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周刊（Times）認為主流媒體的可信度值得質疑，調查發現只有少於10%的受眾相信美國政府和國會以及主流媒體。越來越多民眾更傾向於從社交媒體獲取信息。主流媒體在過去的幾個月內一邊倒地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Hillary），抹黑共和黨候選人川普（Trump），這種現象在美國大選歷史上是罕見的。

o   媒體親自出馬參加競選，具體為私密諮詢合意的候選人，設計性和選擇性地報道，內容帶偏向性和引導性。比如主流媒體的左派“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 精準爆料川氏20年前的報稅和11年前的匿跡錄音， 協助配合民主黨候選人希氏，使在共和黨大會後在民意調查小幅領先的川氏立馬轉為逆勢。雖然右派背景的“華爾街時報”姍姍來遲也報道了希氏的郵件門和維基泄密，對川氏陣營可謂幫助甚微但已無法扭轉競選的大局。

o   左派媒體的大本營之一CBS也帶領一幫所謂的“民意調查機構”，為希氏搖旗吶喊，製造一批又一批極有誤導性的民意調查。

o   在全美和世界的電視機前，三場總統候選人辯論（除了最後一場），幾乎全都是媒體和希氏聯手在作秀。

一時間，美國的總統大選變成一個“腥風血雨” ，由媒體主導的戰場。這是一場比丑的競選，也是顯恨的競選。被逼的川氏竟然在電視機前當眾罵希氏為“nasty woman”。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的統計，59% 共和黨和 55% 民主黨說今年總統大選是他們壓力的主要來源。壓力影響到許多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了，甚至身體健康。許多人說他們不得不在許多場所和不同人不停地辯論、爭吵。

            在混亂、帶欺騙性和引導性的各種信息面前，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票民中占多數的中間派選民應該選擇誰，一個“騙子”（希氏），或者一個“瘋子”（川氏）？

美國社會的華人

            根據2010人口普查，美國華人總數約380萬人，占美國人口的1.2%。作為人數少的族裔，華人還要再細分大陸、台灣、香港、南亞；老華僑、新華僑；中國城和非中國城；民主黨傾向的，共和黨傾向的；川粉，希分。美國華人似乎秉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喜歡內部爭吵、內鬥和拆台。海外最知名的作家之一，基督徒林語堂在《吾國吾民》一書就對這個中國人的文化孽根作了非常幽默的描寫。1989年我來美國見到我的博士生導師（一個白人基督徒），他就送給我這本書，據說還是美國中學和大學的教科書／參考書。後來在許多yard sales場合知道許多美國家庭有這本書。在《左傳》裡有個“鄭伯克段於鄢”的故事，講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鄭莊公為剷除親弟弟，設計手段逼迫直到把他趕出鄭國，可見我們文化的傳統。 我認識一個熟人，網絡名人潤濤閻寫過一篇文章《論華人何以混不過印度人》，文章說，“海外華人 …內鬥內行、外斗外行、專毀本民族同事的惡習，而導致兩敗俱傷進而整體受傷。”對華人團體和組織，最頭疼就是人與人間的內鬥。

今天美國社會到處都是族群和意識形態的隔離和歧視，在近幾年具體表現較為明顯的是極端左派對中間派的欺騙和對右派的逼迫。最近在媒體上看到不僅是隔空喊話，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現了肢體衝突。美國華人之間的衝突之激烈也不輸其他族裔。在這次圍繞兩黨意識形態和候選人的辯論中，各方交叉扔擲從主流媒體和非主流社交網絡獲取的消息，不停地與自己辯論，與家人和朋友辯論，與候選人一方的同情者或支持者辯論。在辯論中，我們學會通過醜化候選人從而也醜化辯論另外一方。我們學會使用候選人的語言，我們學會三五成群圍攻策略，稱對方為可悲的（deplorable），叛徒、忘恩負義的，沒有受過教育的（uneducated），偽君子（hypocrite），狹隘無知的（nut），上教會的，種族分子等等，再加上微信提供的各種諷刺蔑視符號。我們因為不喜歡川氏（希氏）的行為晉升恨川氏（希氏），再接着恨傾向川氏（希氏）的任何人，甚至再上一個台階恨共和黨（民主黨）。我們抬出各樣的武器，標榜自己理性，代表社會進步，說我們自己是公義，社會良心，平等公權等等，抬高自己貶低對方來贏得辯論。主流媒體也是不停地興師動眾、推波助瀾。我們以為同樣的話可以一遍兩遍，不同的角度，一個人不行，二個人再來，三個繼續再來。我們辯論的目的就是要摧毀辯論的另一方，在辯論中以壓服對手得到快感。我的一位好朋友稱在我們中間這些打雞血的所謂“黨派人士”為拿到博士學位的“紅衛兵”。非常形象！

