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篇網文的讀後感）

這兩天，我讀了“九歌論壇”里的兩個帖子：《我看不起的幾種洋奴》和《請聽山西下崗工人的哭訴》，便忍不住要破例發表幾句謬論。

《我看不起的幾種洋奴》的原作者“傘兵”在開場白里說：“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鄙視在海外的“太子黨”，也不鄙視集裝箱裡面的“偷渡客”。（但）以下幾種類型的洋奴，我是大大地瞧不起的。”

“太子黨” 是祖國的“巨”蟲，因為他們不是靠着自己的勞動，而是拿着官父的腐敗（祖國人民的血汗），跑到外面去花天酒地耀武揚威的。

“偷渡客”是中國人的恥辱，因為他們不遵守異國的法律，不尊重國際公約，就好像是賴進你家在客廳里拉屎的叫化子，給中國人丟盡了臉面。

“一顆老鼠屎，攪壞一鍋湯。”這是我們湖南話對這類事情最生動的比喻。

以上兩類敗家子，我們尊敬的“傘兵”不去鄙視，卻有雅致去瞧不起“幾種類型的洋奴”，還不是一般的瞧不起，而是“大大地”瞧不起。

“傘兵”作者是“太子黨”還是“偷渡客”；還有他“瞧得起”的“洋奴”又有哪些類型，我們無從了解，也沒有那個必要。更況乎，瞧不瞧得起別人，是任何人的自由和權利，“太子黨”“偷渡客”也不例外。只是“瞧不起別人”，有沒有必要像叫雞一樣喊出來讓人聽見，那、就是一個修養的問題。

就好比對待日本人，同胞們心裡究竟怎樣想我不知道，但總有人喜歡把“瞧不起日本人”掛在嘴上。其原因除了因為日本人曾是“鬼子”外，還因為他們是發育不全的武大郎後代，所以對這些天生的“日本矮子”“小日本”，自然就應該“瞧不起”。但“被人瞧不起”好像並沒有妨礙“小日本”成為世界的經濟巨人，況且，我走在日本的馬路上，看到“日本矮子”的身高，似乎也不比我巨大祖國同胞的短小。（如果去量一量，興許還會高出半個鞋跟，尤其是年輕女人的。）

其實人家日本人，也是瞧不起我們中國人的，從骨子裡瞧不起，只是沒有掛在嘴上罷了。如果硬要逼日本人說出來“到底為什麼瞧不起中國人？具體瞧不起中國人的哪裡？”我想回答很可能是：“因為，中國人‘君子’太多，做什麼事都只喜歡‘動口不動手’。”

讓我把話題扯回來。我們的“傘兵”作者把瞧不起的“洋奴”分成了六種類型。雖然瞧不起的內容各異，但總的來說都因為他們是“洋奴”。所以我也就不一一對號入座，只舉出該作者最“瞧不起”的一種， 即“污衊中國，把中國說的（得）一無是處，就像中國是（個）地獄似的”那一種。

“把祖國說成像個地獄”，的確是對偉大祖國的莫大污衊，應該全黨共討之，全民共伐之。再說那也不完全符合事實，尤其是，對於某部分人來說，祖國不但不是地獄，簡直就是天堂，是樂園。所以在講 “中國像個地獄”這句話的時候，應該加上個條件語，即：對於弱勢群體（比如被某些人稱為“農奴”的農民，或被某些人稱為“國奴”的城市下崗職工），“國家”才真的有點像是個“地獄”。

有新華社記者鄒蘭張羽關於《山西下崗工人》的報道為證。

下崗工人是“一毛毛地掙錢，一沓沓地交錢”。記者在文章中講述了“山西的一對夫婦下崗後，開間醬肉店”的故事。故事說這對夫婦“儘管苦心經營，但名目繁多的各種稅費，已經養不起自己了。”

這對夫婦是根據中央文件“下崗職工再就業3年內免收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的規定，決定開間小醬肉店自謀生路，為國家減輕負擔的。

但這對夫妻反映：“去年一年共交納各種稅費合計約8000元左右，其中各種行政性收費約5600元，比稅收的2.5倍還多。

首先，開店需要辦證費。男店主向記者出示了一大撂各種證件和交費單據，其中僅正式的證照就有10多種。男店主說：“別看這些證照不過是一張紙、一個本，本身也全要錢。比如健康合格證，一年一辦，每人65元；衛生許可證，去年把小證換成大證，又收了200多塊。組織機構代碼證每年一審，貼個花，也要再交100多塊。每年到工商局審驗營業執照，他們都要我訂報刊，不訂不辦手續，一年12本，又是100塊。我到地稅局，又要訂稅務報，而且1份還不行，要2到3份，一下就要300塊。” 　　

接着男主人列舉了2001年的主要交費項目：衛生費，每月60元； 排污費，每年至少300元； 防疫化驗費，每季度取樣一次，每個樣品化驗費480元；房屋租賃管理費，每年30元，工本費10元；城建占道費，每月交費一次，交費60元，但交完費後還得再交蓋章費5元。

“我們要求不高，按政策辦就行” 女主人說：“政策沒享受上不說，這幾年費稅漲得可歷害，像排污費，本來是300元，但這次一來就要1000塊。我們就說好話，看我們確實可憐，才只收了300塊。” （交稅也可以議價，真可謂“中國特色”。）

