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實味向當時的文藝界權威發難本來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延安但是聚集的文人數量在6-10萬， 就密度而言可能高於蔣管區很多，大多激進，思想碰撞應該是很激烈的。王實味應該死於康生之手，替罪羊卻是李克農。

　　仔細查閱史料，毛澤東同志要“還我一個王實味”不僅是1949年籌措文代會時講過，早在1948年聽到王實味蒙冤殉職時就已講過。

　　陳晉著的《文人毛澤東》第222頁上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說：整風審幹改造了人，我們有一條叫一個不殺方針，是教育人。王實味是托派，又是特務，我們也不殺。今天是民國33年某月某日某人在這裡說了，如果殺了一個，豈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王實味也變了，有進步。西安給他開了追悼會，還說延安殺了好多人。現在我們把王實味照片一登，送給他外面的朋友。（按：該文收入《毛選》時，不知何故，這段話被刪去。）

　　1947年蔣介石發動內戰，胡宗南率幾十萬大軍撲向陝北，迫於形勢中央機關撤出延安，轉戰三秦。1948年春天，化了名的毛澤東東渡黃河，到了晉綏地區的臨縣三交鎮，乍聽到王實味被秘密處死的消息大為震怒，要人“賠一個王實味來。”

　　在毛澤東過問下，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1948年3月23日寫了一份題為《王實味被捕後的表現與處理經過》上報。當替罪羊的李克農承擔責任（取代康生任中央社會部長），向中央檢討：

“關於王實味處死的事，我應負主要的責任，當時距中央只有一河之隔，且有電台與中央保持聯繫，這樣殺人大事，尤以負保衛工作主要責任者，事先既未請示，事後也未報告，只藉口軍事情況緊急，及強調王實味由延安撤退到興縣的反動罪行，不顧黨的政策，擅自批准晉綏公安總局的請示，將王秘密處死。這充分表現我無組織無紀律，圖省事怕麻煩，自以為是，表現自己的錯誤……”

作為無產階級戰士的李克農襟懷坦白，知錯認錯承擔責任可欽可敬。毛澤東9月1日在這份檢討上批示：“有所聲明即夠，不必議處：並轉其他中央領導圈閱。”但殺人不是割韭菜，人頭落地不可復長。

　　我想以此為線索，試圖探究毛澤東同志為什麼疾呼“還一個王實味”？ 　　翻閱《毛選》四卷，1941年三、四月他發表了《<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五月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發出反對教條主義的信號。 1942年2月1日發表《整頓黨的作風》，一個月後的2月8日發表《反對黨八股》……重溫這些名著，一股熱風撲面而來。為了提高黨的戰鬥力，在全黨——特別是領導機關進行整風。

　　毛澤東同志1942年2月1日，以《整頓黨的作風》為題，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了演講，對此次整風的內容、目的和方法作了動員。

　　他開宗明義：“今天我想講一點關於我們的黨的作風問題。”

　　“為什麼要有革命黨？因為世界上還有壓迫人民的敵人存在，人民要推翻封建主義的壓迫，所以要有革命黨。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說來，就需要一個如共產黨這樣的革命黨。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革命黨，人民要想推翻敵人的壓迫，簡直是不可能的。我們是共產黨，我們要領導人民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步調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末敵人就不會被我們打倒。”

　　“那麼，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呢？我講，還是有問題的，是不能懷疑的。” 　　“那麼，我們的黨究竟有什麼問題沒有呢？我講還是有問題的，而且就某種意義上講，問題還相當嚴重。” 　　“什麼問題呢？就是有幾樣東西在一些同志的頭腦中還顯得不大正確，不大正派。”

　　“這就是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有主觀主義的毛病。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有宗派主義的毛病。所謂文風不正就是說有黨八股的毛病。這些作風不正，並不象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占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股逆風，一股歪風，是從防空洞裡跑出來的。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產生這樣風的洞塞死，我們全黨都要來做這種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股歪風，有它們的歷史根源，現在雖然不是占全黨統治地位的東西，但是它們還是經常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研究分析說明之必要。”

