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完全排斥人類的不平等，因為人是從動物演化而來， 即便沒有社會組織， 個體體能差異也導致不可能平等， 而社會組織一定方向上放大了這種不平等， 從另一個方向上減少了這種不平等， 在一個部落內部弱者是可以得到保護的。

另一個毛病是沒有闡述清楚權利與資本的關係。 實際上權利與資本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都是支配他人勞動， 占有他人勞動成果， 占有他人肉體精神甚至生命的憑證。 權利與資本的唯一區別是公有性與私有性， 權力是公有的， 資本是私有的。

權力不按百姓接受的方式使用則是腐敗， 資本隨便吃喝嫖賭收買黑社會不受公眾監督。  所以， 防止腐敗的終極方法是消滅權力， 把社會交給資本， 這樣就絕對不會出現腐敗了。

你覺得荒唐嗎？ 現在的犬儒不論是裝糊塗昧良心還是真糊塗的學舌鸚鵡， 都在忽悠小政府！ 忽悠把權力關進籠子。換成通俗一點語言， 就是索羅斯把希拉里關進籠子， 這樣社會就會變成資本與大眾的兩層結構對立結構了。 工會與資本家直接打架什麼結果？ 當然是東風壓倒西風或者西風壓倒東風了。

對了， 汶川發生地震絕不要去救援， 而是趁機抬高物價。  春節民工返鄉應該車票價格翻倍，而不是讓黃牛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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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立：權力、資本、大眾的博弈
　　近十年來，隨着信息的湧入，許多中國人已經逐漸看清了美國這個“山巔之城”光環下的本質，看清了資本對美國社會的嚴酷控制，正如偷渡到美國、最後又回到中國的著名詩人北島所說：　
　　“我終於體會到資本主義的厲害，像老虎，比專制還厲害——老虎猛於苛政。”多年在美國漂泊的生活磨礪，使北島認識到，“專制主義的壓力來源是明確的，是單向的，而消費主義的壓力卻無所不在，看不見摸不着，讓人找不到反抗的方向。”
　　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逐漸認識到了深藏在黑幕背後的美國資本的運行規律，更認識到了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與美國“國家的利益”之間產生了越來越激烈的衝突，這個衝突目前已經成為了美國最主要的社會矛盾，是幾乎美國社會所有問題的根源，其他所有的矛盾都是由這個矛盾衍生而來，如果這個主要矛盾得不到解決，美國所有的矛盾都統統無解，大美利堅只有等着渡劫升天。
　　
　　實際上，對這個問題承認與否，也是中國“自乾五”與“美分dang”的根本區別之所在。
　　在中國，有一群具有特殊使命的經濟學人物，他們在境外力量的教導和操縱下，不斷藉助於各種內容模糊的概念和理論，來誤導國人乃至各個領導層的認識與判斷，其中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掩蓋甚至否認在一個階級社會中“權力”與“資本”的二元對立，以此來達到用“資本”來最終奪取“權力”的陰險目的。
　　
　　一、人類社會永恆的對立統一：權力與資本，精英與大眾
　　
　　自從人類社會形成國家以來，就產生了兩對相輔相成、對立統一的矛盾：
　　
　　權力與資本⇔精英與大眾
　　
　　不管你討厭也好，喜歡也好，這兩對矛盾根本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它們在人的意志外客觀存在，形成了文明社會運行的奠基石，構成了整個人類文明進入高級形態的基本框架。
　　
　　可以這樣來說，如果沒有這兩對矛盾，人類只能永遠停留在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最多是到達原始共產主義的部落制早期，連奴隸制的門檻都踏不進去。微信搜索：大國博弈（第一個就是
　　
　　●權力與資本
