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因何成了“一片散沙”？

中國社會，是原子形態的。對此，最形象的描述莫過於孫中山先生之“散沙”論。

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數比較起來，我們人數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應該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但是中國人的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

嚴復先生，看法幾同。

中國廿余口之租界，英人處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隱若敵國。吾閩粵民走南洋台灣非洲者，所在以億計，然終不免為人臧獲驅馳也，悲夫！

數以百萬計、上億的中國人，被外人驅使，原因何在？不團結、一片散沙也。

當今之日，離孫中山和嚴復先生之時代，已去百年，然而，我們的個人主義傾向，有增無減。北京大學著名學者錢理群先生說：今天大學所培養的，不過是一群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2003年春季，中國發生了大範圍SARS疫情，北京也是重災區。為防止疫情擴大，北京的大學都停課了。我在的學校，也停課了。等疫情過去，再開學，已經是6月，畢業生都該離校找工作了。為了給畢業生增加技能，使得他們在就業市場上，有競爭力。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緊急開展了面向畢業生的電子商務職業培訓，培訓點設在我們學院，我是主要參與者之一。

要培訓，也要考試，之後，發個證，相當於資格證明。

不巧的是，考試那天，網絡不通了。考試是在線的，試題下載、答案提交，都要在線進行。但，偏偏出故障了。此時，我就想用一台學生的機器作測試，和對方聯繫一下，以驗證是否是網絡系統出了問題。儘管無法答題了，但，我和好幾個學生提出這個要求時，他們都拒絕了。沒有人願意讓出自己的機器，好像那樣做，會影響了他們的成績。而事實是，那時，他們的計算機並不能正常操作。

一個學生都沒有，每個人都守着自己的鍵盤，好像那是一塊不容他人染指的美味的蛋糕。

之後是如何解決的，不再贅述。但這一片段，使我驚異於中國的利己主義到了怎樣登峰造極的地步——為自己，還不是為別人，不損害個人利益的情形下，都不願意比他人多出一點力。

人，是群居的，或者，就人類的理性而言，只有依靠集體，才能在與動物的競爭中獲得優勢。因為，與任何一種動物相比，人都明顯地處於劣勢。人，沒有羚羊跑得快，也沒有獅子和老虎威猛；沒有野狗的嗅覺靈敏，也不像長頸鹿一樣居高臨下，還有360的視野。所以，狩獵時期，人類一定是集體出動，依靠集體的智慧，才能抓到獵物，維持早期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人，天生是一種集體動物。如柏拉圖所言：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政治，不是一個人的事兒，而是如何處理公共事務。從非洲草原，到亞馬遜叢林，再到蒙古大漠和青藏高原，所到之處，人類都是以群體、聚居的形式，和動物競爭，並成為最後的勝利者。

但，這並不意味着，集體的形成是無條件的。正相反，集體之成為集體，必須滿足如下條件，即：

人們自願加入一個集體（注意是自願），並放棄或讓渡自己部分權利的唯一原因，是在集體中所得至少大於其單幹收入。這是從加入者的角度看。另一方面，一個集體若不是靠強制和暴力，還能持續下去的唯一原因也在於，每一個加入者進入集體之後之所得，都大於其單幹收益。只要有一個人，觀察到其所得變差，他肯定逃跑。除非是被綁架。

不妨觀察一下帝企鵝，在南極洲的狂風和暴雪中，是如何抱團過冬的。

南極洲年平均氣溫為零下25度；沿海地帶，氣溫較高，也在零下20度上下，如何在極寒地帶安全過冬，即使對於耐寒的企鵝，也是嚴酷的挑戰。

帝企鵝是企鵝中體形最大的一種，身高可達90厘米，最高的可達1米20。和其他種類企鵝不同的是，帝企鵝是在冬季產卵和孵化的。這就帶來一個更嚴峻的問題，帝企鵝不僅要保障自己安全過冬，還要有足夠的溫度來孵化小企鵝。

於是，科學家們在南極洲濱海灘地，見識了動物界最為壯觀、也最為感人的畫面，數萬隻帝企鵝圍成一個圈子，最大限度地縮小彼此的距離，以抵禦南極洲最惡劣的狂風和暴雪。北風呼嘯，白雪飄飄，天地一體，茫然一色，天空中瀰漫着飛旋的雪花；一隻只企鵝寂寂獨立、默默不語，組成一個方圓數百米的企鵝群，以集體的力量演繹着南極冰原上最優美的生命之歌。

處於中心的企鵝，自然是喜歡抱團的。因為，她們的四周，被其他企鵝所包圍，阻擋了在冰原上肆虐的飛雪，另一方面，企鵝的體溫也不會流失，可以相互取暖。即：越是中心的企鵝，越能感受到集體的溫暖。但這不是說，位於邊緣的企鵝、特別是最外層的企鵝，感受不到組織的暖意。倘如是，最外圈的企鵝，就沒必要加入；最外圈的企鵝走了，次外層的企鵝，就成了最外圈，也會逃之夭夭。帝企鵝之抱團取暖，隨之崩潰。

