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有關大躍進的謊言

作者: 野仁山

文革紅人戚本禹，又是文革以前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親歷者和參與者。經過半個世紀的滄桑巨變，尤其是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來發展變化和實踐檢驗，他應當對那時的極左錯誤有所反思，有所檢討，給人以正確的認識和科學的啟示。想不到，在他出獄後出版的《戚本禹回憶錄》中，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回憶中，依然跳不出極左思維，滿篇都是謊言的堆砌。他採取“夾敘夾議”的手法，一邊敘述當時的事實，一邊發出自己的“高見”，但他敘述的事實大都是一知半解、瞎子摸象，所以他發出的評論也大都是主觀臆斷、似是而非，甚至是扭曲歷史、顛倒黑白的極左怪論。

如果在文革時，或者在剛剛改革開放時，在真相不甚明了時，他這樣胡言亂語還有情可原。可是，生活在21世紀的他就不應該這樣胡說了。他應該廣大農村走一走、聽一聽、看一看，看看廣大農民在做什麼、想什麼、要什麼，就可能避免胡言亂語了。他竟然就是這樣閉目塞聽，一意孤行，不願和實際接觸，依然沉浸在當年極左的氛圍里，自以為掌握了解決歷史問題的“錦囊”，向不明真相的左青們滔滔不絕地宣揚當時的所謂“歷史真相”，給人們的思想造成嚴重混亂。所以，我要繼續發文，對戚本禹的謬論予以批駁。本文的專題是針對戚本禹有關七千人大會的謬論。

【戚文】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把浮誇風造成餓死人的責任引導到毛主席身上。他批判“好大喜功”，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慷慨激昂，好像錯誤都是毛主席的，他是糾正錯誤的人。他忘記了他自己在大躍進中都是怎麼說的，那都是有記錄在案的，白紙黑字登在《人民日報》上的。大躍進，不能說毛主席沒有錯誤，但相比之下，比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小得多。毛主席說話是有界的，有限制條件的；劉少奇鄧小平講話一點邊、一點譜都沒有。反正我在會上聽到劉少奇的講話，那意見是有譴責毛主席的味道，特別是他激動的時候，脫離講稿的時候。

【今評】當今輿論普遍認為，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的講話是符合實際、大得人心的亮點；在劉少奇的政治生涯中，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也是直面歷史的一大亮點。而戚本禹卻認為是劉少奇的一大污點，因為他把大躍進造成餓死人的責任都推到毛主席身上。這顯然是歪曲歷史、顛倒黑白的無恥謬論。劉少奇由於在湖南等地作了深入調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所以他在講話中撇開講稿，心情激動、滔滔不絕講了三個多小時，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大躍進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嚴重倒退、給人民生活帶來的嚴重困難，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的著名論斷（這就否定了毛主席“缺點是一個指頭”的一貫提法），引起了大家的強烈共鳴，激起了一陣陣熱烈的掌聲。劉少奇的講話為黨中央進一步調整改革注入了動力。但是，戚本禹卻說，劉少奇是在“譴責毛主席”；幾年後江青也說，毛主席為此“憋了一肚子氣”。這就讓人奇怪：劉少奇的講話，通篇沒有提到毛主席一個字，他說的是大躍進的種種錯誤、人民的種種困難，怎麼就是“譴責毛主席”了呢？戚本禹不是口口聲聲說，大躍進的第一責任人是劉少奇，劉鄧在大躍進中的錯誤比毛主席大得多嗎？既然如此，劉少奇痛揭大躍進的錯誤，不是自我曝光、自亮家醜、自打耳光嗎？毛主席既然是“二線領導”，不應當承擔主要責任，那劉少奇那樣狠揭大躍進的錯誤，毛主席應當高興，應當感動才是，為什麼會生氣呢？為什麼會覺得是“譴責”自己呢？

因此，從戚本禹這些自相矛盾、情理不通的說法上可知，大躍進是毛主席領導和發動的，毛主席是大躍進的第一責任人。這是中央文件、黨史文獻記錄在案的，也是毛主席反覆承認的。戚本禹反覆強調，劉鄧在大躍進中有推動浮誇風的講話記錄在案，就認為劉鄧是第一責任人的說法，是不懂歷史、歪曲歷史的說法。

【戚文】劉少奇儘管搞小動作，把餓死人的責任往毛主席身上引，但是代表們還是信任愛戴毛主席的。說劉少奇講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就名望、威信怎麼怎麼了，這都是現在的人臆想出來的。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否定一切，結果遭到全黨一致的批判，前車之鑑不遠，劉少奇他敢在會上否定一切？他不敢公開否定中央確定的對全國形勢的總體判斷，所以才搞那種小動作，推卸自己的責任。他在文革中遭受很多人批判，就和他愛推卸責任、愛轉移責任，有很大關係。

