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ding Your Breath inIndia

　　文︱紐約時報Gardiner Harris，本文寫於2015年

　　翻譯 ︱ @假裝在紐約

　　幾個星期以來，我8歲的兒子Bram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困難，醫用呼吸器對他來說也越來越重要。在我們搬到這個巨大都市九個月之後的某一個可怕的夜晚，Bram的呼吸器停止了運作，他的氣喘讓人恐慌。

　　我太太給一個朋友打了電話，他推薦我們去幾英里外的一家私立醫院。我抱着Bram上了車，我太太則領着Bram的哥哥。印度的交通在全世界範圍內都算得上混亂，新德里的街道在晚上擠滿了卡車，而交通標誌則基本上只是裝飾品。我太太抱着Bram的頭坐在後座，我們就這樣經歷了一生之中最擔驚受怕的一段路程。

　　到了醫院以後，醫生給Bram注射了類固醇(在我用信用卡支付了1000美元的費用之前，他們拒絕給Bram做進一步的治療)。一個星期以後，Bram終於能夠回家了。

　　三年前，我成為《紐約時報》的南亞駐站記者，太太和我都非常激動，並且開始為可能遇到的困難做準備——纏着人不肯走的乞丐，登革熱傳染病，還有在夏天高達120華氏度的高溫(相當於48.9攝氏度)。但是我們根本沒有想到，這座城市對於我們的孩子到底有多危險。

　　我們逐漸了解到，德里真正的威脅來自於空氣，水，食物和蒼蠅。每年，印度都有數百萬人因此生病，殘疾，乃至死去，德里因此成為世界上最可怕的公共衛生災區之一。我們發現，德里正在安靜地經歷一場兒童呼吸道系統疾病的危機。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有毒的空氣已經對這座城市440萬學齡兒童中將近一半孩子的肺部造成了不可逆的損害。

　　對於大多數印度人來說，這些是無法逃脫的厄運。但是除此之外還有成千上萬選擇來到這裡生活的外來人，其中有些人努力拯救世界，另外一些人希望能夠親身感受，更有一些人想要成為這裡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由外籍工作人員和百萬富翁所自發形成的社區，其中包括來自底特律的汽車公司高管，加州灣區的技術大牛，馬里蘭州的癌症研究人員，以及都柏林的外交官。

　　在過去一年，坐在路邊小餐館裡喝着印度茶、吃着三角餃的時候，或者在高朋滿座的大使館招待會上喝着威士忌、吃着雞肉提卡(chicken tikka，一種常見的印度菜)時，我們總是會不由自主地討論，自己是不是為了追求職業前途而讓我們的孩子被迫付出代價。

　　當然，外國人在德里已經居住了幾個世紀。可是，這裡的空氣和逐漸開始的對其危害的研究已經變得如此可怕，讓很多選擇在這裡撫養孩子的人覺得自己作了一個不道德的選擇。

　　毫無疑問，相同的討論在北京和亞洲其他一些巨型城市裡都會出現，可是在德里——地球上人口最密集、污染最嚴重、衛生狀況最惡劣、細菌安全問題最嚴重的城市之一，這樣的考慮是最迫切的。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這裡的空氣污染程度是北京的兩倍。(事實上，全世界25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有13個在印度，蘭州是污染最嚴重的50個城市裡唯一的中國城市;北京排名79。)

　　我們的很多朋友都已經決定離開德里，以至於美國大使館附屬學校——一個非常棒的外籍員工子弟學校——在秋季面臨着入學人數的急劇下降。我的牧師負責一個基本上由外籍員工組成的教區，他告訴我說，他認為他的教眾人數將下降60%。

　　兩年前，在Bram第一次住院後，我們差點就離開了這裡。即使在他的呼吸狀況逐漸穩定以後，檢查發現他的肺功能已經喪失了一半。在醫生的建議下，我們讓他定期接受類固醇治療，並且決定只要他的呼吸狀況不再惡化，我們就留在德里。