“戴大檐帽的、套紅袖箍的總來收錢” 這家女主人繼續說：“我們每天煮一鍋肉，周圍住戶購買力也不行，掙錢都是1毛1塊的，人家來收稅就得一沓沓往出給。那天下午，來了個稅收專管員，沒有調查就要把我們的地稅漲到300塊，而且第2天一早就有個副局長帶着公安來強制執行。前段時間來了些人，發了一塊門前五包責任制的鐵牌牌，要求掛在門上，收了12塊錢。消費者協會要讓入會，交了90塊，後來從廣播上聽說只要30塊。前幾天工商局還來收了150塊錢的微機管理費。派出所來收了20塊錢的治安管理費。”

接下來男主人說：“自從開店，我就很少回家睡覺，成天在店裡。這條街上數我們家開得早關得晚，每天6點開門，晚上12點關門。娃娃上2年級，我們顧不上管，沒辦法只好花錢住校，老人也根本顧不上照顧。就這樣水電房租，加上這麼多的稅費，七交八交，不但剩不下多少，去年上半年還賠了錢。”

文章還介紹，就是交了全部該交和不該交的稅，辦了所有該辦和不該辦的證，也不等於就可以安心正常經營了。比如，記者看到在小店門口右側有一個八成新的鋁合金售貨亭門窗緊閉，落滿塵土。據說那是那對夫婦花了3000塊錢弄的小售貨亭，也辦了城建占道證，交了費。可10月15日剛辦好，兩個月後的12月27日就下個單，要求28號必須拆掉。“既然讓擺，還辦了手續，說拆就得拆！今天辦了證了讓你們擺，明天又不讓擺了。” 男主人說。

那兩位記者說他們在那家小店採訪了一個下午，發現只有兩個顧客光顧，一共也只賣了10幾元錢，去掉成本，只能掙2至3元錢。

以上就是祖國的記者，對“國奴”生活真實而生動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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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輪到我來談談我這個“洋奴”，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是怎樣在資本主義社會受着“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的。

我83年從上海大學畢業後留學澳大利亞。不久，我找了位澳洲夥伴註冊了一家私人公司“澳中文化交流中心”。費用是多少記不清了，反正註冊費加手續費一共好像沒超過100澳圓（不到500人民幣吧）。後來，我用這家公司的名義同一家私人旅遊服務學院合夥，發展了一個海外分校，招了幾百留學生，（其中中國留學生很多）在短期內掙了許多錢，到現在還不敢相信的許多錢。

在澳洲的那些年月，除了托會計公司交掉所得稅外，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澳洲政府人員來“拜訪”過我的“澳中文化交流中心”。

88年我轉戰挪威後，又找了位挪威夥伴註冊了一家私人公司“挪威提琴公司”。費用是多少也記不清了，反正註冊費加手續費一共好像沒超過100挪幣（不到200人民幣吧）。挪威有20%的消費稅，就比方買100塊錢的東西，消費者實際上要交給商店120塊。那20塊消費稅由商店轉交給政府。而幫我管帳的會計公司告訴我，政府為了保護和鼓勵新公司和企業，在兩年內，毛收入沒達到一定數額的，可以免交那筆幫政府收的20%的消費稅。 換言之，是政府把那筆錢送給我們這種小業主。稅務人員告訴我：“政府幫助你們起步，是希望你們盡塊發展你們的生意，好多掙錢，以後再多給國家交稅。

在挪威的那些歲月，除了托會計公司交掉所得稅外，也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挪威政府人員來“關懷”過我的“挪威提琴公司”。

97年我移居日本，以個人的名義開了家小店“丹尼提琴專店”。稅務所的人給了我一些“關於新開店”的資料。資料上說，新開店，在兩年內，如果年間毛收入不超過3000萬日圓，（約200萬人民幣）就可以不交那5%的消費稅。也就是說，可以把顧客托我交給政府的150萬日圓（約10萬人民幣）合法地放進自己的口袋。那稅務諮詢員還告訴我：“並不是對外國人有什麼特殊，這對所有人都一樣。大家都有飯吃，社會才會安定。如果有些人活得沒有着落，雖不一定會去偷扒搶劫，但很難說不亂丟垃圾隨地大小便。”

來日本已經是五個年頭了，除了托會計公司交掉所得稅外，也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日本政府人員來“看望”過我的“丹尼提琴專店”。

我真的很愛國，而且不是那種把“瞧不起” 掛在嘴上一樣的“愛國”。事實上多年來我一直在尋找開上海分店的可能性。就在上個月，我都還在上海，與我的同行商量開分店的事。“只要能維持店的運轉，少掙錢甚至微掙錢都行。能把我多年在國外學到的一點點本事影響到國內，讓祖國的提琴製作業更強大，更燦爛於民族之林，就是給我的最大回報和安慰。” 對我的一片愛國赤誠，我同行的反應只有三個字：“很麻煩。”

雖然為了生計，我必須忍着被某些人“大大地瞧不起”的悲哀，把我這個“洋奴”繼續當下去。但是，這並不會削弱我對祖國的感情，“祖國啊，母親！我們海外赤子日夜把你想念。”我會日夜隔着大海遙望着東方，直等到那一天，祖國的政府執法人員都學會了按照國家的政策規定辦事，那對山西下崗夫婦可以安心地開他們的醬肉店時，我一定去紐約找我過去湖南京劇團的老同事，美國華人作曲家，奧斯卡大獎獲得者譚教授，請他寫一首世界上最美麗最動人的讚美詩，就像那首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我們的歌聲多麼嘹亮”，那樣，我便好邀請全世界的華人一起來高唱：

“高唱我們偉大的祖國，大部分走進自立小康。”

九哥於名古屋2002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