　　“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接着，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逐一分類剖析。

　　具體方法是：“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

　　作為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毛澤東，以政治家高遠深邃的目光，洞察黨內（也就是主要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內）存在的問題，提出整頓三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與有良知的文藝家痛感大好形勢下殘存的社會弊端而憂慮，以隨筆雜文形式揭示太陽上的黑子，可謂心有靈犀，認識是一致的。只不過認識程度稍有不同而已，二者的出發點和歸宿殊途同歸。 　　因此，揭露革命根據地殘留的社會弊端是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吹毛求疵把這些文章推向反黨實為無稽之談，與整三風的主旨背道而馳，何來真理！ 　　為此，不妨把接近這段時間文藝家的認知摘要：

　　——領頭羊丁玲在《我們需要文藝》中寫道：“現在這一時代仍不能脫離魯迅先生的時代，貪污、腐化、黑暗、壓迫屠殺進步分子，人民連保衛自己的抗戰自由都沒有，而我們只會說：‘中國是統一戰線的時代呀！’我們不懂得在批評中建立更鞏固的統一，於是我們放棄了責任。”她是有區別的，接着指出為：“即使在進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這裡更需要督促、監視，中國幾千年來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惡習，是不容易刪除的。而所謂進步的地方，又非從天而降，他與中國的舊社會是相連接着的。而我們只說這裡是不宜寫雜文的，這裡只反映民主的生活，偉大的建設。”

　　——詩人艾青的《了解作家、尊敬作家》寫得形象而深刻：“作家並不是百靈鳥，也不是專門唱歌娛樂人的歌妓……” 　　“希望作家把癬疥寫成花朵，把膿包寫成蓓蕾的人，是最沒有出息的人——因為他連看見自己醜陋的勇氣都沒有，更何況要他改呢？”

　　“愈是身上髒的人，愈喜歡別人給他撓癢。而作家卻並不是喜歡給別人撓癢的人。” 　　“等人撓癢的還是洗一個澡吧。有盲腸炎就用刀割吧。有沙眼的就用硫酸銅刮吧。” 　　“生了要開刀的病而怕開刀是不行的，患傷寒症而又貪吃是不行的。鼻子被梅毒菌吃空了而要人讚美是不行的。”

　　——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比喻更尖刻、辛辣：“深明歷史演變的人，總是幾千年傳統下來的陳腐的思想行為，一時不容易清除的。於是有些機智的人士，就躲進那‘一時不易’的縫隙里去享受自己，好象一隻黑豬在又臭又髒的泥壙里愉快地滾着，沉沒着，既不怕玷污自己，把泥濘濺在行人的身上竟也再所不惜的。其實這種露骨的作風，不能算作‘機智’；也有一類人，雖然他也躲在罅隙里，而他的念念有詞，卻是一篇堂皇富麗燦爛奪目的講演。天真的心靈，萬想不到光澤堅硬的貝殼裡還藏着一塊沒有骨頭的安閒的膽怯的肉體。”

　　“一般地說，坦露的東西，比較好處理，比如他是個阻礙前途的魔障，我們可以使一種法術使他倒下去。假如有一團黑白莫辯的雲霧蒙住了眼睛，你一定會感到茫然的，你一定會感到舉步無主的。在荒涼的山坑裡住久了的人，應該知道那樣的雲霧不但盛產於重慶，這裡也時常出現。” 　　．．．．．．．．．．．． 　　這些話雖然尖刻辛辣，卻是文藝家，在政治上、思想上與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政治家不僅高度一致，而且在方法上掏心置腹的真知灼見的誠摯晉言。

　　充其量作為一名小卒的王實味，不甘寂寞而搖旗吶喊。當我們將其放在那一時期所謂“暴露派”文藝主張和實踐的鐵砧上審視，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兩文，從藝術力量上看確實無人堪比，但從他所提供的思想、意識方面分析，比起他的同道來，不過是森林下的一株小草，實在找不出什麼新識卓見。