　　
　　一個國家是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構成的，今天人文語境又把這個說法變得很溫和或者偽善，不叫“統治與被統治”，而叫“管理與被管理”。
　　
　　有一群人，他們“管理”着一個國家，他們就擁有這個國家最高的權力，不管他們的權力是從父母那裡世襲來的（比如英國女王、阿拉伯王室），還是從舊統治者那裡造反搶來的（比如，華盛頓一幫人搶了英國王室的權力，法蘭西共和國搶了波旁王朝的權力，土共搶了炮黨的權力），總之，他們擁有權力之後，其他人自然就成了屁民，只有被統治、被管理的份兒。
　　
　　今天有很多果粉為常凱申校長打抱不平，說tg用暴力搶劫炮黨的政權，屬於來路不正，不像人家西方那些總統，全部是公平選舉而來，所以tg政權的合法性有問題。
　　
　　這就屬於典型的扯淡，國民黨是靠選票戰勝北洋政府的嗎？拿破崙是靠選舉戰勝路易十六或者雅各賓派的嗎？華盛頓是靠選票戰勝英軍統帥亨利·克林頓的嗎？更何況在美國內戰時期，對亞特蘭大進行屠城的謝爾曼也是靠選票戰勝李將軍的嗎？
　　
　　上面扯遠了，話題再轉回來。
　　
　　一批人擁有了權力，達到了人生的高峰，而另外的人就只能幹別的，比如說，去賺錢。有的人賺錢的本事非常大，比如羅斯柴爾德家族、洛克菲勒、JP·摩根、王石、馬雲、特朗普等等，他們的錢累積起來就不再叫錢，而叫“資本”。在一定範圍內，資本寡頭們同樣可以呼風喚雨，能耐不比政府的高官小多少，所以，當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資本之間結成聯盟，必然會跟政府來爭奪對社會的控制權。
　　
　　而這就是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社會基礎。
　　
　　權力與資本從來都是一對相生相剋的矛盾，猶如一個硬幣的兩面：
　　
　　追逐權力是為了獲取資本，而積累了資本最後必然要奪取權力；
　　
　　有了資本可以鞏固權力，而有了權力才可以保護資本；
　　
　　失去了資本必然失去權力，而失去了權力也必然失去資本；
　　
　　擁有了權力和資本，你就是秦始皇，你就是屋大維，擁有整個天下；
　　
　　而失去了資本和權力，你就是白丁，你就是乞丐，你將隨時喪失在這個世界上的生存權。
　　
　　在一個現代社會，權力與資本構成了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基本骨架，當這個矛盾的兩端在國家的天平上保持基本平衡的時候，這個國家便國泰民安，穩定繁榮——比如“貞觀之治”；
　　
　　而當政權完全剝奪了資本的時候，這個國家便百業蕭條，民生凋敝，整個社會猶如一潭死水——比如“中世紀”時期；
　　
　　而反過來，當資本壓倒政治權力的時候，社會便出現無政府狀態，群龍無首，混亂無序，盜賊蜂起，即將面臨天下大亂——比如明末江南財閥代表東林黨人控制朝廷的崇禎時期。
　　
　　●在“權力與資本”這對矛盾外，還有一對矛盾也構成了社會的基本框架，那就是：
　　
　　“精英”與“大眾”
　　
　　就像非洲草原上天天在上演的獅子豺狼掠食牛羊麋鹿一樣，精英壓迫大眾的故事充滿了整個人類史，但是，二者相生相伴，相互依存。整個社會是由精英階層和大眾階層兩個部分構成的，精英階層不可能脫離大眾階層而獨立存在，就算精英全部消滅了大眾，精英階層內部馬上就有一部分相對弱小的力量分化出來，成為流亡貴族、破落地主等等，照樣被剝奪成大眾。同樣，大眾階層也不可能脫離精英階層而存在，即使大眾用血與火把精英推下王座，將華麗的宮殿大廈付之一炬，精英階層馬上就會從大眾中脫穎而出，成為新的統治者，中國歷史上的歷次農民起義，哪次不是偽裝成大眾的精英分子最後攫取了起義成果？
　　
　　在不同的文明形態下，“精英”與“大眾”有不同的稱謂和內容：
　　
　　在原始社會之前的動物世界，叫做“食肉動物”與“食草動物”（甚至在有些動物內部也有嚴格等級之分，如：獅群、猴群、鬣狗群等）；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叫“部落酋長”和“氏族成員”；
　　
　　在奴隸社會，叫“奴隸主”和“奴隸”，或者“君子”與“小人”；