            耶穌在聖經教導我們，“若一國自相紛爭，那國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紛爭，那家就站立不住。”（馬可福音 3:24-25）

其實，我們華人的傳統和文化是溫良恭儉讓，這是儒家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先師孔子教導學生子貢的。美國華人普遍教育程度高，博士、碩士學位不在少數，他們保守、注重家庭和教育、有思考的鑑別和理性能力。根據紐約時報和普渡大學楊鳳崗博士，每周上教會（基督教）的華人應該在30%以上，保守地估計美國華人基督徒有150萬人。每個基督徒都應在耶穌的教導和恩典中學會如何去寬容和愛。北美華人基督徒多數屬於社會中上層，約60% 為教師、工程師、經理或商人，學工科出身的技術移民信仰基督的就更多。綜合考慮，保守的和中間派美國華人應該在70%以上。極端左派過去8年的“政治正確”做法已在華人社區引起強烈反彈。華人社區開始提出最強的保守聲音：

（1）   作為傳統儒家文化的實踐者，和耶穌的門徒，我們反對“政治正確的枷鎖加身，被迫對真理三緘其口，甚至連教育引導孩子正確的性取向都成為罪過”。

（2）   作為保守和傳統的族群，我們反對“自己的女兒跟生理的男人一起上廁所”，甚至共上洗澡間。

（3）   作為中產階級和繳稅者，我們反對“人數巨大的非法移民獲取免費醫療糧食券”，反對“自己交了一輩子的稅，最後拿的退休金還不如非法移民拿的福利多”，更反對引進“不知其身份沒有任何身份證件的穆斯林難民”，給我們社區帶來安保的問題。

（4）   作為注重家庭和教育的父母，我們反對“孩子努力學習，卻因為AA兒無緣藤校”，好讓權貴和特殊族裔設計規矩繼續讓他們孩子獲取機會，卻讓我們來為這些權貴的“高、大、上”口號作出犧牲。

（5）   作為遵紀守法的公民，我們反對“居住在不安全地區而沒有把槍來保護自己？讓搶劫偷竊者肆意妄為？”

這樣看來，美國華人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應該是居中間（中庸）偏右（保守），絕對不同於其他亞裔族群如印度和南亞，更不同於穆斯林或穆斯林難民。亞裔中只有韓族與華族有可比性，而韓裔85%為基督徒。或許，我們應該期望價值觀保守的美國華人能成為美國這個黃昏下的帝國里的一絲亮光。

是民主黨、或者是共和黨

也許有人知道民主黨最早的名字是“傑弗遜共和黨”（Jeffersonian Republican）或者“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當時的民主黨提倡小政府，是被南方地主（奴隸主）所擁護的一個政黨。另外一個黨是北方的聯邦黨（Federal Party）。若按今天的意識形態來劃分，當年的民主黨相當於今天的共和黨，聯邦黨相當於今天的民主黨。1830年代隨着聯邦黨的垮台，民主黨成了唯一的政黨，再加民主黨內部的內訌，民主黨便一份為二，原來的民主黨仍繼續提倡奴隸制，分拆出來反對奴隸制便成了共和黨。1932年，由於民主黨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大力推廣政府項目（New Deal），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才做了個對調。

知道這段歷史對那些自傲的、喜歡爭吵的民主黨（粉）和共和黨（粉）絕對有益。今年年初，蓋洛普（Gallup）調查認為美國總人口中，共和黨傾向27％，民主黨傾向32%，而美國絕大多數的選民自稱是中間派（Independent），約在40%上下。

