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少寒:真正的愛國學者楊建利 |
| 送交者: 韓少寒 2005年05月04日11:26:0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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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少寒:真正的愛國學者楊建利
楊建利就是這樣一位愛國學者。 楊建利出生於一個愛國的家庭。他的父親很早就參加了共產黨的部隊,到孟良崮戰役時候就已經是一個指揮官了。解放後,由於他的父親文化程度不高而未能象其他人一樣進入大城市而是留在了老家臨沭縣。老人家對此無怨無悔,但怎麼也想不到,在90多歲的高齡時,看到自己的兒子由於愛國而不能回國,並被自己為之賣了一輩子命的共產黨給抓了起來。其實,老人家在國內的時候也對兒子的所作所為也是不能理解,並多有指責。但當他出國探親後了解了兒子所做的一切後,終於理解了兒子。他為有這樣的好兒子而自豪。 1989年從中國回來後,楊建利因為參加64學運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利。但他發現自己太愛自己的祖國了。正如他在“輕飄着的沉重”一文中所寫到: 與牛頓萬有引力恰恰相反,祖國對我來說,離得越遠吸引力越大。但是越去愛它就越失望,我幾乎絕望。然而,面對着那塊土地以及那塊土地上生存着的一群苦難深重的人,冥冥中我又得到啟示:莫要死心,不能拋棄,必須迷戀它、擁抱它,那怕迷戀的是一具殘骸,擁抱的是一團幻影。不然,就會失重,就必須忍受那無法忍受的輕飄。 為了爭取回他回國的正當權利,他多次抗爭。他說到,“目前我們要做的就是開創一個新時期:返回中國,爭取用手投票。”(見“海外民運與回國權”)他屢次要求中國大使館給他延長護照均遭拒絕;他多次試圖返回中國都不能實現。他熱愛自己的祖國,不願意加入美國籍,結果落得了個無國籍的地步。 楊建利又是一位學者。由於父親的身世,他深深體會到知識的重要。他15歲上大學,19歲到北師大上研究生, 1991年在加大伯克利分校取得數學博士學位,並獲得 "Peer Advising Funds Award", "Regent's Fellowship", "Outstanding Graduate Student Instructor", "Outstanding Chinese Student in America Award"等多項獎勵,2001年在哈佛大學又取得政治經濟學博士,在就學期間又獲得了 "Pacific Culture Foundation Research Grant", "Doctor Dissertation Grant from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萬人傑新聞文化獎”,並被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雜誌選為封面人物。自89年以來,他發表了上百篇文章(包括演講和採訪),他的敏銳和邏輯性很強的思辨能力清楚地表明了他是一個有堅定的理想訴求和內在質素的學者。“不是我偏愛民運,而是因為我堅信民主。” 本來,楊建利應該是一個數學家。“八九”民運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也改變了楊建利個人的人生方向。他說,“眾多像我一樣,原本與‘政治’不搭邊的青年學子,從此全身心地投入以建立一個民主的中國為目的的社會運動。”從此,他“不再將實現公正、自由、民主和人性尊嚴的希望寄托在任何統治者身上,而是放在了自己的肩上。”因為是個學者,他走了一條與其他民運人士不同的道路。他創辦了21世紀中國基金會,組織了各種各樣的研討會。2001年,他創辦了電子周刊“議報”,旨在向大陸和海外讀者宣揚中國民主與憲政。 楊建利選擇這樣一條學者型的民運道路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不是因為別的途徑都被別人搶了先。關於這一點在他談談及自己回國後的理想中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他說到: 回國後,我最想做的事情有兩件,操作一個有影響的智庫和具體推動各級政府的民主選舉。這兩項工作在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性是很顯然的,也較適合我的特點。 當然,楊建利從一個數學學者轉變成一個政治學者並不是偶然的。他在回顧自己的轉變時說: 對我人生影響最大的兩個事件,一是“文革”,再就是“六四”。雖然文革爆發時我還不到三歲,但是,文革後期的三個現象奠定了我反共的立場,雖然當時還是朦朦朧朧。一個是,文革早期被打倒的中共幹部恢復職務後對造反派和一切“階級敵人”的鎮壓所表現的血腥令我發指。當時對我很好的一個大人碰巧是當地造反派骨幹,我就有機會參與他們的活動,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是一些小學同學的父母或被槍斃或被判重刑罰或被逼自殺。另一個現象是中共官僚的腐敗,我生長在共產黨的基層官僚家庭,當時我看到當地的好東西幾乎都貢奉給了當官的享用,真是作威作福。造反派的大人告訴我,文革前就是這樣。再一個就是,一九七五年山東河南水災,我跟着大人們去農村救災,我在農村看到的一切讓我完全驚呆了,農民普遍的一貧如洗,比共產黨的課本里所講的舊社會的貧農還貧窮。當時我們只會用共產黨教給的階級鬥爭的邏輯思考問題,所以總是想為什麼還不爆發農民起義?朦朧地覺着自己應該捲入政治,以便有機會實現“農民起義”和“平等”的理想。後來上大學,讀研究生,這些想法淡漠了許多。但是,來美留學後不久,我就參與了民運。“六四”使我放棄了原來的專業,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可以說是回歸到我文革後期的政治理想,但是相比當時思想上已經有了很大的飛躍。 楊建利深知千窗百孔的祖國,特別是那黃土地上的老百姓們,再也經不起動亂了。