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武松

休假歸來，“巴拿馬文件”在竹幕內外帶來截然不同的民間反響，是這次旅行中最強烈的感覺。

四月初至今，泄密的巴拿馬文件中一連串有關中南海權貴家人的海外離岸公司及其財富，在中國大陸言論管控超高規格的嚴密新聞封鎖下，成為上海人，乃至全中國愛談國事之草民東家長西家短的轟動性主題耳語：“滿坑滿谷，人見人愛”，道德殺傷力之大，不可小覷。

回到美國看看，不過如此。所謂的“巴拿馬文件”的中國篇，充其量是兩年前2014年元月同屬一家“國際調查記者聯盟”曝光的“離岸解密”項目——現任中國領導人的親屬通過持有秘密離岸公司來隱藏國外資金的擴展性餘震罷了（《閒話上海》當時以《離岸人民共和國》為題推出周末節目），中國製造的新貨不多。如今翻炒，人們似乎有點見怪不怪了。至少大陸部分，早已不是什麼新聞。

兩相對比，比出了問題——是藥三分毒——新聞封鎖的副作用——民間地下反體制政治耳語的妖魔化效應。

這類東東，解鎖陽光下，完全是見仁見智的正能量。

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反腐敗永遠在路上。不就是幾頭本就該打卻沒打早就該打卻沒打放水漏網的二代家虎嘛！

打倒他們，中共安寧，清除它們，中國安寧！

【讀報補丁】

這次中共權貴財富曝光影響不尋常 明鏡網2016-04-11 陳維健

• 最近，“國際調查記者聯盟”曝光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家人在內的九位中共權貴家族，在巴拿馬一家法律服務公司的秘密賬戶。這次曝光習近平家人的財產與前幾次不同，他與世界各國的政要綁在一起曝光的，是國際性的震盪，因此習家與中共權貴家族的財富與醜聞也國際化了。 三年來，習近平家族財產被海外權威媒體多次曝光，且財產的相關細節都要比這一次來得詳盡，（習擔任副主席時家族財產已是3億7 千6百多萬美金）但在中國幾乎沒有得到任何的反應，若大的一塊石頭扔到水中，石沉大海，連水花都沒有濺出一點。而這一次不同，“環球時報”立即作出反應，發出《偷或編馬拿馬文件者絕非等閒之輩》的文章。文章雖然只談俄羅斯普京與其它國家政要，沒有提到中共領導在也榜上有名，但卻讓中國民眾知道了“巴拿馬文件”，這樣一個曝光國際政要海外避稅，隱藏財富的大秘密。中國外交部面對西方媒體的幾次提問，不承認，不否認只是拒絕回答。據海外中文媒體透露，巴拿文件曝光後中南海炸了鍋，接連召開二次常委緊急會議，因為這關繫到中共權貴的整體利益，雖然有些目前還沒有曝光，但誰能保證在一 千多萬份的文件中沒有自已呢。經過討論最後習拍板還是老套路，封鎖消息一切照常。雖然我們不知道這個信息的來源是否準確，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習近平當局對這此曝光比前幾次曝光承受更多的壓力，或者說，這一次不是裝聾做啞可以混過去了。為什麼這一次裝聾做啞混不過去，皆因是這一次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這一次曝光是與其他各國政要放在一個文件中的，文件曝光後各國都高度重視，即刻表示要嚴查到底，冰島總理在曝光後在形勢的逼迫之下辭職了，阿根廷總統被調查，英國首相也承認在這個離岸邊公司曾經有過股份。作為一個國際性的事件，中國就很難置身事外。另一方面，文件曝光之時，正好是國內出現反習風頭，從任志強叫板習近平的黨媒姓黨後，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不買習近平賬的情況出現。新聞界，知 識界已有人站出來公然“妄議中央”直指習近平，更有要求習近平辭職的匿名公開信出現在政府的網站上。就目前形勢來說，對巴拿馬文件要不議論是不可能的，這 些議論會對習近平當局產生多大的壓力，還將繼續觀察。這次巴拿馬文件曝光雖然是首批，但已經是包括了從毛澤東開始的中共五代領導人的家族。名榜中毛家的孫女婿陳東升也豁然在列，毛家雖然低調，但財富卻不落人後，排在五百人的富人榜中…我們現在暫時不說毛家與習家如何獲得這樣天量的的財富，先就說財富的轉移，台灣前總統陳水扁把剩餘的競選捐款存入瑞士銀行，到現在還坐在牢中。習家匿藏轉移巨額財富，逃稅漏稅已經構成了嚴重的犯罪行為。中共稱陳水扁是罪有應得，習與他一干權貴家族是不是也該繩之以法。巴拿馬文件曝光習近平打貪反腐已失去了公正性，三年來中共落馬的貪官不知凡幾，重中之重是“新四人幫”令計劃，周永康，還有二個軍委主席徐才厚，郭伯雄。 為何這些被打被判的四人幫到沒有一人名例榜上，文件上出現的到是習近平自己與他手下的幾個常委，劉雲山，張高麗。本來面對巴拿馬文件，中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但那些因習打貪反腐被整被判，家破人亡的官員來說，卻是一個魚死網破的絕好機會，他們必然會不遺餘力地通過殘剩的餘力向習發難，因此事件就會與以往不同。

