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遐想:中國人到底信不信宗教？

馬克斯·韋伯在《中國的宗教：儒家與道教》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發展呢？中國文明並沒有宗教的先知或是權力極大的僧侶階級。皇帝自身便是國教地位最高的僧侶以及至上的統治者，但民間的各種信仰也會被容忍（只不過其僧侶的政治發展空間會被縮減）。這種情況與中世紀的歐洲產生強烈對比，在歐洲教會壓制了現世的統治者，而且統治者和人民所抱持的信仰都是一樣的。依據韋伯的說法，儒教和新教代表了兩種廣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兩者都試着依據某種終極的宗教信仰設計人類生活。兩者都鼓勵節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與財富 的累積相併存。然而，儒教的目標是取得並保存“一種文化的地位”並且以之作為手段來適應這個世界，強調教育、自我完善、禮貌、以及家庭倫理。相反的新教則 以那些手段來創造一個“上帝的工具”，創造一個能夠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這樣強烈的信仰和熱情的行動則被儒教的美學價值觀念所排斥。

中國宗教衡量人的標準向來是行為而不是信仰，因為社會上最高級的分子幾乎全是不信教的。中國人世代相沿，對於責任總是一味地設法推卸；出於他們意料之外，基督教獻給他們一隻“贖罪的羔羊”，無代價地負擔一切責任，你只要相信就行了。這樣，慣於討價還價的中國人反倒大大地動了疑。

中國人到底有沒有宗教、信不信宗教？好像有，又好像沒有；好像都不信，又好像都信。我認為這與宗教的本質有關。宗教有一個人們司空見慣而又常常不為人注意的地方，就是它能夠解決很多世俗不能解決的問題，而且解決得非常簡單。人們對世俗的一種觀 念、倫理，或者一個法律的認同都要經過一番論證，而宗教不需要這樣，宗教信仰是不需要驗證的，上帝是不需要驗證的。

中國人與眾不同的地方是：這“虛空的空虛，一切都是虛空”的感覺總像個新發現，並且就停留在這階段。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認為人一年年地活 下去，並不走到哪裡去；人類一代 一代下去， 也並不走到哪裡去。那麽，活着有什麽意義呢？不管有意義沒有，反正是活着的 。

中國人的“靈魂得救”是因人而異的。對於一連串無窮無盡的世俗生活感到滿意的人，根本不需要“得救”，做事只要不出情理之外，就不會鑄下不得超生的大錯。

基督教的神與信徒發生個人關系，而且是愛的關系。中國的神向來公事公辦，談不到愛。你前生犯的罪，今生茫然不知的，他也要你負責。在古中國，神的慈愛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切肯定的善都是從人的關係裡得來的。

基督教感謝上帝在七天之內為我們創造了宇宙。中國人則說是盤古開天闢地，但這沒有多大關係，因為中國人雖然講究宗譜，卻不關大心到生命最初的泉源。第一愛父母，輪到父母的遠代祖先的創造者，那愛當然是沖淡了又沖淡了。

 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認為達爾文一定是對的，既然他有歐洲學術中心的擁護。假使一旦消息傳來，他的理論被證實是錯的，中國人立即毫無痛苦地放棄了它。他們從來沒認真把猴子當祖宗，況且這一切都發生在時間的黎明之前，生活在那時候的人民，只有比我 們更文明些。

中國人把地球看作一個道德的操場，在這裡經過訓練之後，到另一個渺茫的世界裡去大獻身手，對於自滿的、保守性的中國人，一向視人生為宇宙的中心的，這也不能被接受。至於說人生是大我的潮流里一個暫時的泡沫，這樣無個性的永生也沒多大意思。

中國的文人、君子，他們的理想是很實際的：正因為它很實際，所以也是不穩固的。因為現實生活在不斷地變化，你講天人合一，看起來好像很穩固，天和人不分 嘛，是一個穩定的結構嘛。但是實際上，你把人世的變化看作就是天道的變化，你必須隨着現實生活的不斷變化而改變自己的信仰。這種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使我們 沒有一個永恆的東西可以追求，它都是隨時代而變、隨環境而變的。比如說愛國主義，中國傳統的愛國 主義歷來是跟忠君分不開的。愛國主義不是一個超越的東西，它總是跟現世的某個當權者、某個君主聯繫在一起，愛國忠君嘛。從屈原到王國維，都是這樣的，用忠君來代替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