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明，美國開啟，《獨立宣言》為奠國基石。其中的經典名句：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被翻譯成：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

這種翻譯，大有問題，不是誠心的，就是故意滴。是中國人誤解、曲解、歪曲所謂“普世價值”的根源。

原文意思應該是：下述真理不證自明，人是造物主創造的，造物主創造的人，人人平等。具體體現是“Creator”一詞。

從本質上說，世界上不存在什麼“普世價值”，只有美國這樣具有基督教文明的國家，才會有“人人平等”。中國那種土匪流氓國家，不信神，怎麼可能有人人平等？弄來弄去還是人治人。不信神是個人自由，“無神論”只能創造“人神”，中國土匪流氓國家的人神是誰？總書記啊，這還用問！原因很簡單，馬克思無神論、中國的黨章和“憲法”，唯一的作用就是不斷創造出新的“人神”來。

下面是一片詳細闡述有關1、“天人合一的感性思維”、2、“自然、人、神分開之後的精神至上”、以及3、“基督教的上帝與中國“老天爺”的區別”的文章。諸位願聞着聞之。

在人類的人感應早期，由於生產極其落後，人的認識水平極其低下，科學還處在萌芽階段，所以導致主客不分、混沌一體的思維方式。由於不能把人與周圍的自然界明確區分，導致“天人合一”的混沌哲學；由於不能把自己與他人明確區分，導致個體意識湮滅、集體至上的觀念。“天人合一”反映了中國個體意識不獨立的形象。由於所有的東西都沒有明確的區分，也就形成不了一種朦朧的、模糊的認識，產生了囫圇吞棗的整體思維習慣。中國人認為世界是一個整體，人和自然都包含在一個整體之中。整體中包含了密不可分的部分，要了解各部分，必須先了解整體。中國人忽視細節的整體思維習慣妨礙了真理的發現，導致了技術的落後，陷入了“上智下愚”的等級制泥潭。與此相反，西方人較早地擺脫了混沌一體的思維方式，明確地把自然、人、神分開，促進了個體意識的覺醒，確立了精神至上或人權至上，而中國一直沒有走到這一步。

一，“天人合一”的感應思維

在原始時代，世界各民族都經歷了一個自然宗教的階段。在那個初級階段里，各個民族的世界觀幾乎都是天人合一的或者甚至是天人未分的，混沌的。原始初民的天人合一的“天”，既是自然，也是神。原始初民把自然界的河流、山川、祖先等萬事萬物都當神。所以，天是自然同時也是神。自然、神和人，三者是混為一體的，是不區分的。這種思維方式，各民族都是一樣的。

中國從遠古繼承了天人未分的混沌哲學，神、自然、人，都交織在一起。為什麼中國沒有改變原始思維？這是因為：中國直接把原始人的血緣關係放大為社會關係或國家關係；在文化上面就繼承了中國原始的混沌思維，神和自然未從“天”里分化出來。在中國的“天”的概念里，神和自然是不分的。它們合稱為天道，或者天理、天命。這樣，“天”裡面就有兩個成分，神和自然。

在天人合一的時候，就出現了兩種可能：比如說天裡面“神”的成分跟人合一就成了“聖人”，聖人相當於半神，具有神聖性。聖人也叫“聖王”，具有政治上的權威，這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天裡面的“自然” 的成分跟人結合在一起，就成了“真人”，真人又叫“仙人”，仙人就是“山人”，就是跟自然融為一體的自然人像“野鹿”，“人”靠“山”佑就是仙。道家所說的仙人並不是說永遠不死的人，而是說長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不已”的哲學），可以活好幾百年、上千年。可見，儒家主張人要做聖人，道家主張人要做真人，這是兩種不同意義的天人合一。

中國神話里的神都是做好事的道德神，也是中國人的祖先神。盤古也好，女媧也好，他們和人類和大自然都有血緣關係。比如說盤古死了以後，他的眼睛化為日月，他的身體化作山川萬物。女媧補天死了以後，她的身體也是化為山川、樹木、河流，繼續滋養着人類生存和繁衍。所以，他們又是祖先神。作為道德神，他們是聖人，有聖人的特點；作為祖先神，他們又類似於真人和仙人，和自然界是一體的。它們已經具備道家和儒家兩種天人合一的雛形。在很多神話中，都能看到以人體為核心的微觀宇宙和天地大宇宙的系統對應，肉體和泥土對應、骨骼和石頭對應、毛髮和草木對應、呼吸和風對應。這些對應都是感應認知的反映，在神話系統中組織起來，成為對世界做出統一解釋的一種典型方式。這就是人類的“天