　　或者至少，是我這麼決定的。我的太太非常認真地考慮過要立即飛回家。那個夏天她帶着孩子回美國呆了幾個月，在回德里的飛機上，她哭了幾個小時。

　　我們在這裡過了兩年之後，Bram的狀況看起來還不錯。不過鑑於之前他出現的那些健康問題，我還是給不少頂尖的空氣污染問題專家打了電話，他們的話讓我如夢方醒。

　　“在科學證據面前，意識到我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一個會對他們的健康造成終身傷害的地方成長，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南加州大學預防醫學教授W. James Gauderman說。2004年，他作為共同作者發表了一項研究，指出在洛杉磯(那裡的空氣污染程度只是德里的幾分之一)部分地區長大的孩子面臨着嚴重的、可能是永久性的肺功能喪失。另外一項研究發現，在高污染空氣中生活過的孩子，即使後來搬到污染較輕的地方，他們的健康也永遠不可能完全恢復。

　　Sarath Guttikunda是印度最好的污染研究專家之一，為了保護自己的兩個小孩，他搬到了印度西海岸城市果阿。他斬釘截鐵地說：“如果能夠選擇去別的地方，你絕對不應該讓孩子在德里長大。”

　　他們以及其他一些專家告訴我，成年人肺容量指標的下降是預示早死和殘疾的一個非常準的信號，比血壓升高和膽固醇升高還要准。我們的孩子在德里經受的肺部損傷，也許會讓他們沒辦法長壽。

　　此外，還有一些最近才興起的研究發現，污染能夠降低孩子的智商，影響考試成績，同時增加患自閉症、癲癇和糖尿病的幾率，甚至會讓他們患上通常只有成年人才會出現的血管硬化。

　　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C. Arden Pope III是空氣污染對健康影響領域的頂尖專家，他指出精確的污染監測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出現。“就算德里的污染指數不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高，那也是有史以來最高之一，”他說，“絕對沒有任何美國城市，包括洛杉磯，可以與之相提並論。”

　　孩子不是唯一受到傷害的人。許多成年人也出現了幾乎是不間斷的頭痛、喉嚨痛、咳嗽和疲勞。2015年三月，德里的行政長官Arvind Kejriwal就因為慢性咳嗽而不得不離開德里十天以便能夠恢復。

　　有害的不只是空氣。印度至少有6億人在室外排便，占人口的一半。大多數廢水、甚至包括沖馬桶的水，沒有經過任何處理就被排放到河流里。即使是這樣，我也沒有想到，有一天這一切會以如此戲劇性的方式影響到我的家。

　　我們住在一棟四年前建的五層公寓樓里。我太太挑的這個地方，因為窗戶比較新，能夠在晚上把德里讓人恐懼的空氣擋在外頭。

　　大概在我們搬進來六個月的時候，其中一個鄰居報告說她家的水聞起來像是污水。然後，一個又一個鄰居聞到了污水的味道。後來發現，房屋開發商鑿開了下水管道，污水逐漸滲透進了每家埋在地下的儲水箱裡。我們掀開底樓的地板，褐色的污水似乎到處都是。

　　這樣的污水混合物進入我們家公寓的時候，我正在洗澡。聽起來很恐怖，但我當時只是聳了聳肩膀，用毛巾擦幹了身體，因為那樣的氣味似乎一直都有。

　　如果不是這樣的污水，亞穆納河在一年中的大多數時候都幾乎斷流。即使是在城市裡，也有成群的流浪狗，猴子和牛，新鮮的排泄物幾乎隨處可見。蟲子落腳在這些排泄物上，然後又落腳在人或者他們的食物上，從而帶來了疾病。

　　這裡大部分自來水都受到了污染。惡劣的衛生狀況可能是造成印度近一半兒童發育不良的主要原因。

　　這樣的列舉聽起來很悲慘，可是這裡的生活在繼續，有時候也很美好。我們的公寓樓最終安裝上了地上儲水箱，我們孩子的學校非常棒，在這裡的旅行體驗也非常棒，而且這裡許多外籍工作人員賺的錢要比在自己國家工作多的多。

　　可是15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們居住區裡有人在燒一些有毒的東西，刺鼻的煙霧到處升騰。我太太當時正和一個朋友在外面散步，她們的眼睛開始流淚，喉嚨也堵住了。她們飛快地沖回家，發現Bram又在大口喘氣，這樣的情況是兩年來的第一次。

