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華沙起義和巴黎起義
王 鑫
近日在《書屋》雜誌上讀到一篇《殉難的華沙 狂歡的巴黎》,讀後我實在感到驚訝。因為我一直認為如果一個人想要從歷史中得到某個結論,首先他必須對這段歷史有個客觀和全面的了解,然而從《殉難的華沙 狂歡的巴黎》一文中我很難明白作者究竟對這段歷史了解多少,就能得出“極權制在本性上就無節制無道德顧忌,而它的權力鬥爭規律也與此相應:最有機會勝出的 是在選擇手段上最無顧忌的人”的結論。如果得出結論的證據是錯誤的,即使結論碰巧是正確的,那麼這個結論也將黯然失色。
《殉難的華沙 狂歡的巴黎》開頭論述華沙起義的時候,作者寫到:“(起義爆發時,蘇軍)先前承諾的軍事支援不僅拒絕兌現,蘇軍還停止了對駐華沙德軍的空中轟炸和地面進攻,而且後撤了一段距離。”這似乎給人以一種印象,好像蘇軍本來可以輕易占領華沙,只是因為華沙發生了流亡政府領導的起義,蘇軍才停止了進攻,坐視起義的失敗。然而事實是如何呢?蘇軍推進到維斯瓦河還要從1944年6月說起。1944年6月23日蘇軍發動了著名的白俄羅斯戰役,在兩個月內全殲德軍十七個師 又三個旅,使其五十個師損失過半,共殲滅德軍五十四萬人,擊落德機約兩千架。蘇軍前進五百五十公里至六百公里,擴大進攻正面一千多公里,解放了白俄羅斯全部、立陶宛大部、拉脫維亞一部以及波蘭東部,挺進到維斯瓦河東岸。但是蘇軍此次戰役也損失了七十六萬五千八百一十五人(陣亡和失蹤十七萬八千五百零七人, 受傷五十八萬七千三百零八人),更重要的是維斯瓦河東岸的鐵路、公路全部遭到破壞,蘇軍的後勤補給被迫中斷。此時的蘇軍可以說已成強弩之末,不得不在維斯瓦河東岸轉入防禦狀態。一般來說蘇軍想要再恢復發動大規模進攻的能力需要兩到三個月的時間修整,而對於撤退中的德軍來說他們已經無路可退,因為維斯瓦河以西不遠就是奧德河,而奧德河西邊就是第三帝國的首都柏林。德軍必須堅守維斯瓦河一段時間,在河西岸組織防禦以爭取時間。所以,所謂“德軍當時想放棄華沙” 是不可能的,否則德軍也不會花費如此大的力量來鎮壓華沙起義。正如德國人自己所承認的:“要知道,如果布爾什維克在華沙區渡過維斯瓦河和按照他們的計劃得以成功的從這裡越過華沙的話,那麼東普魯士戰線就會處於十分嚴峻的形勢下。”〔1〕因此華沙起義時蘇軍是很難占領華沙的。現在西方出版的二戰書籍也承認了這一點,《贏者之師》中寫到:“無論那是否是一種因素,很明顯蘇軍已超出了它的後勤極限。停止進軍恰恰發生在美國部隊開始在阿夫朗什實現諾曼底突破時。在華沙東北,缺少燃料和彈藥的第三蘇聯坦克兵團停在一個暴露的陣地上,在那裡,黨衛隊維京師、赫爾曼·戈林師和第十九師發起一次反攻,摧毀了這個蘇聯兵團。 德軍的攻擊還沉重打擊了第八近衛坦克兵團,它沒有得到其他軍隊的支援。”〔2〕從德國方面來說,古德里安在他的書中寫道:維斯瓦河一線的戰鬥是激烈的,而 “我們德國人的印象是,擋住敵軍使之無法前進的是我們的防禦,而不是俄國要破壞華沙起義的願望”。
事實上蘇軍也嘗試過突破維斯瓦河。1944年8月3日,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所屬第二坦克集團軍報告,德軍八十五輛坦克以及步兵從華沙東北向華沙東面的沃沃明地區發動猛攻,突破了蘇軍防線。另一支由近四十輛坦克組成的德軍部隊也從華沙近郊傑隆卡發動反攻,第二坦克集團軍被迫轉為戰略防禦。而這時,作為先頭部隊渡過了維斯瓦河並且建立起登陸場的波蘭第一集團軍(隸屬於蘇軍)陷入了德軍的火力網,已經被完全擊潰了,犧牲二百九十人,負傷六百八十四人,逃跑五百六十五人,餘部撤退回維斯瓦河東岸。以上都從側面證明華沙地區德軍力量非同一般,並非如波蘭方面所提供的情報那樣簡單。8月5日,蘇聯第二坦克集團軍作出了準確的報告,參加8月3日華沙反攻的德軍部隊是黨衛軍骷髏師、黨衛軍維京師、黨衛軍赫爾曼·戈林師,投入坦克和自動火炮約一百七十輛。