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欠”自己一個“無產階級革命”
寫於文革50周年之際
武振榮

（一）文革是共產黨集體發動的

在文革50周年之際，魏京生先生在一次文革研討會會上寫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集體”發動的：“不能說是林彪四人幫集團，更不能說是毛澤東個人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集體決定；是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意識形態的結果。十年後鄧小平集團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更是為了繼續一黨獨裁的專政，才把這場巨大災難的責任推給了自己的政敵。”

魏京生的這一看法的確很傑出，我非常贊成。在此一文中，我主要分析一下共產黨作為一個“集體”在發動文革問題上所負有的責任，也想順便說一下，在發動文革的事情上，共產黨內為什麼站不出哪怕一個強有又力的反動者呢？客觀的分析你就會發現，在文革中倒了大霉的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等人，都不是文革的真正反對者，非但如此，他們都是在文革初期，積極設計文革並且積極推進文革的人，且又掌握着文革初期的實際領導權力，這樣以來，問題就出來了，即在文革發動的這一檔子事情中，共產黨“集體”負有的責任應該成為文革研究的重點之一。

可是，值得指出的是，文革50周年之際，許許多多的根本沒有參加文革的人一提起文革，就說個毛澤東、林彪、四人幫，根本上就忽視了共產黨“集體”，特別是“集體”中那些在後人眼中被視為“文革受害者”的共產黨內高層人物，如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等的作為，好像是這些人反對文革的英雄，這樣的一種奇怪現象，在今天沒有被人重視，沒有被人正視，以至於鄧小平嚼過的那一塊“文革”的“饃”，仍被許多人嚼着。

如此這般，共產黨作為一個“集體”也同時喪失了反省文革的機會，因此，他們在把所謂的“文革錯誤”一下子堆積在少數左毛派人物身上時，以為就洗白了他們自己。其實不然，這樣的做法使他們從一個“錯誤”的泥堆里爬了出來後，又陷入一個更大的泥坑裡去了，以至於最終使自己變成為“睜眼瞎”，這就解釋了他們這些人物在現代條件下，搞所謂的“改革開放”為什麼非要“摸着石頭過河”不可呢？原來他們有眼睛，但看不見啊！

（二）共產黨“欠”自己一個“無產階級革命”

我在研究文革時曾經說過，文革雖然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葉，可是，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30年代中葉的延安窯洞。眾所周知，在這個窯洞時期，中國共產黨奠定了自己最終的意識形態基礎，並且也同時形成了共產黨人的政治文化。

窯洞時期的共產黨人，因為徹底地脫離了中國的城市，脫離了中國的工業無產階級（儘管其人數占國內總人數的5%都不到），因此，由他們所搞的“中國革命”就和“無產階級”不沾邊了。這時，在黨內獨占鰲頭的毛澤東用“農民階級的革命”取代了以往的“無產階級革命”，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說到：“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

與毛澤東的這一思想相聯繫的是，毛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性質也做出了直截了當的判斷，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他說：“現階段的中國革命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革命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呢？顯然地，不是後者，而是前者。”不僅這樣，毛澤東還把整個的中國革命像切豆腐一樣地分成為“兩段”：“整個中國革命是包含着兩重任務的。這就是說，中國革命是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現在階段的革命和將來階段的革命這樣兩重任務的。”

就如同目前的官方宣傳所說的那樣，產生於延安窯洞的毛澤東思想如果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結晶”的話，那麼，它就是共產黨人的“共識”。因此，當共產黨在“完成”了“資產階級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後，自然就“欠”了一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

1966年2月，共產黨在開始設計文化大革命時，事實上是要還它所“欠”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債的，因此，當共產黨在把自己看成是一個革命的政黨時，它對革命必然要做出如此擔當。按照共產黨的邏輯，1949年共產黨人奪取大陸政權的行為意味着“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束，也同時意味着“無產階級革命”的開始，用毛澤東的話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在這裡，我們對共產黨的上述主張如果作積極的理解，那麼，似乎可以發現共產黨人在道德上的某種擔當，可是呢？我們如果對之作出民主的解讀的話，那麼它事實上打下了共產黨人慾在中國實現萬年專政的基礎。因此，所以研究共產黨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人，如果發現不了這個問題，那麼，再好的研究行為也無異於打邊鼓。

（三）什麼是“無產階級革命”？

顯然已見，在共產黨人的思想意識中，“資產階級的革命”就是1949年之前的戰爭，而這樣的戰爭共產黨人是“行家裡手”。一代所謂的共產黨“革命家”都是在“戰爭搖籃”里長大了的人，但是，“無產階級革命”到底是什麼？就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了。那個發明了“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對此知道多少？同樣是令人懷疑的。在人們能夠發現的毛澤東有關“無產階級革命”的論述中，除了隻言片語的所謂“文革理論”外，就什麼也沒有了。