　　在德里的一些地方，對肺造成傷害最嚴重的微細顆粒(稱為PM2.5)的值在冬天通常會超過1000，科學家說部分原因是因為這樣的垃圾焚燒非常常見。在北京，PM2.5值超過500就會登上國際媒體的頭條;而這裡的數值是北京的兩倍，卻基本上無人注意。

　　可是，Bram注意到了。那之後的五天，他呆在家裡，我太太讓他戴着口罩服用高劑量的吸入型類固醇。

　　在來德里以前，Bram就有過呼吸問題，醫生讓我們放心，說他會自己康復。現在，他的哮喘非常嚴重，必須每天服藥。如果我們留在美國，他會得哮喘嗎?在污染地區，兒童哮喘發生和變嚴重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在德里，兒童足球比賽場地的邊線外，扔滿了人工呼吸器。

　　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開始描述空氣污染的恐怖之處、兒童所遭受的污染威脅以及越來越如臨大敵的保護措施，其中大部分來自在中國工作的外籍人士。大部分的此類作品，最終結局都是儘管面臨如此嚴重的威脅，但是作者仍然決定留在當地工作。

　　但是，我這一篇作品不會如此結束。這個星期，我們就要搬回華盛頓。

　　孩子們非常激動。12歲的Aden想要滑板和自行車，在一個他可以自己到處亂逛的地方，那些東西是象徵自由的裝備。而他弟弟的願望要實現起來可能會比較難一點。

　　“我的哮喘會好的，” 最近Bram這麼說，“至少，我希望是這樣。”

　　附文：

　　北京霧霾紅色預警，看看美國和日本如何徹底驅散他們的霧霾?

　　文︱南洋理工大學氣象學博士Vamei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十五言”(ID： www15yancom)，轉載已獲權，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最近的北京，即使是正午的光景，天空也是一片昏黃，像是染了洗不淨的顏料。空氣中翻着一股酸味，把喉頭刺激得痒痒的。路上的行人都捂住口鼻急匆匆趕路，馬路上的汽車也開着燈，只敢慢慢開。這就是近些年肆虐北京的霧霾了。

　　霧霾攻占的城市不止北京。我們還可以開出一個長長的單子，羅列出深受其擾的城市：烏蘭巴托，新德里，開羅，利雅得，莫斯科，墨西哥城…… 當你乘飛機抵達這些名城想要深呼吸一口異域風情時，呼吸到的卻往往是刺鼻的空氣。根據計算，全球每年有350萬人因空氣污染死亡。1997年印尼的一場霧霾，就給周邊區域帶來了90億美元的損失。而人們壓抑的生活在霧霾中，再無藍天白雲，更是一種難以名狀的痛。但是我們真的了解霧霾嗎?

　　空氣病

　　人們常常不加區分得使用“霧霾”這個詞。其實霧和霾是兩種東西。霧主要是懸浮在空氣中的小水珠和冰晶。空氣中水蒸汽太多，多餘的水蒸汽就會凝結成水珠或冰晶。空氣容納水蒸汽的能力隨氣溫變化，低溫將促進水蒸汽的凝結，因此寒冷的清晨常出現大霧。霧能影響能見度，導致高速公路封閉。霾則是懸浮在空氣中固體顆粒。這些顆粒的尺寸很小，通常用PM2.5來衡量：即尺寸小於2.5微米的顆粒總量。與霧不同，霾並不一定會影響空氣的能見度。

　　我們之所以會把霧和霾放在一起，是因為它們常常相伴發生。強風會由於其運輸能力，而驅散霧霾，所以無風天氣同時有利於霧和霾的發生。而在豎直方向上，對流也會造成空氣擴散，減弱霧霾。所謂的對流就像是從鍋底加熱，讓粥上下翻動。空氣大多時間是“上冷下熱”的，對流能不時發生。但在寒冷的冬季，地表溫度低，空氣形成“上熱下冷”的逆溫層。這像從鍋蓋上加熱，鍋里的粥也不再翻動。對流停止，霧霾因此可以長時間積累。