換言之，帝企鵝之所以能抱團取暖，意味着企鵝群中的每一個企鵝，其感受都是帕累托改進的——每一個企鵝的狀態，都比單獨“佇立在風中”，有了改善；且，沒有一個企鵝的狀態改善，來自於另一個企鵝的狀態變壞。中心區域的企鵝，改善更多；邊緣區域的企鵝，改善較少；即便是最外層的企鵝，也變好了。因為，要是她獨立寒丘的話，是四面受風，而加入群體之後，是180度迎風，境況也顯著改善了。

這是我的觀察和分析。後來，一個國際研究團隊，跟蹤了四個月，從空中俯拍，發現帝企鵝之抱團，更加民主化，即：中心區域的企鵝，不是絕對核心，也就不總是最大得利者；邊緣的企鵝，也不是總在邊緣，也有機會進入核心，分享集體帶來的最大收益。

據科技雜誌Wired網站報道，成千上萬雄性帝企鵝在南極的寒風中擠成一團，以孵化企鵝蛋。這些擠在一起的企鵝大概30到60秒變換一次隊形，以保證每個企鵝都能有機會在整個抱團溫暖的中心。企鵝們抱團取暖的秘訣在於，保持正確的隊形，如果企鵝們站得太松，就不足以保持足夠的熱量。但是，如果他們擠得過緊，則不能有效變換隊形，邊緣的企鵝可能得不到足夠的熱量。

企鵝們每一分鐘大約移動2到4英寸腳步，這樣可以保持整個隊形的鬆緊適中，變換隊形也使得企鵝輪換出現在抱團最溫暖的中心，企鵝們從一頭進入，到達中心，再從另一頭出去。這種緩慢的行進還讓許多企鵝的小群體能夠組成一個大的抱團。研究者還發現，企鵝個體不改變其和周邊企鵝的相對位置，也不橫穿抱團。每隻企鵝緩慢的移動能保證抱團整體運行良好。

如此，抱團取暖的每一個企鵝，狀態不僅會改善，而且，長期來看，改善的程度也大體一致。也就是說，企鵝集體主義的成立，恰恰是保障了每一個企鵝的個體利益，在集體中都有改善；而不是部分企鵝得利，另一部分企鵝受損。

企鵝如此，人會如何？下面，再說一個藏民狩獵的故事。

美國人類學者羅伯特.彼.埃克瓦爾，1930年代曾經帶着自己的美國妻子和孩子，居住在今天甘肅南部的藏族聚居區，在其所著《西藏的地平線》一書中，他真實地記錄了藏族同胞如何瓜分獵物：

我的夥伴們爭相去宰殺羚羊，其敏捷的程度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最後，獵物被分割成相等的七份，這意味着每個人都有合理的一份。獵物的皮毛分給了我，作為用我的槍獵殺羚羊的酬謝。按照藏族的習慣，酬謝的東西必須屬於槍的主人，而不是使用槍的人。對於一個獵人來說，射擊時，僅僅是身體顫動了一下，一份肉食已是足夠的酬勞了。毛皮屬於獵槍的所有者，這是對擁有槍支者的報酬。假如我使用的槍，是借別人的，毛皮就會交到槍的主人那裡去。即使獵物是我射殺的，但，槍卻是別人的，毛皮也就不能屬於我而屬於槍的主人。這是藏族人的規矩。

企鵝有抱團取暖的天賦，藏人有合作打獵的文化，為什麼飽受集體主義薰陶的國人，卻沒有集體觀念，損人利己，以鄰為壑，冷漠、自私、欺騙和缺乏公德呢？原因何在？

1792年，跟隨馬格爾尼英國訪華團來中國訪問的約翰.巴羅如是說：

一個天性既不殘忍，也不陰鬱暴躁，而是和平、溫順和快樂的民族，其性格之中卻有這些令人不快的特點（注釋，就是上文所述：冷漠、自私、缺乏公德、不誠實），只能歸之於習俗的教化和無時不在的權威的脅迫。這一推斷可以由大批不同時期來到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現在印尼）、檳榔嶼，和其他我們東印度公司屬地的移民行為得到證明。在那些地方，他們的誠實跟他們的溫順和勤奮一樣出色。

什麼是無時不在的權威呢？專制是也，皇權是也，大一統是也。對此，約翰.巴羅進一步寫到：中國人滿足於在朝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有任何權力。在這樣的國度，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熱情源自信任，冷漠由於懷疑和敵意。朋友之間是相互信任的；對敵人，則要處處小心，處處設防，當“處處設防”的成本太高難以承受時，一個更好的辦法是拒絕接觸和交流，以免上當受騙。冷漠由此而生——每一個人都披着一層堅硬的鎧甲，把自己裝進去，對外，始終是一副冷冰冰的無表情面容。

