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莫言的“獲利恐懼”心理

                ——專制下諾獎得主的命運

                                           （瑞典）茉莉

不是每個人在獲得諾貝爾獎後都很快樂。1957年，法國作家加繆在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其第一反應是呼吸困難，如同遭遇一場災難。 因為加繆認為，馬爾羅才是當之無愧的得獎者，他為自己獲獎感到極度羞愧，心裡充滿了恐懼。

加繆是以正直高尚而著名的法國知識分子，他的這種道德潔癖式的恐懼心理，對來自道德坍塌之國的作家來說，是陌生而可笑的。但是，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獲獎之後，似乎也產生了另一類心理恐懼。

這種被稱為“獲利恐懼”的心理症狀是：害怕已獲得的利益消失而產生過度的反應。以這個視角，我們可以理解莫言在獲諾獎後的一系列言行，例如他為何歌頌毛澤東、為何諂媚習近平。認識“獲利恐懼”導致人性被馴化，導致個人被社會政治勢力所鉗制，這也許能幫助所有因名利雙收而恐懼致病的中國人，找到一條自我治療之途。

@ 作家被專制主義的野蠻馴化

諾貝爾文學獎本來就有一個“道德價值參照系”，很多得主都有道德承擔，在獲獎後成為社會正義與人權的代言人。然而，莫言卻屬於文學獎得主中的幾個特例之一。192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挪威作家漢姆生曾支持並讚美希特勒。莫言在獲獎後的這幾年，令人瞠目結舌地成為一個為趙家唱讚歌的“小丑”。

早在獲諾獎之前，莫言就表現出他附庸當局的立場。例如，在2009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 因為德國邀請戴晴等中國異見作家與會，莫言等官方作家一齊退出書展表示抗議。2011年，當薄熙來在重慶如日中天之時，莫言也曾親赴重慶並賦詩：“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2012年6月，莫言參與抄寫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稱《講話》對中國文藝的發展意義重大，妖魔化毛澤東是“蚍蜉撼大樹” 。

在獲諾獎之後，莫言除了繼續頌毛，更是不同尋常地高聲讚頌當今總書記了。2014年10月15日，莫言參加了習近平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在接受中紀委網站釆訪時，莫言讚美總書記“很親切”、“出口成章”，並在該訪談中不厭其煩地，多次提到“習主席”、“黨中央”、“十八大”和“中國夢”。莫言稱：“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元首，都更希望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

最令輿論譁然的，是莫言在2016年12月6日在作協代表大會上發言。他說：“習總書記關於文藝的談話能夠讓很多文藝工作者感覺到：讀到會心處想拍案而起，有心領神會之感，感覺到很多我們心裡還沒來得及說的話，就被他用非常精闢的話語概括出來了。我想，這都是因為他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一個博覽群書的人，一個具有很高的藝術鑑賞力的人，是一個內行。習總書記是我們的讀者，也是我們的朋友，當然也是我們思想的指引者。”

此次關於“思想指引者”的言論引起軒然大波，很多網友輕蔑地指責說：莫言“馬屁拍得溜“、“戴了烏紗帽，得了軟骨病”，“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至此，因無底線地向趙家人獻媚，並縱容趙家作惡，參與“造神”而不惜自辱，莫言被公認為繼郭沫若之後最無恥的中國文人。他不但沒有履行作家的職責去馴化野蠻，反而被專制主義的野蠻所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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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孩子寫作獲利幸福爆棚

然而，莫言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這種自我卑賤的歌功頌德派。原名管謨業的莫言，出生於山東高密縣農村，因文革被迫綴學當放牛娃，曾因飢餓難忍而吞食炭灰。之所以寫作，莫言說他的理想是“一日三餐吃上香噴噴的餃子”。後來莫言如願以償成為部隊作家，在八十年代因寫《紅高粱》成名，也曾因該作品的情色張揚而受到當局的打壓。

1989年春夏之交，莫言一度熱衷於街頭政治，在流血之夜過後，他 “經過了短期的痛苦和徘徊”。2004年，莫言在接受法國記者哈斯基採訪時說，從1989年開始，他就對中國共產黨失去了信心，之所以繼續保留着共產黨黨員證，是因為他不想增添不必要的麻煩。雖然莫言在寫作中迴避對政治制度的批判，但其作品還是提出過一些社會問題，例如地方官僚貪污腐敗的問題。

可見，之前的莫言尚有一點反叛性和良心，還沒有墮落到低聲下氣討好當局的地步。那麼，是什麼力量逼得一個作家不知羞恥地踏上諂媚之途呢？筆者認為，莫言的轉變與他的“獲利恐懼”心理有關。

就因寫作“獲利”而言，中國作家恐怕沒有人比莫言更成功的了。人的幸福感要受到心理參照系的影響，在物質生活上，莫言早就實現了當年“三餐吃餃子”的抱負，與他家鄉高密的農民相比不可以道里計，也是作家同行中的翹楚。更令他幸福感高漲的是精神榮譽和名氣，至今為止，莫言不但是中國作協副主席，還收穫國內外大大小小的各種獎項，其中包括茅盾文學獎和諾貝爾文學獎。這位當年小學沒讀完的鄉下男孩，已獲得香港某大學的榮譽文學博士頭銜。