　　
　　在封建社會，叫“貴族”與“平民”，或者“地主”與“農民”，或者“聖人”與“百姓”；
　　
　　在資本主義社會，叫“資本家”與“工人”，或者“老闆”與“員工”，或者“莊家”與“韭菜”，或者“候選人”與“選民”，或者“1%”與“99%”；
　　
　　在社會主義社會，叫“領導”與“群眾”，或者“高大上”與“屌絲”；
　　
　　在未來的宇宙文明時代，叫“先進文明”和“落後文明”，或者“高維文明”與“低維文明”。
　　
　　人，生而不平等！
　　
　　只要人類社會存在一天，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現象就是永恆不變的主題。盧梭聲稱“人生而平等”，說得溫情脈脈一點，這是人類嚮往的“終極目標”，說得坦率而殘酷，這就叫“白日做夢”，要麼只是大眾在反抗精英時的理論武器，要麼就是精英對大眾的麻醉與欺騙，比如“四海之內皆兄弟”，比如“人人可以成佛”，比如“在天堂里人人都是兄弟姊妹”。
　　
　　這就像陳近南對韋小寶說的：“你是個聰明人，我可以用聰明人的方法和你說話，反清復明只不過是一句口號，跟阿彌陀佛其實是一樣的。”
　　
　　精英是強者，大眾是弱者，精英是贏家，大眾是輸家，大眾永遠都不是精英的對手，精英永遠是大眾的統治者或者“管理者”，這就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不管你是人道主義者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不管你是烏托邦主義者還是宗教信徒，你都永遠不能否認這社會現象，它們同樣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血淋淋的構成了今天的這個二元世界。微信搜索：大國博弈（第一個就是
　　
　　放眼非洲草原，野牛成群，數目龐大，但卻一盤散沙，幾隻土狼就可以將幾百幾千隻野牛驅趕得瘋狂逃命、魂飛魄散。在一部真實的紀錄片裡，我們看到，有時好不容易出現一隻英勇抗擊獅子的野牛頭領，卻不料另一隻覬覦頭領位置的野牛斜刺里衝出來，把渾身是傷兀自還在戰鬥的老頭領撞倒，把族群的英雄出賣給了獅群。
　　
　　放眼股市，居高臨下的莊家們憑藉手中的資本優勢，再勾結證券市場的管理者，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視千萬散戶為芻狗、為草芥、為牛馬、為豬羊果品，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虧得衣衫襤褸的小散們在別處湊夠了血汗錢、養老錢、救命錢，又投入股市里去希望翻本，可臨了還是又被洗劫一空，穿着衣服進去，裸着身體出來，有的直接就對着城市的鋼筋叢林飛身一躍……在股市里，莊家比劊子手還要殘忍，對散戶只凌遲，不處死，等你養好身體再來吸血。莊家就像河裡兇殘的鱷魚，懶洋洋地躺在水面上，什麼都不用干，只需等着一群又一群的散戶自動送上門來，源源不斷，永不斷絕。
　　
　　金融大鱷，形容得一點也不錯。
　　
　　實際上，老子也好，莊子也好，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們都深刻地看到了這個殘酷的現實，他們不願加入貴族的行列來掠奪大眾，也排斥用宗教來麻醉大眾、給大眾以虛幻的希望，但同時，他們也深感無力來改變這個不平等的世界，於是，老子採用了絕望的放棄，莊子採用了自我麻醉，而孔子則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論個人資質，孔子不如老子的莊嚴博大，更比不上莊子的汪洋恣肆，但是，孔子的悲天憫人、厚重勤奮，卻讓他成為了千百年塑造中國人精神世界的第一人。
　　
　　一方面，孔子周遊列國13年，不屈不撓地四處推廣他的“仁”，推廣他的“王道”，同時，孔子又相當狡猾地以曲筆著述《春秋》為武器，為弱者爭取到了有限的一點話語權，以此來要挾“亂臣賊子”——當政的貴族精英們，要求他們施仁政、行王道，“附遠來邇”，否則，“天厭之”，青史將留其惡名供千古咒罵；
　　