至8月7日,更準確 的數字出來了,僅在第二坦克集團軍的進攻地域內,德軍集中了四個坦克師(坦克四師、坦克十九師、黨衛軍骷髏師、空軍赫爾曼·戈林傘兵師),還有維京摩托化師,總兵力大約為五萬一千五百人,一千一百五十八門迫擊炮和火炮,六百輛坦克和自行火炮。熟悉二戰歷史的人應該知道,以上的骷髏師、維京師、赫爾曼·戈林師都是二戰中德軍戰鬥力最強的部隊。事實證明當時強渡維斯瓦河確實超出了蘇軍的實際能力。不過,為了支援華沙,蘇軍強渡維斯瓦河的作戰計劃還是比原定計劃提前四天開始了。8月21日,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命令所屬第四十八師,第六十五、第二十八、第七十集團軍渡過維斯瓦河,占領對岸的登陸場。但是,從現有保存的文件上可以看出,蘇軍的戰鬥進展非常不順利,他們受到了德軍的頑強抵抗。第四十八師的報告指出:“敵人用自行火炮和坦克的行動掩護自己的撤退。這種情況極大地增加了與敵人步兵戰鬥的困難,並不能像預計的那麼快攻下他們占據的陣地……為我們提供自行火炮和坦克是必需的,這是由集團軍每天遭到的巨大損失提出的,僅今天一天(1944年8月24日),就死亡了二百二十四人,傷七百一十七人。”而第四十七集團軍在整個八月都在與德軍進行拉鋸戰,人員傷亡慘重, 部隊急劇減員——第一百二十九步兵師不足三千五百人,第七十七步兵師剩下四千人,下屬的步兵團每團只有三百人,每連剩下二十來人。整個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 8月份因為傷亡和各種原因所造成的人員損失為十一萬四千人,而從後方得到的新兵補充,不僅數量太少不足以補充損失,而且軍事素質也很差。前線部隊指揮員對此怨聲載道。這一切都嚴重製約了部隊的作戰和推進。8月29日,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左翼部隊轉入戰略防禦,右翼部隊則繼續進攻。同時轉入戰略防禦的還有烏克蘭第四方面軍一部以及白俄羅斯第二方面軍。
《殉難的華沙 狂歡的巴黎》的作者接着極力渲染波蘭流亡政府和西方如何哀求斯大林出兵援助,而斯大林又是如何不為所動。然而事實又是如何呢?當蘇軍開始進入波蘭,波蘭流 亡政府領導的國家軍就認定“蘇聯一方面是我們在與德國戰鬥中強大的盟友,而另一方面是壓制我們獨立的兇惡敵人”。直到7月31日,即華沙起義的前夜,訪問莫斯科的波蘭領導人米科拉伊奇克才在與莫洛托夫的會談中第一次隱約提到了“波蘭人的行動計劃”,而且沒有說明是“華沙起義”。到了8月2日,華沙起義已經爆發了,蘇聯方面才從英國得到了波蘭流亡政府轉來的兩封電報,除了報告起義爆發,主要是請求支援武器裝備,請求盟國在意大利的基地向華沙空投軍用物資和反坦克武器,並提出:“由於我們已經開始奪取華沙的公開戰鬥,我們請求俄國人用毫不拖延的行動從外部幫助我們。”而在要求援助的同時,華沙的國家軍竟然公開地在華沙散布有以下內容的傳單:
波蘭同胞們,在我們英勇鬥爭的緊要關頭,需要我們每一個人擁有對勝利堅定不移的信念,服從領導,準備為民族做出犧牲。
我發布以下命令:
布爾什維克兵臨華沙,他們宣稱自己是波蘭人的朋友,這是陰險的謊言。我們的邊境地區,維爾紐斯和盧布林都在呼喚復仇……有利於俄國的行為是對祖國的背叛。 波蘭起義的時刻還未到來。我廢除蘇聯????的命令。國家軍司令有權鎮壓一切支持蘇維埃的企圖。德國人正在倉皇逃竄。起來同蘇維埃鬥爭。自由波蘭萬歲。
國內武裝力量總司令布爾〔3〕
