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說過，共產主義由於不會「倒」，戰俘的最大經濟價值就是當食物吃掉。進入到奴隸制，戰俘有了作為奴隸的生產價值，於是改變屠殺並吃掉戰俘而為將戰俘拿到奴隸市場上去「倒」。這是奴隸社會比共產主義更人道和更有效率之處。

人類社會從共產主義進步到奴隸制，再經過封建制，最後歷史終結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人類社會的進步，就是以「倒」的發達程度來度量的。共產黨通過武裝革命，把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一步打回到共產主義。

改革開放的第一步，就得先「倒」起來再說。但由於公有制和長期禁「倒」，投機倒把階級無法形成，民間沒有會「倒」的和手裡有資本以供「倒買倒賣」的商業資本家。有「倒運」經驗和能力的都是原來的官商。那麼一旦開放，必然是「官倒」走在經濟運行的最前沿。

從經濟學上來講，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進步合理。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邁進的第一步就是「官倒」。無此，則邁不進市場經濟的大門。所以「官倒」相對於計劃經濟來說，是一種進步現象。反倒是以反「官倒」為名的八九學潮可能愛國，也可能民主，但在經濟學上講卻是一場非常反動的運動。

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著名芝加哥學派自由主義大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的高足張五常教授支給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的一招就是“用貪污買下共產黨的特權，以化解對市場經濟走向的抵制”。

貪污不是好事，但在由人為強行製造的計劃經濟窠臼里逃脫時，卻（確）是一招。「官倒」嚴格說起來並不是純粹的貪污。掙着國家菲薄工資的官員在「倒買倒賣」的過程中，按例抽成。如果他們不掙這份官薪，則就是一個商人，完全說不上任何錯誤。他們錯只錯在不該在倒手抽成的同時還掙這一份菲薄的官薪，僅此而已。

一隻腳踏上賊船的同時，另一隻手還抓着岸上的欄杆以防落水。划過船的人無不如此。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錯。一旦市場經濟建成，「官倒」要麼脫去官身成為商人，要麼棄商重回官場，官商分家。

事過境遷，現在重提八九六四，已經沒人再提「官倒」了。但當年那麼大一場運動卻都是在反「官倒」的旗號下進行的。其實在廣場割據之勢已成的當時，連王丹被同學問及「官倒」還反不反時，王丹都回答說，與他要實現的“精英政治”相比，「官倒」只是小事一樁。

就為這麼點從計劃經濟和平過渡到市場經濟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小事，學生領袖居然要用“血流成河”的辦法來阻止，不但喪盡天良，而且反動透頂。

追悼會上書，學生缺德

馬悲鳴

王丹因發了一通貌似公允的“學生有錯，政府有罪”論，遭同夥攻擊，又馬上跳出來澄清。王丹澄得清澄不清先不去管他，就這領袖人物“金口不開，開口不改”的作派，王丹就一點都沒學會。如此顛三倒四之人，將來如何領導競選呀？就這麼澄清來澄清去的，王丹信譽何在？

王丹眼界狹窄，只認北大和“天安門一代”。這兩個交集之外，王丹就都不知道了。對八九六四的是非判斷，王丹只會強調“愛國民主運動”。所有對他們胡來的指責，王丹只會一句反駁∶“那你就是說殺人有理”。

是否“愛國民主運動”，不能由運動的發起人自己說了算，得由公平的第三方，最好是國家司法當局做出的裁決才能算數。否則任何一名強姦犯都可以說自己是做愛，是太愛被害者了。

至於是否“殺人有理”，也同樣要由最高司法當局做出裁決。比如一般說來，劊子手殺人就都有理。劊子手殺人是在執行司法正義。即使冤案錯殺，也是司法當局錯判的責任，劊子手沒有任何責任。

我與八九六四的雙方一點關係都沒有，我以第三方的身分給出八九六四的全面法理分析∶“學生有罪，政府沒錯”。

************************

追悼會上書，學生缺德

胡耀邦四月十五日去世，在隨後的一周悼念活動中，政府沒有阻攔學生的弔唁。但學生忽然在胡耀邦的追悼會門前下跪上書。此舉毫無道理。

首先，這是追悼會，不是人大。上書有各種渠道，比如國務院信訪辦、中共中央信訪辦，人大信訪辦。實在不行也可以到中南海側門遞給傳達室嘛。何時何地不能上書，偏選在人家追悼大會的門口上書，不但文不對題，而且對死者毫無尊重。

人大會堂里，哀樂聲中，正在肅穆莊嚴地圍繞着死者瞻仰遺容，哀聲切切地致沉痛的悼詞。門外兩個衣冠不整的學生，跪在台階上，頭頂一卷白紙。要說是披麻戴孝呢？白紙舉得太高。要說是打幡呢？白紙又舉得太低。這時候免冠徒跣，以頭搶地，不是成心噁心人，故意破壞追悼會氣氛嗎？學生缺德，一至於此。

試想，如果在胡耀邦追悼會門前下跪上書的那人自己的父母葬禮上，有人給他下跪上書，或者叫化子跑來下跪討錢，那可多煞風景。葬禮上營造的一片悲傷氣氛，還不全讓那上書的或討錢的都給攪了嗎？

中國自古就是禮義之邦，尤重喪禮。這幫自稱“讀書識禮”的大學生一點禮貌都不講，偏要攪和胡耀邦追悼會的氣氛。

古語云“寧拆一座廟，不扒一座墳”，寧攪婚禮，不攪葬禮。八九學潮的參加者，純粹一幫有人養，沒人教的不義之徒。

王丹的父母不是都還健在嗎？等到去世安葬的那一天，大家一塊兒去上書。看到時候王丹是否笑臉相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