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羅馬才能實施超越身份政治的普遍正義。你不能既反對世界警察,又反對大屠殺。只有世界警察才能制止大屠殺,地方性邦國沒有到遠方維持秩序的義務。
美國人對工作有一種宗教性的熱忱。他們認為,工作是一種侍奉上帝的神聖舉動。
孔孟老莊等人就是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
華夏世界最根本的習慣法:沒有針對陌生人的義務,只有私人對私人的關係。即使對於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實質的付出,必須另有知遇之恩。這種文化沒有職業道德(對無名陌生人的底線)和事業心(對無形仲裁者即上帝永恆法的信服),只有等價交換的游士原則(良禽擇木而棲,危邦不居亂邦不入)。這裡不能產生不斷積累的知識傳統,只能偶爾產生像張衡一類的聰明人。
列寧主義一開始就是蘇聯盧布植入的結果,很難說是國人的選擇。李大釗在自己的政治保護人垮台後,不得不依靠蘇聯的金錢,不得不放棄了自己原先鼓吹的理論。這種情況跟嚴復或梁啓超引進西方自由主義或國家主義完全不同。難道嚴復或梁啓超也是英國和日本情報機關的成員嗎?國民黨需要蘇聯的金錢和武器,半心半意地接受列寧主義。而共產黨一開始就是共產國際的分支,不僅完全依靠蘇聯的資助,而且生殺大權都掌握在蘇聯手中。這些選擇都是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一點都不烏托邦。
共產主義的思想和組織都是外來的,但組織才是重要的。思想起的作用,連點綴都算不上。國際共產主義理論當中,中國人的地位還不如匈牙利。
李大釗在接受盧布以前是堅決鎮壓國民黨的國家主義者,在接受盧布以後變成國民黨的主要代理人。這種行徑不可能由思想內在演化解釋。知識分子可能充當策士和間諜,但李大釗這種是政治投機問題,不是思想認識問題。如果沒有他們,蘇聯不難另找代理人,例如瞿秋白這樣“畢業就失業”的俄文學生。民國不缺遊民知識分子和遊民無產者,不愁招不到人或是培養不出人。
歐洲由封建自由的各階級分權演化為立憲君主制,這種可能性在秦政以後的中國已經消失,雖然在周政下或許曾經存在。你不可能在近代中國複製中世紀晚期歐洲的歷史背景。歐洲思想家是事後的總結者,不是事前的設計師。英國憲法是貴族、新教徒等等社會集團博弈出來的,不是理論家設計出來的。歷史創造思想,思想創造不了歷史。根據某種理論設計未來的發展,這種做法就很不自由主義。
中國是文明耗盡以後的灰燼,能否構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她是文明的輸入者,不是生產者。她目前沒有足夠的德性和能力誠實地學習,沒有表現出將來可能生產文明的任何跡象。至於現實政治意義上的崛起,那是一條自取滅亡的捷徑。
只有羅馬才能實施超越身份政治的普遍正義。你不能既反對世界警察,又反對大屠殺。只有世界警察才能制止大屠殺,地方性邦國沒有到遠方維持秩序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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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蘇聯、日本的干涉,國共兩黨沒有從列寧那裡取得支持,可以推斷中國的前途可能和墨西哥帝國一樣,其結果是進一步解體。無論是北京中央政府還是地方上的某些特殊強人,雖然可以取得局部勝利,但誰都沒有能力和欲望重新整合這個體系。能夠完成任務的不是國共兩黨,國共兩黨的基本力量和組織資源並不是中華民國內部所能夠產生的,仍然要依靠蘇聯的輸入。建國仍然要依靠蘇聯跟日本的衝突所造成的國際體系的演變。最後的結果是大清的疆土在基本完整的情況下得以保存,但這個存在不是依靠內生,恰好相反,必須依靠外來的列寧主義政黨。
孔子時代到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從門第取代貴族的過程,唐代到宋明又是一個士紳取代民意的過程。每一次取代的過程都包含兩種現象:第一,人口的替代;第二,新成立的社會組織在組織力和動員力方面不如原有組織。明清士大夫跟魏晉南北朝和唐代初期相比是一個非常軟弱的存在,而這些跟孔子時代相比又是一個非常軟弱的存在。列寧主義國家產生的主要後果是,連這個極其軟弱的存在也被徹底打碎了。他們原有的組織力量和資源被宣布整合到列寧主義集權主義國家中。完成整合之後,列寧主義政黨才有足夠的資源建立一套新的國家體制
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在歐美和西方,他們的社會組織不但有能力產生秩序維持自身,而且有能力產生秩序向外輸出。因此在一個區間內,共產主義的滲透是失敗的。但是外部地區的社會組織就軟弱、單薄得多,因此共產主義滲透能夠成功。
國民黨如果能夠清晰地認識到自己是依靠列寧主義秩序重新整合東亞各地,絕不會假定自己是五千年文明的後代,絕不會認為自己是有力量的,在東方和西方占領的內地能夠既抗擊蘇聯又抗擊西方帝國主義。如果能夠意識到這些,在蘇聯和勢力集團下做出一個明智的決斷,有一個依附地位,就不是現在這樣。但這樣又是不可能的,因為把自身的合法性寄托在復興五千年中華文明、建設新中國的說辭之上,就不得不承擔自己的組織和能力所不能支持的任務。這個任務是改變近代以來東亞社會在世界秩序中的政治地位,不僅超出了清末以來的遠東國際體系,實際上也超出了蒙古世界帝國解體以來整個世界格局演化所容許的程度。