列寧領導的“10月革命”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只是在體面的意義上才被認為它是“無產階級”的，其實呢？在共產黨人的下意識里，那不過是在“10天時間”里發生的一場“城市貧民”“暴動”，沒有經歷如中國共產黨那樣長期的“28年”時間考驗。所以，到中國文革發生前4年，當中國共產黨發現蘇聯共產黨已經變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政黨時，原因不就是蘇聯共產黨沒有搞“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無產階級革命”嗎？所有這一切，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意識和下意識中，認為世界上還沒有發生過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

因此，我們在中國共產黨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背景里，可以挖掘出潛藏着的巨大的“世界”性意義。這也不難解釋，在“文革”中為什麼出現了那麼多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口號，且不說紅衛兵運動甚至波及到中國之外的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當時，人們把北京叫做“世界革命的中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世界範圍內的一場革命”等等，都隱藏着許多未被闡明的因素。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群思想中，對“無產階級革命”認定是如此一致和如此堅定的現象，是20世紀世界各國政黨中史中絕無僅有的現象。問題在於，一場“無產階級革命”實際展開之後，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它和人們的想象好像完全不同。

到文革發動之前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在“無產階級革命”中，“革命家”不但要“革”別人的“命”，還要“革”自己的“命”，如果不是這樣，他們拒絕“革”自己的“命”就不配做“革命家”了。從蘇聯“革命家”“蛻化變質”的事例中，人們看到的是一種地地道道的“反面現象”：即革命家變成為壓迫人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因此，中國共產黨如果不“革”自己的“命”他們也會像蘇聯黨內的革命家那樣“蛻化變質”。可見，文化大革命雖然是一場政治的革命，在這裡已經建立了道德、歷史和意識形態的“制高點”。

我的看法是，在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內的所有“老革命家”都想占領上述的“制高點”，誰甘於落後呢？可見，導致文革發生的那一種初始力量，事實上來至於“老革命家”內部強烈的道德衝動，如果說這道德形成於戰爭年代，是極其蒙昧的原始道德之迴光返照的話，那麼，站在“制高點”上的人們一時間幾乎統統地從此跌落下來，變成為“反革命的”“不啻於人類的狗屎堆”之現象就埋下了一個非常巨大的歷史疑團。

（四）“老革命遇到的新問題”

在過去了的“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中，“老革命家”都是英雄豪傑，但是遇到了這一場“無產階級革命”時，他們便不知所措，“革命是要‘革’自己的‘命’”——這一點，他們認可，只是在怎樣“革”自己“命”的問題上，他們就完全不會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讓“人民群眾”來幫助他們“革命”。在毛的一貫意識中，共產黨人既要當人民的“先生”，又要當人民群眾的“學生”。在文革前的“17年”，他們一直當人民的“先生”，現在輪到他們當人民的“學生”了。文革前，是他們教育人民，今天輪到人民教育他們了。此時，毛澤東說道：“過去有出戲是‘三娘教子’，現在在子教三娘”。

如果說人民在政治上有權利當共產黨人的“先生”，有權利“教育”他們的話，那麼，在這裡，一種不經法律途徑而產生的權利意識便在此時樹立起來了。權利意識若是處於蟄伏狀態，那麼人就是一條蟲，可它一旦樹立起來，被張揚開來，那麼，它就會按照它自己的軌道運行，非得走向極端不可。末了，人覺得自己“老子天下第一”不足為怪。

1966年的情況就是這樣，人民幫助共產黨革命，原本是出於一片好心，但是，人民一旦在幫助的過程中，一層一層地揭開共產黨人的“畫皮”時，發現他們根本就不是“無產階級”的人，相反，他們是一些“披着革命家外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樣人民的發現就和毛澤東的論述相迎合了，可不是嗎？毛澤東此刻說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在這裡，毛澤東說的沒有“錯”，人民的發現也沒有錯！

這樣以來，就在這一場“無產階級革命”中，當權的“老革命”非但都喪失了領導權，而且更慘的是，他們都統統地成為運動的“對象”，這樣一種現象，人們若是站在專制主義的立場看，它是“錯誤”的，可是站在民主的立場看，“17年”這一班人物全部落馬，全部受到批判，那可以說是民主的一種必須。所以，我認為，他們這些當權派即使沒有任何個人缺點和個人錯誤，僅憑他們“專”了“17年”的“政”——這一點也應該無條件地“下台”，他們不意願自動“下台”，人民吧他們“拉下馬”，也是有理由的，正當的和正確的。