從投入民運的初期就開始思索祖國走向憲政民主的途徑。他意識到暴力只能導致惡性循環,依法治國、合法抗爭才是民運的正確的解決辦法。到他回國不久前,他連續撰文論述非暴力原則和非暴力抗爭運動,大大豐富了非暴力的理論,標誌着他作為一個學者型的民運人士已經走向了成熟。“非暴力─憲政民主─良性循環”就是楊建利的中心思想。我們很容易列出他在這方面的眾多着述: ★打破暴力惡性循環(1991) ★惡性循環中沒有勝利者(1992) ★神聖而艱辛的道路(1992) ★淺論良性循環原則 (1993) ★展開對中國“國會”的工作 (1993) ★民眾的信心是確立民主憲政的基石(1995) ★身體自由腦袋不自由的自由(1996) ★秩序─秩序瓦解─新秩序──中國的政治變革與憲政民主的確立(1999) ★應當有更好的方式生活在一起 (2000) ★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與憲政民主運動(2001) ★憲政民主運動(2001) ★中共的“政治突破”與合法反抗(2001) ★為什麼民主制度可以減少政府腐敗(2001) ★楊建利、項小吉關於非暴力原則的辯論(2002) ★非暴力原則與非暴力抗爭運動(2002) ★再論非暴力原則和非暴力抗爭運動(2002) ★三論非暴力原則與非暴力抗爭運動(2002) ★四論非暴力原則與非暴力抗爭運動(2002) ★中共的“政治突破”與合法反抗(2002) ★新年寄望(2002) 在他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朋友接受了非暴力的理念,走上了非暴力抗爭之路。 楊建利對愛國有着深深的思考。2001年,他與封從德共同發出了“關於開展愛國標準討論的倡議”。其中提出的30個問題至今仍值得我們每一個人認真思索。楊建利熱愛祖國的每一寸土地,不能容忍任何人出賣她。當他主持的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一開始出版“中國21世紀叢書”時,他就籌劃出版了《紅色“愛國”的背後》一書,向國民們展示中國的土地是如何被列強瓜分,被賣國賊出賣的。他對中國應如何統一有深入的思考。2000年10月,楊建利以“21世紀中國基金會”的名義組織“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並發表了“應當有更好的方式生活在一起”開營詞和“記住這個溫馨的夜晚”閉營詞。與會者來自中國各個民族,旨在為未來民主共和打造民族和解的基礎。在第二屆研習營上,他又發表了講話“打破暴力惡性循環”以推廣他的非暴力思想。 楊建利在哈佛是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之所以選擇這一方向,是為了將來有朝一日他能為建設祖國出大力。這幾年裡,他致力於中國經濟,特別是中國入WTO後的中國經濟以及兩岸經濟交流的研究,寫出了一系列學術研究論文。他還在哈佛大學組織了“鄧小平南巡後的中國經濟研討會”。 最最難得可貴的是,他是一位敢於對中國政府說“不”的愛國學者。他寫到: 中國人從來就應該具有對任何外國人說不的權利。然而,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在近代史上面對着外國強權屢次失去了說不的能力和權利的呢?而又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國人,當其政府應該說不而不說不甚至說是的時候,總是同時也失去了對外國人說不的權利的呢?原因有一個,而且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人不可以向他們的政府說不。 (見“誰能對真實的歷史說不?”) 在另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他又說到(見“愛國情結與文明標準”): 我的角色就是一個反對派的角色。中國現在所有的進步,沒有反對派是不可能的。反對派是現在中國唯一可以限制政府的潛在力量,包括江澤民和朱容基所做的事情,我們在十年前就提出來了,這個作用是存在的。江澤民時代是一個很奇怪的時代,一方面有很專制的做法,一方面有開放的領域,是並存的。很多民間創造的機會和空間,並不是共產黨有意造成的。現在中國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了。我的角色就是要指出任何對中國和中國人造成危害的東西。一個政府有九十九條對,有一條錯,我就是要把那一條錯指出來。為什麼不可以呢?對中國人決無壞處。更何況中國政府很可能是九十九條錯,一條對,我的角色就更重要了。 現在中國政府用“使用他人護照”為由把楊建利博士任意拘禁達一年之久,其實說穿了就是對敢於說“不”的中國學者,對具有現代政治文化的政治反對派進行打擊、壓制。寫到這裡,我聯想到兩個學者。一個是中國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其學術成就曾使他獲得中國最年輕的學部委員的殊榮。但由於他的不同政見,他在六四後被通緝驅除出境,連本來是終生任命的學部委員也被擄了下來。另一個是着名的語言學權威,麻州理工學院教授喬姆斯基(Norm Chomsky)。由於他對計算機語言發展的貢獻,有人甚至把他與馮.諾依曼(von Neumann)並提為計算機科學之父。然而此君又同時為美國外交政策方面的頭號持不同政見者,對現在進行的伊拉克戰爭他也不例外地持反對立場。對他,美國政府應該說是極不喜歡的。我的一個朋友因贊同他的觀點給他寫信,他回信提醒說,“與我聯繫將可能導致你的名字上聯邦調查局的名單。”上又怎樣?我的朋友照樣可以申請到研究經費,繼續從事他的科研。喬姆斯基也照樣穩穩地坐在他的教授椅子上,繼續與美國政府大唱反調。是美國的民主體制和美國人民的集體素質保證了喬姆斯基教授對美國政府說“不”。這是美國制度健康的表現。 憂國憂民,楊建利以“對歷史負責、對民族與國家利益負責”的態度,以積極參與的學者姿態積極投入到中國未來的建設中。這就是我們的楊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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