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革”研討會致魏京生的信

武振榮

老魏：

在文化大革命50周年之際，聯席會議要舉辦研討會，我非常高興，感到這樣的事情很有意義。所以想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我總的看法是：作為民運團體的研討會，應該和專家學者的研討會有所區別，當有自己的側重點，不應該費力去研究害人的共產黨運動，也不應該把重點放在揭露運動中的毛澤東、林彪陰謀方面，而應該重點研究造反的人民自治組織如何在共產黨運動失控的夾縫裡突然“湧現”出來？如何“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怎樣在“革命權利”的張揚下實現自己的人權？怎樣利用大字報、遊行示威、靜坐、罷工的方式對抗共產黨當權派？如何顛覆共產黨各級組織？怎樣砸爛“公、檢、法”？如何分派？為什麼分派？以及它為什麼失敗等問題。

有了上述思路，研討會的重點就出來了，抓住此重點，中國民運人士在預見和引導未來中國民主運動時就不會顯得乾癟。有鑑於文革發生於50年前，國內外人對它的研究也已經有了40的歷史，我以為這一次研討會若不流於形式的話，應該充分鑑戒已有的研究成果，人家研究過的東西，我們不搞，人家吃過的饃，我們不嚼，於是我提出以下的意見：

1、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簡單地整理出3個文革版本：

共產黨文革版。1966年2月——1966年8月8日

毛澤東文革版。1966年8月8日——1969年4月1日

人民文革版。1966年5月29日——1974-1975年（全國自治組織消解日）

共產文革是“害人版”，毛澤東文革是“陰謀版” ，這兩個版本，我們不研究，再研究也不過是畫蛇添足，而人民版本的文革其實是“解放版本”，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個版本的文革研究，已經成果纍纍，王友琴、馮驥才是其代表，我們民運人士認可而已，不必要步其後塵，去亦步亦趨的去搞。第二個版本的文革研究也是碩果纍纍，嚴家琪、金春明、朱學勤等人很著名，寫了許多東西，都很好，在文革起源方面，麥克法夸爾的研究也很有價值，很系統，只是，我們民運人士從中找不到現成的價值，所以，我們即使對之忽略，也不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是，對第三個人民文革版本我們卻需要認真研究。雖然劉國凱、王希哲、鄭義、方圓等民運人士人早有建樹，可是都是各自為陣，小打小鬧，到目前為止，缺乏一個明晰的、可普及的本子，也就是說沒有形成一個民運的本子。如果此次研討會能夠做出一定的成果，那肯定是人們期待的。

2、文革中的人民自治組織是“湧現”出的，它衍生出了“分布式”民主。對於這樣的民主我們不能用設計式的民主去解讀它；它又是在非常狀態下產生的民主，所以，也不能用常態民主去解讀。

美國的民主是全世界民主的範例，它是少數人（革命先輩）設計出來的民主，一部美國憲法是畫在了紙上的民主，經歷多次修正，而每修正一次，都是對原設計的一次改進，美國的政治家、法律人士、社會社會活動家、新聞工作者、人民運動家以及各界人民也都紛紛參與修正，因此，美國的民主在每一次產生前，都有一個事先畫好了的草圖。說它是設計式民主，一點不假。只是，1966年中國大事變中出現的民主卻不是這樣，它是在沒有人故意設計的情況下“湧現”出來的，其中存在的方式也是分布式的。

所謂湧現式民主，是說這種民主沒有一個來自上頭（中央）的刻意設計，一旦人群的聚集達到一定的程度，民主就湧現出來了。簡單地說，學生只要上街、工人只要罷工、農民只要進城,市民只要要遊行，小官只要造反，民主就湧現出了。湧現式民主的存在方式是分布式的，是說它“依賴於一定數量的個體，一個群體、一個集體，或者是更多”。它“沒有中央指令，沒有中央存在”也沒有“中央記憶”，“它是從它自己那裡湧現出來的，一個自動謀劃出來的形式”（引自（美）凱文·凱利《失控》一書）。不寧唯此，1989年全國性的學生運動也是湧現式的，北京市民的抗暴鬥爭，亦是如此，都是在沒有“中央指令”的情況下“主動謀劃”出來的啊！