　　在“暴露”的文藝主張上，他與丁玲都從理論上作了令人信服的探討，但從文筆上看，比起蕭軍等尚遜一籌。王實味的文章，往往在“顧全大局”思想指導下，沒有宗派情緒和過於衝動的偏激和過頭的言詞，十分謹慎，比如他在主張“暴露”時不忘加上“適當”的限制詞，也就是留有迴環的後退餘地。 　　不幸的是，他這兩篇不能算代表作的文章卻因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受審判而名聲鵲起，成為幾十年來的文壇禁區，以至成為幾代人的樊籬、桎梏和雷區，因此不能不花點筆墨。

　　寫於1942年3月17日的《政治家·藝術家》短短兩千多字，計31小節。 　　毋容諱言，捧起該文我無法釋手。逐節而下，古典劉禹錫《陋室銘》的深蘊而淺顯的哲理，宋玉《登徒子賦》的嚴謹邏輯，魯迅的尖刻潑辣以及當代邵燕祥前輩的深廣，一齊湧上腦際。整篇以意味豐厚而雋永的格言警句的格式表達思想，簡潔明快而振聾發聵。 　　“我們底革命事業有兩方面：改造社會制度和改造人——人底靈魂。政治家，是革命的戰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底團結、組織、推動和領導者，他底任務偏重於改造社會制度。藝術家，是‘靈魂工程師’，他的任務偏重於改造人底靈魂（心、精神、思想、意識——在這裡是一個東西。）”何等精闢！ 　　“人類靈魂中的骯髒黑暗，乃是社會制度底不合理所產生；在社會制度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靈魂底根本改選是不可能的。社會制度底改造過程，也就是人底靈魂底改造過程，前者為後者擴張領域，後者使前者加速完成。政治家底工作與藝術家底工作是相輔相依的。”這不是馬克思辯證歷史唯物主義是什麼？ 　　“政治家主要是革命底物質力量底指揮者，藝術家主要是革命底精神力量的激發者……前者……善於進行實際鬥爭去消除骯髒和黑暗，實現純潔和光明；後者卻往往更熱情而敏感，善於揭破骯髒和黑暗，指示純潔和光明，從精神上充實革命的戰鬥力。”雖有編頗卻不能說不是側面的一種灼見。 　　“政治家與藝術家也各有弱點……這裡劃着政治家與政客的分界限，對於那種無能捕耗子擅抓雞雛的貓，我們更須嚴防。至於一般藝術家底弱點，主要是驕傲、褊狹、孤僻，不善於團結自己的隊伍，甚至互相輕藐、互相傾扎。在這裡，我們要求靈魂底工程師，首先要把自己的靈魂，改造成為純潔光明，消除自己靈魂中的骯髒黑暗，是個艱難痛苦的過程，但它是走向偉大的必然道路。”解剖自己毫不留情，揭示文藝隊伍的問題入木三分！

