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將許光達遇難周恩來為何見死不救？

      名相周恩來死前最大的遺憾大概就是參與了對賀龍元帥的迫害。憑着一位老民主黨派人士的指證，就確定賀龍以前有什麼通敵的行為，把賀龍的“問題”定性為“反革命通敵罪。” 林彪死後，毛澤東不得不裝着說，都是林彪在賀龍的問題上欺騙了他。周相的內疚這時大概有些撕心裂肺，是周自己引導賀軍長加入中共，讓賀龍的部隊成為了南昌起義的主力。賀龍後來擁有元帥頭銜一是因為他有南昌起義總指揮這個資歷，二是因為他還曾是二方面軍的總指揮。

     周相的一大美名就是在文革中多次搭救黨政軍方面的老幹部，賀龍遇難周不但沒有出手相救還參入了迫害。另外一位在文革中遇難的高級將領，周相也是見死不救的，就是大將許光達。毛把賀龍看為劉少奇主席身後站着的軍爺就是賀龍悲劇的主因。把劉少奇和賀龍二人批倒批臭再踏上一隻腳無疑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在組織上在權力爭奪意義上的首要目標。

     回憶許光達大將在文革苦難遭遇的文章不少，但是認真探索其苦難原因的文字卻是稀少。同為湖南人又曾經是紅二方面軍的骨幹，許大將算是賀龍的鐵杆，絕不相信那些強加在賀龍元帥頭上的污衊之詞。被關押之後，許光達只是苦苦思索自身的“問題”，而不是想方設法給賀龍編織什麼罪名，好給自己開脫。

     裝甲兵司令許光達大將不合作的態度“證明”了他與賀龍是“反革命”的一夥，同時也證明了“反革命”在軍隊內部深厚的勢力，最終當然也就“雄辯地證實了”偉大領袖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十分的必要。所以，許的頑固態度很可能是毛和林彪所求之不得的，抗拒其實對毛展開他的政治宏圖更為有利。十年前彭德懷元帥被打為“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反黨分子”, 不是也有一個”反革命軍事俱樂部”作為倍襯，涉及大將總參謀長和上將中將少將多人。

     把許光達拿下也算是“殺雞給猴看”，對賀龍原紅二方面軍的部下可以起到震懾作用，使他們不敢亂說亂動，只能是敢怒不敢言。迫害大將許光達在政治上所產生的種種奧妙作用，名相周恩來應該是瞭然於心。

     打擊“反革命”和革命一樣，都是規模越大越好。”反革命”的能量和規模不俗，才能證明革命的力量更為宏大，革命領袖更加英明偉大。在毛的眼中，許光達不幸相當於半個賀龍，也成為了毛的主要打擊目標，而不是在邊緣區域被文革大潮所波及的對象。大將的命運一夜之間成了悲劇，周相無法表達同情，一是許將軍個人倔強性格所致，二是他自己不明不白地與賀龍有了那種超越“黨性”的鐵哥們關係。

     周相確實是營救過不少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黨政軍高級幹部，然而如果誰是老毛認定的死敵，周絕對沒有膽量出手相救。就是為了維護大局，他還必須裝着跟老毛一個德性把黨內同志視為革命的死敵。幸好，這種把人妖顛倒的制度性缺陷後來成了老鄧和中共改革派思考的主要問題。

下面附有紀念許光達大將的文章，作者並沒有着重說明許遭受迫害的主要原因，來幫助人們理解為何周恩來不能出手相救。

開國大將許光達文革挨斗：逝世前三天還被迫請罪

黨史文苑 作者：李意根

核心提示：“專案組不顧許光達病重，把病房變審房，加緊審訊和逼寫材料。據記載，在第一次住院的七十八天裡，被審訊二十九次，逼寫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後二十一天，審訊八次，寫材料七次。”“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審訊活動，直到逝世前三天，還被迫請罪。”

本文摘自：《黨史文苑》2008年第9期，作者：李意根，原題《大將許光達的‘文革’歲月》

許光達，1908年生，湖南長沙人。先後任裝甲兵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中共八屆中央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作為共和國開國大將，作為在共和國武裝力量發展過程中有着重要建樹、功勳卓著的一位革命家和軍事家，那不容侵犯的神聖與莊嚴，卻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中被褻瀆了……

1966年，風雲突變風暴起

1966年9月，率中國軍事代表團去歐洲訪問的許光達一行回到北京。機聲隆隆，相伴着高音喇叭的叫喊聲，“打倒資產階級司令部”、“打倒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聲音格外刺耳，機場四處也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標語。看到這些，許光達一行神情漠然，誰也沒有吭聲。