我承認，這個湧現式民主的概念儘管是我今天才提出來的，但是，在我最初的文革研究中（1975年寫作的《絕妙之戲》）和後續大量研究論文中，對1966年民主及其事件的描述和說明基本上暗合了它的模式。一開始，我就拋棄了文革中的民主是出於毛澤東“偉大戰略部署”設計的“鬼話”（見我的《六六運動論說》），也一再批評那種“沒有民主的事先設計，就沒有民主”的糊塗觀念。時至今日，有人把文革中的紅衛兵、造反派說成是“群氓”，我權且接受之，只是我提出“群氓”也有智慧，並且勸不是“群氓”的人好好研究一下，“群氓的智慧”（《失控》書中的一個小標題）到底是怎麼回事？

顯然已見，上述民主在世界上是沒有先例的。正因為如此，已故的美國漢學家費正清說：“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驚人性”和“規模、影響與複雜性，這都是一個值得世世代代長期研究下去的歷史課題”。許多人都說是毛澤東設計了文化大革命，理由是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個誰都喊過的口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可是，經過金春明教授的研究，情況並非如此，他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重大事件，也通盤地考察了運動的前前後後，閱讀了所有的官方文件和自治組織文件，沒有找到所謂的哪個“戰略部署”，結論是：它根本不存在（武振榮《論金春明教授的文革定義》）。但是，運動卻是存在的、實在的，並且在自治水平上驚心動魄的發展着。

3、用信息論研究文革。

在文革研究中，沒有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是我接受的一個觀點，但是這個觀點不可以推導出沒有毛澤東的“作用”的結論，相反，毛澤東在文革中所起作用之大，是任何人都比不上的。總而言之，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個變相人物，非常滑稽、非常可笑，但同時表面上卻非常偉大、非常神聖（武振榮《論文化大革命中的毛》），為什麼會如此呢？

文化大革命中是中國共產黨挖空心思設計的一個運動，2月設計一次，5月又一次，8月又設計一次，每一次設計都體現了毛個人的“不破不立”的風格，可是在8月5號之前，毛游離出運動，運動的實際操刀者劉少奇、彭真等想找他，連他的面都見不到。在“神隱”了50多後，他突然露面，學着紅衛兵的樣子，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一炮把黨中央這個“資產階級”的“司令部”打的稀巴爛，自己取而代之。對於毛這樣的行為研究，我們民運人士如果順着鄧小平的杆子爬，或者按着公知的思路去研究，那麼，不如去“打醬油”。

8月8日，毛澤東繞過了共產黨各級組織，把“革命”信息用“紅色電波”直接向社會、共產黨人、人民群眾、在校學生們傳達，而相同的信息，卻在社會上、黨內、人民群眾和青少年學生中產生出完全不同的反響——這才是真正的人民文革研究的關鍵。在毛澤東的信息的作用下，共產黨社會不是“無產階級”的了，而是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統治”，共產黨高層人物不再是革命家了，他們變成“隱藏在黨內的壞人”，他們“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炮打司令部》）而學生和廣大人民群眾在毛澤東信息的作用下，一下子則變成“文化大革命”的“闖將”和“主力軍”（《十六條》），所有這一切，只有傻瓜才會以為是“理論”造成的，其實，它根本不是理論，是一種明晰的、不需要解釋、接受它的人立刻會明白的一條指令。

現在，文革研究中一個重大錯誤是人們把“革命的信息”誤當成“革命的理論”，從而在研究一開始就步入歧途，最終步入理論的迷宮。因此，我個人的文革研究一直是循着信息論的思路。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信息雖然是毛澤東發出的，但是，革命在中國已經存在了半個世紀之久，就此而言，他發出的革命信息很難說是他“創造”的，他只是整理了信息，並且運用他個人的權威放大了信息而已，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們接受此一信息所作出的激烈反映，也凸顯了中國社會從辛亥革命以來便已經形成的歷史積澱。

4、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和所有參與文革、卷進文革的，幾乎是每天都在變化，甚至一天一個樣，但是，人們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模式卻是不變的，難怪這樣的研究令人厭倦。

“2月提綱”中的文化大革命和“5·16”通知的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設計的文化大革命，是劉少奇所主持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繼續”，是整人的，害人的運動，彭真、劉少奇等是發動者之一，此運動開始由迫害“五類分子”緊接着又迫害大學生。一份公開官方資料顯示，8月初，北京各大學逮捕的學生數就有1000人之多。“紅色恐怖”籠罩全國。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大字報出籠後，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毛澤東以個人權威排除了共產黨，以至於共產黨各級當權派（軍隊中師以下機關除外）上至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楊尚昆、羅瑞卿等，下到最基層的共產黨支部書記，相繼成為“鬥爭的對象”，運動的共產黨性質完全變化了。情形變化得異常險峻，如同雨果在描寫法國大革命的小說《九三年》中所說的那樣：大炮脫開了，“物資完全自由了，這個永恆的奴隸似乎在報復，我們稱為沒有生氣的物體仿佛突然將內部邪惡全部發泄出來，它失去了耐心，暗暗進行古怪報復”。

