也是中國過去250年所擅長的，那就是官僚集權、快速決策、大量投資（基礎設施）。但是，政府的合法性危機事實上在日益加重。合法性都押寶在經濟上，但經濟也在嚴重滑坡。還在玩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但對合法性全無幫助，因為沒人相信。”

在私人場合，被紅朝刻意曲解的福山向學界朋友大吐真言。據張軍在“微思客”上報道，“他（指福山）私下說，今上（指習近平）上台後其實沒幹啥好事兒：政治上在開倒車，經濟改革也停步不前。說現在也許下結論還太早，但他很可能最終將被證明是一個糟糕的皇帝。”

◎ 從昔日廣場抗議者到紅朝讚美家

與福山相反，至今已和習近平會見過N次的外賓鄭永年，雖然沒有公布他和習某見面的時間與內容，卻以他大量文字和言論表明，這位昔日天安門廣場的抗議者，業已成為習近平的讚美家、辯護士與代言人。

自2013年習近平上台，鄭永年挺習的文章、演講和採訪多如牛毛，光是以“習近平”為標題的文章就滿目皆是，例如：

——習近平帶中國進入大變革時代、習近平能超越個人利益、習近平一人總統二大新機構是“最大政改” 、習近平的政治路線圖、習式反腐意在反寡頭建立新政治生態、習近平的“兩條腿走路”外交大戰略已經形成、習近平與“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國替代、中國現在需要強勢的習近平、習近平政治責任心罕見、習近平最擔心的兩個陷阱是什麼、習近平治國理念志不在十年完成、如何理解習近平訪非說的“中國經驗”、習近平訪美任務艱巨任重道遠、習近平的中國大外交、……。

上述文章，不是熱烈推崇習近平的個人美德，就是為習近平的集權鼓掌叫好，或為之解釋辯護。這不能不令人奇怪，為什麼鄭永年不去中南海做高級智囊幕僚，不乾脆主筆《人民日報》呢？而他仍然呆在島國新加坡，經常不辭辛苦地往中國跑。以外賓的身份效力，是否對中南海來說更有價值？

關於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係，鄭永年本人曾有過很不錯的論述。他說，西方知識分子的主體是解釋事物和世界的，而中國沒有以解釋事物和世界為使命的知識群體，中國體制下的知識分子“與權力靠得太近”，不是依附權力，就是依附利益。鄭永年因此對故國的知識分子有尖銳的批評。

然而，這就如著名的“波斯納之箭”，外賓鄭永年對中國知識分子射出的利箭，在飛行中拐彎改道，回頭射中了他這位射手。毫無疑問，鄭永年曾經是想要認真解釋事物和世界的，但他目前對中國的解釋，基本上是以中南海喜歡的解釋為解釋。這一類解釋怎麼可能有真知灼見呢？

◎ “投誠”有供給與需求的原因

繞世界走了一圈，留學歸來的鄭永年成了紅朝的超級御用學者。在毛澤東時代，“投誠”是中國知識分子萬般無奈的選擇，不如此，寄人籬下的他們就沒法養家糊口。因此，很多老知識分子痛心疾首地承認：中國知識分子只是“附着在皮上的毛”，少有人敢於“妄議中央”。

那麼，當今沒有飯碗問題的海外學者，為什麼就不能有陳寅恪提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去做一點真學問呢？為什麼像鄭永年這樣原本優秀的海外學者，最後仍然選擇了“投誠”一途？

這裡有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原因。天朝有讓海外學者為“中國模式”背書的需要，以增強自己的“理論自信”。當年鄧小平“摸着石頭過河”無理論可循，如今習近平倒行逆施，重新高度集權，令世界感到不可理喻。中南海因此希望能夠在理論上自圓其說。而國內學者沒有批評的自由，其讚美也沒有多大意義，只有海外人士在政治理論上做出肯定，才是天朝特別在乎的。