回到家中，許光達不像往日出訪歸來那樣高興，而是悶悶不樂的，一進門就坐在沙發上想着什麼。當高聲喇叭里“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吼叫聲再次傳來的時候，許光達拍桌而起，一股怒火沖了出來。他不停地在房間裡來回踱步，等怒氣漸漸平息後，他又坐下來，向妻子鄒靖華打聽道：“最近還聽到一些老同志的消息嗎？”鄒靖華說：“最近外面風傳賀龍和彭真搞‘二月兵變’……”說完，鄒靖華拿出幾張紅衛兵小報遞給許光達。

許光達接過小報一看，上面有7月27日康生的講話摘錄：“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這個大黑幫，他們策劃政變！”“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

“胡扯！”許光達十分氣憤，把小報一扔，“什麼‘二月兵變’，這事我清楚。”原來，1966年春北京軍區從外地調了一個團給北京衛戍區，主要是承擔民兵訓練、維護社會治安的任務。衛戍區曾為此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借房子給部隊暫住，學校沒同意。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怎麼變成“二月兵變”，還把彭真、賀龍硬扯進去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這時，許延濱、沈燕和曾正魁回來了。許延濱是許光達的獨生子，此時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生，同紅衛兵串聯，回到了北京；曾正魁是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許延濱的未婚妻；沈燕是許光達的養女，正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剛才，他們到北京大學看了大字報，又發現了不少新聞，見許光達回來，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講述起紅衛兵的“戰果”來。

許光達皺着眉，打斷他們的話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會有兩個司令部嗎？你們天天喊‘造反有理’，造誰的反？你們年輕，見過的事少。凡事要多動腦子，多問幾個為什麼！”

1967年，做觸及靈魂的檢查

1967年新年過後，形勢進一步惡化。在上海“一月風暴”的影響下，各地相繼奪權，好多地區處於癱瘓狀態。住在醫院裡的許光達，雖然病情有所好轉，但心情越發沉重。

1月16日，許光達回裝甲兵司令部主持了一個重要會議。晚飯過後，正準備回醫院。這時，突然跑來一些機關幹部和軍校的紅衛兵。一個小青年喊道：“許光達，走，到辦公室回答問題去。”說完，一伙人拉着許光達就往辦公室走去。

許光達跟着一群人剛走，又來了一夥，闖進家裡，為首的竟是許光達的生活秘書陳志文。一進門，陳志文就直奔許光達書房，打開保險柜，嘩啦嘩啦地把裡面的東西全翻了出來。沒有找到要找的東西，又亂翻許光達的寫字檯、書櫃，還是一無所獲。後來，他又衝進其他房間，仍然沒有搜出什麼，就把鄒靖華臥室里的一石膏仕女像給砸碎了，說是砸“四舊”。

之後，陳志文直接找到鄒靖華：“把‘二月兵變’的黑名單交出來！”鄒靖華這才明白他們要找什麼。原來，16日下午，李作鵬在海軍機關對軍隊院校來京的紅衛兵代表及各總部群眾代表說：“賀龍要搞‘二月兵變’，許光達是總參謀長……”這些人聽見風聲，便行動起來了。這簡直是莫須有的罪名！

“你是秘書，你都知道，還用問別人？！”鄒靖華頂了回去。

陳志文沒辦法，命令其他人繼續尋找。家裡被翻得亂七八糟，根本沒有什麼名單，卻抄出了一面日本旗，紅衛兵們如獲至寶，說這是許光達叛國投敵的罪證。許光達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二十多年前與日寇浴血奮戰，親自從日軍手中繳獲的戰利品，今天竟然成了投敵叛國的罪證……被帶到裝甲兵俱樂部後，許光達發現已經有好多人坐在那裡，有裝甲兵所屬院校的紅衛兵代表，有三總部的群眾代表，裝甲機關院裡的人也來了不少。俱樂部的氣氛相當嚴肅，誰也不敢高聲說話。

一排紅衛兵坐在主席台上，他們手裡都拿着紅寶書。一個紅衛兵衝着他大聲說道：“許光達，你知道我們要你回答的問題嗎？主要有三個：一、你要交代‘二月兵變’的陰謀、篡奪總參謀長職權的罪行；二、你鼓吹‘沒有技術就沒有裝甲兵’，是反對突出政治，是資產階級的軍事觀點；三、聽說你有三個老婆，除了北京的一個，老家還有兩個，這是犯重婚罪。”

許光達平靜地掃視了全場，說：“好吧，我現在來回答第一個問題。你們說的‘二月兵變’，我不清楚。誰都知道，如果搞‘兵變’，那是要掉腦袋的，我跟賀龍搞‘兵變’，我把腦袋掛在褲帶上去搶個總參謀長當，而我現在就是國防部副部長、大將，這個買賣太不划算，虧本的買賣我不干。”許光達沒有正面回答，而是用了一個形象的比較，回擊了他們的提問。會場上有人笑了，也有人覺得不滿，大聲地說着什麼。會場吵吵鬧鬧，主持會議的人無法使許光達就範，反而讓許光達問得張口結舌，只好命令休會。