非常明確，共產黨的文革運動被顛覆了，此空間潮水般湧現出來的人民自治組織填充空白，於是，數以千萬記的沒有在《十六條》（《中共中央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上出現的各式各樣甚至稀奇古怪的人民自治組織成為“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而《十六條》中規定的那個“權力機構——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文化大革命籌備小組”出生後沒有幾天，便消失得無蹤無影。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真正領導者是誰？我們應當認真研究，切不可用毛澤東來搪塞之。

解放運動需要偶像，在共產黨17年專政歷史中，偶像被造了個半個，於是偶像變“神”的事就應運而生。此刻，經紅衛兵和造反派之手，毛澤東一下就成為“神”了，“政治”的運動同時又衍生出了“宗教運動”，而人民運動失敗的時間表就可以讀出了。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事實上宣告了毛澤東個人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被確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一切似乎都很美好，可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一下子“炸”飛了毛的“成果”，“神聖的毛澤東”一時間變成為“尷尬的毛澤東”。

就此可見，真正“否定”文革的人不是鄧小平（他那時下放到工廠當工人，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還敢否定文革），是誰呢？是毛澤東，他讓被打倒了當權派“復辟”，為當權派恢復名譽，解散造反派組織，逮捕造反派頭目，消滅造反派報紙、刊物，把“革命的造反派”定性為“資產階級派性的攜帶者”，並且最終恢復了共產黨的“一元化”專政等等。就此，人民的文革徹底失敗了，這就是文革中最大的“真相”。今天我們研究1966年人民運動的失敗和研究1989年大學生運動失敗一樣，都是我們民運人士的“業務”。和中國共產黨較量，我們人民不怕失敗，一次、二次……甚至四次、五次，一句話輸得起，只是共產黨一次都輸不起啊！

5、一個人的文革。

我向研討會提出上述新研究視角如果顯得呆板，那麼，我提出我個人原汁原味的文革史，似乎可以避免呆板，供大家批評：

一個人的文革史，用30分鐘就可以說完，除具體事件的時間不準確外，書其中的人物、事件、過程都是真實的。（見網上發表的武振榮《對於一個偉大時代的回憶和理解》）

內容如下：童年所受的教育——學校教育——我所參加的我校“社會主義教育整風”運動——成為我校“整風”的重點之一——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們學校的大字報風潮——校長自殺——興平縣教師學習會——“整”老師——坐在大操場聽廣播播放的《十六條》和劉少奇“犯錯誤”的檢討錄音——由共青團員變為黨辦紅衛兵——“抄家”——由黨辦紅衛兵轉化為造反的紅衛兵——北京見毛澤東——組織“小南大隊貧下中農造反兵團”——組織“於仟中學中學生造反司令部”——在學校兩派鬥爭中我們一派失敗——為逃避失敗——於1968年2月參軍——反思文革——1971年一作為“軍宣隊”成員的——如何“整”陝西省石棉礦的造反派頭頭——寫作《絕妙的戲》（也叫“我說文化大革命”）的過程。

在上述我個人的文革史中，有“害人版”的血淚文革，但是，沒有幾天，我們就“踢開”了它，大步流星邁向解放文革；也有毛澤東、林彪和劉少奇、鄧小平高層鬥爭的線索，只是因我所處的環境距離北京太遠，所以，在我和我們同學們的文化大革命中，高層人物那種非常複雜的“政治陰謀”通過時間、空間的過濾，並且在以廣播為主要傳媒方式為我們所接受時，它已經在我們的生活之地變化為簡單的信息。我們在處理這些信息時，無不顯示出信息系統內部的那種自我修復功能。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很快就被我們自己糾正，然後又行動，也就是說，錯誤沒有擋住我們的路，我們在錯誤前進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義無反顧的行為和英勇的鬥爭精神，於是，民主、自由、權利等等在我們這些人身上就“湧現”出來了。

6，民運人士為什麼要研究文革。

民運人士為民主而活，要搞成民主，必須顛覆共產黨，而人民文革就是50年前顛覆共產黨的第一次嘗試，有經驗，也有教訓，吸取教訓、總結經驗，就是當務之急。

以上，文革事大，非片言所能覼縷。

順祝大安！

武振榮 頓首

2016-3-22與首爾

（備註：此信寫完後，我準備寫個專門的論文提交給研討會，若是寫不出來，此信請提交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