再從供給方看，像福山這種出類拔萃的西方學者，他們做學問憑藉的是個人理性和知識良心，其學術人格有着強烈的獨立性，很難屈從於功利價值，也很難遷就學術之外的政治勢力。因此，福山會毫不猶豫地拒絕為北京專制主義背書。

而鄭永年的所作所為，則令人想起中國的一句老話：“學會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一方面，這與個人的人格層次有關；另一方面，搞政治學的學者很容易產生做“國師”的欲望。具有“國師情結”的學者，有的是為了藉助掌權的君主實現自己政治理念，有的則是要報答帝王的賞識，鞠躬盡瘁，竭力去迎合皇上的需要。

中國學者至今還很難戰勝被朝廷寵信的誘惑，至今仍然有“國師情結”，這是由於，自古以來中國儒生就是一個依附性的階層，大一統專制使儒生只能依附政權才能獲取功名利祿，這樣就形成了一種遺傳至今的集體心理。由於中國與中共不是一回事，因此，被中南海重用的學者不應叫“國師”，而應該稱為“黨師”才對。

◎ “黨師”不求真必然錯誤百出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被天子重用固然是很榮耀的事情，但知識和真理卻與此關係不大。御用學者的任務，是在精神上支持朝廷，使朝廷的政策師出有名，使不合法的政權具有合法性。因此，凡是做了“黨師”的學者，很難保持學者應有的正直誠實的品質，其學問也就變得非常可疑。於是我們看到，海外“黨師”鄭永年的觀點，如何不可避免地錯誤百出。

例如，鄭永年說，中共的執政基礎甚至要比很多西方類型的政黨制度還要廣泛得多。一位叫徐柯建新的學者撰文反駁說：威權主義者可以引誘甚至強迫人們入黨，但能夠掌握國家社會權力的人總是少數人，黨國的黨員越多，並不意味着黨國權力的分享者越多。鄭永年把走走樣子的“地方選舉”說成是中國模式中的“競爭”，也被徐柯建新先生斥責為“赤裸裸的撒謊”。

又如，鄭永年大談“西方民主沒有統一的模式”、“民主的獨特價值應該策略性地去實現”。針對這種與官方“國情論”一致的論調，旅美學者方紹偉反駁說：“西方民主在具體機制上是不統一的，但西方民主在抽象原則上是完全統一的。”“一個學者如果從這裡把自己的理論引向‘各國的民主模式都可以不同’，他就既可能有邏輯能力問題，也可能有理論誠信問題，甚至兩個問題兼而有之。”

對於鄭永年推銷的“新加坡優質民主“的觀點，批評者就更多了。因為，健全的憲政民主必須包括多黨競選，分權制衡，自由輿論，公民社會，而新加坡的自由輿論比較差，連正常的民主社會都算不上。鄭永年還說：“民主本質不是多黨，而是競爭，是否競爭出高素質的政治治國人才，是否給人們帶來好的生活。”這就更可笑了，如果不允許多黨，你讓誰去和中國共產黨競爭呢？

前不久台灣大選，網上流傳一個針對鄭永年的精彩段子，令人笑噴。“鄭永年說，蔡英文對外是烏克蘭陷阱，對內是希臘陷阱。何京鍇回應：包總對外是齊奧塞斯庫陷阱，對內是朴正熙陷阱。”所謂“包總”，就是以吃包子著名的習某人。

總之，被天朝御用的學者是很悲哀的。因為喪失了獨立人格就喪失了魂靈，他們的頭腦也不再清醒，為迎合朝廷所杜撰的學問必定是虛假的、荒誕的，既悖逆常識又混淆邏輯。對本國同胞遭受當權者壓迫的處境，御用學者們一概視而不見。經歷八九而又身在境外的鄭永年尚且如此，這說明，中國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建構是何等艱難。

怎樣才能走出千年來依附朝廷的怪圈，這是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嚴峻的課題。只有在個人人格上努力自我提升，堅守其學術獨立性，社會也能提供一個自由而健康的環境，中國學者才能履行他們追求真知的天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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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6年3月號，發表時有刪節，這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