今天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到底如何區分？簡單講，民主黨藍色，共和黨紅色。共和黨的票源相對單一，其中許多是福音派基督徒，意識形態相對明確。民主黨的票民組成凌亂，就是個大雜燴，充其量也就是民主黨建制派和大佬們（super delegates）所控制的票倉，意識形態模糊。所以常說，凡非共和黨的都是民主黨。

所以，今天的共和黨之所以講究保守，民主黨講究自由全都是羅斯福“闖的禍”，他把兩黨的位置做了個對調。民主黨提倡的自由主義主張容忍與社會平等，多數時候只是口號和觀念；而共和黨講究的保守主義提倡文化和傳統延續，講究家庭實踐。歷史回顧知道當年的共和黨就是主張種族平等，共和黨的林肯總統解放了黑奴就是一段值得紀念的歷史。許多白人包括部分共和黨也參與投票給奧巴馬（Obama），美國歷史上的第一任黑人總統。簡單地把白人、把基督徒或者把共和黨歸結為種族主義者或者歧視華人是有偏差的。其實民主黨和共和黨，除非是兩黨中的極端分子，絕大部分票民都屬於溫和的自由主義和溫和的保守主義，或者與獨立派一起統稱中間派。我認為，主張寬容、平等、社會和文化的延續將給社會和國家帶來進步。

卡通畫家 Thomas Nast 在1870 畫過一隻穿獅子外裝的驢，把動物園所有的動物都嚇跑了，其中也包括了大象。所以，驢代表了智慧、口號或虛張聲勢；大象代表了穩定、實力和保守。之後，由驢子代表民主黨，由大象代表共和黨 GOP（Grand Old Party），是比較貼切的。所以兩黨選舉就是驢象之爭。

“亞洲門”華人政治事件

是誰定義美國的華人天生就是屬於非主流的少數族裔，而且作為少數族裔就一定要做民主黨嗎？但在過去的20多年裡，華人確實有過較強的民主黨情結，議政參政願望強烈並積極政治捐款；在這段歷史中，少數華人精英確實一波三折，與希氏和她的夫婿克林頓產生過節，深受他倆的傷害。完全可以這樣說，華人與民主黨的交往是失敗的。

1996-1997年，克林頓在民主黨初選和後來大選期間，他和希氏從華人接受多筆政治獻金，最主要的是涉及到克林頓在阿肯斯州的私人朋友，華人Yah Lin Trie （”Charlie”）和加州的華人Johnny Chung，其中Trie 捐給克林頓的45萬美金，現金來自澳門的一個商業夥伴，被克林頓和希氏用於支付克林頓的性醜聞和性侵犯訴訟案所欠的巨額律師費；作為對Charlie Trie的回報，克林頓同意Charlie安排中國保利集團的董事長王軍來白宮喝咖啡。又據Johnny Chung自我表述，他的政治捐款是來自中國軍方，在他收到中國銀行的匯款後3天親手交給希氏辦公室主任一張5萬美金支票。又據，三名華人 Charlie Trie，John Huang 和 Johnny Chung一共為民主黨籌款220萬美金，其中包括Johnny在1994-1996年期間給民主黨共捐款36萬6千美金。

來自台灣的福建人John Huang，時年53歲，是華人在美從政的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出事之前，John Huang曾在克林頓內閣的商務部擔任副部長助理。

由於是中國政府參與美國政治獻金，加上洛杉磯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曝光和渲染，希氏和夫婿克林頓迅速與涉事華人撇清關係並與華人疏遠，根本沒有考慮到華人對他們的情誼以他們的權力和關係對華人朋友進行保護，從而使得美國國會、司法部和FBI輕易介入進行調查。有近120名華人和相關人員受到牽連，其中有部分人只能離開美國。Charlie Trie被迫回中國，於1988年返美後又被判3年監牢和4個月家監。一旦出事，希氏和克林頓對待有恩於他們的朋友，做法和對待“亞洲門”事件的華人如出一轍。

又稱Loral Space & Communication 公司參與向中國轉讓敏感的導彈技術，公司CEO Bernard Schwartz，猶太人，一共給共和黨和克林頓捐款150萬美金。Schwartz的公司確取得商務部頒發的衛星運營許可。可見，同樣的事或更嚴重的事，結果不相同。