　　另一方面，孔子又告誡那些處於不平等地位的弱者，這個大環境是絕對不公平的，但“君子”（這裡實際上要指那些不屈服於命運的有志之人）要“自強不息”，通過自己的努力，最大程度地來達到弱者個體與精英之間的相對公平，所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在這個角度上，我們才能理解毛澤東對整個人類的重要意義，他是自人類史以來，唯一一個帶領牛羊打敗了獅群、帶領弱者打敗了強者的彌賽亞式的拯救者。在毛澤東之前，大眾是理所當然的被壓迫者，精英是理所當然的剝削者，歷史上儘管有無數個反抗者要起義衝破牢籠，但從來沒有成功過，從來沒有人能夠改變這個殘酷的不公平事實，但是，在毛澤東帶領大眾成功砸爛舊世界的枷鎖之後，全世界的被壓迫者突然看到了天神降臨一般的奇蹟，毛澤東向全世界證明：原來，剝削者是可以被推翻的，原來，弱小者不公平的命運是可以改變的。由此，在毛澤東之後，弱小者們終於有了一面可以追隨的旗幟，世界由此進入了一個覺醒了的弱者們敢於去為自己爭取公平的新時代。
　　
　　未來，如果人類通往其他恆星系的星際飛船仍然是由奴隸來建造，那這樣的文明仍然是低級的、可恥的，正如美國電影《雲圖》裡的那個巨大無比的高科技餐飲公司。所以，不光是現在還是未來，毛澤東不僅屬於中國，他還屬於全人類，他帶領被壓迫者成功反抗暴政的奇蹟，將永遠激勵還在苦海中沉淪的弱者，而這些弱者反抗不公平命運的努力，必將促進人類在通往更加公平的道路上大大地跨進一步，由此把人類社會的進化推向更高一層的文明台階。
　　
　　毛澤東是塑造中國人精神世界的第二人。
　　
　　孔子與毛澤東，是中華文明貢獻給世界的兩座巍峨的豐碑。
　　
　　二、“權力與資本”這對矛盾的失衡，必然也會導致“精英與大眾”這對矛盾的失衡，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秩序的完全崩潰。
　　
　　在“權力與資本”和“精英與大眾”這兩對矛盾中，實際上呈現出這樣一種三角關係：
　　
　　精英====權力====大眾
　　
　　精英與大眾分列在一個分配體系的天平兩端，中間是政府這個權力機構，社會發展的運動狀態會使得天平永遠都處於變化狀態，而政府則根據天平的實際而隨時調整管理政策，以儘可能的維持整個天平的動態平衡，從而最大程度地保障社會分配體系兩端的公平。
　　
　　既然是天平，那麼就必然會一頭翹一頭低，按下葫蘆起瓢，要麼精英倒霉、大眾狂歡，要麼精英猖狂、大眾遭殃。當然，最好的結局，就是這個“天平”穩穩噹噹，不偏不倚，精英大眾和諧愉快、各得其所，達到“中不偏，庸不易，謂之中庸”，但是，這種狀況出現的機會實在太少，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而不平衡是永久的、絕對的。所以，孔子感嘆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天平失衡，會出現兩種變化，要麼偏向大眾，要麼偏向精英。
　　
　　●如果天平向着大眾階層有利的傾斜角度過大，抑制着精英階層的發展，那麼，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差距過小，社會上下層之間的流動速度就會減慢，平均主義盛行，人才奇缺，物質貧乏，社會缺乏活力、缺乏創造、缺乏生命力，整個社會存在陷於停滯的危險。上個世紀，從1966年“文革”開始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間，中國社會正是這種現象。
　　
　　實際上，作為毛澤東為探索人類終極命運而設計出來的一種社會實踐，這種人為“拔高大眾、抑制精英”的現象，其目的就在於，政府在統管一切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幫助處於弱勢地位的“大眾”（無產階級）來掌控“精英”（權力精英、技術精英、資本精英），防止其再回到優勢地位上去（即為“復辟”），讓大眾“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毛澤東非常希望用這種方式來實現“精英階級”和“大眾階級”的絕對平衡。
　　