【今評】劉少奇那篇利國利民、眾望所歸的講話，戚本禹一再說是搞“小動作”，把餓死人的責任往毛主席身上推。大躍進餓死人的災難，究竟誰應當負主要責任，與會的7000多人都心裡明白，全國人民也都基本清楚，那是劉少奇能“推”掉的嗎？如果劉少奇是大躍進的第一責任人，他大講大躍進的錯誤，不是在承擔責任、直面歷史嗎？怎麼能是“做小動作”呢？由於多年來個人崇拜的輿論宣傳，儘管毛主席犯了大躍進的錯誤，但是代表們還是信任愛戴毛主席的，這當然不錯。但是，大躍進失敗後，特別是七千人大會後，劉少奇的威望有所上升，毛主席的威望有所下降，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並不是人們“臆想”的。大會後，毛主席把經濟工作的調整改革的大權都交給了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人，而自己專意去搞“反修防修”、階級鬥爭，時常為劉少奇權力過大感到警惕和“吃醋”。正因為如此，一直不敢召開中央全會。1962年以前，中央全會一年一次，甚至一年兩次、三次，而1962年以後，連續4年不開中央全會，1966年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還是在經過周密布置，決定拿掉劉少奇之後，才召開的。箇中緣由不是昭然若揭嗎？

戚本禹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否定一切，結果遭到全黨一致的批判。這真是瞪着眼睛胡說八道。眾所周知，彭德懷在意見書在前半部分，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成績”予以充分肯定（這恰恰是彭德懷的局限性），後半部分揭露了大躍進的缺點錯誤。毛澤東將此信轉發以後，與會的大多數同志都支持彭德懷的意見。毛澤東發表批彭講話後，徹底扭轉了大會的風向，與會大員們才開始一窩蜂地痛批彭德懷。戚本禹的說法，不僅彭德懷不同意，“全黨”也不同意！說劉少奇不敢否定中央對形勢的判斷，所以才搞那種小動作，推卸自己的責任。他在文革中遭受很多人批判，就和他愛推卸責任、愛轉移責任有很大關係。這也是嚴重違背歷史的怪論。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實際上不是推卸責任，而是承擔責任。他把大躍進說的一團黑暗，作為二把手難道沒有責任？怎麼能說是推卸責任？他在文革中遭受很多人批判，絕不是群眾和幹部因為他“推卸責任”自發批判他的，而是毛主席以自己的崇高威望要打倒他，一呼百應，群起而攻之。如果沒有毛主席的指示，誰敢批判“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少奇？如果沒有毛主席的授意和修改，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顆砸向劉少奇的炮彈，能發射出去嗎？

【戚文】我對林彪的講話特別贊成，因為只有林彪講話是仗義執言，是公道的。他說，共產風都是主席叫我們糾正的，虛報成績也都是主席先糾正的。他講這些是符合實際的。毛主席在第二線，對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搞浮誇不放心，從1958年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就在搞指標壓縮，就在防左反左，可是後來還是出了大事，又是毛主席來當救火隊長，想方設法解決問題，糾正問題。而劉少奇、鄧小平呢？卻只管從極左搞到極右了，主張並暗中鼓勵搞“三自一包”，不要集體了。林彪最核心的一句話就是：我們所有的成績都是因為執行了主席的指示，我們所以犯錯誤，都是因為沒有執行主席的指示，餓死人也是因為沒有執行主席的指示。這確實是為主席說了句公道話。確實是大多數的時候，我們按毛主席講的，可以少犯錯誤。

【今評】這是一段嚴重歪曲歷史、顛倒黑白、喪盡天良的談話，就憑這段講話，就可以把戚本禹和林彪四人幫一樣，永遠釘到歷史的恥辱柱上！所有的黨史文獻和專家學者都一致認為，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完全是一篇阿諛奉承、不顧史實、脫離實際、違背人心、危害嚴重的誅心之論。為推脫大躍進責任，他發明的“自然災害論”“交學費論”“毛主席一貫正確論”，早已被人們視為荒誕無稽的謬論而嗤之以鼻。其它謬論就不說了，但說這“一貫正確論”。林彪的原話是：“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事實證明，現在這些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是圍繞着實際，不脫離實際，總是八九不離十。”“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受到很大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這些說法如果放在戰爭年代，是可以的；但放在大躍進年代，事實則恰恰相反。從1958初“反反冒進”到發動大躍進運動，一系列的“大辦”，如大辦鋼鐵、大辦食堂、大辦水利等等，都是勞民傷財、盲目蠻幹、得不償失的胡亂折騰；而所有的這些“大辦”，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主導的，誰也不敢提反對意見的。由此興起的浮誇風、共產風、高指標等把中華大地搞得十室九空，一貧如洗。這些“風”都是從最高領袖這裡颳起的。劉鄧等人雖然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毛澤東毫無疑問是主要責任者，第一責任人。試想，這不是某個省、某個地區發生了錯誤，而是全國30多個省市自治區都發生大躍進錯誤，全國經濟都發生倒退，全國人民生活都陷入困境，怎麼能說“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難道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領導都不聽毛主席的？全國人民都不聽毛主席的？