人的成就一旦超過預期，幸福感就會爆棚。但是，像挖出諾貝爾金礦這樣頂峰級別的幸福感，如果某人沒有足夠的精神定力，很可能對其人格造成某種破壞。因為擔心到手的利益突然消失，人們會因為不安全感而產生“獲利恐懼”，這一心理又被稱為“贏家的詛咒”。

@  習大大不點名批評之威懾力

那麼，為什麼世界他國的諾貝爾獎得主，同樣身為贏家卻少有人這樣被詛咒呢？為什麼除了那位患精神病的挪威作家哈姆生之外，只有莫言在獲獎後變成一個眾人所不恥的“小丑”？這個問題不但與個人的精神品質有關，更涉及人們所處的不同的社會政治環境。

莫言本是一個挺能在中國官場廝混的人，他有足夠的聰明才智適應專制政權控制的尺度。例如，那年他來瑞典領獎時，當有人問及中國很多作家政治犯被關進監獄的問題時，他以插科打諢的方式應對，說每個人進監獄都有複雜原因、作家也有殺人偷錢的。他還岔開話題，說要多談文學少談政治。

這樣聰明油滑的人，怎麼就讓自己成了天下的笑柄呢？這是因為，他碰上的這位當今皇上，絕對不吃西方價值和諾貝爾獎那一套。2014年，習近平在舉行文藝座談會時，與其他作家談笑風生，卻沒有理睬諾貝爾獎得主。據習家寵幸的周小平在會後透露，說習某在會上有這樣的指示：“文藝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國外獲獎為目的，抱着這種目的去創作是沒有前途的……。”這些話被坊間解讀為“不點名批評”與會的諾獎得主莫言。

這個“不點名批評”對莫言心理上的威懾力有多大？經歷過中國大饑荒、文革與八九，又在這次會上受辱，莫言怎麼能不感到恐慌？他曾見過長安街流血和很多同仁遭整肅，他本人也在1997年出版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後，被有來頭的人揭發該小說“反動”，玷污了“我軍的尊嚴聖潔”，從此被“請”出軍界。

再看看中國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至今系獄的現實，莫言不會不明白，一頂諾貝爾桂冠不但無法保護他，反而引起當今皇上的忌恨和仇視，很可能會導致他遭整肅。怎麼辦呢？自小鄉下父母只擔心莫言吃不飽飯，沒教給他“骨氣節操”一類傻文人才堅守的東西。面對神色嚴峻的趙家皇上，壓力山大的莫言不得不加倍地作賤自己。幸虧他還記得老祖宗阿Q的路數，趴在地上一個勁地磕響頭，連聲說：“我是蟲豸——還不放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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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除恐懼先誠實面對

正如恐懼心理學所分析的，已經擁有太多名利的人，其害怕損失的恐懼感也會被放大，過度的焦慮會導致惡夢。出於嚴重的危機意識和不安全感，一心自保的莫言慌不擇路，頻頻向趙家獻媚，不惜把自己塗抹成一個大花臉。

而高高在上的趙家老爺，根本不在乎莫言的獻媚吹捧是否出於真心，他們只需要這位諾貝爾獎得主低下頭來，扮演一個口口聲聲效忠皇上的侏儒，這就夠了。從莫言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獲利恐懼”心理的一些特點。

首先， 這種恐懼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個人後天習得的。中國的莊子說“初生牛犢不怕虎”，牛犢長大後有了被實質威脅的經驗，才知道老虎的可怕。半個世紀來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殘害，讓莫言學會了害怕，這害怕似乎成了他的生存秘笈。這是中國殘酷政治之下的人性悲哀。

其次，這種恐懼心理會產生誇張的想像，虛構出最壞的結果。與中共歷次政治運動被整肅的作家相比，當今莫言的處境遠不是那麼險惡。時代畢竟變了，今天有不少中國作家在互聯網上頂住壓力。為民主人權勇敢發聲。莫言平時不談政治，他只要繼續沉默就能自保，並不需要如此放棄尊嚴。但是，正如心理學所分析的：“居住地離水域越遠的人，越有可能害怕水。”

再次，“獲利恐懼”心理具有普遍性，只是個人的利益大小與心理素質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在五十年代初任交通部長的民盟領導人章伯鈞，曾享受了中共給予的包括整套四合院與小轎車的優越待遇，他在反右運動中也就認罪最早。中國在近年來出現了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一些人有了財產，在政治上反而表現得更為保守，也是因為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即使中國經濟繁榮了，人們的心靈仍然受到精神暴政的鉗制，這是一種不用刀劍的精神奴役。

因此，在嘲笑莫言自輕自賤為鼻涕蟲時，我們更要看到的是：趙家人使用了什麼樣的懲罰手段，令莫言一類文人扭曲了心智？為什麼中國文人在尚未獲得批評自由時，就早早學會了讚美？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擺脫這種政治恐懼的陰影呢？

這是一個與價值觀、尊嚴與信念有關的問題。當人們選擇了自由而有尊嚴的價值觀，就能獲得信心與能量，以誠實的態度面對自己的心理恐懼，以振奮的精神去探索並迎擊恐懼。東歐作家丹尼洛曾有一句對作家的忠告，希望莫言以及所有患政治恐懼症的作家都能讀到：“不要扮演小丑：權貴們習慣於以此取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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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7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