在這個所謂華人政治事件中， 我們看到華人個體的政治幼稚和無助，也看到了缺位的地方性或全國性的華人組織。華人從來就沒有產生過有力量的組織和配搭到經濟實力，也從來沒有被任何一家左派媒體重視。這次事件中克林頓和希氏只看重金錢，只知撇清責任，沒有人情和信義。這個事件上表現出來一個典型政客的希氏。

吳仙標的80-20 Initiative

吳仙標（S.B. Woo）是近距離觀察了出事的John Huang和他的遭遇，為他可惜、也為他憤慨。

1997年我在紐約市市郊新澤西州的一次講座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見到吳仙標。吳博士是個帶着台灣口音的上海人，中等身材，大學教授。在1966-2002年年間，他擔任36年達拉維爾大學物理學教授，同時還在1984－1989年擔任過達拉維爾州的副州長。 除此之外，他還在1988年參選聯邦參議員，1992參選聯邦眾議員，雖然兩次都贏得黨內初選但卻輸掉大選，他在參選過程中所見識和積累的許多參政美國的經驗，是當時所有華人沒有的。吳博士應該是當時華人社區里最富有政治履歷的精英。

吳博士作為民主黨建制派的成員之一，他親身見證了華人初次從政的熱情如何在“亞洲門”事件被利用、受欺負和挫折、被打擊並最終被拋棄。他痛心華人政治上的幼稚，和政客克林頓和希氏的貪婪和冷酷。（“ eager to please top Democratic party politicians, raised money to the point of illegality, only to be abandoned when said politicians got into trouble”，according to 80-20 Initiative）。這大概也是吳博士退出民主黨的原因之一吧。

總結了教訓和經驗，吳博士的邏輯和政治智慧是成立一個獨立於主流政黨之外但遊歷政黨候選人之間的華人及亞裔的投票團體（swing block vote）。這個投票團體在大選年同時向兩黨候選人提出華人及亞裔的政治綱領和訴求，徵求他們任何一方或雙方的認可，再根據他們的回覆來決定最終支持哪一個候選人。吳博士的這個投票團體號稱能代表80% 華人及亞裔的投票。80-20 Initiative成立於1998年，參與者除吳仙標博士之外還包括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前）校長田長霖博士，百人會和百人會會長唐英年（Henry Tang）和哈佛大學教授何毓琦（Larry Ho）等。吳博士為確保80-20 Initiative真正無黨派以及不被任何黨派所影響利用，他設計了一個決策委員會，成員必須三分之一為民主黨，三分之一為共和黨，以及三分之一位獨立派。自成立以來，80-20 Initiative一共三次（2000年，2004年和2008年），牽強地擁護民主黨候選人。

80-20 Initiative 據說目前有70萬人在他們的電子郵件網絡，有3000個繳費的會員。

某種程度上說，80-20 Initiative是“亞洲門”華人參政失敗後的又一次失敗嘗試。作為一個華人組織，它從來就沒有真正得到任何一個黨派的認可和尊重。它也沒有任何經濟實力，沒有真正的投票號召力。作為一個游離的投票團體，對於兩黨來說，永遠缺乏的是對政黨的忠誠。

