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種鴉片談起

  有關抗日戰爭期間，中共軍隊在陝甘寧邊區種鴉片的爭論在網上已經有些年了。誠實地說，我對此種爭論不怎麼關心；因為爭論最終的目的是證明中共是“好人”還是“壞人”。這在我看來意義不大。不過，既然現在提到了，不妨談談自己的看法。

  我先是看查閱了網上正反兩方面的有關文章（抱歉，我並沒有認真閱讀），從而得出一點簡單的結論：就是在爭論誰是“好人”（往往是蔣介石“好”，還是毛澤東“好”）。就我瀏覽一些文章而言，第一個看法是，抗日戰爭期間，陝甘寧邊區和中共在敵後建立的根據地在財政上是各自為政的，彼此因地域上的關係（中共根據地四周不是日偽占領區，就是國統區）一般都是自給自足求生存。也就是說，中共陝甘寧邊區的財政只解決自己邊區內的財政問題。而此邊區地廣人稀，經濟非常落後，人口僅150萬左右，中共通過收稅得到的財源非常有限。而其他中共敵後根據地的人口都大大超過陝甘寧邊區。我推測，中共敵後根據地，除了陝甘寧邊區外，其他地區解決財政問題都相對比之容易一些。

  陝甘寧邊區中共軍隊和邊區行政人員等有多少？我猜測至少四、五萬。要養活這些人口，1941年竟然征糧20萬擔（每擔100斤），這真是讓這塊極其貧瘠土地上的老百姓受不了。然而就這些糧食也僅僅夠邊區軍政人員餓不死。除了吃喝外，邊區的軍政人員還需要別的生活資料；而邊區內則無法保障。怎麼辦？到邊區以外的地區去買唄。那邊區的錢呢？看圖表有販鹽；另外，最大宗的就是“特貨”，也就是鴉片。看來中共的陝甘寧邊區確實是倒騰鴉片買賣，甚至是動用軍隊種鴉片的。

  他們竟敢種鴉片？！可您怎麼不問問，國民黨和日占區當局在1941年一月，在圍殲了中共新四軍軍部後，便嚴酷封鎖陝甘寧邊區，並拒發軍餉了呢（4.6萬人的）？極端仇共者定會說“中共是一群惡魔，假抗日，趁國民黨軍之危發展自己的軍力，必須滅之而後快”。如果確實是這樣，我還能說什麼？這等於說國民黨政府是決心困死中共陝甘寧邊區；但中共是不會束手待斃的。我這裡還沒反問呢：國民黨各路軍閥就不買賣鴉片嗎？

  從歷史資料中我得知，在當年，中國西北地區種鴉片是很普遍的現象；以至“煙土”在那裡成為“硬通貨”。既然如此，當時中共在陝甘寧地區是不會當春秋時期的“宋襄公”的；“仁義”只能停留在口頭上。

  諸位，從我的口氣上，好像就沒有“好人”“壞人”之分似的？是的，我就是這麼想的，當今之世界是“春秋無義戰”，至少“好人”“壞人”也是相對而言。我有條件地同意這種說法：共產黨和國民黨是親兄弟。當年蔣介石的國民黨和毛澤東的共產黨不都是要獨裁的嘛？他們表面上都嚷嚷要民主，骨子裡可是另一套。不同的是，蔣介石先生基本掌握着國家政權，而毛的中共是“造反者”。抗日戰爭中民族危亡，在各種政治壓力下，表面上兩黨合作，共同抗日，實際上消滅對方的心思一直是心照不宣。嘿嘿，兩個都要玩兒獨裁的怎麼能真正合作？最終只能有一個勝利者。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很快開始了你死我活的內戰。短短幾年，表面強大的蔣介石先生的幾百萬大軍煙飛灰滅。“土包子”毛澤東的農民大軍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如不是杜魯門總統因北朝鮮入侵南朝鮮下令封鎖台灣海峽，台灣很可能就落入共軍之手。當時美國政府認為蔣的政府腐敗透頂，基本上放棄之。

