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訴諸人身謬誤——歸咎於默克爾個人之“德”

在《德國的戲劇：默克爾難民政策悄然轉身》一文中，何清漣指默克爾2015年以來在難民政策上犯了大錯，說要“審視其能其德”。如同刀筆吏，何清漣在其文中對默克爾使用了大量而繁瑣的貶義詞，例如：占領道德高地，唱高調，破壞秩序，操縱國內政治，頑固堅持，善於作秀，虛偽矯情，言行不一，政客的油滑圓熟，太冷血，……。

這些用詞不可不謂毒辣，似乎就把“歐洲女王”從道德虛言的雲端上拽下來了。但是，凡是有正常認知能力的人都會看到：即使德國的難民政策有什麼失誤，也與默克爾個人品質的關係不大。

旅德三十年的華裔學者彭小明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一個在德國民間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即：默克爾的難民政策並不是她突發奇想、故意作秀，實在是萬不得已。彭小明回顧了2015年歐洲邊境的危急情況，大量難民瀕死垂危，有些國家見死不救。德國是歐盟的龍頭老大，必須站出來為人的生命、為歐洲傳統的人道主義價值觀說話。當時默克爾的決定不但得到了執政黨全黨的支持，而且得到了歐盟主席容克的高度讚揚。

默克爾所為，是德國基本法（憲法）和聯合國公約賦予德國政府的人道義務。但她特別真誠地去履行這樣的義務，而不是像其他政客一樣敷衍了事，這裡當然還有她個人的政治道德因素。就如默克爾自己所說：“如果德國見死不救，那這不再是我的德國。”

由此可見，何清漣這次犯下的是訴諸人身謬誤，即對人不對事。何指責默克爾在人格、動機、態度等方面存在一些負面品質，因而導致錯誤的德國難民政策。其實，德國難民潮以及處理方式是當時的大勢所趨，各方面的的因素使默克爾別無選擇。但何清漣卻無能認識歐洲大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及諸多現實因素，只是以人身攻擊為能事。

七，基本歸因謬誤：德國人受政治正確所裹挾

既然默克爾如此無德，德國人為什麼還會支持她的難民政策呢？何清漣斷言說：“推根溯源，都是歐洲左派政治長期以來堅持所謂政治正確惹的禍。”

政治正確就這樣成了一個萬惡不赦的罪名，被何清漣歸結成為德國走錯方向的理論根源。她在其多篇文章中討伐不休，例如：“德國人受到政治正確之裹挾，被所謂政治正確長久壓抑”；“是歐美長期奉行、且已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正確霸權”；“媒體追隨政府以保持政治正確性，對輿論專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然而，政治正確文化產生於美國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並不源自歐洲。這種反歧視的社會文化包含四項原則，除了同性戀之外，竟然有三項是保護何清漣本人的，例如：不能冒犯少數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見持有者。

身為亞裔、女性和持不同政見者，何清漣本人長期受到美國政治正確文化的保護，她不僅不感恩，還把這一來自美國的社會文化，作為罪名加諸於德國頭上。

那麼，德國人接收難民的真實原因到底是什麼呢？華盛頓郵報曾訪問一些在慕尼黑歡迎難民的德國人，多數人說想要彌補德國以前的暴行。除了想要贖罪的歷史原因之外，還有人想要回報本國難民被他國收留過的恩情。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歐洲大國，德國想要承擔道義，帶頭遵守國際難民法和歐洲共同庇護體系，保障難民權利。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救助身處戰火中的難民是一種人道行為，也是道德問題，與政治無關，與“政治正確”更是無關。但對這些普通常識，為什麼美國之音評論員何清漣會有理解上的障礙？何清漣在這裡犯了基本歸因謬誤。她的認知系統歪曲了來自歐洲的信息。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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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何清漣原文：

