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以菩薩心腸對待劉少奇、鄧小平

頑石

文革初期的亂（包括武鬥）到底是誰搞起來的？從毛主席1967年2月1日寫給周恩來的信中就可以看出個大概。毛主席在信中說：“武鬥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為了進一步澄清事實，頑石今天摘錄《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的部分內容，請大家一起來分析。

從《年譜》1966年10月23日的記載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劉少奇、鄧小平在文革初期起了“指導”作用，也就是說，劉、鄧實際上是初期文革的主要領導者，不如此，談何“指導”？儘管《毛澤東年譜》的編委在“路線錯誤”前加上了“所謂”一詞，但劉、鄧自己承認指導文革犯了路線錯誤毫無疑問。文革初期就是文革最亂的一段時間，後來中央在鄧小平主持下將文革定性為“動亂”、“浩劫”的主要依據應該也是這一段時間。到底是誰搞亂了文革？答案不是很明顯了嗎？

自己把文革搞亂，卻將帽子扣到毛主席頭上，實在是高明啊！！

再有，毛主席怎樣對待劉少奇、鄧小平的錯誤？是往死里整，還是要給他們改正錯誤的機會？毛主席對劉少奇、鄧小平做了哪些苦口婆心的規勸？頑石節選的這幾段也大抵能回答上述問題。看完這幾段，諸位也可以進一步想一想，後來的鄧小平又是如何對待毛主席和他的家人的？

特別要補充一句，《毛澤東年譜》不是毛主席生前編纂的，它出版於2013年12月。也就是說，《年譜》不可能美化毛主席。

以下是《毛澤東年譜》中的節選內容：

（1966年）9月5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召集林彪、周恩來、王任重等開會。毛澤東說：關於少奇同志的生活會，不要再開下去了。越開調子越高，一定要說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再講下去就是彭羅陸楊一幫了。我講講歷史。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批判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並沒有說他反黨，以後是他自己搞分裂組織托陳取消派，才被開除出黨的。八七會議之後，瞿秋白搞盲動主義，也只講是路線錯誤，後來又有立三路線。六屆四中全會，出來一個羅章龍另立中央，但有許多好同志如李秋實、何夢雄都排斥在外是不對的。王明路線統治了四年，造成很大損失。我們從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採取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李立三、王明，七大還是選舉他們為中央委員。請大家想一想，我們是怎麼對待張國燾的？張國燾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難道說其中沒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還有四方面軍的一大批幹部。張國燾不走，現在還是會坐在這裡開會的。我們歷來採取這種政策，看來是有效的。一、一個不殺。二、團結犯過錯誤的人，改正錯誤。世界就是這樣的，永遠沒有清一色。批得厲害，是為了改。看他們改不改，我看不改的少。洪洞縣裡百分之九十九是好人，百分之一至二是壞人。我勸不要整民主黨派的人，看看《水滸傳》，如盧俊義就是個大地主，還有不少起義將官。王明路線使我們黨吃的虧最大，但我們卻從三個師發展到了一百萬軍隊。只要路線正確，人少一點不怕。我們這些人是剩下來的一些“殘餘分子”，做工作謹慎一點好。歷史就是歷史。希望犯錯誤的同志謙虛一點，向人家學習一點，不要“自以為是，好為人師”，這是最危險的。

10月22日  （毛澤東）閱鄧小平十月二十一日送審的《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初步檢討》稿後，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九頁第一行‘補過自新’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改正的，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10月23日  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發言，就指導“文化大革命”中犯的所謂路線錯誤承擔了主要責任。

12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員、各中央局負責人開會。毛澤東講話。……談到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時，毛澤東說：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亂子是中央鬧起來的，地方也有責任，我的責任是分一、二線。為什麼分一、二線？一是身體不好，二是鑑於蘇聯教訓。我想在我未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結果走到反面，結果變成獨立王國，許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犯了路線錯誤要改。不管什麼山頭，不管哪個省市、什麼老部下，都要管緊、管嚴。只要改過來，意見一致、團結，就好。對劉、鄧要准許革命，准許改。

             2016.12.19

鄧小平1972年8月3日給毛主席的信

來源： 紅歌會網| 作者：鄧小平

【頑石按】頑石今天重溫了鄧小平的光輝文獻——1972年8月3日寫給毛主席的信，對總設計師坦蕩的胸襟、高尚的品行、完美的人格和偉大的思想又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為了幫助大家一起更好地更全面地理解這位不世出的偉人的光輝思想，頑石特將鄧小平的這封信再一次貼到博客里（以前貼過，找不到了），以供那些沒有讀過這篇經典大作的朋友閱讀。

鄧小平1972年8月3日給毛澤東的信

主席：

前天，(　八月一日　)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於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歷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 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復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歷史反覆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

對於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麼重要材料可揭發，特別是對於他們的歷史我一無所知，只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麼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 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戰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歷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歷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什麼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面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後，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志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志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麼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裡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麼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志為人的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幹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幹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只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係很壞。至於對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

對於羅瑞卿問題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羅瑞卿同林彪的關係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所以，當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羅瑞卿問題時，性質是那樣嚴重，我的感覺是很突然的。而在葉群向我敘述羅瑞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着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並不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包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那樣不容寬恕的錯誤。

對於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着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強調老三篇，多次說只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面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亞同志的態度了解到這一點，我是贊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於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於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面的作用。過去我只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只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刺眼，只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對於陳伯達，他的歷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讚揚過別人寫的好東西。對於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過什麼不正確的意見，而後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聽他說他在那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我只知道他在工業方面提出了兩個主張，一個是搞托拉斯，一個是要搞計件工資制。搞托拉斯，我們試驗過，這意味着工業的更加集中，對於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計件工資制(他為此專門在天津搞了個調查材料)是意味要進一步地搞物質刺激，這肯定不如“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相結合”的制度好。以後他不說這兩個東西了。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後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搞，不知他葫蘆里賣的什麼藥。寫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一批文章時，由於是在康生同志那一個班子寫的，陳伯達一直沒有興趣參加。只在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時，由於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積極起來。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只是細節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麼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桿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於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只是在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後，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麼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的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儘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 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面，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裡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麼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