這樣的傳單很快就流傳到蘇軍的手中,很難相信看到這樣的傳單蘇軍還有什麼理由去幫助這些仇恨自己的人。同樣很難相信散布這種傳單的人憑什麼向蘇聯尋求援 助。9月21日,隸屬於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司令部的偵察員“奧列格”(真名是伊萬.安德烈耶維奇·科洛斯中尉)被空投到華沙市內,然後跟起義者建立起聯 系。10月1日開始,真正詳細的材料才源源不斷地報回莫斯科,其中包括了許多詳細而真實的有關起義國家軍領導人和軍官的政治態度乃至市民的態度等等,以及很多重要的情況,蘇聯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才真正掌握比較多的華沙起義的政治和軍事情況。奧列格看到了什麼?他看到了國家軍領導人對蘇聯的極端仇視,他們說 “我們不需要俄國人,我們自己可以打敗德國人”,親蘇的波蘭軍人被逮捕和處決,甚至國家軍在和德國人作戰同時不忘槍殺全城的烏克蘭人和倖存的猶太人 〔4〕。即使如此蘇聯還是在9月的一周內向華沙城內空投了“四十五毫米炮一門,五十毫米迫擊炮一百五十六門,四十五毫米炮彈三百枚,五十毫米迫擊炮架三萬 七千二百一十六個,五十毫米迫擊炮彈一萬一千六百五十八個,反坦克槍五百零五支,衝鋒鎗一千三百七十八支,步槍一百七十支,卡賓槍五百二十二支,德制步槍 三百五十支,反坦克槍彈五萬七千六百四十發,步槍子彈一百三十一萬二千六百發,圖卡列夫式手槍子彈一百三十六萬零九百八十四發,七點七毫米子彈七萬五千 發,駁殼槍子彈二百六十萬零六千發,巴拉貝倫自動手槍子彈三十一萬二千七百六十發,蘇制手榴彈一萬八千四百二十八枚,德制手榴彈一萬八千二百七十枚,電話 機十部,電話線纜九千六百米,電話交換機一部,電話電池十箱,巴斯-80型電池二十二組,藥品五百一十五公斤,食品十二萬六千六百八十一公斤。”〔5〕這 種空投的危險程度被生還的英國飛行員稱作“與自殺無異”。更為荒謬的是9月18日15時20分-25分,一百架美軍“空中堡壘”飛機,在華沙上空四千米高 度空投了一千個攜帶物資的降落傘,但其中落入到起義者占領區的只有二十一個,落入蘇軍占領區的有十九個,另外九百六十個降落傘全部落入德國人手中,最遠的 降落傘落到了距離華沙四十公里處。當然蘇軍採取的是戰術空軍低空飛行,他們空投的物資是沒有使用降落傘的,其中也摔壞了不少。然而華沙的波蘭國民軍電台仍然在這一問題上展開反蘇宣傳,一方面對外宣傳時縮小他們得到物資的數量,另一方面也宣傳完好的物資都是英美空投的,壞的物資是蘇聯來的〔6〕。
到1943年底為止,蘇聯在戰爭中已經死了超過兩千萬人,其中軍人六百萬。到1944年初戰爭的結局已經很清楚,對於蘇聯軍人來說最重要的已經不是如何打敗敵人,而是如何從這場慘絕人寰的戰爭中倖存下來。蘇軍的將領們,即使是斯大林也必須儘可能減少在戰爭剩餘階段中生命的損失。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和民族能忍受如此大的生命損失,而且每一條生命的損失同時也意味着一個家庭的毀滅。的確,在剩下的戰鬥中(例如柯寧斯堡、布達佩斯、柏林)還會有人犧牲,但對於華沙,為了拯救這些仇恨自己的人,蘇聯軍人付出大量的生命和鮮血是否是值得的?(可以比較的是在1944年11月到1945年2月的解放布達佩斯戰役蘇軍陣 亡了八萬零二十六人,二十四萬零五十六人負傷,三萬二千人失蹤)。正如艾森豪威爾為了挽救十萬美國士兵的生命而沒有搶先進攻柏林,斯大林至少在1944年 沒有強攻華沙是正確的。
《殉難的華沙 狂歡的巴黎》的作者談了不少波蘭多災多難的歷史,可是對于波蘭在它還是一個強國的時候又是如何對待俄羅斯和其他東斯拉夫民族的,作者自然而然地忘記了。我不知道作者的這種對於歷史的失憶究竟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但至少作者不應該忘記1920年波蘭如何入侵新生的蘇維埃俄國,如何無惡不作,如何屠殺了數萬蘇俄戰俘。波蘭在自己獲得民族獨立時仍企圖奴役其他民族,這是造成二戰波蘭悲劇的原因之一。
順便提一句,《殉難的華沙 狂歡的巴黎》的作者說什麼“盧布林政權的人與國內抵抗運動沒什麼關係,當地下組織團結人民進行抵抗時,他們在莫斯科受訓;當納粹德國面臨盟軍東西夾擊已顯崩潰之勢時,他們被紅軍運送回波蘭;當德軍以血腥屠城報復華沙起義時,他們沒有為拯救華沙人和華沙城做任何努力。這個聽從莫斯科命令的小圈子在波蘭毫無代 表性、毫無民眾基礎”。我不知道作者這樣說有什麼證據,至少德國占領者是不這麼認為的。德國人說:“……這裡必須指出,出於不同的信仰並由于波蘭人民中缺乏統一性,波蘭抵抗運動分成了許多組織,分組和小組。但是儘管有各種差別,隨着時間的推移,兩個把各類小組聯合起來的組織壯大起來:一個是堅持共產主義方向的波蘭人民軍,另一個是代表抵抗運動的波蘭國家軍。”〔7〕