再議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

希拉里（Hillary）是一個基督徒。她的信仰得益於她的媽媽Dorothy，因為Dorothy是一家衛理公會教會的主日學老師。媽媽Dorothy從小離家，父母離異。（Dorothy的母親離婚後嫁給一個猶太人。） 希氏的生活環境是芝加哥傳統的共和黨藍領社區，爸爸是共和黨。她從小就立志改變自己現狀，以至形成了刻苦聰慧、工於心計，持久而且不言放棄的個性，立志要成為人上人。早期受共和黨父親的影響，後轉身成為民主黨從此一無反顧。在最近30年，一直生活在背叛夫婿的陰影之下，有心靈的創傷。在幫助夫婿成功競選和擔任了兩屆美國總統之後，她從聯邦參議員做起、之後是國務卿到現在競選總統，可謂是個性剛硬、 精於撒謊、貪婪無度的典型政客。她與夫婿歷經十年多起法律訴訟（包括性侵和桃色新聞）之後曾面臨巨額債務（希氏2014年曾對ABC的Diane Sawyer說，在夫婿離開白宮時，他們“not only dead broke but in debt”）。但是就在她擔任公職（聯邦參議員和國務卿）短短的時間內，與夫婿又掠財，積攢超過1億美金的現金和資產。據說她和夫婿成立的家族基金會接受了大量包括沙特等穆斯林國家的捐款（最近維基透露，卡塔爾給了基金會捐款100萬美金）。家庭三個成員均是基金會董事，基金會總裁是原威斯康星大學校長撒拉拉（Shalala）。該基金會2015年收入超過2億美金。外界曾傳聞希氏的女兒Chelsea （基金會副主席）主要的工作就是從基金會拿工資；經考證，她曾在NBC幹過活，年薪60萬美金 。

共和黨的川普（Trump）和民主黨的希拉里（Clinton）都給我們描述一個處在問題漩渦當中甚至已經在走下坡的美國。川氏要減稅， 少管閒事（或閉門造車 ）， GDP增速學習印度和中國，軍事追趕俄國，重新強大美國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希氏要大家與非法移民和同性戀綁在一起，給富人和企業加稅再拉進敘利亞的難民綁在一起（stronger together）。

目前希氏在主流媒體的民意調查中領先於川氏（在非主流的社交網絡低於川氏）。希氏能否鞏固領先地位並爭取更多選民的認可，有待一些因素，特別要爭取那些對她仍持有疑慮的中間派和共和黨內部不支持川氏的選民。對那些支持川氏的選民，他們期望看到希氏能夠調整她對最高法院大法官挑選人選的看法，期望她能修正奧巴馬（Obama） 在8年執政期間所實施的極左政策，包括“同廁同浴”以及關於“同性戀”的一些措施等。 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 Jack Goldsmith博士，一個保守派的猶太人，對奧氏在第二任期的做法提出批評，他認為希氏會繼續沿用奧氏的手段“acting alone can change domestic law through selective law enforcement, aggressiv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imaginative rearrangement of spending authority。”（通過濫用總統權力，通過選擇性的總統行政法令，激進的行政干預，以及財政支配等手段來改變國內政策。）

趙小蘭（Elaine Chao）的從政之路

我真正熟悉趙小蘭的名字是因為我在宣道會神學院（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讀過書。在2009年宣道會神學院同時授給她和她父親趙錫成榮譽博士學位。我的朋友校長Mike Scales博士給她和她父親倆頒授學位。趙小蘭的父親是紐約宣道會一家教會的長老，她和父親都是我們宣道會的會友。

作為華人成功從政的榜樣，趙小蘭開闢完全是另外一條途徑。趙小蘭出生在台北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家庭，童年隨創業的父母來美國讀書，1980獲得哈佛大學MBA。學校畢業後開始她職業婦女的生涯，剛開始在美洲銀行（Bank of America）和花旗銀行（Citicorp）上班；之後，1983年得到白宮講學金（White House Fellowship），1986開始交通部擔任聯邦海上委員會（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的行政副主管在1988－89年期間擔任主席，1989年在老布什內閣擔任交通部副部長，1991-1992年擔任美國和平之隊（Peace Corp）總主任，2000-2008年又在小布什內閣擔任兩任交通部部長。從政府退下來後，她還擔任過美國最大一家慈善基金United Way的CEO。

職業生涯成功後的趙小蘭和當時獨身的參議院多數領袖，聯邦參議員Mitch McConnell於1993年結婚。 當時趙小蘭 40歲，她夫婿51歲。她們的聯姻，以及以後以家庭為中心所形成華盛頓共和黨朋友圈，成為共和黨內的一個重要政治力量。同時，她也是左派電視台Fox News的常客。

趙小蘭從政的經歷，她成功地從共和黨起步，一路順利並且成功，值得美國華人參考和借鑑。也就是，華人可以挑選在家庭、教育和價值觀（以及信仰）方面相近的保守共和黨作為華人長期的合作夥伴，以華人的教育、敬業、忠誠、和專業去贏得共和黨的認可和尊敬。所以，華人的參政應該是個組織行為，也應是個體動作，一定要有長遠的眼光和行動。