　　第後一小節專門寫了魯迅。“魯迅先生戰鬥了一生，但稍微深刻了解先生的人，一定能感覺到他在戰鬥中心裡是頗為寂寞的。他戰鬥，是由於他認識了社會發展規律，相信未來一定會比現在光明。他寂寞是由於他看到自己的戰侶底靈魂中，同樣有着不少的骯髒和黑暗。他不會不懂這個真理：改造舊中國的任務，只有由這舊中國底兒女——帶着骯髒和黑暗的——來執行；但他那顆偉大的心，總不能不有些寂寞，因為，他是那麼渴望看到他的戰侶是更可愛的，更可愛一點呵！”以偉大的魯迅為昭示，策勵現實文藝家群體，多麼高明！ 　　為了節省篇幅，請有興趣的讀者找全文來讀。我只想再引一段如珠的妙言是倒數第二小節，他寫道：“真正偉大的政治家，一定具有真正偉大的靈魂，足以感化清洗他人靈魂的骯髒和黑暗；在這裡，偉大的政治家同時也是偉大的藝術家；真正偉大靈魂的藝術家，也一定能起團結、組織、推動和革命力量的作用，在這裡偉大的藝術家同時也是偉大的政治家。”|這一段的表述，不就是我們尊崇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緣由麼？後一段不正是今天黨、國家和人民對文藝家的要求麼！如果不避機械類比之嫌，後半段的幾句話，不正是與後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應該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有異曲同工之妙麼！ 　　後來在批判王實味時有人認為他抄襲魯迅先生的《無花的薔薇》，作為作家無疑是嚴重的人格傷害，不能成立。仔細閱讀兩相比較，得魯迅雜文精髓恐怕是事實。 　　第八節對革命隊伍的問題以形象的比喻；深刻揭示“……舊中國是一個裹膿帶血的，充滿骯髒與黑暗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生長的中國人，必然要沾染上它們，連我們自己——創造新中國的革命戰士，也不能例外。這是殘酷的真理，只有勇敢地正視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會的過程中，必須同時更嚴肅更深入地做改造靈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的成功，並作它成功底保證。”這一認識何況在當時，就是拿到60多年後的今天也非“反動”而是推動。 　　王實味完全針對解放區現實的唯一雜文，是上世紀40年代以來被判了“死刑”而“臭名”遠揚的《野百合花》，用科學發展觀審視，我卻認為它雖有微疵而美中不足，必將以無畏的勇氣、卓越的膽識，深廣的見解而香飄文學史，以至彪炳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史冊。 　　除前記外共分四節。 　　“前記”中的李芬已如前交待。作者坦言：“我曾不止一次地從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力量和戰鬥的力量。”以思念一位為革命犧牲的烈士作為創作動機，契合得天衣無縫。以《野百合花》為題，“這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這種花是延安山野間最美麗的野花，用以獻給那聖潔的影子”，動機高尚而聖潔無可厚非；其二，“據說這花與一般百合花同樣有着鱗狀球莖，吃起來味雖略帶苦澀，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樣鮮甜可口，但卻有更大的藥用價值——未知確否？”象徵的手法寓着行文的目的，實屬雜文中的上乘佳作。 　　第一節《我們的生活里缺少什麼？》這是王實味真情實感的宣泄，卻虛幌一槍，托兩名女青年的對話作為感性材料切入“延安的生活缺乏愛的問題”。同時我也從中窺見王實味擔心有人抓辯子、打棍子的忐忑心境而特別聲明：“這段談話也許有偏頗，有誇張，其中的‘形象’也許沒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們不能否認它有鏡子底作用。” 　　其實，當時涉及這一問題的雜文並不少，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直言：“年來，和一些革命的同志接觸得更多一些，我卻感到這同志之愛的酒越來越稀薄了。雖然我明白這原因，但這卻阻止不了我心情上的悲愴。”沖在最前頭的蕭軍更是膽大包天地以之為題目，《論同志之“愛”與耐》更加潑辣，言詞更激烈尖刻。 　　第二節《碰<碰壁>》實際是一篇思想述評，它是針對《解放日報》1942年2月22日“青年之頁”第12期語絲欄目上一篇署名劉辛柏的文章《碰壁》而發的，也可以說是借酒澆愁之作。 　　理解投奔延安知識青年心路歷程的王實味認為，不能簡單地對青年人的“牢騷”、“不安”、“叫嚷”以官僚主義的態度簡單地否定，青年人的純潔、熱情、勇敢“充滿着青春的新銳的力，指出其缺點是不沉着不老練，建議把青年人的意見當“鏡子”，顯然是作者人生歷練的感悟。 　　第三節《‘必然性’、‘天不會塌下來’與‘小事情’》，這是一劑全面認識和正確對待問題，防微漸的良藥。