冷漠和熱情，都不是憑空來的，都是長期“訓練”的結果。在一個滿是懷疑、隱瞞、欺詐的惡劣環境中，呆長了，人自然會提高警惕，嚴防被騙，就像地下工作者，對周圍的所有人，都以“假想敵”的思維和眼光進行審視，久而久之，冷漠是必然的。熱情、坦誠待人，不會給你帶來任何好處，只會給你帶來更大麻煩。

不信任別人，相互猜忌和懷疑，甚至寫密信、告黑狀，正是專制統治的秘訣之一。只有群眾斗群眾，全社會演變成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對他人，冷眼相向；對公共事務，袖手旁觀；對公平正義，冷漠麻木。惟如此，才是當權者滿心歡喜的。換言之，一盤散沙，正是專制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反之，要是群眾之間沒矛盾，親如兄弟，精誠合作，反倒是君上寢食難安、必欲除之而後快的。

且看實例。

容閎是1872年中國公派留學項目的負責人，正式名稱叫學生監督，簡稱學監。清政府給他安排的副手叫陳蘭彬，翰林出身，居刑部20年，久屈於主事末秩，不得升遷。何也？膽小怕事兒，什麼責任也不承擔。“即一羽之輕，陳君視之不啻泰山，不敢謂吾力足以舉之”。

就是這麼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角兒，被滿清委以重任。任務是什麼呢？拆容閎的台、監視容閎，打小報告，告狀。容閎在自傳《西學東漸記》中，對陳蘭彬之所為，極為克制地寫道：

陳既挾此成見，故當其任監督時，與子共事，時有齟齬，每遇極正當之事，大可著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陳輒故為反對以阻撓之。例如，學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雜各費。又如學生寄居美人寓中隨美人而同為祈禱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禮，以及平日之遊戲、運動、改裝等問題，凡此瑣瑣細事，隨時發生。每值解決此等問題時，陳與學生常生衝突，予恆居間為調停人。

但遇學生為正當之請求，而陳故靳不允，則予每代學生略為辯護。以是陳疑予為偏袒學生，不無怏怏。雖未至形諸辭色，而芥蒂之見，固所不免。蓋陳之為人，當未至美國以前，足跡不出國門一步，故於揣度物情，評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據為標準者，仍完全為中國人之見解，即其畢生所聞，亦以久處專制壓力之下，習於服從性質，故絕無自由之精神與活潑之思想。

而此多數青年之學生，既至新英國省，日受新英國教育之陶熔，且習與美人交際，故學識乃隨年齡而俱長。其一切言行舉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漸改其故態，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不足為學生責也。況彼等既離去故國而來此，終日炮吸自由空氣，其平昔性靈上所受極重之壓力，一旦排空飛去，言論思想，悉與舊教育不侔，好為種種健身之運動，跳躑馳騁，不復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勢，何足深怪！但在陳蘭彬輩眼光觀之，則又目為不正當矣。

不過，頗為搞笑的是，陳蘭彬反倒因為他大力反對的留學項目升了大官，擔任大清國駐華盛頓全權公使，後來居上，成了容閎的上司。容閎是副使，可容閎並無意於官位，給李鴻章寫信堅辭其職。李鴻章覆信，讓容閎兼任留學監督，全權處理留學事務，容閎才勉強同意。此時，陳蘭彬位高權重，更加肆無忌憚，不僅自己和容閎作對，還故技重施，安排自己的鐵杆兒吳子登擔任容閎的副手，繼續挖容閎的牆角，並對容閎形成上下夾擊之勢。

有陳蘭彬做後台，吳子登比陳蘭彬幹得更賣力。

一八七六年秋間，吳子登既任事，對於從前已定之成規，處處吹毛求疵，苛求其短。顧有所不滿意，又不明以告予，惟日通消息於北京，造為種種謠言：謂予若何不盡職，若何縱容學生，任其放蕩淫佚，並授學生以種種不應得之權利，實毫無俾益：學生在美國，專好學美國人為運動遊戲之事，讀書時少而遊戲時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種秘密社會，此種社會有為宗教者，有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當之行為；坐是之故，學生絕無敬師之禮，對於新監督之訓言，若東風之過耳；又因習耶教科學，或入星期學校，故學生已多半入耶穌教；此等學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國，必致全失其愛國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欲為中國國家謀幸福計，當從速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美學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國家早獲一日之福云云。