”。

蒙昧人相信掃把星降下災難，日蝕引發戰爭，貓頭鷹給自己帶來厄運；吞食敵人的心、肝和腦髓能占有他們的勇氣和智慧。初民把世上的事物理解為互相感應的東西，這是一種感應思維或感應認知，相當於人類學家列維•布留爾所稱的“互滲律”。死人和活人互相感應，星辰和生死興衰榮辱感應。夢讓女人懷孕，女人跑到山裡踩了一個腳印，就懷孕了；或到廟裡求觀音菩薩送子，也屬此類。“互滲律”就是一切和一切都互相影響，萬物都有靈魂（古希臘最早的哲學家泰勒斯認為萬物都有生命且充滿了各種精靈）。中國人相信“萬物皆有靈性”，不僅人能修煉成仙，狐狸也能成精，石頭也可通靈，雷公電母，財神瘟神等眾多與人的安危禍福相關的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箇把他們供奉起來。巫術思維認為世界的道理在於相似，只要相似的就可以互相感應。比如扎個紙人寫上誰的名字然後扎針，那人就被感應而得病招災。人參有人形，所以被說成有滋補益壽的藥效。莧菜是紅的，血也是紅的，莧菜應有補血的功效。核桃和腦子的形狀頗有幾份相像，應有補腦的功效。

弗雷澤認為人類思維經歷了“巫術一宗教一科學”三個階段，原始思維仍停留在最低級的巫術階段。宗教和科學都認識到了人的有限性，都懂得了謙卑和誠實。而巫術恰恰相反，一直不承認人的有限性，總期望用一些奇怪的符咒和儀式改變世界的進程，常常顯得無知而又自負。中國古代文獻中“人定勝天”的偉大氣魄，就是巫術信仰的口號。人類初民之間的戰爭包括了大量儀式性的感應方式，去掉對方的陽氣，增加自己的陽氣，都依賴於對感應的信賴。鬧旱災了，禁屠宰、關南門、求龍王，禁止女人露面，說女人露面妨礙了祈雨；出現瘟疫，請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壇神；有人亡故，請陰陽先生找風水寶地埋葬，以求多福多壽多子孫・・・・・・直到到民國時期仍是常有的事。

實際是，人類的活動對萬物的變化是有影響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寵信褒姒就會導致地震的因果關係。人類覺醒後，感應思維漸漸退位，理性思維逐漸占據主位。與感應思維對照，理性思維可說是因果式的思維，原理和事實、原因和結果占據着中心地位。相信感應跟相信因果是不一樣的。在物理因果關係中，受動的那個物體是完全消極的、被動的，比如施力給桌子，桌子是完全消極的，力來了它就動，力撤了它就不動。而在感應中，受感者並非完全被動，它有所感、有所應和，它在受感而動之際是積極回應的，就像是人對呼喚的響應一樣，是一種神秘的感動。今天，原始的巫術思考方式依然流行。民間的跳大神，就是一種感應式的治療方式。很多人到廟裡燒香、求籤，想生孩子去求觀音菩薩。諧音字的避諱，吉祥用語，也都屬於此列。今天，凡是不用因果機制來解釋事物的發生，人們稱之為迷信，迷信的東西多半屬於感應。種種氣功此起彼伏，其中很大一部分在於相信感應，例如意念致動，耳朵認字，等等。

二，自然、人、神分開後的精神至上

在古希臘人的意識里，自然、神和人，三者開始了分化。希臘神話裡面有兩個神系，一個是泰坦神族，一個是奧林匹斯神系。奧林匹斯神系是代表精神生活的新神，而泰坦神族是代表自然的舊神。代表自然力的神也稱作巨人。巨人族就是泰坦神族，他們非常原始，例如海神、河神、山神等。新神是自然神的升級版，是凌駕於自然之上的真神。古希臘神話里的新神和舊神的鬥爭就是神開始要凌駕於自然之上，把自己與自然界區分開來的一個象徵和標誌。所以，希臘神話裡面已經有了神、人和自然三元結構、三維結構。

