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山人
37分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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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做過的事加以深思，毫無例外是片面和膚淺的。在某種程序上，我們被召喚着為“過去個體”“存在”探索出一條“思路”，尋找因果，並將“反思”之義予“存在”。其實，任何人的概述都是一管之見，都難免盲人摸象之譏。“客觀”與“全面”僅僅是空思夢想，因為反思所能夠把握的不是事物的本來面目，只能是“過去”的事物展現給我們的某種意義。
反思過去對於現實存在影響與啟示，從研究方法、視野觀點甚至是預測方向上對於基本問題的回答其實意義各異，甚至誤導現實的選擇。所有提出的問題都是明知故問，所謂問題只有在可以回答以後才成為問題。問題本身是答案，答案或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得出了答案？從這個意義上講，反思過去是史實的遊戲，現實的需要。反思變身並無太大意義，僅僅是所謂學者的謀生手段。
文革名人戚本禹，死了，蓋棺難以定論。他生前，關於他的“罪”，人們議論紛紛。文革被中共否定了，然而，戚本禹作為文革領導幹部的一年多“光榮”史，卻越來越成為他的偉大足跡。服刑十八年的“黨國”罪人，出獄後抄襲成癖，“戚文”“竊文”，成為“聞”人，對於我這種親歷文革飽覽“文罪”的老人來說，實在是目瞪口呆。仔細推測，戚本禹的問題反映了當代中國的倫理困境。關於文革的滅絕人性和屠殺人民的罪惡之謎的思考方式，它所引起的強烈怨恨現在看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1983年，文革結束後存活下來的最後一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接受審判，被中共追究刑責，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監18年。他被指文革前發表諸多文章「反革命宣傳煽動」；又指控他曾參與逼死***前秘書田家英，並揪斗彭德懷，打死原煤炭部部長張霖之等。
1967年3月30日戚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是文革中首次將矛頭對準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文章。該文發表前獲***批示「戚本禹同志，看過，寫得很好」。此後來成鄧小平主政時認定戚犯罪的證據，但當局不敢追究到毛頭上。
戚本禹的個人遭遇與社會輿論，提出了兩個極有爭議的觀點。第一個是，作為文革的高級官員，不是像檢察官指控的那樣，並非是文革動亂與迫害幹部人民的蓄意組織者，而只是機械執行命令的普通官員；他不是“惡魔"，而只是"一個跳梁小丑"。關於戚本禹的第二個觀點是文革是不可否定的，戚本禹本人認為***對他的直接迫害也是出於不得已與當時的需要，因此戚不僅理解***的苦衷，而且永遠忠心，並希望***再世，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理想。戚本禹1983年接受審判。而這時正值鄧小平的偉大復興，為了極力避免宣揚***的“筆誤”，維護黨國之尊，由戚本禹承擔直接迫害國家元首的罪責。戚本禹自始至終認為他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沒有意識到自己在作惡，他甚至不帶有誣陷的惡意。他認為並不只是接受命令，順行潮流，而是個革命的理想主義者，認為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是應該被毀滅的無產階級的敵人。因為我們知道劉少奇國家主席像牲口那樣被殺死了。戚本禹不是缺失語言能力與思考能力的“庸人俗夫”，他不是不假思索地在做自己的工作，而是得意忘形，藉故喻今，以文殺人。戚本禹問題中觸碰到了一個更大的命題，那就是普通人是如何成為殘酷的殺手，文化為何異化為殺人工具。戚本禹是刀筆吏，是辦公桌上的謀殺者。極權主義不僅是是一切國家中最具毀滅性的魔法，而且是個人傷失良知自取滅亡的砒霜。事實上，在專制條件下，戚本禹是主動作文獻策從而得到***的讚許而大起大落的小知識分子。據今天報道，戚本禹女兒戚英致悼詞時只是簡略提到「前半生寫作政治文章，後半生研究中華文化」，又稱其父親「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社會主義事業」。戚本禹靈堂兩側的主輓聯上書「光明磊落一生正氣 作風淳樸品德崇高」。這些與世有爭的空話謊言、與黨國決策矛盾的翻案辭語，反映了當代中國當代倫理的混亂。戚本禹晚年一直不承認對文革中的悲劇負有責任，他說自己沒有指揮打人、殺人，但是刀筆吏一字一滴血，一文遍冤獄。當年希特勒也沒有直接殺死多少猶太人，那所有罪過就不用算在希特勒頭上了嗎？戚本禹或許永遠以能與***與中央文革罪犯張春橋、江青、周恩來、姚文元等歷史罪人合影為榮。所以戚本禹不但至死忠於***、崇拜文革，晚年還參加內地左派活動，希望文革再興，獨裁中華。戚本禹如此自信致死不悟，因為他深知專制體制會借死還魂，他希望“易元”變天，再逢明主。作為個人道德，戚本禹記恩忘怨，自始至終，實為罕見怪人。作為一個時代的象徵，戚本禹是文革的罪人，歷史的罪人，中國文化的罪人，人類文明的罪人。
我，一介書生，即使是在黑暗的文革時代中，我也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源於我的恩師，源於我的天性，源於我對中華文化的的鐘愛與忠誠。這點微弱的光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着，在批鬥大會，在長寧監獄，在寒屋閣樓，在睡蒙之中。文革初期，戚本禹大名駭人聽聞，但是素不相識，文革後，改革中，居然有機會與他同桌對話，他不無驚訝的是，我居然是他自以相識為榮的易學大師潘雨廷先生的入室弟子。他抄襲“易學十講”（潘先生原著原名還在我的珍藏之中）我曾發微信提醒他注意。他無言以對。可憐復可恥！
人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短促渺小，貴在獨思。像我四十年習慣了黑暗的凡人，後半生在法蘭西的自由大地，獨步獨思。當年的那些微弱的光，已變為熱烈的陽光。戚本禹如不入京為吏，可能會度過平凡安定的一生。如今，以八五高齡死去，可謂壽者。但是戚本禹竟然從罪人成為某些人的崇拜的文革象徵，這才是戚本禹的悲哀，中國之不幸的陰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