☯銅鑼灣書局☯

“你方唱罷我登場”

中央賀電的慶祝大會開過以後，上海市委的垮台已成定局，但是今後究竟由哪些人來掌管上海的大權，又通過什麼樣的機構來領導上海的黨，政，財、文等各個方面的工作呢？這成了萬眾矚目的大事。

中央對人事問題沒有下達新的任命，上海的各種政治力量 和各個造反組織的代表，都想擠進這個世界着名的大城市的權力機構，都渴望占有一個或幾個或幾重要的席位，都企圖嘗一嘗這塊“禁臠”的美味，於是，在一九六 七年一月這個動盪不安的月份里，在上海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走馬燈似的奪權鬧劇。

“走馬燈”奪權

一月中旬，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來一個“工八司”（“工 人造反第八司令部”的簡稱），拉攏了幾個小組織，裝了幾卡車人，直接開進了康平路市委大院。他們把除了檔案室和機要室以外的地方，統統占領起來，貼出大布 告宣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我到張春橋、姚文元那裡匯報以後，他們大為惱火，要我打電話通知“工八司”等馬上撤出，我把電話打進康平路總機室，只聽得電話那 頭傳來一片亂鬨鬨的聲音，原來是那些奪權者還要接管電話總機，正在和接線員發生激烈的爭吵，正好，我找到“工八司”的頭頭，在電話里嚴肅地吿訴他們：“你 們沒有和上海的主要組織協商，是沒有資格接管市委的，要馬上撤出來！”

那個頭頭提出抗議：“我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我警告說：“造不是我的意見，是中央文革首長張春橋同志和姚文元同志的意見，你們如果不執行的話，一切後果由你們自己負責！”說完我就把電話掛上了。

那批權者一聽張春橋和姚文元都不支待他們，只好自討沒趣，貼了幾張大字報便灰溜溜地撤走了。

過了幾天，即一月二十四日的晚上，上海最大的一個紅衛 組織“紅革會”（“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的簡稱），又採取了一次突然行動：“紅革會”總部的領導經過嚴密的策劃，組織了十幾支紅銜兵隊伍，乘 着吉普車，摩托車等，在一個晚上同時出動，闖進中共中央華東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即市政府）機關，以及上海十個區的區委和區人委等共二十三個 單位，奪走了全部大印，他們把這幾十顆鋼製的、木製的圖章，鼓鼓囊囊地裝在背包里，送到“紅革會”總部，發出通告，宣布自己這個組織已經把上海的大權統統 奪到手了。接着，“紅革會”的負責人占領了上海展覽館內的一幢房屋，作為他們的指揮部，並通知上海警備區派解放軍保護他們這些“左派”。其它的許多造反組 織，聽說“紅革會”撇開大夥單獨行動奪了印，都很生氣，摩拳擦掌，批評指責，眼看一場“內戰”即將發生。

“紅革會”的奪印使張春橋、姚文元感到很傷腦筋，因為 “紅革會”當時是上海最大的最有影響的一個學生組織，它曾經搞過幾次重大的活勁：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紅革會”為了堅持要把自己編的《紅衛戰報》與中共 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同時發行，曾經進駐與封閉了解放日報社，給上海市委施加壓力，造成了很大的社會影響，，“紅革會”一直與“工總司"並 肩戰鬥，而且又支持過我們市委寫作班起來造反，道個組織在上海有了點名氣以後，它的某些頭頭也自恃造反有功，驕氣很盛，聽不得不同意見。它的領導核心，主 要是由復旦的學生組成的。對於這樣一個組織，張春橋和姚文元覺得不能用像對待“工八司”那樣，以簡單化，下命令的辦法，來處理他們的“奪印”事件。

