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扼殺了搖籃中的民主

幾千年來，中國人渾渾噩噩，醉心於打打殺殺改朝換代的大循環。直到清朝末年，好不容易出了一位明白人，他就是孫中山先生。孫先生百折不撓付畢生之努力，驅逐了韃虜，恢復了中華，取締了帝制，要以三民主義為指導，建立一個民主富強自由的國家。幾經挫折，歷盡艱險，終於在1911年，孫先生親手締造的中華民國在風雨飄搖中問世，

1925年，孫先生不幸英年早逝，留下滿目瘡痍和百廢待興的華夏大地。這時候，舉國上下本應繼承總理遺志，共同努力，早日邁進共和。沒想到，兩年之後，半路里殺出個混世魔王程咬金，在新政剛剛16歲的時候，振臂一呼，嘯聚山林，舉起了“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大旗，迫不及待地再來一次改朝換代。他就是1893年生於湖南的毛澤東先生。

客觀地說，他在國家舉步維艱的時刻不去效力新政，反倒再次革命的舉動還真的有罪。一場血雨腥風的革命尚未成功，北伐和護法戰爭頻繁不斷，他卻要矜持地造年輕民主政權的反還真的欠理。

按中國歷史規律，農民起義一般發生在朝代之末，天災人禍，民不聊生，造反家們此刻才被迫出山，粉墨登場，旨在推翻舊朝，更立黃天。可是脆弱的中華民國剛剛建立，新政府還沒來得及喘口氣，還沒機會實施平均地權的“讓步政策”，毛就迫不及待地挺身而出改天換地。這種忤逆行為無異於在國難當頭之際的趁火打劫。和歷代的農民起義不同，他的造反不是被迫，而是天生。

黃花崗烈士屍骨未寒的時候，毛澤東的革命也可以說成是反革命，他和他的梁山好漢所反對的就是辛亥革命。為了過一把皇帝癮，他不惜把苦難的中國再次拖進戰亂之中。

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年輕軟弱，由於日本鐵蹄踐踏八年，由於打土豪分田地的激進口號動員了目光短淺的農民，毛澤東發動的反辛亥革命的革命還真的成功了。民國被趕到台灣，三民主義遭到遺棄。1949年毛的成功應當是中國近代史中最大的不幸。因為他斷送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成果，讓中國重新倒退到獨裁專制的黑暗。使剛剛到手的人民民主被無情地剝奪。

孫中山和毛澤東的兩種革命有個本質的不同，一個自始至終把矛頭對準封建統治者，要還權於民，還政於民；一個在開始的時候就按階級把人分成幾等，把人民的一部分，恰恰是勤勞致富安分守己的那一部分打入另冊。隨之，通過暴烈的行動來搶劫他們財產，危害他們的生存權。遺憾的是那些貧窮的農民把毛當成殺富濟貧的英雄，把鬥地主當成他們致富的捷徑。於是乎有了百萬農奴齊踴躍，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的殺氣騰騰。這鯤鵬就是孫先生締造的中華民國。當然最後這些農民們什麼也沒得到，到手的土地又被收歸公有，祖祖輩輩被農村戶口捆綁在黃土地上，變相地成為向政府交納公糧的奴隸。

孫先生領導的中華民國雖然也經過暴力革命。但是它不同於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因為孫先生要擺脫傳統的打江山坐江山的狹隘心胸，他要在貧窮落後的中國實現一個民主政權。帶領國民走出陳舊的國家制度，這無疑是合法的政權，也是進步的開端。而毛澤東卻硬要把這樣的政權推倒，欲取而代之，着實反動。

毛澤東在一群農民的擁戴下，建立了所謂的人民共和國。他老先生雖然沒有糊塗到像袁世凱那樣登基稱帝。但是由於他腦中的封建思想摻進了馬列主義的專政理論，於是他用黨取代了歷史中的皇帝的地位，黨管國，黨管軍，黨管民。黨至高無上的權力成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一座大山，經過幾十年的鞏固和苦心經營，這座大山比三座大山還沉重十倍。

如果在40年代還沒有一個衡量是非的標準，那麼幾十年後，大陸和台灣各自走向已是有力的證明。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後，痛定思痛，開始注重發展經濟，終於在三十幾年之後讓中華民國經過軍政、訓政，推進到憲政的新階段。取消黨禁，允許多黨並存，相互競爭。民國留下的種子終於發芽，台灣的百姓率先步入民主的新階段。

再看1949年後的大陸，先是鬥爭地主資本家，沒收財產，侵犯人權。從建國開始，毛就背棄了三民主義，也背棄了他的新民主主義論，靠着軍隊、警察和各級黨委，讓他的政府成了打壓民權的強大機器。

後又焚書坑儒，對知識分子大開殺戒，剝奪了百姓話語權。隨即又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農民像牛羊一樣，被驅趕進圈。可惜在3000萬人餓死之後，臨了，這群樸實溫順的老農還不明白當初推着小車抬着擔架所支援的隊伍，怎麼會成為一個讓他們繼續貧窮的政府。出於宮廷內鬥，毛澤東又發動了文革，停產聽課，人與人分成幾派，天天打鬥。人性遭到擠壓，把傳統的社會道德衝擊得稀巴爛。

毛死之後，他的繼承人鄧小平一方面拋棄了毛在經濟領域的極左政策，另一方面卻秉承了毛在政治路線的衣缽。於是他的改革開放在性質上無異於鴉片戰爭之後的洋務運動，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幸的是第一次洋務運動被東洋勁敵日本打得落花流水，以失敗告終。