這種三元結構的模式在希臘哲學裡面最早的體現就是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約前500-前428年），他認為有種純粹的靈魂存於整個宇宙之外，來推動和安排這個宇宙。他第一個把Nous（本意是靈魂、精神）跟整個宇宙區分開來。Nous是無處不在而又不與萬物混存的精神，是推動“種子”（指構成世界萬物的最初元素和始基）結合與分離從而生化萬物的力量，它是萬物的最後動因，是一切運動的源泉，並始終安排和維護着宇宙的秩序。這樣，神就是世界的動力。這意味着把神和自然界從哲學層面上區分開來。在希臘神話里已經有這種趨勢，但神話畢竟是神話，而在哲學裡面要從阿那克薩哥拉算起。他明確地把精神和物質劃分開來。自然界是被動的，神是能動的。

古希臘哲學最初就是出於對傳統宗教的批判，早期希臘哲學家、特別如赫拉克利特、塞諾芬尼等人，都反對原始宗教的犧牲獻祭，他們嘲笑神話，破除迷信。古典時期的阿那克薩哥拉、智者派更是對傳統宗教不屑一顧。而蘇格拉底的貢獻則在於，他不僅致力於破除舊的宗教（因此而被陪審團判處死刑），而且成功地建立了一種具有哲學層次的新宗教，或者說，他使哲學本身提升到一種更高的宗教即理性宗教。蘇格拉底強調：神是與物質有本質不同的精神實體，是永恆的。人的使命就是崇拜神，神之所以創造出人來是為了讓人去崇拜他。西方宗教從此擺脫了迷信，西方哲學也由自然哲學上升為精神哲學。

相比較而言，中國哲學自從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對古代的神話和迷信“敬而遠之”，並沒有從根本上揚棄迷信。董仲舒的讖緯神學由於仍然糾纏於“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場，而成為一種迷信和道德說教的混合物，精神性的東西被層層包裹於物質的外殼之中。宋明新道學則雖然大大減弱了迷信的色彩，而成為一種內聖外王之學和“內在超越”之學，但仍然沒有和迷信絕緣難以擺脫專制奴役

。

如果說“神”的觀念為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話，那麼“上帝”的觀念則是西方文化的特產。上帝並不是橫空出世的，在上帝未生之前，西方文化已有了他誕生的土壤，這土壤就是希臘理性主義哲學。希臘哲學蘊含了後來工業文明的文化奧秘：物直接呈現的物質形態是由其背後的理念、形式或邏各斯決定的；形式(Form)規定着事物的本質，而質料(Material)只是被動的可能性。真正構成上帝概念胚胎的還是柏拉圖的“理念”和亞里士多德的“純形式”。當這些胚胎同基督的人格上帝“碰撞”後，影響歐洲兩千年的上帝就誕生了。

柏拉圖認為，神是世界存在的原因或根據，但並不是一切事物的因，它只是善的事物之因而非惡的事物之因。神在本質上是善是真的。任何理念不過是分有神的善而已，神既是它們的原因，又是他們的最高境界（目的）。柏拉圖稱：神首先創造出世界靈魂，靈魂的職責是使事物受理念支配。然後，神用全部材料按一定此例和幾何結構創造出天體，接着創造了各種動物。神最後造出人。人是大宇宙的縮小，身體各部分都合乎目的而具有完滿性(類似天人合一)。由於人獨具理性靈魂，所以人為萬物之靈，而人的使命就是要侍奉神，祭祀神。

