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將是失語者？──評冼岩的「自由民主精英失語」論

張三一言

冼先生是用「在張揚人權的目標下，美軍是否有直搗北京的權利？」這一命題切入討論的。不知道這是焦國標或某位“自由民主精英”說的，還是冼先生為了立論而假設的命題。不過，不管出自何處，對這一命題我都持否定態度。這是不是與我的《讚賞和支持焦國標的人倫底線（評議郭飛熊、冼岩的“人倫底線”論）》一文白紙黑字多番說美軍直搗北京城自相矛盾呢。絕不。在上篇文章中，我肯定美軍有直搗北京城的必要條件是：雙方在交戰中或美軍應中國合法政府要求幫助反分裂謀統一。在這樣條件下美軍直搗北京城就合法。現在冼生生給出的命題是「在張揚人權的目標下，美軍是否有直搗北京的權利？」沒有了上述條件。所以我反對。在美軍攻打伊拉克時，我第一時間在中文論壇上公開表示堅決反對。為此還和一些自由民主人士辯論過。我這個反對的立場是一貫的，直今沒有變。僅此，若美國以中國人權惡劣為理由攻打大陸，我反對。但這個反對不是絕對的，如果發生諸如魯旺達、原南斯拉夫種族滅絕慘劇，為了人權目標，經聯合國決議應支持攻打行惡政府。同理，若北京實行武統台灣，美國與相關國家與中共政權斷交，轉而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應中華民國之邀，反攻大陸。這一來問題的程序和實質都變了。

我持這一立場的邏輯依據是權利高於權力、程序正義高於實質正義。

每一個人都有權力不可侵犯的權利，把它擴大，就是每一個國家都有其不受外國侵犯的權利。用自己確認的理由，用比別人強的實力去侵犯別國權利，我反對。為了民主和人權而攻打侵犯人權的國家，符合實質正義，但違反程序正義，所以我反對。

“自由民主”的觀點是自由民主的；即是說自由民主有多種多樣。在民族與民主關係或者其它各種問題，也各有輕重取捨的不同而觀點相異。因之自由民主人士之間爭論是正常現象。反民主自由觀點者大多都是統一的。特別在以保皇保黨為目的的言論幾乎是出於同一個版本。人們很少見到他們之間有甚麼重大分歧與爭論。僅此，自由民主人士對焦國標引出的民族與民主關係問題上的反應不可能是統一的。我認同在一定條件下“美軍有直搗北京的權利”的觀點，也公開表露出來；還因此與自由民主同道爭論過。對自由民主人士來說這樣的問題說不上有甚麼「必須經過的一道考題」。當一個問題是大家關心時，多人參與討論是自然的事。當問題是陳年老貨，例如“若是日本統一中國”、“女真族是不是侵略中國”、“秦檜是不是罪人”、“岳飛是不是民族英雄”等等已經多次爭論；“美軍有直搗北京的權利”只是再次炒冷飯而已。人們對此已經不感興趣、反應就冷淡沒有甚麼好奇怪的。把它扯到「迴避成了“最可行”的選擇」，認為這問題將許多自由民主精英置於了尷尬之中，令到“自由民主精英失語”，是一廂情願的棈神勝的表現。

