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警槍殺華人，應循法律途徑追責

姜維平

今年，3月28日18時，數以千計的華人聚集在巴黎19區警察局的門前，要求警方對3月26日發生的一起，劉氏中國公民遭警察槍殺的案件展開調查，當地多位華人僑領，也積極參與後續事件處理，據稱，此次到會的共有法國方面18位代表，其中包括巴黎警察總局局長、法國巴黎19區區長、19區警察局局長等法方警察和政府官員。現場參會的華人僑領共有21人。相關視頻顯示，這次由突發事件引起的抗議活動，群情激憤，規模空前，僑居巴黎的華人非常團結，是多年少有的現象，這或許是本次聚會進行三個小時之後，立即有了一個值得期待的初步結果的原因。

據報道，法國警方聲稱已經將槍殺華人的警員停職關押審查，法國警察內部兩個獨立部門的審查程序也已經緊急啟動。同時，當地時間27日夜晚，參與抗議活動的35個被捕華人已經有26個被釋放，其餘的9個人在延長羈押24小時，經過法律程序後，也即將重獲自由。同時，警方還允許華人舉行合法的悼念活動。在筆者看來，下一步是要靠證據，證人證言，在法庭上辯論，而不是在街道上聚集，要理性地，真正地有力，有序，有節地為這位被槍殺的華人討回公道。而且，我要向上述這些熱愛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勇敢地站出來，把個人生死置於身外的，大聲疾呼的，包括35個被捕兄弟在內的華人，表示由衷的敬意。

一般情況下，社會上發生某一起令人憤慨的事件，會情緒非常激烈，像26日發生的一位中國公民被警察開槍打死，不僅他不是什麼恐怖分子，也沒有抵抗，傷及三個警察的能力，而且執法的警察沒穿制服，也沒帶執法儀，就闖入公民的私人領地，還當着兩個孩子的面，槍殺了他的父親，不論怎麼說，警方都不站在理上，當地的華人看到相關報道，大都會站在自己的同胞一邊，在抗議和示威過程中，做出一些激烈的言行，是可以諒解的，但接下來，可能，花錢請律師，打官司，尋找更強有力的證據，安慰逝者的家人，比什麼都重要，是否應當把“沒帶記錄儀”，作為一個焦點，請律師追究和研討，我很不明白，法國警察不帶設備的原因，有無可能這三個人是“菜鳥”警察，而鄰居又誇大了報警的言辭，酒後的劉少堯確有一些失態，總之，我覺得警察和死者的遭遇是一次令人痛心的誤會，不像故意殺害弱者，倒是像慌亂中，由於心理素質太差而忘記了槍支使用的有關規定，假如是明知沒有記錄儀而肆意妄為，這就另當別論。

其實，我已注意到一個情節，事發後，警察們曾把死者的家人趕到外面，長達幾小時，是保護現場，還是偽造證據，有媒體做了推論，我看後者的可能性不大，法國是司法獨立的國家，律師參與辯護，也是完全自主的，沒有官員敢於干涉司法的，證人也不會受到威脅，假如真的是警察自己故意刺傷自身，以逃避法律懲處，嫁禍於死者，從技術的角度看，法醫可以鑑定出，同一兇器上，必有警察的指紋，也應當有死者的指紋，而且，法國的法醫是獨立於黨派之外的專業人士，他沒有必要造假。更重要的是，警察執法不帶記錄儀，又出現殺死人的惡劣結果，首先就失利，在法庭上，可能優勢還在弱者一邊，關鍵要請一個懂得當地情況的有正義感的好律師出庭，把一系列證據拿到法庭上，爭得法官的認可，這就需要比較多的費用，而大牌律師的收費則是昂貴的，好在，死者因事件的特殊性已知名度較高，相信會有華人富豪慷慨解囊，既使如此，案件進了法院，可能效率比較低，因為法制社會，一切爭議都要交到法院，還要走完全部程序，故此，案件積壓如山，可能警察被懲處，要等一兩年時間，時過境遷，不斷有新聞出現，也許隨着關注度降低，判決的公正性，就可能打了折扣，這也是對死者及廣大華人不利的方面。

但是，不論最後法庭如何結論，都不會改變一個殘酷的現實，五個孩子們永遠地沒有了自己的父親，而且，當着孩子們的面，殺死他的父親，這是殘忍的，不人道的，令人髮指的，它使我記起2015年5月2日，中國發生的黑龍江省安慶火車站的一起類似案件，一個警察面對徐純合與他的母親和孩子，同樣毫不猶豫地槍殺了這位多年上訪的農民，看來，不論是專制還是民主的國家，不論東方還是西方，都會有警察濫用槍支殺人傷人的問題，首先，司法機關要做得是，如何把警察的權利，固定在籠子裡，使他們打擊壞人，而不是欺壓老百姓，當然，同時警察也會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總之，控方和辯方，都需要法律武器的保護，用它來主持公道。無疑地，這起案件，既使已循法律途徑解決，也會給死去的父親的孩子，即，那些未成年人，留下永遠無法撫平的傷痕，還留下復仇發芽的種子，這將影響她們的一生，也可能傷及未來，但願明天不再有這樣的悲劇上演。

2017年3月29日於加拿大。

自由亞洲電台2017年4月3日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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