　　一些霧霾是自然形成的，比如山裡的霧、風吹起的沙塵、森林火災的煙。微小的固體顆粒一旦吸入肺中，能長期停留在呼吸系統，影響人的健康。但城市中的霧霾更加“骯髒”。現代工業和城市生活無時無刻都在提供着霧霾的原材料，譬如工廠鍋爐、汽車尾氣、垃圾爐灶、開放爐灶等等。

　　與此同時，有害物質能溶解或附着在霧霾中，直接危害人的健康。在霧霾天氣下，有毒的霧霾籠罩整個城市，甚至瀰漫到室內，讓市民無處逃避。人的健康有可能遭到長期而嚴重的損害。

　　既然霧霾與工業化、城市化相伴，那麼治理與發展就成為矛盾。但歷史有一些城市也經歷過傾城霧霾，又摸索出治理的方案。它們的故事，或許可以用來借鑑。

　　倫敦

　　今天的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但在十九世紀末，英國才是全球工業的中心。首都倫敦匯聚了紡織、煤炭、鋼鐵、化工等各類產業，生產出大量商品，再由港口的蒸汽船運往世界。大量鄉下人口湧入倫敦，尋找工作機會。倫敦人口超過了500萬，成為當時最龐大的都市。不列顛島受海洋性氣候影響，本來就水汽充沛，容易起霧。而在倫敦城，工廠排放廢氣，家庭燃燒煤炭，更是加重了倫敦的霧霾。於是，偉大的倫敦有了一個別名——霧都。

　　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還在為機器和煙囪驕傲，甚至把霧霾當作進步的象徵。相對於嗆鼻的霧霾，英國人認為非洲和南美未經開墾的荒野才是真正的罪惡。這帶着顏色的煙霧，不過是機器時代一點微不足道的小代價。

　　狄更斯在他的《霧都孤兒》批判的是資本家，柯南道爾在《福爾摩斯》中也沒有太多談論霧霾。在各種版本的都市傳說中，開膛手傑克神出鬼沒於倫敦的霧，讓倫敦的霧變得神秘而刺激。而遊歷倫敦的印象派畫家莫奈迷戀這裡的霧霾，用畫筆為它添加上迷幻的色彩。

　　內斂的倫敦人以霧霾為傲，直到1952年的大霧霾：

　　1952年12月，正值隆冬。高壓冷氣團移入英吉利海峽，阻礙了這裡的西風。風力變弱，空氣又寒冷，霧霾也隨之越來越濃。天空變成灰黃色，昏暗而沉重，似乎隨時能墜下來。下午三點，房間裡就需要開燈照明。公車只能在警察的引導下緩慢行駛，更多的汽車則被廢棄在路邊。倫敦人不但捂住自己的口鼻，還給自家的狗也蒙上口罩。街上的人匆匆趕路，卻不辨方向，硬生生在家門口迷路。可室內也好不到哪兒。從劇院的包廂甚至看不清舞台，正在上映的《茶花女》也不得不取消。

　　霧霾持續了四天。許多人都出現了呼吸困難的症狀，醫院裡也擠滿了人。但奇怪的是，媒體對霧霾的健康影響視而不見。編輯們大概讀多了犯罪和偵探小說，樂衷於報道歹徒趁着霧霾行兇搶劫。而娛樂版上也都是消防員因為迷路而無法到達失火地點的醜態。執政的丘吉爾政府也喜歡娛樂化的宣傳導向，免得民眾批評政府失職。更何況，二戰後的英國也負擔不起相對昂貴的無煙煤。

　　直到一周后，健康部長伊恩·麥克勞德在接受國會質詢時，才透露了霧霾期間的死亡人數為4703人，大大超過了前一年同期的1852人。丘吉爾政府試圖把原因歸於流感。但公眾的意識開始覺醒。他們清楚的看到，霧霾後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即使流感依然在繼續。顯然，霧霾是導致倫敦死亡率驟然上升的元兇，大霧霾也被冠上“殺人霧霾”的名字。