容閎先和陳蘭彬，後與陳蘭彬、吳子登意見相左、互相掣肘，李鴻章不知道嗎？知道。總理事務衙門不知道嗎？知道。滿清政府不知道嗎？也知道。可為什麼不調換任何一方呢？這就是數千年專制制度的官場秘籍——下屬互不信任，彼此猜忌，上級才好差遣。一會兒以左壓右，下一刻，以右壓左。左右兩派，為了邀寵，無不奮勇。

美國是容閎和陳蘭彬的角斗場，英國，則是郭嵩燾和劉錫鴻的戰場。正使郭嵩燾思想開明，說要向西方學習；副手劉錫鴻非常保守，整天給朝廷打小報告，說郭嵩燾崇洋媚外、大搞自由化。篇幅所限，就不再呈現其內鬥細節了，只公布一下結果：保守的劉錫鴻大獲全勝，郭嵩燾給整倒了，郭不僅丟了官職，還被滿朝士大夫視為離經叛道的逆臣，被趕回湖南老家，永不錄用。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誰是漁翁呢？皇帝。換言之，下屬之間甚至整個官僚集團，山頭林立、各自為戰、互相掣肘、彼此拆台，今天刮東風，明天吹西風；以左壓右，抑右打左，最後出來收拾殘局的一定是老大。因此，原子化官僚集團，與其說是符合最高統治者利益的，不如說，這就是專制體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至於分化群眾、瓦解團體，使民眾互不信任、揭發告密、以鄰為壑、以鄰為敵之理論和實踐，在中國，更是源遠流長、爐火純青。以連坐制為例。中國的“連坐”制度發端於周朝，是世界上實施歷史最長、長達2500多年，民國時還存在；牽涉範圍最廣，官民均在節制之列；處罰最嚴厲和殘暴、動輒殺頭的國家。連坐制使人人自危，且，時刻以警惕和懷疑的目光監視你的鄰居，擔心萬一鄰居不軌，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

眼下，中國人糾結於“老人倒了扶不扶”，扶起來送一程，是人之常情、也是人類社會的常態，但是，你要知道，扶危濟困對中國人來說，最大的風險並不是老人會訛你一筆醫藥費，而是專制政府會要你的命。

盲流皇帝朱元璋在《大誥三編》裡，得意洋洋地講述了他如何因為一個逃犯殺了沿途所有給逃犯提供幫助的人家的。

皂隸潘富犯法外逃，沿途有兩百餘家知情，有的人家並曾提供食宿。追者回奏，將豪民趙真、勝奴並兩百餘家盡行抄沒，持杖者盡皆誅戮。沿途節次遞送者一百七戶盡行梟令，抄沒其家。嗚呼：見惡不拿，竟在同惡相濟，以致事發，身亡家破，又何恨歟？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聽朕言以擒奸惡，不但去除民海，身家亦無患矣？

老百姓怎麼能知道誰是逃犯呢？

民眾出於天地良心，容留陌生人住了一夜，或者，施了一杯茶，舍了一碗粥，突然之間，飛來橫禍，一家子的命都沒了。下次，你還敢嗎？即便你敢，你家人也不允許你那麼做啊。不冷漠，才是怪事。如此說來，今天扶個老人起來走幾步，風險小多了。不過是破財，斷無性命之憂的。

這就是中國歷史的巨大進步了。

順便說一句，英國歷史上有一個臭名昭著的女王，她在位時，下令燒死約300名宗教異端人士，時人稱其“血腥瑪麗”，其在位時間為1553年到1558年，和中國的明朝相當。朱元璋當皇帝，殺了多少人呢？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長一案，李善長全家70餘口滅族，因李一案三萬餘人無端丟命。

當然，中國人多，和總人口比起來，也許殺個萬八千的不算什麼。不過，朱元璋時期的明朝，有英國一百倍嗎？沒有。可朱元璋殺人之多是血腥瑪麗的數百倍。儘管如此，吳晗寫《朱元璋傳》，認為他是好皇帝。康熙更是盛讚朱元璋“德隆唐宋”，即朱元璋比唐太宗宋太祖，都好。於是，滿清雖然推翻了明朝，但是，規章制度一因明制。

我有多次這樣的經驗，當我想為旁人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說兩句時，警察“義正詞嚴”地警告你：你別管，再說，連你也抓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可是，當同情心、正義感，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時，誰也不會不先救自己，這正是體制樂意見到的。當所有民眾成為原子態，各個擊破才能得心應手。如若不信，不妨想想，重大責任事故之後，當局是不是首先把受害群眾一一隔離啊！

專制，將人性中最基本的惻隱之心，摧殘殆盡，使每一個人都變成孤零零的、互不連接的島嶼，正像約翰巴羅所言：朝廷有的是閒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願來塑造國民……灌輸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毀相互的信任，培養人們的冷漠，使他們對自己的鄰居猜忌和懷疑，凡此種種朝廷煞費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們終止社會交往……。雞犬相聞，人無往來，散沙局面，大功達成。

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

北京，望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