事實上，共和黨與美國華人的關係向來值得稱讚。1972年，共和黨的總統尼克松開始了與中國建立良好關係的破冰之旅。中美建交關係使得大批的中國大陸留學生能夠來美留學，我們許多人是中美建交的受益者。1992年，共和黨總統（老）布什簽署的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使5萬4000個留學生和家屬能夠以綠卡的身份留在美國生活和工作，同樣，我們許多人又是身份合法化的受益者。簡單地以個人的經歷和情感，片面的觀察來論斷來選擇黨派和意識形態是不合理的、是有害的。比如，一些人因個體經歷由此產生憤恨白人和共和黨的思想，事實上，我們當年在美國被接受、被接納正因為是他們。又如過度讚賞猶太人在民主黨的人數比例，就得出民主黨是一個有錢有教育的政黨，我們華人當然就是民主黨，同樣事實上，還有30% 猶太人是認同共和黨。

共和黨自里根總統之後近20年內，一直困擾着黨的定位以及領導力的問題。今年在共和黨初選中大家看到了Marco Rubio，Ted Cruz，和John Kasich與外來人川氏的激烈競爭，就說明了共和黨內部存在相當嚴重的問題。有問題就有機會，我們應當認真思考華人在共和黨的發展機會。

華人的視野和使命

極端左派把控下的美國，離上帝所祝福的“山上之城”是漸行漸遠了。今天中國大陸在世界舞台的突然興起絕不是個偶然事件。我們看到中國過去30年的進程，雖然一波三折，仍舊是一黨政治，對基督教教會還在限制，但中國在經濟、民生、政治和文化、意識形態的進步和成就是有目共賭的。上帝對中國、對今天的華人是有深意和囑託的。看到一個世俗化和伊斯蘭化的歐洲，以及今天美國下行的處境，我們美國華人生活在其中，深有體會和體驗在心裡，更要切切地深思、體會上帝的心意，以及上帝囑託的使命和責任。

同時，傳統中國人的保守價值觀與共和黨理念十分吻合。今年總統大選中，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華人和大部分華人教會大規模地脫離民主黨，傾向共和黨，結合共和黨在總統大選中暴露的種種問題，預示着意識形態轉型後的美國華人在今後美國政壇上將有更大的參政空間和作為。美國華人越來越感覺到這是時候了，不要再把自己定位在弱小的、受欺負的少數民族隊伍里。

首屆美國華人大會是美國華人參政的新起點。美國華人以整體形象從底層出現和突破， 在美國全國各地參選參政，尤其女生如Teresa Mah博士，Lindy Li和Sue Googe驚艷美國政壇。所以，華人觀政、議政、參政剛剛起步、才開始。今年總統大選為我們華人提供一個百年難遇的實戰機會。面臨華人的最大挑戰還是華人自身的文化，我們過去和現在是一盤散沙、喜歡內鬥。薛海培同學多次說，華人是一群急需被 grace （上帝的恩典 ）和light（上帝的光）觸摸的群體。對於華人基督徒來說，也是關於上帝的國安危的重要時候。從多個微信群了解，許多基督徒積極地議政，為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捐款。一些支持川氏的華人還捐款租飛機在二十多個城市為川氏做廣告、為競選搖旗吶喊。首屆美國華人大會據說就籌款十幾萬美金。我個人就參加過聯邦眾議員劉雲平（Ted Lieu）的兩場籌款活動。

其次，學會寬容、鼓勵和（財力）支持華人參加競選。華人候選人的成功，無論他／她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也無論你認同或不認同候選人的意識形態，都是華人的成功。據了解，在選票和金錢上支持劉雲平眾議員（民主黨）主體是白人和猶太人，並非華人；當前支持Sue Googe候選人（共和黨）主體是白人，並非華人。

據資料，目前華人背景的聯邦議員有3個半，Judy Chu， Grace Meng，劉雲平和Tammy Duckworth，Duckworth有一半的華人血統。

作者：劉振東 博士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和宣道會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