　　隨着公眾的關注，政府壓力增大，相關提案也不時出現在國會。經過四年的討論，空氣治理法案在1956年出台。它給工業用煤提出了要求，以減少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硫含量。這個法案還深入到民用領域，規定民用爐灶和煙囪必須符合特定標準。對民用設施的限制很容易在民主社會中引起爭議，所以政治家以前都小心翼翼的繞開相關議題，以免被扣上“獨裁”的帽子。但治理霧霾是一場需要整個社會配合的全面戰爭，神聖的個人自由也必須給人類生存讓步。

　　此後的60年裡，倫敦的霧霾大為減少。倫敦市民沿着泰晤士河晨跑時，呼吸着新鮮的空氣，完全忘記了那場窒息全城的霧霾。

　　@Adela Cheng 拍攝的倫敦

　　洛杉磯

　　倫敦提供了一個治理霧霾的範本。但當洛杉磯想要照搬倫敦經驗時，才發現霧霾比想像的更複雜。

　　“洛杉磯”的字面意思是“天使之城”。這座美國西海岸城市興起於19世紀末的鐵路熱。南太平洋鐵路修入這個三面環山、一面是海的盆地，把洛杉磯變成西海岸的交通樞紐。石油開採為洛杉磯帶來了第一波繁榮，隨後是電影業。影廠的老闆喜歡洛杉磯乾燥而晴朗的天氣，把攝製基地搬到好萊塢。沙灘、陽光、明星從此成為洛杉磯自豪的名片。到了二戰期間，洛杉磯更是成為軍工中心，如吹泡沫般造出大量的飛機軍艦，憑着硬邦邦的工業實力打敗一度猖獗的日本。

　　繁榮的經濟吸引來更多的人，洛杉磯成為了僅次於紐約的美國第二大城市。從1943年開始，霧霾就開始襲擊洛杉磯。空氣中飄着煙霧，泛着棕色和淺藍色，能把眼睛刺激得流眼淚。學校因此停課，運動員轉移到室內訓練，而莊園的農民們只能惋惜的看着農作物爛在地里。由於能見度降低，洛杉磯繁忙的公路上堵起了長龍。失去了陽光明媚的晴朗天空，好萊塢的電影拍攝也不得不推遲。人們議論紛紛，爭論到底該關閉工廠，還是該減少垃圾焚燒。政府連續出台政策，卻收效甚微。

　　洛杉磯霧霾

　　解答迷題的是加州理工大學的教授哈根史密特。作為一個化學家，他長年在實驗室中鑽研菠蘿口味的化學原理。當他從實驗室中出來喘口氣時，卻只能消費污染了的刺鼻空氣。更讓哈根史密特更不滿的是，沒有一個人能拿出有說服力的證據來說明霧霾的起源。他決定自己在菠蘿中磨鍊的技術，來解開洛杉磯霧霾的迷題。

　　他很快發表論文，指出洛杉磯煙霧的來源很可能來自汽油燃燒。燃料殘餘進入空氣，能分解成氮氧化物，並在太陽照射下進一步產生臭氧。這些具有強氧化性的物質構成了洛杉磯霧霾的主要成分。

　　在洛杉磯，汽車幾乎是家家戶戶的必備品。居住在郊區的中產家庭必須開車往返市區。哈根史密特無意間捅了個大馬蜂窩。汽車協會的代表很快找上門，對哈根史密特橫加指責，對哈根史密特的研究百般挑剔。哈根史密特火冒三丈，以加倍的工作作為回應。他從大學請了一年的假，四處採集空氣，以驗證污染的來源。他不但研究煙霧對人的影響，還建立了一個植物實驗室，觀察植物在不同空氣下的生長。他以充分的證據說明，汽車尾氣是洛杉磯霧霾的來源，也是讓人流淚、讓植物枯萎的元兇。

　　過度依賴汽車的洛杉磯似乎無法解決尾氣的難題。強大的汽車廠商也在施加影響，企圖阻撓相關立法。但市民對空氣質量抱怨越來越強烈，旅遊業也不斷萎縮，一些好萊塢明星也加入到抗議的行列。加州當局不必再猶豫。議會通過了《清潔空氣法》。

