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辯論 – 從“要武嘛”說起 (2016-02-22)

從1966年8月18日開始，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8次檢閱紅衛兵。女紅衛兵小將給紅司令戴上紅衛兵袖章。得知小將叫宋彬彬，毛說了一句，“要武嘛。”

毛在公開發表的詩詞中提到過六個女性：“應無恙”並且“當驚世界殊”的巫山神女、抒廣袖的“寂寞”嫦娥以及“淚飛頓作傾盆雨”的驕楊、精生白骨堆的白骨精、“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女民兵（一人代表），以及“在叢中笑”的她（排名不分先後）。顯然，毛讚賞“颯爽英姿五尺槍”，也欣賞“俏也不爭春”。“要武嘛”這三個字，次日《光明日報》為此發表社論大做文章，以後又成了毛鼓動紅衛兵揪斗走資派及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動粗的證據。《光明日報》的社論發表前經過御批，這是毫無疑問的。客觀上不能否定這句話的影響。至於毛主席說“要武嘛”的主觀意圖 – 老人家那一刻心裡怎麼想的，過後又怎麼想的，南來客不敢罔揣聖意。“要武嘛”可能也就隨口那麼一說。如果給他老人家戴紅衛兵袖章的叫宋要武，沒準他老人家會說，“要文嘛。”別忘了公主小名嬌嬌，名字跟“武”嘛關係沒有。回顧歷史，論者應觀其言察其行，不應對其所思及本意輕下結論。猜其思不是不可，大膽設想後還須小心求證。

白馬非馬，要武也不等於要武鬥。“武鬥”一詞在文革中有其特殊含義，主要指使用從觸及皮肉到肉體消滅的方式批判走資派及五類分子（貫穿整個文革時期，包括戴高帽、坐飛機等）；以及兩派兵戎相見（全國性的武鬥主要發生在六七年初至六八年秋這段時間，例子有湘江風雷、百萬雄師等事件）。就批判的方式，特別是武鬥的第一種含義，毛當時怎麼想，過後怎麼想，誰也不知道。天意從來高難問。至於毛說了什麼，怎麼說的，有社論為證。我們不妨重溫一下人民日報當年的社論（毛怎麼想的不在本文討論範圍，誰感興趣請另開一帖）：

（《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社論）

毛澤東同志反覆地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又說，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鬥。

所謂人們的靈魂，就是說的思想，說的意識形態，說的社會風行的文化，說的同人們的思想、意識形態相聯繫的種種風俗、種種習慣。這些，都是人們頭腦里的問題。

既然是這樣，無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就必須用文斗，來解決人們頭腦里的這些問題。鬥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那些地、富、反、壞、右分子，也是這樣。

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提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分利用大字報，進行大辯論，大鳴大放。這些都要動筆，動口。

動口，動筆，就必須動腦筋，讓群眾去發揮自己的創造性，發揮自己的智慧和天才。

用武鬥的簡單辦法，只能觸及皮肉，不能觸及靈魂，不能在群眾面前充分暴露那些牛鬼蛇神的醜惡面貌，不能肅清那些牛鬼蛇神的反動毒素。

毛澤東同志說：“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但是，這種批判，應該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這就是說，要有腦筋，要用文斗。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學會文斗，學會動腦筋，這是一件大事。

毛澤東同志歷來告訴革命的人們，要善於用腦筋。他指出：“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毛澤東同志這個指示，對我們當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說來，同樣是非常重要的。

南來客讀後感如下：

社論很有現實意義。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改成幾曾回首論壇辯論以及批判改成“辯論”就行了。社論重點在最後三段。重中之重在批判（就現實意義而言，在辯論，南來客加）“應該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這就是說，要有腦筋”。

錯過文革經風雨見世面的革命的人們，首先，“要有腦筋“。這一條至關重要。沒有腦筋的就不要往下看了。

有腦筋還不夠，還要“學會動腦筋”。別忘了，“這是一件大事”。長了豬腦子或腦子進水的，以下可略過。

學會動腦筋了，還“要善於用腦筋”。

只有有腦筋，學會動腦筋，並且善於動腦筋，對錯誤的思想、毒草、以及牛鬼蛇神的批判，以及涉及真理真相的辯論，才能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

文革中，被批判方沒有發言權 – 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大辯論是在革命群眾（包括受蒙蔽的革命群眾）之間進行的。南來客文革初期在京所見的大辯論，皆名副其實的大辯論（不是大便論），上得了台面，猶如打擂台，相當理性公平。理屈詞窮的一方不是在圍觀者鬨笑聲中悻悻而退就是給圍觀者轟下場，很少講不過人就破口大罵的。不過，諸葛亮舌戰群儒，是在大規模武鬥發生前。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之後，群氓並起，“文攻武衛”，一派坐大後強行剝奪另一派的發言權，到六八年秋，兩派的發言權都被中央文革收回。那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