當天晚上，和我相熟的“紅革會”總部負責人、復旦大學 的小馬打電話給我，說他們已經奪了全市的大印，“紅革會”願意和上海最具影響的組織“工總司”，“農司（籌）”以及市委機關聯絡站一起聯合奪權和掌權，希 望我能夠馬上前去會商，共同簽署聨合奪權聲明。我聽了以後，覺得“紅革會”一派奪印以後，深感輿論對他們不利，於是想搞一個以“紅革會”為核心的四個組織 的聯合政權──由工人，農民、紅衛兵和機關幹部四派掌權。

我到張春橋，姚文元那裡去作了緊急請示，他們向我面授了機宜，這時已經時近深夜，我就“單刀赴會”，以奔南京西路上海展覽館內的“紅革會”臨時指揮部而去。到達那裡的時候，果然看到如張春橋，姚文元所吿訴過 我的那樣，在一幢房屋的四周由上海警備區增派了許多解放軍巡邏哨，張春橋說過，在“紅革會”提出派軍隊保護的要求之後，警備區作戰處曾向他們作過報告，他 們也表示同意，理由是不但要保護那些“左派”，而且要保護那些落在他們手裡的華東局，市委，市人委等等的大印啊！要是有人在出國護照上蓋上了鋼印，完全可 能堂而—皇之地跑到國外去，這才是張，姚擔心之所在。所以，再多派些軍隊保護那批印章，張、姚也會同意的。

我走進“紅革會”總部的臨時指撣部，只見滿滿的一屋子人，他們的頭頭幾乎都在場，有復旦大學的小馬、小趙，上海師範學院的小繆、小李，還有"紅 革會二處專門負責情報工作的小勞等人，“工總司”的潘國平和“農司（籌）的夏桂伯早已被他們請來了，夏桂伯是浦東村的一個大隊長，因為打出造反旗幟比較 早，所以成了農民造反組織籌備組的負責人。師範學院的小李是“紅革會”常委中的一員女將，長於辯才，說起話來像開機關槍一樣，此時她正和潘國平等人侃侃而 談，看到我進門，就請我在桌邊坐下。

我環顧這間房間，只見正中用幾張寫字檯拼成了一個長條 形會議桌，桌上雜亂無章地放置着茶杯、水瓶，還有吃剩下的麵包；會議桌旁邊圍着一圈長板凳；在房間的牆壁旁邊，挨個排列着兩排雙人迭床上。有些床上還躺着 和衣而睡的穿軍裝的紅衛兵，大概是白天行動太累了，現在正在睡夢裡發出有節奏的鼾聲，會議桌邊的大聲講話對他捫毫無影響。當然，我也留意觀察了一下，不見那批被他們搶到手的圖章的蹤影。

“紅革會”的一把手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小馬，山東人、他還是我們市委寫作班哲學組郭仁傑的學生，平時和我打過多次交道，現在走過來對我說：“我們奪大印事先沒有和你們打招呼，因為怕知道這次行動的人多了 可能會走漏風聲，所以我們單獨採取了這個革命行動。但我們‘紅革會’不想一家掌權，今天請你們來，就是想商量一下共同發布一個奪權聲明。我們這四個組織是 上海最大的或最有影響的，只要我們四家的步調一致，那麼，上海的黨，政，財，文大權，就由我們掌定了！”

我聽了這一番話，覺得他們掌權心切，如果我拒絕簽署奪 權聲明的話，很可能一上來就會把關係搞僵，所以只能慢慢來，採取迂迴戰術，和他們“蘑菇”說理，也許倒可以找到轉機。於是，我對他們講：“紅革會”想搞聯 合奪權的想法是可取的，奪權以後當然要掌大印，可是奪印並不就等於奪權，關鍵在於掌權者說的話有沒有人聽，發號施令有沒有人執行。這就涉及到聯合奪權究寬 是“小聯合”好還是“大聯合”好的問題。我們上海的造反組織，光是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上署名的，就有二十幾個，而且都是得到中央賀電肯 定的，再加上北京和外地的駐滬紅衛兵組織，平時經常在一起聯合開會採取共同行動的，總共已經有三十二個組織，至於其它各種名義的組織，還有好幾百個，如果我們四個組織奪了權，把別的組織都撇在一邊，就有可能出現上海造反派大分裂的嚴重局面。因此，我希望“紅革會”總部的常委們要慎重考慮奪權的方式，我的具 體建議是：由四個組織出面，召開全市各造反組織的聯席會議，共商奪權大計。其實我的這個主意，是剛才來“紅革會”總部以前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商定的。