就這樣，身為中央委員的許光達不明不白地被關押起來了。許光達被關押後，開始靜下心來考慮自己的問題。他想，自己戎馬生涯四十年，難道一點錯誤沒有？被關押之前，整日忙忙碌碌，我許光達又不是神仙，工作中肯定會有失誤的，過去沒有時間坐下來反省，現在好了，沒有干擾了，可以安下心來反省了。許光達懷着一顆真誠的心，對自己的歷史進行了一番清理，查找自己的缺點和錯誤。

8月14日，造反派又來了。幾個彪形大漢衝進許光達的家，不由分說地撕去他的領章帽徽，把他給逮捕了。

鄒靖華大聲斥責道：“你們要幹什麼？他是中央委員、大將，要逮捕他必須有中央和軍委的命令，至少要有軍事檢察院的逮捕證，你們隨便抓人，是非法的。”

許光達十分清醒，他平靜地對妻子說：“現在看來，很明顯，他們不是要我檢查，而是要我的命，你要準備再過十年那樣的生活。”他轉過身對剛剛結婚的兒子和兒媳說：“好好學習，努力工作，跟着毛主席幹革命，爸爸的一生交給了黨，你們也應該把自己的一生交給黨。”

許光達被帶到裝甲兵招待所。這次關押和上次不一樣了。這次已被撕去領章、帽徽，名副其實地成了階下囚。而批鬥也主要是武鬥，兩個大漢對這個年逾花甲的老人拳打腳踢，打得他渾身是傷，幾次休克……

許光達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他頭上頂着兩頂帽子：一頂是“二月兵變”的總參謀長，一頂是“三反”分子。此刻，他最擔心的是妻子鄒靖華，她能承受得起這種打擊嗎？

許光達與妻子見最後一面是在1968年的初春。當時，許光達等“黑幫分子”被拉出來打掃裝甲兵大院。得到消息後，鄒靖華領着一家人早早站在路旁的一棵白楊樹下，遠遠地向許光達望去。曾正魁把女兒高高舉起，揮動女兒的小手向爺爺致意。許光達看見了家人，眼裡閃着欣喜的亮光，也不斷地向家人揮手致意。

連續不的有批鬥，使許光達的健康狀況日趨惡化，咳嗽吐血，心臟病經常發作。可是，專案組不給他治療，逼着他交待罪行。他們在材料上寫道：“許光達是個老奸巨猾的傢伙，每當鬥爭的關鍵時刻，他就裝病。”他們公開宣揚，“許光達是‘二月兵變’的總參謀長，是賀案中的2號人物”，對許光達要“繼續作戰，不給敵人以喘息的機會”，要敢於“刺刀見紅”，“打下許光達，向九大獻禮”，叫嚷着“不怕許光達死，就怕完不成無產階級司令部交給的戰鬥任務”。

有一次，專案組對許光達連續批鬥了53個小時，專案組的人輪流值班，卻不讓許光達吃飯，試想一個身患心臟病的老人哪裡經得起這樣的折磨。許光達心臟病發作了，雖被送到醫院，但專案組仍不放鬆。有這樣一份材料，真實地紀錄着許光達經受的這段非人的折磨：

“在一年多的批鬥、審訊中，經常罰站、彎腰、請罪，多次搞“車輪戰”，其中一次長達三天三夜。還多次把許光達同志搞到外單位去游斗。許光達同志被整得昏厥過去，經醫生搶救後繼續審訊。”

“1968年11月中旬，許光達同志夜間咳嗽，出現痰中帶血、吐血等症狀。專案組人員頻繁審訊和逼寫材料。”

“11月中旬到住院，兩個月中，共審訊七十九次，逼寫材料二十五次。”

“專案組不顧許光達病重，把病房變審房，加緊審訊和逼寫材料。據記載，在第一次住院的七十八天裡，被審訊二十九次，逼寫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後二十一天，審訊八次，寫材料七次。”

“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審訊活動，直到逝世前三天，還被迫請罪。”

1969年，將星隕落

1969年5月16日，“許光達專案組”正副組長徐浩、姜永興通知許延濱夫婦去做許光達的工作。他們對許延濱夫婦說：“許光達很頑固，我們和他談話，他都罵人，你們去做工作，讓他趕緊認罪。”

5月26日中午，許延濱、曾正魁帶着他們一歲的女兒曾雪青去了醫院。在許光達的病房裡，已經坐着專案組的三個人，門外還坐着一個人作記錄。

6月3日，專案組把許延濱叫到辦公室，說許光達病重，讓許延濱去看，但他們又不放許光達走。10點鐘左右，專案組派人來通知說許光達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