何清漣:德國的危機：“政治正確”下的媒體失靈

2016年1月6日 07:41

2015年12月31日，德國科隆中央火車站發生了1000餘名阿拉伯裔男子分組包圍性侵併搶劫90餘名德國女性的惡性事件，斯圖加特、漢堡也發生了類似事件約10來起。這些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傳得沸沸揚揚，但德國那麼多媒體，卻因“政治正確”選擇了沉默，直到2016年1月4日，《法蘭克福匯報》 以《科隆性侵，女市長召集危機緊急會議》（Sexuelle bergriffe in Kln Oberbürgermeisterin beruft Krisentreffen ein）為題報道，德國媒體才紛紛跟進，期間媒體失聲了三天整。

如此惡性事件的發生，德國總理默克爾與德國政府的失誤遲早會被批判。但我在本文中，只想談談德國媒體在政治正確的蒙蔽之下，如何喪失了媒體作為社會風險瞭望者的功能。

難民強姦德國女性，並非始自新年前夕

德國這個民族，從二戰之後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非常害怕外界對其種族主義的指責，人人都擔心因觸碰這個話題而被貼上新納粹的標籤。這就是默克爾至今仍然主張接收難民無上限的社會背景。

隨着百萬難民的湧入，許多德國人認為難民數量已經超過了德國社會的承受能力，但卻沒有適當的管道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只好聚集在Facebook上表達擔憂與不滿。但默克爾政府的做法是：將質疑政府難民政策的統統打入“黑暗德國”，其言論一律被看作是“新納粹的種族歧視言論”，於是出現了德國版的網絡監控。2015年9月14日，德國法務部長馬斯（Heiko Maas）召見了Facebook代表團，要求建立一個由Facebook、民間社會組織和NGO組成的工作小組，迅速刪除“仇恨帖子”，除了刪帖之外，還要加強用反證來對付仇外言論。9月下旬，在紐約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間隙，默克爾當面提醒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Facebook涉難民種族言論增多，扎克伯格承諾嚴控。

也因此，難民成了德國的法外寵兒。據說，難民在超市偷東西50歐元以下，由政府代償。店主就算是將警察叫來，也會無罪釋放。但德國人及其他國家的移民，只要偷一丁點東西就會遭受處分。零星的難民強姦案也發生多起，由於主流媒體拒不報道這些“不和諧”消息，只關注難民的痛苦，批評德國照顧得不太周到，這些“不和諧消息”就只能在德國人當中口耳相傳。

科隆12·31大規模難民性侵事件，推根溯源，都是歐洲左派政治長期以來堅持所謂“政治正確”惹的禍，具體來說，則是德國政府不當政策誘發出來的後果。德國媒體在這段時期內，對有關難民的負面新聞採取的無視、默殺報道方針，即使不是助紂為虐，也是推波助瀾。這一狀況，現在總算有媒體願意思考了，有篇報道題目為：《科隆性侵之後：媒體失靈怎樣威脅社會和諧》

薩拉辛：被德國政界與媒體射殺的“帶壞消息來的人”

我一直對歐洲社會嚴重左傾的“政治正確”心存看法，德國經濟學家蒂洛·薩拉辛（Thilo Sarrazin）的遭遇讓我有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德國的移民潮始於二戰之後，近20多年逐漸進入高峰，引起了一些有識之士的擔憂。2010年8月，經濟學家、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蒂洛·薩拉辛出版了《德國的自我毀滅》（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作者通過對一些統計數據的分析，在書中表達了這樣一種擔憂：由於大量移民湧入，德國正在走向毀滅。大量來自中東的移民生育率較高，其人數將可能超過德國本土居民。作者指出以下事實：穆斯林移民對融入德國社會不感興趣，他們不願依法繳稅、不願為社會作出貢獻。生活在柏林的大量阿拉伯裔和土耳其裔移民，從事的行業主要是賣菜和賣水果。由於這個群體數量不斷增大，導致德國整體識字率和數學能力大幅下降，德國正逐漸變成一個“笨蛋國家”。薩拉辛特別提到在德國的穆斯林群體，他說：“穆斯林移民無法像歐洲的其他移民群體一樣融入當地社會，其原因顯然不是基於他們的種族，而是深刻根植於他們的伊斯蘭文化。”