他寫道：“‘我們的陣營存在於黑暗的舊社會，因此其中也有黑暗，這是有歷史的必然性’。對呀，這是‘馬克思主義’。然而這只是半截馬克思主義，還有更重要的後半截，卻被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大師們忘記了。這後半截應該是：在認識這必然性以後，我們就須要以戰鬥的布爾什維克能動性，去防止黑暗的產生，削減黑暗的滋長，最大限度地發揮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把黑暗削減至最小限度，卻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師們不惟不曾強調這一點，而且很少提到這一點。他們只指出‘必然性’就去睡覺了。” 　　他揭示：“在‘必然性’底‘理論’之後，有一種‘民族形式’的‘理論’叫做‘天塌不下來’。是的，天是不會塌下來的。可是，我們的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為‘天不會塌下來’就不會受損失呢？這一層‘大師’們……甚至未想到。如果讓這‘必然性’‘必然’地發展下去，則天——革命事業的天——是‘必然’要塌下來的。”如警鐘天鼓！ 　　警示人們不要因善小而不為，不要因惡小而為之。 　　憂國憂民之心躍然紙上。 　　最後一節是《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肯定“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認為“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過程中……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真正的鐵一般的團結。”“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來與我們合作。” 　　為《野百合花》震驚，不是為流暢的文字，而是深邃的思想。耽心覺悟不高，嗅覺不靈，反覆閱讀，逐段甚至逐句推敲，實在聞不出“毒”味，看不到“反” 意，卻從心底欽敬：這是一篇充滿唯物辯證法的佳作，是一篇討伐不正之風的檄文，是一個清醒的革命者的吶喊，躍動着的是一顆憂黨憂國憂民的赤子的滾燙的心。不是毒草而是鮮花——既馨香又能療病的帶刺並有點苦味的鮮花。 　　王實味受批判，被捆綁在一起的是一篇近萬言的論文《文藝民族形式問題上的舊錯誤與新偏向》。 　　嚴格的說，“文藝民族形式問題”的首倡者是毛澤東同志。1938年10月，他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6次會議作的題目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中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極待了解並極需解決的問題。黨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性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毛選》第500頁） 　　這段重要論斷，王實味的文章幾乎全文引用，仔細研查對照，個別字句稍有出入，據溫濟澤前輩辨認，可能是發表時與後來收入《毛選》時的文字表述修飾略有不同。 　　毛澤東同志的灼見，得到了全國文藝界的積極響應。不僅在延安，還在淪陷區上海租界的“亭子”間，在以重慶為中心的國統區引起強烈反響，成為進步文藝界、理論界討論的重大課題。 　　當時許多文藝界、理論界的著名人士紛紛發表自己的見解，在沒有統一界定認識的情況下，形成了各抒已見，百家爭鳴的局面。這一問題之所以引起廣泛論爭，在於它已不是簡單的文藝理論問題，而是關乎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知識分子的文化實踐的大問題。因而對它討論本身，必然與政治發生千絲萬縷的關係。 　　比如此前的上海，就有以在世的魯迅為主將，胡風等為骨幹的“民族大眾文學”與周揚等倡導的“國防文學”之爭。 　　到延安後，埋頭於馬列原著譯介的王實味，幾乎沒有涉足文藝界的理論研究和創作實踐。不知因何衝動，他興起而為文，並把攻伐的矛頭，指向當時的兩位文藝、理論界的權威：陳伯達、艾思奇。王實味開宗名義申明：“去年10月，筆者曾寫過兩篇關於文藝民族形式的文章。它們的內容，除自己的積極意見之外，主要是批評陳伯達、艾思奇兩同志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也附帶對郭沫若、光未然、向林冰諸先生的意見略事批判。由於《中國文化》暫時停刊，及其它原因，迄今尚未發表……因此把兩文合併並刪節……成為此文。”無異於摸老虎屁股、向權威們挑戰。撇開文章本身，僅從膽識上看，王實味提出獨立見解的精神也是可貴的，應予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