　　毛澤東的社會探索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儘管比歷史上的很多次“烏托邦實驗”走得遠，但是，由於這種實踐營造出來的平衡是一種虛假的人造平衡，如同把虎豹豺狼都關進籠子，把牛羊麋鹿關進畜欄，政府實際上變成了動物園負責餵食的管理員，整個生態系統的生產力必然十分低下，需要外界的能量輸入，平衡無法持久。另外，由於大眾階級受到歷史時代的局限，無法為毛澤東的社會探索提供強有力的最廣泛的支撐。因此，毛澤東的社會實踐最終免不了失敗的命運。
　　
　　這就是“文革”的本質。
　　
　　而這也就是毛澤東普遍受到大眾階級愛戴，同時也受到精英階級痛恨的最真實的原因。
　　
　　●同樣，如果精英階層把持了政府，權力對資本再也沒有控製作用，那麼，財富分配的天平便會過多的偏向精英，甚至完全倒向精英，由此，大眾被嚴重剝奪，財富加速向社會上層集中，人民的生活便會逐漸陷於貧困。而當大眾生存壓力的底線被最後突破之後，社會底層的反抗就會以暴力革命的形式爆發出來，整個社會制度便完全崩潰。微信搜索：大國博弈（第一個就是
　　
　　一個王朝建立之初，統治者吸取了前代滅國的教訓，在制定土地、稅收、徭役、刑法、軍隊等政策的時候，充分考慮到了社會中下層的利益，並且同時強化對貴族豪強的抑制，所以，國家在這一段時間能夠蒸蒸日上，大有作為。但是，隨着承平日久，王朝的權力中樞逐漸出現權力旁落，同時也失去了對精英階級的制約能力，所以，大貴族、大豪強又開始了新的一輪對社會財富尤其是土地的瘋狂掠奪，社會分配的天平又一次傾斜、再傾斜，以至最後崩塌，大眾階級忍無可忍，又一次揭竿而起，“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這就是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無數次朝代輪替的根本原因。
　　
　　2012年，當代中國也曾走到了天平崩塌的最危險的邊緣。
　　
　　毛澤東為人類命運尋找終極歸宿的探索實踐人亡政息，當一代超級偉人去世之後，精英階層終於擺脫了大眾階層的掌控，又占到了博弈的上風。
　　
　　改革開放之後，政府首先做的，就是把天平的砝碼往精英的方向大幅度回撥，下放管理權限，開放市場，鼓勵商業活動，目的都是要拉開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鼓勵精英主義的回歸，甚至不惜喊出“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來攪動平均主義帶來的一潭死水，推動經濟的發展。三十年中，中央政府基本保持了“精英階層”與“大眾階層”的相對平衡，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措施總的來講是積極有效的，儘管大眾中的最弱小的那部分群體為社會的進步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大眾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是多少成為了受益者，由此才奠定了中國的綜合國力達到世界第二的必要基礎。
　　
　　但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國的權力高層在境外有意輸入的新自由主義思想誤導下逐漸迷失方向，大規模私有化更加快速地形成一批又一批的富豪，中國的財富分配天平已經嚴重失去平衡。2010年前後，隨着“政令不出中南海”，權力精英開始與資本精英開始結成利益聯盟——比如各種“山西會”、“泰山會”、“阿拉善協會”、“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等官員與富豪的秘密社團，這實際上意味着“權力”已經準備放棄自己的調節者功能，打算直接與“精英”合流了。
　　