可見在1966年的中國大事變中，已經形成了一種非常巨大的“民主潛台詞”，只是，我們這些立志在中國搞民主的人，說不出它而已。何況，在1963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在1960——1963餓死人的大饑荒年代，在1957年的政治迫害運動中，在1958年的經濟“瞎折騰”中，甚至在1953年開始的強迫性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廣大中國人民所受到的欺凌，所受到的被迫、侮辱和傷害，都在長期的積壓中形成了巨大的憤怒，文革發動後，終於在一夜間給突然爆發了。對此的描述，說其是“天翻地覆”，“排山倒海”，“風起雲湧”，“史無前例的”一點都不假！面對如此形勢，人們不僅要問：“是造反的7億人壞嗎”？“不，不是！”是壓迫人的制度壞，是專政獨裁體制壞，是一貫統治人民的統治者壞！

鄭義在日前的一次“文革研討會”會上說；“文革前十七年，可謂暗無天日！有了機會，為什麽不趁機造反？”(見《“鄭義：在文革50周年反思研討會上的兩次發言”》)他說的多好啊！人民“造”“17年”的“反”，這“17年”是共產黨統治的還是國民黨統治的？研究“文革”的民主派，如果不在這樣的問題上去努力，那麼，就只能嚼鄧小平口裡的“文革饃”了！

到人民普遍造反的局面形成後，“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面目就顯現出了，就此，我們可以發現，原來共產黨人所“欠”的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其實是一種非設計的人民的民主革命。正因為這樣的革命是針對共產黨的，所以，毛澤東死後不久，共產黨就完全地、徹底地拒絕了這種革命，共產黨的“革命性”也就此完結了。

（五）不革命的共產黨照樣可以統治人民

毛澤東生前認為，中國共產黨如果喪失了革命性，就喪失了統治人民的合法性，現在看來，這只是毛澤東的一種道德判斷或者一廂情願之意願，它與共產黨的統治是形不成關係的。一個開歷史倒車的、不革命的共產黨同樣能夠統治人民，並且還可以把人統治得死死的。鄧小平之後的共產黨就是這樣。

毛澤東在生前認為，共產黨如果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就會腐化變質——這一判斷是正確的，但是，他認為腐化變質了的共產黨統治不了中國人民的此一判斷又與事實不符。其實，在這近30年的時間裡，不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共產黨在統治中國嗎？

論述至此，情況已經明了,毛澤東和共產黨高層為共產黨所“續”的那一段“無產階級革命”，卻原來是共產黨制度根本容納不了的人民的民主革命。陳泱潮先生在10年就看清楚了這一點，（見陳泱潮   《文革”50周年，非常有必要重溫，“論對文革”的歷史定性》 ）可是到今天，許多人還蒙在鼓裡。

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在割了那一條“無產階級革命”的尾巴後，並沒有動搖其統治的地位。這樣的事情給中國人民一種嚴重的教訓：那就是，只有推翻共產黨的統治，中國才有出路，人民才能自由。無論怎麼看，50年前發生的文革是中國人民推翻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一場民主大預演！它雖然失敗了，但是，在失敗里卻埋藏着再次勝利的種子。

如此看來，1966年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批判、批評，怎樣看都不過分，人民“炮打”他們，“火燒”他們的行為，具有民主的正當性，且是民主之必須。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的好處如果最終地歸不到人民，那麼，人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任何場合中要求民主歸於自己的行為都是天經地義的，萬分正確的！

（六）悲劇式的共產主義革命

論述至此，我們發現在中國共產黨無法兌現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原本就寓於着人民民主革命的種子。所以，共產黨最初要造就的“革命人民”乃是共產黨專政的最後掘墓人。如果說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革命都孕育着一種類似的歷史悲劇因素的話，那麼，中國共產黨並沒有例外。

在文革50周年之際，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集體”對文革的反思如此之輕薄，以為共產黨當權派在文革所受到的是無辜傷害，而把造反的“億萬”的中國人民視為“暴徒”“動亂分子”，這樣的行為已經在中國社會深深地經種下了“仇恨”的種子。因此，在未來民主運動發生前，共產黨高層人士已經透支了他們的身家性命。

依我之見，中國共產黨如果學習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提前鋪設選舉之路，在選舉中丟失政權，那就是上上策了，可是，在今天，死死抱住“專政”不放，沒有表現出有任何實現上述打算之跡象的共產黨，就只有一種結局，等待人民揮起“鐵拳砸爛”它。

（六）結束語

質言之，中國共產黨所“欠”下的那一場革命，嚴格地說，其實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整體性的“人民的”，它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要發生的，它孕育於共產黨“民主革命”時的道德和政治雙重承諾，因此，從共產黨建立其政權的那一刻起，它就成胎於其中，所以，它最終分娩時，共產黨人是要承受痛苦的，只是痛苦程度乃取決於它與人民之關係。如果統治的共產黨把此一關係調整到與人民友善對話，誠心誠意的協商之渠道（如2000年台灣的政黨輪替），那麼，痛苦就會少；反之如果他們一意孤行，用暴力鎮壓人民的革命，那麼，它最終將在暴力中自斃！
20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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