“一戰”後,中華民國的外交官和精英階級以為利用戰勝國的機會,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中國就可以獲得跟歐洲國家相匹敵的地位,結果是什麼?中華民國實現了它的目的,強迫英國和日本撤退,直接結果是放縱了蘇聯勢力——在英日撤退的地方,蘇聯迅速派來它的戰友們,導致條約體系在遠東的全線解體。殖民秩序撤出以後,中華民國憲法體系自身就無法維持了。這點很容易理解,在沒有殖民主義的狀況下,要麼是成吉思汗、多爾袞這樣的人,要麼是張獻忠這樣的人,也許兩種人一起來,無論如何是不會有憲法的,哪怕是拉美式的不完美的憲法。中華民國之所以有一部名義上的憲法,靠的是殖民主義在東亞的餘威,能夠遏制惡秩序輸入進來。秩序不能容忍真空,排除一個秩序之後,一定會有另外一種替代。考慮選擇什麼秩序時,首先要考慮清楚你所在的地方存在哪幾種秩序,有可能產生哪幾種秩序,新生的秩序是否足夠強大到替換原有秩序。
殖民主義從中國的撤退打斷了中國人模仿學習憲政的過程,如此才有共產主義的迅速輸入。
http://www.360doc25.net/article/20131726_562282166.html
中國不是文明古國
楚辭、詩經、唐宋詩詞等中國古典文學在世界文化格局當中的位置不如夏威夷民歌
華夏是文明灰燼,新的文明元素尚未形成。
儒家在日韓新台等地的復興是阿Q意淫,新加坡早就實行了比台灣還要徹底得多去中國化。他們早已經變成講英語不講漢語的國度了。
http://www.360doc25.net/article/366082_612053395.html
中國比誰早呢?它只是比中美洲和非洲的文明要稍微早一點。論時間來說,比希臘稍微晚一點,比印度晚得更多,比蘇美爾(即兩河流域下游)和埃及是晚得更徹底的多。在這個基本格局之下,談論四大文明古國基本上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如果按照中國的標準,例如像是湖北和河南現在出土的那些半坡村之類的那些地窯就可以看成文明的話,那麼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像中亞的謀夫(Merv)古城(位於土庫曼斯坦)那些地方,現在已經成為成片沙漠的地方,甚至在烏克蘭草原的斯基泰(史載最早的游牧民族,居住地從東歐一直延伸到內蒙古和鄂爾多斯)那些地方,存在着比它早得多、繁盛得多、藝術造詣高得多的文明實體。
在古代,江南、巴蜀這些地區的文明線索,基本上都是從山地向平原擴散,最早的部族實際是在山地的。
最早開發的稻種,來自印度的稻種,基本上是旱稻。僅僅是稻種這一項,就足以使南方的各個群體比中原地區的各個群體享有極大的優勢。因為高古時代,也就是殷商時代,中原的各個群體基本上是依賴效率很低的尾稃草屬(Urochloa)植物,就是直到孔子時代大家還在吃的黍米,一種很接近於小米的植物。這種植物的生產效率是很低的,它產生出的種子蛋白質的含量是很低的。相反,南方的水稻產量比它高出大概二十倍甚至更多。僅僅是這一項,南方的各個群體在經濟、生活方面就要富裕得多。但是很奇怪的是,在軍事組織和政治組織方面,南方的各個群體確實明顯落後。
要富裕得多,他們的玉器更多,雕琢更精緻,墓葬也要更多,階級分化不那麼明顯。墓葬中間的財物如此豐富,而且雕琢精細,顯示出當地的工匠非常發達,而且有一種從容不迫的、享受文明生活的餘暇。但是它的武士集團不多,因為出土的戈矛之類的東西不太多,而且身首分離或者是四肢不全的殘肢斷體非常少。你從他們留下來的那些不完整的屍體就可以看出,他們的邦國或者群落,規模是不大的,發生衝突的時候,似乎頂多就只有幾個人或者幾十個人死亡,缺乏進行長時期和大規模戰爭的能力和意志。而在大汶口或者二里頭,物質生活實際上還不如南方,但是他們在同一時期就出現了極其可怕的階級分化:大的墓主擁有大批的戈矛和殉葬品;小的墓葬——顯然是屬於窮人的,除了極少數武器以外,基本上是一無所有。而且,不僅戈矛之類的東西出土的要多得多,而且經常出現大規模的,數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屍體,而這些屍體明顯是死於非命的。尤其可怕的是,這些屍體中間甚至是不分性別的。像在陝西南部出土的墓葬中間,就包括十幾歲的少女,按現在的說法是少女,在當時肯定已經是壯年女子,是可以承擔最重的體力勞動的那種女人,明顯是死於暴力,是在戰爭中被釘頭錘之類的武器打死的,身上負傷多達幾十處,說明了戰爭的激烈程度。而南方出土的那些屍體,只有幾個人或者幾十人的屍體是不全的,而那些屍體骨骼上面留下的傷痕是非常少的。好像是,死都是因為在意外事件中才送命的。而北方這些人,哪怕是包括男女兩種性別的武士,顯然是在極其激烈的戰鬥中死亡,或者是在被俘以後遭到酷刑折磨而死。這個戰鬥的激烈程度一定是要求你輕傷不下火線,你必須打到粉身碎骨,自己已經變成一灘爛泥,爬都爬不動的時候,才能死在戰場上。根本就沒有像南方那種,只是偶然被一塊飛石打死了,其他人都身首完整地自動撤離戰場的情況存在。
http://www.360doc25.net/article/33310410_5621567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