  蔣先生的“黨國”為何如此速敗？我看到很多仇共者在替當年慘敗的國軍文過飾非。什麼八年抗戰，國軍已筋疲力盡；什麼中共得到日軍投降後留下的武器，甚至從前蘇聯得到大量武器（有人還說大量蘇軍和東歐軍隊也捲入中國內戰幫中共打仗）；什麼中共間諜無孔不入；什麼中共的欺騙宣傳奏效；什麼共軍草菅人命搞人海戰術，甚至驅使老百姓在陣前衝鋒送死；等等不一而足。呵呵，八年抗戰勝利是國民黨軍，特別是蔣先生嫡系部隊最盛時期。共軍是得到投降日軍武器，那有美國人在抗日戰爭中裝備國軍的多嗎？中共間諜確實鑽入國軍要害部門，請問國軍的間諜怎麼如此笨蛋？再說，間諜的情報是決定性的嗎？中共確實在宣傳上成效很大，但為什麼民眾寧願相信中共，卻唾棄國民黨的宣傳？至於中共的人海戰術，如果那些有關文史資料寫的完全是真實的，我就奇怪為什麼那麼多共軍戰士會前赴後繼地沖向敵陣，而這些戰士中竟然有一半以上的原國軍士兵？

  國民黨敗了就是敗了，別找各種是似而非的原因掩飾了吧。蔣介石先生的國民黨人失敗的最主要因素來自內部；一是自身的腐敗，二是蔣先生還沒有那麼大的統治力，各個派系他無法根本控制。反觀中共，革命造反正逢其時，社會矛盾因長期的戰爭和各種得不到救助的自然災害，變得極其尖銳，整個中華大地遍布不斷揭竿而起的赤貧民眾；中共不乏生力軍的聚集。嘿嘿，看看這種對比，國民黨不敗都難。

  讓我們假設一下蔣介石先生最終打敗了中共會怎麼樣吧；讓我們假設一下當時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在終於“平叛”之後清廉起來了吧；實施專制統治的國民黨政府到時候仍然會漸漸腐敗！這就是因為他們手裡有着統治國家的絕對權力。你說絕對不會，因為蔣公會遵照孫中山先生的遺願還政於民，大力建立民主制度。嗯，好極了！我們最終承認民主制度要取代專制。這樣看來，民主制度最重要！“好人”是靠不住的；是吧？

  台灣在蔣經國之後開放黨禁，實施民主制度，並經歷了逐步的平穩過渡。台灣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黨交替執政也有很多年了。我想問一下讀者，台灣的政客們是不是特別高尚？非也，明顯的例子就是陳水扁先生犯罪入獄。那台灣的政體為什麼還相對穩定？因為制度本身。

  不想再多說什麼了，請再別跟我說什麼“好人”“壞人”；請別寄希望當權者“高尚”起來，老百姓也成為“高尚”的奴隸。

附錄：毛澤東寫的“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

  這是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第一章，原題為《關於過去工作的基本總結》。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戰爭期間根據地最困難的時期。由於日本侵略軍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根據地的財政發生了極大的困難。毛澤東指出黨必須努力領導人民發展農業生產和其它生產事業，並號召根據地的機關、學校、部隊儘可能地實行生產自給，以便克服財政和經濟的困難。毛澤東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書，以及《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組織起來》等文，就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生產運動的基本綱領。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書裡，毛澤東着重地批判了那種離開發展經濟而單純在財政收支問題上打主意的錯誤思想，和那種不注意動員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渡過困難而只注意向人民要東西的錯誤作風，提出了黨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正確方針。在這個方針之下發展起來的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生產運動，得到了巨大的成績，不但使根據地軍民勝利地渡過了抗日戰爭的最困難時期，而且給中國共產黨在後來對於經濟建設工作的領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但是有許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財政，不懂得整個經濟的重要性；他們的腦子終日只在單純的財政收支問題上打圈子，打來打去，還是不能解決問題。這是一種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在這些同志的頭腦中作怪的緣故。他們不知道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陝甘寧邊區的財政問題，就是幾萬軍隊和工作人員的生活費和事業費的供給問題，也就是抗日經費的供給問題。這些經費，都是由人民的賦稅及幾萬軍隊和工作人員自己的生產來解決的。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闢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

　　五年以來，我們經過了幾個階段。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磨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但是我們渡過了困難。這不但是由於邊區人民給了我們糧食吃，尤其是由於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建立了自己的公營經濟。邊區政府辦了許多的自給工業；軍隊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發展了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幾萬機關學校人員，也發展了同樣的自給經濟。軍隊和機關學校所發展的這種自給經濟是目前這種特殊條件下的特殊產物，它在其它歷史條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卻是完全合理並且完全必要的。我們就用這些辦法戰勝了困難。只有發展經濟才能保障供給這一真理，不是被明白無疑的歷史事實給我們證明了嗎？到了現在，我們雖則還有很多的困難，但是我們的公營經濟的基礎，已經打下了。一九四三年再來一年，我們的基礎就更加穩固了。

　　發展經濟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但發展不是冒險的無根據的發展。有些同志不顧此時此地的具體條件，空嚷發展，例如要求建設重工業，提出大鹽業計劃、大軍工計劃等，都是不切實際的，不能採用的。黨的路線是正確的發展路線，一方面要反對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大計劃。這就是黨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