鄧小平的幸運在於第二次洋務運動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30年之後，各國忙於經濟建設，遠離刀兵。世界經濟一體化又為中國提供了資金和市場。國內則靠着人力、礦產和土地資源，第二次洋務運動居然鼓搗成功了。老百姓住進高樓，開着豪車，四處旅遊。中國人，不，一部分中國人先富起來了。這無疑是鄧大人的豐功偉績。

然而，由於制度和法律上的欠缺，中國在崛起的同時，也培育出一大批貪官污吏。當貪腐現象剛剛冒頭的時候，一些有思想的青年學生開始走上街頭，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向政府提出反貪的訴求。沒想到鄧大人畏民如虎，急遽失措，竟然動用機槍坦克，兇殘地對付手無寸鐵的愛國青年，開了中國歷代政府暴虐之先河，撕掉了極權國家愛民的遮羞布。如果說反右、文革還不能擦亮某些人的眼睛，廣場屠殺難道還不能讓你們清醒？

不管黑貓白貓，能拿耗子就是好貓。這是鄧大人遴選人才之道。把這句話變換到老百姓的口中，那就是不管紅政府還是綠政府，能讓大家吃喝玩樂的就是好政府。改革開放調動挖掘了土地資源、資金和勞力，讓一部分人進入了小康，有些冒險家還成了億元富翁。這些既得利益者自然會把政府稱頌。

既然專制制度也能給人帶來幸福，那麼還要民主何用。民主制度，雖惠於口，而實不至。縱使百姓有選舉權，當家作主，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那畢竟是猴年馬月的事情。何況，鬧不好會有殺頭的危險。人權民主自然好，不如有酒醉今朝。因此，改革開放造成的繁榮景象進一步淡化了百姓民主的願望，拉大了中國和民主的距離。

其實不管什麼制度，只要值班皇帝能夠踏下心來做幾件與民休戚相關的好事，都會獲得人民的擁戴。只不過因為沒有制度保證，出現壞皇帝的幾率遠遠大於好皇帝。唐朝的李隆基年輕時勵精圖治奮發有為，開創了歷史稱頌的開元盛世。但由於他本人不受法律的制約，不受人民的監督，這個盛世只延續了二十九年。儘管皇帝還是唐玄宗，隨之而來的卻是安史之亂，以及路有凍死骨，朱門酒肉臭的衰敗。

滿清前期，也出現過康乾盛世，宮廷內外，繁花似錦，版圖也不斷擴充。但乾隆年間，就已經埋下貪污腐敗的種子。自道光、咸豐之後，不可一世的清帝國開始沉淪。英國人只用幾箱鴉片，就砸開了閉關鎖國的鐵門。甲午戰爭的恥辱又壓抑了中國半個多世紀。

可見，非民主制度也可以達到繁榮，但難持久。中國是一個缺乏記性的國家，每天沉湎於過關斬將的榮耀，不願總結敗走麥城的經驗。在繁榮面前，他們只知道歌頌民族的強大，為新的武器裝備而自豪。但是他們忘掉了遭受女真、蒙古和日本人鐵蹄踐踏的原因。他們以為今天的燈紅酒綠可以千秋萬代，高枕無憂。可是歷史留下的教訓則是，這或許又是曇花一現。

現行總書記的推舉辦法是幾位元老湊在一起，討價還價，攤牌談判。每人都要考慮自身家族的利益，因此他們不會選出一位全心全意為人民的當家人。除非老傢伙們瞎了眼，走了神。在抗日70周年的閱兵式上，老人政治的陰影依然不散，幾個形同蠟人的老常委僵立於城樓之上。除了老江的生父，他們與抗戰沒有直接關係。他們只不過想告誡百姓，他們是團結的，統一的。從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到四個全面、中國夢，新常態、正能量，這些空動玄虛的口號，成為治國的教條。每位總書記都在身後留下一條箴言，讓後人像真經一樣叨念，唯一不變的事那條腐朽的老路。

毛澤東抗衡民主的另一個貢獻在於把他自己神化。在毛的訓教下，通過鬥私批修、靈魂深處鬧革命、早請示晚匯報、唱紅歌等宗教措施，毛澤東把所謂無產階級思想的芯片強置於臣民的腦中。這些人高喊着忠於黨和領袖的口號，用同一種方式思維。新總書記一上台，他們就希望他是好皇帝，總書記的每個指示都是金口玉言，總書記做的每件事情都是英明偉大。在對外關係上則停留在冷戰水平，聯俄抗美，其核心價值就是維護現存的踐踏人權反民主的落後制度。面對這些被嚴重洗腦的百姓，即使有1000個劉曉波走出監獄，宣揚民主，聽從者又有幾人。

從鄧小平的四個堅持到習近平的四個全面，中國越來越朝着反民主的方向倒退，民主的航標已經虛無飄渺，民主的前方則是一片黑暗。當權者高舉着毛澤東思想的大旗，讓中國離民主越來越遠。毛澤東不光扼殺民主於搖籃之中，他還是民主的死敵。因為他死之後，他的思想依然活着，依然是民主的敵人。

至於那些追求民主酷愛自由的人們，只好在漫漫的長夜低聲吟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憎惡毛澤東，憎惡毛澤東。前進時想您有阻力，黑夜裡想您霧蒙蒙，黑夜裡想您霧蒙蒙。困難時想您更困難，長夜何時是天明？長夜何時是天明？

從八一軍旗紅到鐘山風雨暴，中國人民付出了難以統計的人力、物力、鮮血和生命，但是並沒有換來一個更優越更民主的制度。花了22年的時間，只不過兜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了前辛亥革命的過去。這個沉痛的歷史教訓不容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