其實說白了，挑起這個問題，只不過是想激化自由民主與民族的矛盾，寄希望於兩者“可能發生尖銳的衝突”，利用目前民族主義已經狂熱化的形勢壓制自由民主而已。

自由民主與民族之間有相通、也有相悖關係，歷來如此。在正常情況下民主自由與民族多為相通；在民族主義與愛國思想被統治者利用而炒得火熱時，兩者可能發生尖銳衝突。希特革納粹就是顯例。現在共產黨正在全力炒熾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火焰。本質上與納粹希特勒沒有二致。民族主義成了共產黨在失去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後的意識型態獨步單方。拿自由主義當敵人，不是共產黨的最新發明，而是其思想慣性的表現。共產黨沒有一天不找尋或製造一個敵人來攻打的。美帝、蘇修、反華勢力、右傾分子、黨內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四人幫…請問有多少真是敵人來着？其目的都是實時當權者為了把人們反對他的視線轉移到他製造出來的敵人身上去。用敵人來恐嚇人們：大敵當前，必須由他領導人們克敵至勝，沒有他的掌權，國家必亡無疑。因而人們反對他就是叛國投敵，就是人民或民族罪人，或者如郭飛熊說的“越出了人倫底線”。現在鼓吹反華之心不死，強力掀動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狂潮，拿自由主義當大敵，與上面製造種種敵人如出一轍。這種手段共產黨用了八十多年了，多少人上當？多少人枉死？給國家帶來了多少史無前例的民族大災難？但是在訊息觀點言論被統一單向灌輸下，人們還是信了，還是再上當了。老實說，這些信的人中，特別是抓筆桿子導人入信者，是黨盜用國人極大資源培養出來的製造假像、創建歪理、扭曲民意、粉飾大平盛世為職業的，諸如姚文元、康曉光式之理論家。我希望這些為黨握筆的人讀讀人類災難史，讀讀中共八十年“造災史”，並拿它來與自己良心來對照一下，看看自己良心還在不在！

拿“在張揚人權的目標下，美軍有直搗北京的權利”的觀點來說事，是源於“黨（主）權至上”、“唯權是迎”、“主權高於人權”等理念者所為。無疑是遠離現代人類文明的專制主義的產兒。在專制主義思想一統當代中國輿論並成為當然的主流意識情況下，“極左語境”不息，“反焦國標現象”就是必然產物。當左的思想成為主流時，極左與中左就產生矛盾。現在是經濟中左政治極左占主流的局勢。“反焦國標現象”是政治極左的表演。

冼先生上文說：「它（自由主義思想）已成為當代中國公共輿論的一種重要格調、一種不容忽視的沉重語境」。我反駁了。現在改說「自由主義思想在當代中國民間成為主流」，這倒有些符合實際。一個是黨控下極左輿論霸王，一個是在強勢統一輿論下還能在民間占主流位置的自由主義，人心背向一目了然。洗先生說：「焦國標被官方打壓，並不能否定自由主義已成為當代中國民間思想的主流、極右勢力早已迅猛膨脹的事實。」如果冼先生所言不非，那麼這個事實又說明了“黨的思想與民間思想為敵”這個事實。冼先生說：「1949年以前，馬列主義雖然迭遭當時的官方打壓，但無疑它仍然是當時民間思想的主流」。這個判斷是真實的。它指出如下真相：當時的國民黨違背民心，人們普遍反對腐敗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政權。請冼先生注意，請看看《歷史的先聲》，當時共產黨號召人們反國民黨的指導思想是甚麼？是自由、民主、人權（解放）！人們都認同、追隨自由、民主、人權，並參與其中。現在自由主義在民間成為主流，說明人心沒有變，一樣追求自由民主人權；只是被追求對象變了，當時專制獨裁腐敗的國民黨位置現在由共產黨替代了；當時的反專制獨裁爭人權的共產黨的位置由被冼岩先生指為極右或自由主義者所取代。冼先生現在反對焦國標現象、反對自由主義，維護共產黨，這個立場與1949年前維護專制獨裁腐敗國民黨的人有甚麼區別？你有沒有拿你的良知來對照一下你現在的立場？我不明白，冼先生為甚麼對人心響往自由民主人權憂心忡忡？這是不是表明了冼先生站在黨的立場上與民為敵？

“反焦國標現象”的重要意義在於，有人想鼓動和利用剛剛在民間站定了腳步的自由主義與絕對強勢的民族主義碰撞，火中取粟。他們在伊拉克戰爭中曾發過一次難。但那次因為他們對911幸災樂禍和估錯形勢（可以以張召忠為典型）而失敗告終。這次的“反焦國標現象”，只是這類爭論在被他們認為有利時的一次小表演而已。在專制與民主問題解決之前，或者說中國民主化之前，這類爭論是無完無了的。只是每一次爭論的結果都是專制一方再一次失民心，冼先生所說的「自由主義已成為當代中國民間思想的主流」得到進一步加強而已。一次次下去終有一天，冼岩等專制精英們在神州大地必然會“失語”，也必然會失勢、失形。

20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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