亞里士多德認為，萬物生生不息，變換無窮，就像一個巨大的因果鏈，一環扣一環。這樣邏輯地推導下去，必然有一個“最初的原因”，唯有它不需要什麼原因，這個終極因就是神。任何運動都有推動者，因此，天體的運動必然有一個最初的推動者，而這個不需要任何動力的推動者就是神。神是宇宙靈魂，是不動的動者，處在宇宙的最外層，推動天體的旋轉。亞里士多德還認為每一件事物都是造物主為了某種目的而安排下來的，這就是哲學上的目的論。神是理性思辨的對象，理性因為思想神而分享神的神性，神因為能夠被人思從而使人獲得了理性。神是絕對理性，是事物運動的最高目的。萬物都趨向這個最高善、最高目的而運動。這樣，理性既是事物的目的因，也是事物運動的動力因。亞氏認為神是最高學問，是至真、至善、至美。這主要集中在他的《形而上學》中。大科學家牛頓曾以亞氏的“邏輯”，作為他對上帝之信仰的一種解釋。

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本性除了也有動物性的一面之外，還有超越動物性的神性的一面。基督教把人看成是兩半。人半是天使，半是野獸；或者說半是天使，半是魔鬼。“天使”就是人帶有神性或精神性，以追求真理和博愛為目的，愛敵人，愛鄰近你的人；“魔鬼”就是人的肉體帶有自然性，以生存為目的，伴隨着競爭、掠奪與殺戮。而人性是人區別於任何其他動物、植物或生物的獨有特性，就是理性。理性是人的抽象思維能力，這是中國人所缺乏的。“人人生而平等”，很多以為是人和人之間的物質性平等；其實是指人在神性或者理性面前的人人平等。對於無神論者而言，沒有神，其理性就達不到神性的高度，也就沒有人性的平等可言，也就永遠擺脫不了被專制奴役的命運。

人除了動物性的吃喝性交外，還有更高的追求即精神生活的追求。基督教把神和自然分離開來，就把人從自然界提搞到了純粹的精神境界。在基督信仰中，上帝是絕對精神。聖經反覆強調，不准體貼肉體，只准追求真理。耶穌在曠野中餓了40天，魔鬼叫他把石頭變成麵包時，他說：“人活着不單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即真理）”。猶太基督教確立人的精神高於物質的基本原則。在《舊約》裡，神發洪水、發雷電，懲罰那些不聽話者。但在《新約》裡，連耶穌基督也逃脫不了一死。但是他的功勞就在於把人從自然提升到了神，促使人在純精神生活中追求個體意識的完成，這是中世紀最大的功勞。人在純粹的精神生活中與上帝合一，達到個體意識的完成。個體意識涉及許多方面，比如說財產關係、人際關係、人身不得侵犯、生命安全等等。這些東西都是屬於物質層面或肉體層次。基督教使人確立了個體意識的精神性，就是物質的事情都不談，人最該追求的是一種純精神，超越一切物質和感性需要之上的純精神，這就是基督教所造就的西方文化的重要內核。

西方有一種純粹的科學傳統，科學家為科學而科學，科學研究的動力來自於生命興趣的衝動。“哲學”在古希臘就是“愛智慧”（Philosophy），也就是不計功利，將智慧本身視為高於一切其他目的的最高目的。古希臘泰勒斯為觀察星空而失足掉入水坑，差點摔死，別人把他救起來，他說謝謝你，明天會下雨啊！於是成了一個笑話：哲學家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卻不知道腳下會發生的事情。兩千多年後，黑格爾說，“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赫拉克利特為研究哲學而放棄王位，最後餓死在牛欄；畢達哥拉斯發現了勾股定律，舉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德謨克利特說，發現一個事物的原因比當波斯人的王還好；柏拉圖的學園中，有人問學這些知識有什麼用，柏拉圖用一個銀幣打發他出去。亞里士多德總結道：哲學起源於“驚異”。驚異是一種超功利的興趣，它所激發的是一種純粹精神上的的“愛”的追求，是生命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就此而言，中國文化缺乏對純粹精神性的追求，只關心肉體（或與肉體不分的精神），而不關心純粹精神。所以魯迅曾把中國社會形容為一個“無愛的人間”。