至於巴黎起義,和華沙的情況有根本的不同。我們知道在諾曼底戰敗以後,西線德軍惟一的任務就是儘快的東撤,逃回德國本土,依託德國邊境上的齊格菲防線進行 防守。而盟軍的任務是儘可能快的追擊,阻止德軍逃跑。諾曼底以後在法國進行的兩個月戰鬥基本上就是由這種撤退和追擊所組成,因此德軍根本沒有固守巴黎的計劃。事實上德國部署在巴黎的部隊加上維希政府的保安隊只有一萬六千五百人,他們也沒有什麼重武器,只有三十輛法國的老式坦克(天知道還能不能開),新式德國坦克只有一輛(這輛豹式坦克在被擊毀後又被燃燒瓶反覆攻擊,並被拍攝下來)。這些被德軍總部拋棄的德國軍隊毫無鬥志,惟一的希望不過是向正規軍尋求體面的投降。所謂“一場準備付出死二十萬人代價的起義”是毫無根據的(原話是“巴黎值得二十萬人為她去犧牲”,這不過是法共的豪言壯語罷了)。巴黎起義對於戰爭的進程毫無必要,之所以發生起義有兩個原因:一是巴黎人要洗刷1940年的恥辱,二是法共為擴大自己在戰後的影響,而這正是戴高樂最不願意看見的。起初艾森豪威爾無意解放巴黎,他的目標是繞開巴黎,向北方和南方推進,儘快趕到德國邊境。另外艾森豪威爾也不願意因為養活巴黎的幾百萬人口而影響美軍的後勤。
最終使艾森豪威爾進入巴黎的事情頗具幽默色彩。1944年8月21日,兩支代表團同時從巴黎出發和美軍聯絡。第一支是法共抵抗運動代表團,他們首先見到了反共但頭腦簡單的巴頓將軍,請求美軍趕緊進入巴黎,然而巴頓知道他們的身份後,回答說:“你們發動的????暴動,就讓你們自己去完成吧。”第二天他們又去請求布雷德利,同樣反共但聰明的布雷德利明白如果法共利用美軍的幫助解放巴黎,對於美國更為不利,於是也謝絕了他們的請求。第二支代表團是巴黎德軍的投降代表團,他們有着同樣的使命:敦促美國人儘快進入巴黎,以便自己投降。同樣是8月21日戴高樂趕到艾森豪威爾的司令部說服艾森豪威爾向巴黎進軍,這次會面場面激烈,戴高樂使艾森豪威爾對共產黨控制這座城市的危險性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艾森豪威爾拒絕基於純粹政治上的考慮做這樣的進軍。急不可待的戴高樂威脅說要把勒克萊克的法國第二裝甲師從美國部隊中撤出來,按他的意志單獨向巴黎進軍。此時巴黎德軍的投降代表團也和美軍聯絡上了。然而直到第三天英國廣播公司根據來自巴黎活動的英國特別情報部門的情報報道法國首都大部分已經被抵抗組織解放,而這些組織正處於德軍的猛攻之下(事實上這種“猛攻”並不存在),艾森 豪威爾才在戴高樂的逼迫下決定向巴黎進軍。英國廣播電台的行政官員宣稱:“實際上這一新聞讓艾森豪威爾羞愧得不得不採取行動了。”事實上艾森豪威爾決定向巴黎進軍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知道向巴黎進軍對於美軍沒有任何危險,他只需要派遣象徵性的部隊到巴黎接受投降而已,如果他像蘇軍在華沙那樣面臨傷亡慘重的前景,他是絕對不會選擇進軍巴黎的〔8〕。戴高樂在進入巴黎後立即排擠了法共,甚至在發現德國人的投降文件上竟然有一個法共成員的簽名後,他立即要求從中刪 去,並對勒克萊克說他遭受到“來自一種不可以被接受的傾向”。