　　我們要發展公營經濟，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人民給我們幫助的重要性。人民給了我們糧食吃：一九四○年的九萬擔，一九四一年的二十萬擔，一九四二年的十六萬擔，保證了軍隊和工作人員的食糧。截至一九四一年，我們公營農業中的糧食生產一項，還是很微弱的，我們在糧食方面還是依靠老百姓。今後雖然一定要加重軍隊的糧食生產，但是暫時也還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陝甘寧邊區雖然是沒有直接遭受戰爭破壞的後方環境，但是地廣人稀，只有一百五十萬人口，供給這樣多的糧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為我們運公鹽和出公鹽代金，一九四一年還買了五百萬元公債，也是不小的負擔。為了抗日和建國的需要，人民是應該負擔的，人民很知道這種必要性。在公家極端困難時，要人民多負擔一點，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諒解。但是我們一方面取之於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這就是對人民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鹽業和商業，採取幫助其發展的適當步驟和辦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時又有所得，並且使所得大於所失，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

　　有些同志不顧戰爭的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應施“仁政”，這是錯誤的觀點。因為抗日戰爭如果不勝利，所謂“仁政”不過是施在日本帝國主義身上，於人民是不相干的。反過來，人民負擔雖然一時有些重，但是戰勝了政府和軍隊的難關，支持了抗日戰爭，打敗了敵人，人民就有好日子過，這個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另外的錯誤觀點，就是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這是國民黨的思想，我們決不能承襲。我們一時候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但是我們立即動手建設了公營經濟。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兩年中，軍隊和機關學校因自己動手而獲得解決的部分，占了整個需要的大部分。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蹟，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我們的自給經濟愈發展，我們加在人民身上的賦稅就可以愈減輕。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第一個階段中，我們取之於民是很少的；在這一階段內，大大地休養了民力。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二年為第二階段，人民負擔加重了。一九四三年以後，可以走上第三階段。如果我們的公營經濟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兩年內是繼續發展的，如果我們在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在這兩年內獲得全部或大部屯田的機會，那末，在兩年以後，人民負擔又可減輕了，民力又可得到休養了。這個趨勢是可能實現的，我們應該準備這樣做。

　　我們要批駁這樣那樣的偏見，而提出我們黨的正確的口號，這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在公私關繫上，就是“公私兼顧”，或叫“軍民兼顧”。我們認為只有這樣的口號，才是正確的口號。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雖在困難時期，我們仍要注意賦稅的限度，使負擔雖重而民不傷。而一經有了辦法，就要減輕人民負擔，藉以休養民力。

　　國民黨的頑固分子覺得邊區的建設是無希望的，邊區的困難是不可克服的困難，他們每天都在等待着邊區“塌台”。對於這種人，我們用不着和他們辯論，他們是永遠也看不到我們“塌台”的日子的，我們只會興盛起來。他們不知道在共產黨和邊區革命政府的領導下，人民群眾總是擁護黨和政府的。黨和政府在經濟和財政方面也一定有辦法，足以渡過任何嚴重的困難。我們現在的困難，有的已經渡過，有的快要渡過。我們曾經歷過比現在還要困難到多少倍的時候，那樣的困難我們也渡過了。現在華北華中各根據地的困難，比陝甘寧邊區要大得多，那裡天天有嚴重的戰爭，那裡已經支持了五年半，那裡也一定能夠繼續支持，直到勝利。在我們面前是沒有悲觀的，我們能夠戰勝任何的困難。

　　這次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以後，我們就要實行“精兵簡政”。這一次精兵簡政，必須是嚴格的、徹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局部的。在這次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這五項，對於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關係極大。精簡之後，減少了消費性的支出，增加了生產的收入，不但直接給予財政以好影響，而且可以減少人民的負擔，影響人民的經濟。經濟和財政工作機構中的不統一、鬧獨立性、各自為政等惡劣現象，必須克服，而建立統一的、指揮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貫徹到底的工作系統。這種統一的系統建立後，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節約是一切工作機關都要注意的，經濟和財政工作機關尤其要注意。實行節約的結果，可以節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費性的支出，其數目可以達到幾千萬元。從事經濟和財政業務的工作人員，還必須克服存在着的有些還是很嚴重的官僚主義，例如貪污現象，擺空架子，無益的“正規化”，文牘主義等等。如果我們把這五項要求在黨的、政府的、軍隊的各個系統中完全實行起來，那我們的這次精兵簡政，就算達到了目的，我們的困難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們會要“塌台”的人們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們封住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