潘國平在我之前本來已經鬆口，表示可以考慮“紅革會” 的設想，聽我這麼一說，他就緘口不言，不再表態了，“紅革會”的小李、小勞等又提出另外一個方案，主張先由四個組織出一個聲明，肯定這次奪印是一次革命行動，這些印章由“紅革會”負責保管，直至聯合奪權達成協議以後，再移交給上海各造反派的聯合掌權組織。這一來潘國平又不同意了，他主張大印應該交給“工總 司”保管，因為工人階級應當握主要的領導權。而我則以這些印章長期流散在外，可能造成嚴重後果作為理由，向他們提出警告，我問他們：如果有人鑽空子利用這 些印章跑到國外去，誰能擔當得起這樣的政治責任呢？他們聽了都面面相覷，啞口無言。

這場"蘑菇”談判，從半夜十二點鐘一直談到凌晨三點左右，大家都談得精疲力盡，還是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但是，“紅革會”頭頭們的那股鋭氣，都被我磨掉了。“農司（籌）的夏桂伯，本來就是作為農民的造反代表被拉來做做點綴的，此刻他坐在長板凳上搖晃着身子，直打瞌睡，潘國平越談越沒有勁，索性爬到他身後的一張雙人 迭床的上面，去呼呼大睡起來。

我趁這個冷場的會，走到隔壁一間辦公室，給姚文元打電話,匯報了談判的情況和各方的態度。姚文元還沒打睡覺，就等着我們的消息，他聽了說還要和張春橋再商量一下，讓我們再等一等。過了十多分鐘，姚文元直接打電話 來，先要潘國平聽電話：睡眼矇矓的潘國平被叫醒了，聽到姚文元在電話中明確告訴他：“工總司”決不能在四方奪權的聲明上簽字，一定要說服“紅革會”跟其它 造反組織一起搞大聯合奪權，並說這是春橋和他兩個人的意見，希望小潘照辦。潘國平在電話里允諾下來。

接着，姚文元又要“紅革會”的一把手小馬聽電話，姚文元說：上海的很多造反組織對“紅革會”的這次奪印有意見，準備要造輿論“炮轟紅革會”。春橋和他認為，在上海奪權鬥爭的關鍵時刻，造反派決不能打“內戰 “，現在春橋和他巳經說服了那些組織，停止“炮轟”；同時希望“紅革會”也要顧全大局，和大家一起搞大聯合奪權。姚文元在電話中也替“紅革會”搭了台階，使他們有體面下台的機會，他說：張春橋和他準備親自召集各造反組織的聯席會議，商討上海各造反組織如何聯合奪權，還要討論新的政權機構的形式和組成等問題，他們在會上將專門講一講“紅革會”奪權以後把大印保存得很好，而且主動表示願意和其它組織聯合奪權和共同掌權，“紅革會”的風格值得肯定。姚文元還告 訴他：為了不影響上海市和十個區的日常工作，希望“紅革會”今天（天已經快亮了）就把印章全部交給上海警備區，由部隊出面交回各單位。最後，姚文元又讓我 聽電話，把這些底都交給了我。

聽完電話，四方會談繼績，潘國平明確表態要搞大聨合奪權，不簽四方聲明，我則馬上對“工總司”的態度表示支持，農司（籌）的夏桂伯在一旁隨聲附和，“紅革會”的頭頭們這時感到大勢已去，一個個都像泄了氣的皮球，小馬嘟囔着說：“算了就照春橋，文元的意見辦吧！”會議就此結束，警備區的負責人隨後就來取圖章了。

我走到街上，曙色已經初露，頭班公交車上已經搭乘着上早班的人們，我突然感到又累又冷，肚子餓得咕咕叫，趕緊快歩走進剛剛開門的供應豆漿、油條的小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