　　尤其是2012年2月28日，美國前國務卿、高盛集團副總裁、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北京宣讀中國國企的“改革方案”，這幾乎是打響了瓜分世界上最龐大資產——中國國企的發令槍，這標誌着中國的精英聯盟（官僚資本、金融資本、買辦資本、產業資本），在華爾街、CIA及其經濟學家刺客團隊的指揮協調下，準備正式開始對中國大眾實行最殘暴、最瘋狂的瓜分與掠奪。
　　
　　對2012年，今天解讀下來，有多少人會不寒而慄？
　　
　　對2012年，今天解讀下來，有多少人還記得那個形單影隻卻挺身而出的堪稱民族英雄的杜建國？
　　
　　對2012年，今天解讀下來，還有多少人不為習近平登上大位而舉手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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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建國的中國，在短短60多年的時間裡走完了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輪迴，可見“權貴精英”與“普羅大眾”之間的鬥爭是何等的激烈而殘酷。
　　
　　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政府聯合大眾抑制精英（整個社會稱為“左”或者“極左”），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精英比大眾更占優勢（整個社會稱為“右”或者“極右”），這兩個歷史時期都為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傷痛，但同時都有着無以倫比的歷史性貢獻，兩個“三十年”加起來，完整地為中國走到今天鋪下了堅厚的基礎。所以，2012年，當一個新的劃時代開始的時候，財富分配天平的砝碼又開始向中間擺動，中國社會如果要長治久安，就必須重新開始建立“精英階層”與“大眾階層”之間的動態平衡。
　　
　　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小鮮是指小魚，我們知道，魚肉細嫩鮮美、營養豐富，煎魚的時候，火力不夠則生腥，火力過猛則焦糊，所以在烈火烹油的鐵鍋上煎魚，火候要掌握得準確精妙，恰到好處，魚肉才可能做得到鮮美嬌嫩。
　　
　　老子強調的就是為政者在各種複雜矛盾中的對這個天平的平衡藝術。
　　
　　所以，在“權利與資本”和“精英與大眾”的關繫上，為政者就必須要達到“烹小鮮”的高度，隨時以精準力道來調整天平，維持其平衡協調，從而保持社會的長治久安與和諧安康。
　　
　　這就是辯證法，這就是辯證法基礎上的變法，一是集權，二是治吏，三是均富，四是強軍。古今中外的任何社會，概莫能外。
　　
　　這就是習近平當前主導的“變法”的真實內容。
　　
　　三、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只有“精英====權力====大眾”構成的“三角結構”，才能實現人類社會的穩定發展，才能最大程度實現公平與自由的相對平衡；
　　
　　而失去政府控制的“精英====大眾”構成的“兩極模式”，必將導致新型奴隸制的再次到來，並且再次把全人類推進倒退、毀滅的黑暗深淵。
　　
　　權力的絕對專制必將帶來奴役，而同樣，資本的絕對專制也必將把人類社會推進深淵。
　　
　　歷史已經反覆證明，人類社會如果想實現長期、穩定、健康的發展，其政權模式必定是一個由“精英====權力====大眾”構成的三角結構，政府居於中間，掌握主要的公共權力，隨時調節“精英階級”與“大眾階級”之間的關係，始終保持社會財富分配與再分配的基本平衡，精英不能完全壓倒大眾，大眾也不能完全排斥精英。唯有如此，地球文明才可能得到長足的發展，才可能通過宇宙的“大篩選”，一步一步走向更高級的未來。
　　
　　相反，如果任由新自由主義的“大市場，小政府”甚至是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蔓延下去，社會必將形成“精英====大眾”的兩極模式，“精英資本”集團最終必將完全控制政府，從而掌控全社會的公共權力，在社會財富的分配與再分配的天平上，一邊倒地偏向精英階級，以至於最後重新回到人類剛剛跨進文明社會時的“兩極結構”，而這只會帶來唯一的結果，那就是：