　　在嚴格的立法下，加州出售的汽車要安裝尾氣淨化器，而老舊汽車也必須即及時報廢。在州長里根的任命下，哈根史密特成為加州空氣資源局的主席，致力於空氣保護活動。由於加州的汽車銷量占到全美的10%，汽車廠商不得不重視，因此對全部生產線升級，間接提高了整個美國的空氣質量。

　　儘管直到今天，洛杉磯依然被列為全美污染最嚴重的地方，但空氣質量警報的天數已經從1983年的152天下降到了2003年的68天。考慮到洛杉磯數倍的人口增長和已經達到上千萬輛的汽車，這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

　　神奈川

　　與歐美一樣，同樣經歷過快速工業化的日本，也曾遭過霧霾的罪。在日本的傳統中，自然其實很神聖。神道教把日本山山水水都封了神，破壞自然要受到天譴。但從明治時期開始，日本人就抱着強烈的追趕意識，一心學習西方的現代化。在工業發展的訴求下，自然被拋到一邊。空氣污染成為常態，一些重工業城市，如東京和大阪，也成為出了名的“東方霧都”。

　　儘管二戰中斷了日本的工業建設。但借着1951年的朝鮮戰爭，日本成為美軍的補給基地，憑藉軍需重新振興產業。輸了二戰的日本人可着勁兒的想通過經濟找回場子。根據1960年，首相池田勇人提出國民所得倍增計劃，想讓日本經濟在十年內翻倍。日本人確實創造了經濟上的奇蹟，僅僅七年就實現了國民所得倍增，成為當時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

　　每個人都沉浸在日新月異的發展中，無人注意到日漸積攢的環境債。疏於管理之下，環境危機在60年代末集中爆發。由於產業活動造成的水污染、土壤污染和空氣污染，日本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四大公害病”。其中的四日市哮喘，就是富含硫氧化物的霧霾引起。排放硫氧化物的，也正是城市中鱗次櫛比的工廠。除了四日市，另一個地區神奈川縣也遭受了嚴重的空氣污染。

　　神奈川位於東京西南，區域內的川崎和橫濱，更是京濱工業區的核心城市。從1950年代開始，東京灣沿岸興建工業區，惠及神奈川。富士通、東芝、花王等相繼在這裡設廠。靠近東京一帶成為東京的後花園，吸引了許多人來定居，建成大片的都市區。神奈川的人口僅次於東京，人口密度也緊隨東京和大阪，位列第三。霧霾自然不會忘記這塊兒繁華地。1960年代，硫氧化物污染就不斷在工業區發生。到了1970年代，尾氣造成的光化學煙霧也開始造成公害。

　　憤怒的市民對工廠提起了訴訟。政府也從70年代開始，實施公害防止條例，先後為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粉塵制定標準。除了燃料脫硫、尾氣處理等常規措施外，日本還利用先進的電子技術，實時檢測工廠的排放狀況，並通過電視和廣播向民眾預報。在相關措施的作用下，神奈川的空氣質量大為提高。即使是坐擁製造、化工、PX項目的川崎地區，也很少見到霧霾。當地民眾也因此放棄公訴，與工廠和解。

　　到了90年代，神奈川因為漫畫《灌籃高手》大熱。在漫畫描繪的藍天白雲中，你幾乎看不到霧霾的痕跡。

　　看了這麼多城市戰勝霧霾的故事，希望能給大家帶來啟發。但願有一天，我們的城市也能擦去蒙在身上的朦朧。他們能，我們也能!

　　參考資料

　　Berridge, V., & Taylor, S. (2002, December). The Big Smoke: Fifty years after the 1952 London Smog. Seminar held.

　　Brimblecombe, P. (2006). The clean air act after 50 years. Weather, 61(11), 311-314.

　　Brunekreef, B., & Holgate, S. T. (2002). Air pollution and health. The lancet, 360(9341), 1233-1242.

　　Haagen-Smit, A. J. (1952). 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of Los Angeles smog.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44(6), 1342-1346.

　　Nishimura, H. (Ed.). (1989). How to conquer air pollution: a Japanese experience. Elsev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