中國文化核心是物質至上，都是圍繞物質功利轉。除基督教外所有的宗教在中國都被搞成了拜物教。進道觀拜神、進寺院拜佛，都是為了保佑升官發財。古儒們拜孔，是為了求仕；今儒們學馬列，也是為了當官。為什麼被全球拋棄的馬列垃圾能在中國大行其道？拜物教是其肥沃土壤。中國的名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出自大名鼎鼎的《易經》，清華大學初建時，居然把它作為校訓。它把徳和外在的物質掛鈎，即把功利作為是否厚德的標準，這就是號召大家去追求財富，並以此衡量徳的大小，即財富越多，德越大。因此，中國到處宣傳恭喜發財（新年賀詞的首句），多麼荒謬！請比較：基督教是把德和財富分開的，如：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都難。中國正是靠這荒謬的思維，皇帝占據天下所有財富，所以他是天之子，德配天下，只有皇族配享政治特權，因為他們是聖賢，中國文化就是人為的如此製造社會分裂。清華大學以“厚德載物”做校訓，證明了中國人的精神俗不可賴，中國人還未走出叢林和蒙昧。

中國文化的初心，是人的自大、無需信仰上帝，是人人皆可為堯舜，是君子“自強不息”獲得成功，而成功的標誌是功成名就、衣錦還鄉。西方基督文化的初心，是人的原罪，人的渺小，人需要通過信仰上帝得到救贖。西方人很清楚，他們和中國人最大衝突是價值觀的衝突，因為他們有精神價值觀，而中國人不懂精神價值觀。所以，把中西文化沖看成是經濟利益衝突的反應是錯誤的。

三，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國的天的區別

西方人也把上帝稱為天、天父、天堂，即“高高在上”從而成為人的最高追求和信仰。中國的天也是高高在上的，可能中國的天沒有那麼高。中國的成語說，“舉頭三尺有神明”，神無所不在。同樣是天，它們的含義不一樣。

中國人講的天是神聖化的自然，其實就是自然或自然神，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那種純粹的自然。請注意，在講中國的自然的時候，跟西方的nature是不一樣的。中國人講的天，雖然意味着自然，但它有神聖的含義，這跟西方自然科學的nature是不一樣的，西方自然科學的自然是經過“驅魅”的。基督教把人抬得很高，上帝“創世”的後果是把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打趴在地，只剩下一個神—-上帝。所以近代科學把物質看作是僵死的，物是沒有神靈，沒有精氣神的了。這為現代科學奠定了世界觀。因為世界是上帝造的，是物質的、機械的。所以現代科學才敢於拿一整套規律一攬子解決全部問題。楊振寧認為，“天人合一”思想“起源於《易經》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與人道在內，天的規律跟人世的規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學一個特點就是要擺脫掉‘天人合一’這個觀念，承認人世間有人世間的規律、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規律，這兩者是兩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天人合一實際上天人不分，以人的主觀代替了天的客觀，喪失了對客觀真理的正確認識；因此，也就無法正確對待客觀世界。

中國的天雖然是自然神，但它不是一個有自由意志的人格神。天有時指地方；有時指天理；有時指規律或社會規則。在董仲舒那裡，天是一套制度：“天不變，道亦不變”。人道跟天道同構，人就是按照天道來建立自己的社會制度和道德秩序的。《易經》開篇一句話，“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這是說：天象的變異，預示着禍福將降臨人間，只有聖人即聖王才能把握。聖王不但能夠參透天道，還能“法天而行”、“替天行道”。儒家將原始人對天的恐懼式的崇拜，引導為對君主的盲目崇拜。中國人把皇帝當成上帝，連神都是皇帝封的；中國人把皇帝說的話（人理）當成天理，整個民族也就失去了走近天理的方向感。比如，“殺人償命”在中國歷史上就是天理，但是，摩西十誡第六誡說，“不要殺人”。所以“不要殺人”才是天理，而“殺人償命”在西方是人理。今天，越來越多的國家廢除死刑，就是人類社會越來越趨向天理從而確立了“人權至上”的價值觀。中國人到現在也不明白天理和人理的區別。

《舊約》第一篇《創世紀》開宗明義：“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先有詞（語言），後有物，就這麼簡單！詞與上帝同在，詞就是上帝。

