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中原突圍”（下）

      ——寫在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七十周年

      余不潔

經歷了八年艱苦抗戰，全國民眾盼望和平，特別是在美、蘇的壓力下，國共雙方都不得不表示願意和談，並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公布了國共雙方關於重大問題的政治承諾，這就是“雙十協定”。在協定中毛澤東主席代表中共承諾： ……中共願將其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由現有數目縮編至二十四個師至少二十個師的數目，並表示可迅速將其所領導而散布在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八個地區的抗日軍隊着手復員，並從上述地區逐步撤退應整編的部隊至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的解放區集中。

基於此協定，新四軍5師的根據地就是需要撤離的最主要的區域。半年多以後，在浙江、湖北、皖南等多個區域的中共部隊都已經按協定撤出，位於中國最南端的兩廣縱隊也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乘坐美軍的運輸艦平安北撤至山東。然而，毛澤東卻並沒有讓孤懸在隴海線以南很遠的新四軍5師撤走。實際上，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也就在雙十協定公開發表二十多天后，中共中央就致電中共駐重慶代表團明確指出：關於放棄鄂豫解放區及其軍隊北移問題，請不要再提。也就是說，從一開始，毛澤東便對新四軍5師和鄂豫皖根據地另有安排。

當時，國民黨軍隊已經控制了5師根據地鄂豫皖的主要城鎮，基於這些地區經濟和戰略的重要性，國民政府在此部署了十一個軍二十四個師以及八個游擊縱隊約三十餘萬人，中原軍區完全處在嚴密的軍事包圍當中。一九四五年底，中原軍區政委鄭位三電告中共中央軍委：“提議改變方針，以主力靠攏（新四軍）軍部，原地留游擊兵團。”隨後，鄭位三、李先念、王震聯名請示中共中央：“配合華北確為重要，但以莫大傷亡減員，再堅持時間，確有不利”。到來年一月，中原軍區報告中央，數萬人已經到了無米為炊的程度。三月，中原局和中原軍區派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震赴延安，向中共中央面陳實情，毛澤東要求中原軍區部隊繼續完成牽制國民黨軍的戰略任務，並要準備作出重大犧牲，即使是全軍覆沒，也要保障戰略全局的勝利。

當時，林彪率領的東北民主聯軍正在和國民黨軍隊艱苦周旋，戰局一度極為不利。在毛澤東的堅持下，林彪所部在吉林四平與國民黨軍隊激戰30余天，由於戰鬥失利，不得不於五月十八日自行撤退，次日毛澤東“補發”了同意撤退的電報。當月，黃克誠曾向毛澤東電告，“由關內進入東北之部隊，經幾次大戰鬥，戰鬥部隊人員消耗已達一多半，連、排、班幹部消耗則達一半以上。目前雖尚能補充一部新兵，但戰鬥力已削弱。”“東北已不可能停戰，應在全國打起來，以牽制國民黨向東北調動”（黃克誠軍事文集 414頁）。中原軍區部隊的固守，顯然吸引了國民黨的大量軍隊，減輕了東北的壓力。前來中原軍區視察的周恩來說：“你們拖住了幾十萬蔣軍，有力地支援了東北戰場，也配合了華北戰場。”在全國範圍內開戰，以減輕關外的壓力，已經成為中共的必然選擇。

中原軍區部隊來自三個體系，由於整合倉促，指揮困難，面對強敵，無法取勝，其迴旋餘地越來越小，中原軍區的數萬大軍不得不在方圓不到一百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帶掙扎。而這支部隊堅守在國民政府必欲控制的區域內，戰爭自然無法避免。可是，當時的中原軍區“內無糧草，外無救兵，打也打不贏，走也走不了”（鄭位三），局面極端危險。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初，毛澤東繼續來電，“不輕易走，以免中敵挑撥之計和自取困難”。挑撥之計原本是施加於兩個合作單位之間的計謀，讓他們產生間隔、不團結。作為最高統帥，毛澤東對部下說這樣的重話，足以警醒李先念、鄭位三等鄂豫皖根據地幹部，要注意自己的另類身份，不可輕舉妄動。否則，便是聽從了敵人的挑撥。

經歷了西路軍慘敗後的磨難，作為新四軍5師師長和政委的李先念不得不謹小慎微。早在抗戰期間，當李先念所部在鄂豫皖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時，延安竟然流傳起來四方面軍某些人賊心不死、招兵買馬的傳言。在毛澤東一再要求部隊要全力發展的時候，新四軍5師卻被告知，他們的主要任務是“鞏固”，中央並且派原新四軍2師政委鄭位三前來進行整頓。只是宅心仁厚的鄭位三並沒有進行人事清洗，但給了李先念一個忠告，那便是勿忘高敬亭的前車之鑑。高敬亭和李先念曾經是同睡一個鋪的戰友，作為鄂豫皖的翹楚，他統率的紅28軍是當年紅軍主力長征後，堅持在南方地區唯一一支成建制的武裝，也是新四軍成軍之初最大的一支力量。然而就在部隊整編後僅僅一年多，高敬亭竟然被處決。從全局來看，處決高敬亭不過是毛澤東掌握紅軍最高指揮權後，全面整肅四方面軍的一個步驟而已。在此前後，還有四方面軍的高級將領、九死一生來到新疆的李特、黃超等被處決，四方面軍回民支隊司令員馬良駿等一批四方面軍將士在延安被處決。

其實，在抗戰結束後，李先念有機會率部向東進入華東解放區，或向北到晉冀豫魯解放區，只是因循保守未能成行，不得不帥部在方圓不足百里的根據地苦熬。最終在中原軍區部隊面臨被全殲的時刻，他們才得到了毛澤東允許突圍的命令。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李先念、王樹聲等率領軍隊分兩路向國民黨部隊發起攻擊，全面內戰正式爆發。部隊突圍後，分別進入陝南、鄂西北地區。這裡山大人稀，地瘠民貧，糧食奇缺，戰士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武器彈藥得不到補充，傷病員無法醫治，其艱苦程度甚於長征。“集中則遭敵正規軍圍攻，分散活動則受敵地方保安團隊襲擊”（夏夔《軍事歷史》2002年第4期）。中原軍區在這場戰役中付出慘重代價，數十位縣團以上幹部犧牲。李先念多年苦心經營的新四軍5師的五萬多主力，只有七千多人得以保全，幹部旅數千名幹部損失殆盡。中原軍區最終不僅根據地完全丟失，其指揮體系也徹底解體，此為國共內戰當中之唯一一例。陳毅在後來接見中原部隊的幹部時告訴他們：“前不久，在延安幹部會上，有位中央領導同志講，中央是準備犧牲你們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樹聲同志在內。”

東北決戰的成功對中共取得全國性勝利固然有決定性的意義，但中原軍區部隊為此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是否必要卻是值得探討的。戰爭中的犧牲是在所難免的，但是，從戰略上犧牲某一支部隊，而成全另一支部隊，不僅顯示了決策者的鐵血精神，更反映了決策者的利害考量和未來的權力布局。這次中原軍區的長期困守，以及後來的千里躍進大別山，付出重大犧牲的部隊都屬於原四方面軍。這些軍事行動無論名義如何，本質上都是把敵人的火力吸引和轉移到自己頭上，李代桃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