薩拉辛的這些言論，讓他遭受了滅頂之災。德國各界不在意他講的是不是事實，而在意他這本書的“政治不正確”。指責他的人馬當中，主力是德國政界和媒體，德國總理默克爾則是領軍人物。

這本書於2010年8月30日在柏林發行。但政界與媒體的圍剿卻已事先布陣。8月29日，默克爾在接受德國媒體採訪時說，薩拉辛的言論“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言論無異於“蔑視整個社會”，其言論具有歧視性，阻礙了德國在移民問題上的討論，她希望聯邦銀行就此事進行討論；德國外長韋斯特韋勒表示，“助長種族主義甚至是反猶主義的言辭在我們的政治表述中沒有位置”。

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局發表聲明，嚴厲譴責了薩拉辛的言論，指責其言論違背了該行規定，“損害了德意志聯邦銀行的聲譽”。8月31日，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會應社會要求，就取消薩拉辛的董事資格一事舉行聽證會，聽取薩拉辛對自己種種涉嫌種族歧視的言論進行解釋，並將討論如何處理薩拉辛。此後，董事會其他成員達成一致意見，請求總統伍爾夫解除薩拉辛的董事一職。這是這家銀行歷史上第一次向總統發出類似的請求。薩拉辛在巨大的壓力下辭職。他的辭職並未降低民眾的憤怒，不斷有民眾將其稱為“種族主義者”，要求其“閉嘴”。

薩拉辛不但成為本國政界與人民的“公敵”，還受到歐洲其他國家媒體的激烈批評。英國《金融時報》於9月10日發表托尼·巴伯的評論《歐洲政客不該拿移民做文章》，義正辭嚴地將薩拉辛批判了一番，還打兔子帶摟草，修理了荷蘭、意大利好幾位“種族主義者”。

只有極少數學者支持薩拉辛。德國土耳其裔社會學家內克拉·凱萊克就是薩拉辛的堅決支持者之一。凱萊克說：“薩拉辛是在呼籲我們穆斯林移民反思自己在德國發揮的作用，用種族主義來指責他是很荒謬的，因為伊斯蘭並非種族，而是一種文化和宗教。”

言論自由是民主社會保持活力的前提

美國當然也有“政治正確”這一習慣，但能將“言論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間的界限劃分清楚，認為言論自由只有一個目的，即保證每個人能夠說出他自己的聲音，保證這個世界永遠有不同的聲音。而絕不是保證人們只發出一種聲音，哪怕公認為這是“真理的聲音”。因此，今年在總統候選人競選時，才會出現川普這位以言論“政治不正確”為顯著特點的競選者。雖然白宮表示不歡迎川普成為總統候選人，但不能強行要求共和黨取消川普的競選資格。

美國新聞界的標杆人物約瑟夫·普利策曾有過一段名言：“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 由於這一傳統，美國堅持一條，不射殺帶來壞消息的人，主張媒體人充當“扒糞者”。

薩拉辛事件表明，德國媒體缺乏擔任“不測風雲瞭望者”的意願。2015年，默克爾的不設置難民接收數量上限的政策與部分媒體及德國人的“歡迎文化”，為德國迎來了109萬難民，引發了大量社會問題，比如700多起攻擊難民營事件、巨大的社會福利壓力、迅速下降的社會安全，以及12·31科隆、斯圖加特漢堡性侵事件。面對如此困局，不知德國人是否開始後悔，當年不應該用這種扼殺言論自由的方式對待政治不正確的言論？

我真誠地希望，德國媒體今後不要做“燈下黑”，在12·31事件之後痛定思痛，結束過去那種因堅持政治正確只報導光明面的報春鳥角色，對政治不正確的言論給予一點點寬容，不要射殺薩拉辛“這類帶壞消息來的人”。在政治正確蔚為風氣之時，讚美只是隨波逐流，批評則需要更大的勇氣與道德良知。

（本文德文資料由德國網友野罌粟@WilderMohn女士提供並核查，在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