我們再看看全國最嚴重的重災區：四川、安徽、河南等，按照林彪的說法，這幾個省的領導應該是最不聽毛主席的指示了，一直和毛主席唱對台戲了，所以才把自己的轄區搞得民不聊生，餓死人最多了。然而翻開歷史一查，發現李井泉、曾希聖、吳芝圃等人，在大躍進中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最堅決、最徹底，打擊“右傾”鼓動極左，可謂雷厲風行，不打折扣，且有發揮和創造性。正因為如此，才一次次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讚揚和提拔重用——李井泉在大躍進中被提拔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吳芝圃由省長提拔為第一書記，曾希聖一人任安徽、山東兩省省委書記。誰要說李井泉等人在大躍進中執行毛主席的指示不堅決，那他真是瞎了眼！

再看看毛主席在大躍進中的一系列講話。“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七八年，二年就可以超過英國。”“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這就是共產主義。”“再過10年，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的覺悟極大提高，我們在吃飯、穿衣、住房上，實行共產主義。”“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食堂節約勞力，節約物資，必須辦好。食堂是順乎天理，應乎人情，符合世界潮流，符合人群需要的，不能人為地垮掉。”“鄭州會議以來9個月的糾左，浮誇風、共產風已經沒有了，現在是反右傾的時候了，看不到這個問題，就是瞎子！”……這些講話沒有一句是符合實際、順乎人情的，完全是脫離實際、違背人心、造成嚴重危害的理論。尤其是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的講話，慷慨激昂，汩汩滔滔，至少有七八萬字，自以為掌握了絕對真理，站在了政治的制高點上。然而當大躍進遭到慘重失敗，再回過頭來看這些講話，就會發現這些豪言壯語全部落了空，對彭德懷的批判都成了自我諷刺，全都成了令人不堪回首的笑談！此時說毛主席“一貫正確”“最講究實際”，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然而，當歷史的車輪滑到21世紀的時候，戚本禹回憶歷史，竟然說林彪的七千人大會講話是“仗義執言”，是說了“公道話”，只能說明他和林彪的極左邪念是一丘之貉，都是誤國害民的蠹蟲！

【戚文】七千人大會後，毛主席去了南方，中央工作又交給了一線的劉少奇來管。就這一交，交出了大問題。毛主席前腳剛走，劉少奇後腳就在釣魚臺12號樓召開在京中央領導會議，否定七千人大會對當時形勢的估計，說不是一個指頭和10個指頭的關係，而是一片漆黑。這就是和七千人大會的中央精神唱反調了。但劉少奇在會上是有支持的，像陳雲、鄧小平都是和他一致的。總理有些贊成有些反對。由此開始，一股分散主義的暗流在中央出現了。陳雲、鄧子恢，還有其他許多人都說要“包產到戶”才能救農村，救農業，很快這股風擴散到全國，颳起了1962年全國性的“包產到戶”倒退颶風。“包產”其實是個偽裝，它就是要搞資本主義。一包產，必然是搞個體，必然是資本主義。這在後來鄧小平搞的改革中都看到的。

【今評】在戚本禹的嘴裡，劉少奇等人就是個陰謀反黨集團，總是背着毛主席搞一些見不得人的東西。其實，七千人大會後，劉少奇經毛澤東同意，召開著名的“西樓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進一步檢討大躍進的錯誤，陳雲一改在七千人大會上的“三緘其口”，滔滔不絕痛陳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困難，提出了進一步調整的必要性。這次會議後來雖然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但黨史已經做出定評，這是一次直面現實、實事求是檢討錯誤、推動調整改革深入進行的利國利民的會議。否定“一個指頭和10個指頭的關係”是非常正確的。包產到戶，已被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利國利民的好政策。可是，在戚本禹的眼裡，包產到戶成了劉少奇、陳雲、鄧子恢等人搞的見不得人的黑暗勾當。“包產”其實是個偽裝，它就是要搞資本主義。他沒有想想，為什麼中國農民喜歡這“資本主義”？為什麼上世紀1980年放開包產到戶，幾億農民歡呼雀躍，幾乎一夜之間完全拋棄了人民公社，一窩蜂實行包產到戶，36年不可動搖？戚本禹秉承毛澤東的意願，將其扣上“資本主義”帽子。廣大農民才不管你是什麼“主義”，農民能吃飽飯，能解決溫飽問題，能獲得自由，管你是什麼“主義”！

戚本禹寫回憶錄時，時光是在21世紀，可是他的眼光、他的思維，依然停留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極左橫行的年代。廣大農民肯定不會聽他的，黨中央當然更不會聽他的。但一些極左分子卻將其奉為神明，到處轉發，大加讚揚。很可能會對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產生誤導，對改革產生不利影響。所以，很有必要予以批駁，以正視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