中國卻是“天道無言”。孔子講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春夏秋冬，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它就是這樣，按照自身的規律生生不息。天都不說了，人還說什麼？孔子否定上帝能說話，就是否定了上帝的萬能性，從而也否定人的自主性。老子的“道”是不可以說的，必須自己去體會，不用言說，說多了也沒用，聖人最多是示範，行“不言之教”。這好比游泳或者騎自行車，“平衡技巧”只能自己去體會。可見，這個“道”不過是技巧竅門而已。莊子的庖丁解牛的故事，暗示：熟能生巧，心無全牛，只有骨肉皮而已，依然是技巧，沒有發展出動物解剖學和原子論。從這裡可以看出：中國的道不是西方的永恆的邏各斯。雖然，老子的道是永恆的“恆道”，由於避諱，“恆道”成了“常道”，最後墮落為生活技巧和長生術而已。

中國文化有“反語言”傾向，只重視內心體驗和外部行動，語言當作一種臨時的跳板，不可信，更不可執着。孔子主張要“聽其言，觀其行”，“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對語言採取了極不信任的態度。莊子說：“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得意忘言”。禪宗則“不立文字”、“言語道斷，心行路絕”。儒、道、佛都把語言當成一種多餘或誤導性的東西，頂多是一種權宜之計，用完之後就徹底拋棄。在人際交往中，中國人不重契約，只重默契，寫在紙上的東西（文言）不兌現。反語言即反智，因為智慧須通過語言來傳遞的。反智必然反科技，因為科技是智慧的一種。所以，儒、道、佛都反科技。“反語言”不僅反智反科技，而且提倡“不爭”，反對言論自由，中國人成了魯迅所說的“沉默的國民”，中國社會因此難以擺脫一塌糊塗的“醬缸”狀態。

不重視語言的根源在於，中國文化中沒有真正的個體自由。所以從更深層次上說，中國哲學總體上有一種壓抑個人自由的傾向。老莊、禪佛講的“自由”是去掉個人執着之後的無所拘束、逍遙自在，無追求、無責任，等同於“自然”和“無為”，是一種“無意志的自由”。儒家講的“大丈夫精神”則是“無自由的意志”。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似乎達到了自由境界；但這個“矩”並不是他自由地建立起來的，而是從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傳下來的（雖然有所損益），他不過是習慣成自然了而已。

所以，中國人的歷史就是一部野蠻史，走一步退兩步的歷史。所謂的幾千年文明，只不過是一種奴隸文化而已。生命被剝奪了自由的能力，被剝奪了愛的能力，被剝奪了思想的能力，被剝奪了創造的能力，被剝奪了反抗的能力，被剝奪了審美的能力，被剝奪了科學思維的能力。他們不知生命的高貴，不知生命的尊嚴，不知生命的神聖。他們聽不到靈魂深處的生命呼喚，聽不到來自宇宙的生命律令!幾千年來，這個民族最優秀的生命被殺戮了！最優秀的基因被閹割了！剩下的只有植物般的麻木不仁和動物般的殘暴。可悲的是，悲劇依舊在這片土地延續！2012年反日的那次事件中被砸穿頭蓋骨的西安人李建利，一直住在醫院裡。因為開了一輛國產豐田，他被同胞砸車、暴打，險些丟命。其妻王菊玲恨過打人兇手蔡洋，最後她說：“歸根結底，這事還是要怪日本人。”

中國人崇拜暴力，喜歡武鬥，和日本人有什麼必然關係？自古以來，互相侵略的民族多了去了，進入現代文明後，有幾個在互相仇恨？當年被德國侵略過的國家，有幾個還在恨德國人？大家都在攜手並進！即便猶太人也只追查納粹分子，並沒仇恨德國人吧？整天懷揣仇恨的民族，是不會有半點前途的。全世界只有中國，民族之間互相瞧不起，城市之間互相鄙視，窮富仇恨，官民忌恨，婆媳矛盾永遠是電視主流。這都根源於愛有等差的仁愛或別愛。差別愛必然導致差別的恨，唯有博愛才能消除仇恨，唯有耶穌基督的大愛才能消除仇恨。

中國人看不到西方社會兩千多年一貫的理性文化靈魂，想不到自己的崛起也需要自己心靈深處的文化建構。如果思維模式不改變，任你其他方面的改革如何天翻地覆，最終會九九歸元，換湯不換藥。而思維模式的變革又主要着重於兩方面，一個是建立理性精神，一個是發揚自由精神。沒有邏輯理性，中國人難以擺脫愚昧殘暴；沒有平等自由，中國人只能生活在豬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