　　
　　新型奴隸制。
　　
　　今天，當我們說到“新型奴隸制”的時候，總有的人在嗤嗤竊笑，總認為這是受虐狂的幻想，可是，君不見，今天的“房奴”、“車奴”、“卡奴”等等，哪一個不是金融大亨輝煌大廈下的鵝卵石？君不見，今天的“公知”、“大V”，哪一個不是在欺騙麻痹大眾、從而幫助資本大鱷奪取政權？君不見，搜索一個詞彙“高壓鍋”都會招得特警破門而入，今天的高科技控制技術（比如大數據、全球監控一體化、個體基因庫、腦控科學等等），是不是幾乎快把受壓迫者的所有反抗變成了歷史傳說？
　　
　　有些中國人，極度羨慕西方社會的所謂自由，“可以在大街上罵總統”，但這些中國人同時卻看不見或者裝着看不見，西方人不敢“在辦公室里罵老闆”。
　　
　　西方人為什麼不敢在公司里罵老闆？
　　
　　在一個私營公司內部，實行的正是精英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兩極結構”，正常情況下，雇主階層對被僱傭階層對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如果全社會經濟環境總體惡劣，失業率高，失去工作就等於生活來源，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雇主階層實際上就掌握着被雇用階層的生殺大權——因此歐美社會常常有被解僱者自殺身亡的慘劇見諸報端，如果政府權力式微，法律的嚴格監管必然淡化，而且這個私營公司足夠大，大到不能倒，大到足夠控制政府甚至取代政府，那麼，新型奴隸制的到來還遠嗎？
　　
　　前幾年，以新自由主義大舞台——CCTV2經濟頻道，就曾推出大型政論片《公司的力量》，對大公司尤其是卡特爾、康采恩、辛迪加、托拉斯這類似的超級大壟斷組織無限推崇，這種瀰漫在中國經濟學人中的食洋不化與低賤不尊，本身就是一種愚昧，一種對危險漸漸到來而一無所知甚至反過來欣喜萬分的愚蠢，一種乞求加入富人集團以揀點殘渣剩飯的無恥。
　　
　　看看歷史上曾經也是“大到不能倒”的東印度公司，看看高盛，看看摩根，看看能源集團，看看軍工複合體，看看美聯儲，看看這些富可敵國的超級公司，它們對全球社會尤其是對歐美社會的掌控程度越來越高，哪個還不像《生化危機》系列裡的那個“umbralla公司”（保護傘公司）？
　　
　　中國歷史上，由於主流文化倡導“仁義”的原因，也因為文明一開端就是由王權掌控、防止了精英階級完全控制權力的原因，所以，中國沒有形成過徹底的“兩極結構”——即使王朝末期出現過短暫的王權和精英合流，但最終導致民不聊生，很快就被大眾推翻——從而中國上古時期沒有產生過長時期、大規模的奴隸制，近現代更沒有產生過奴隸制，將來也不可能產生奴隸制。
　　
　　在羅馬，奴隸制登峰造極。中世紀，歐洲農民也只是沒有土地的農奴。而作為羅馬精神繼承者的西方列強，他們即使在十六、十七世紀曆經了思想啟蒙運動，也照樣“跑馬圈地”、大量吊死流浪農民，他們在18世紀中期開始進入工業社會，但結束奴隸制到現在也僅僅只有155年。到今天，隨着現代西方國家權威的式微，政府的公共權力被逐漸關到了精英階級的“籠子”里，最後淪為資本金權的玩偶，而資本壓榨下的新型奴隸制卻又在漸漸形成雛形。將來，在越來越先進的高科技幫助下，“兩極模式”下的西方金融資本寡頭聯盟，必將還會再建一個水平更高、規模更大的奴隸制的“資本與科技的魔國”，那時，人類千萬年都得不到解放與拯救，因為“陳勝、吳廣們”、“斯巴達克斯們”、“毛澤東們”的造反基因早就被生物技術剔除了。
　　
　　看看好萊塢的科幻大片，《雲圖》、《黑客帝國》、《星球大戰》等等，那還是在文明已經高度發達的未來，可是，你在哪幾部電影裡看不到超級帝國統治者星球的聯盟？在哪幾部電影裡看不到高科技奴隸制文明高踞人類社會的王座？
　　
　　這就是本人二十年來，從西方文化擁躉者變成西方文化厭惡者的深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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