《殉難的華沙 狂歡的巴黎》的作者讚美“歐美深厚的人道主義傳統和對自由的珍視使這些國家的民選領袖在精神和行為方式上,畢竟與受專制傳統浸潤、經由‘秘密活動+暴力’ 的公式和途徑獲得最高權力的終身領袖判然有別”。然而他是否又忘了是哪個國家在1944年12月血腥鎮壓了希臘革命,在七個星期內屠殺了六千名希臘人。很不巧,那個國家就是“自由民主”的英國(或者說大英帝國),而指使這場屠殺的正是“受歐美深厚的人道主義傳統和對自由的珍視影響的民選領袖”丘吉爾先生。 在自己的地盤上他做的絲毫不比斯大林遜色。也正是這位“受歐美深厚的人道主義傳統和對自由的珍視影響的民選領袖”的丘吉爾先生,卻在戰後無比緬懷一位“受專制傳統浸潤、經由‘秘密活動+暴力’的公式和途徑獲得最高權力的終身領袖”墨索里尼。丘吉爾在回憶錄中充滿感情地寫到:“在此期間,他於1919年把可能陷入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意大利人民解救出來,使意大利在歐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民族的生命獲得了一種新的生氣。意大利帝國在北非建立了。許多重要的公共工程在意大利完成了。1935年,這位領袖以其意志力征服了國際聯盟——‘一個國家領導着五十個國家’——並且完成了對阿比西尼亞的征服。意大利人民不堪承受他那耗費巨大的政權,但它在成功期間無疑吸引了一大批意大利人。正如我在法國淪陷時所稱呼過他的,他是‘意大利的立法者’。沒有他的統治,意大利很可能會成為共產黨的天下,這將給意大利人民和政府帶來另一種性質的危險和災難。1940年6月希特勒勝利後,他隨即向法國和英國宣戰,這是他的致命錯誤。 如果他當時沒有這麼做,便可能使意大利保持一個相對平衡的位置,可以左右逢源,從其他國家的爭鬥中獲得巨大的財富和繁榮。即使戰爭形勢已明朗化,墨索里尼依然會受到盟國的歡迎。他本可以為縮短戰爭過程做出貢獻,他本可以巧妙而謹慎地找準時機向希特勒宣戰,但是他卻走上了錯誤的道路。他從未理解英國的力量, 他不了解島國抵抗的長久性和海軍的力量,因此,他走向了毀滅。他的歷程是他個人和長期統治的一個紀念碑。”〔9〕我每當讀到這段話,就會產生疑惑:這個丘吉爾究竟是什麼人,他到底有沒有人類最起碼的道德和良知?
歷史就是歷史,一個人如果對歷史並不了解,就輕率地對一段歷史做出結論,並寫在紙上供人閱讀,那麼他對自己可以說是輕率的,對於讀者是不負責的。如果是為了證明某一結論而篡改歷史,那就是更不應該的。
注釋:
〔1〕〔7〕《路德維希·希舍爾給漢費·費蘭克德報告》(前者系當時德國的華沙區總督,後者系德國的波蘭總督),《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十一卷,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349、333頁。
〔2〕(美)威廉森·默里阿倫·R.米利特:《贏者之師——第二次世界大戰始末》,崑崙出版社2001年版,第442~443頁。
〔3〕《蘇聯駐波蘭部隊代表關於國家軍發出反蘇文件給朱可夫的報告》(1944年9月19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十一卷,第261頁。
〔4〕見《蘇軍情報員奧列格關於華沙局勢的報告》,《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十一卷,第284~286頁。
〔5〕《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作戰處關於華沙形勢的情報》(1944年9月30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十一卷,第279頁。
〔6〕《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關於華沙起義戰況給總政治部的電話報告(節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十一卷,第271頁。
〔8〕關於巴黎起義的具體經過參見李興權:《挺進巴黎》,《較量》第3期。
〔9〕(英)丘吉爾:《戰爭回憶錄》第六十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