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20講座整理

當我們談到伊斯蘭文明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是在談論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早在伊斯蘭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古老文明，中東地區的古老文明是全人類最古老、最悠久的；第二個部分是給這個古老文明輸血的新生力量。這個新生力量也可以分為兩個成分：第一就是先知默罕默德創立的伊斯蘭教，一神教賦予它的巨大力量；第二部分就是原先處於人類最古老的文明邊緣地帶的阿拉伯部落，這些野蠻的但是自由的騎士部落，把自己的秩序輸入到肥沃新月地帶已經衰竭的古老文明當中。

現在我們回顧一下伊斯蘭產生以前的中東。早在伊斯蘭產生以前，這裡面已經有兩代文明的興廢了。我們知道，最古老的肥沃新月地帶的文明，就是產生古老的埃及和蘇美爾文明的那個母體，在雅利安人入侵的時候實際上是已經滅亡。古猶太人，創造舊約的猶太人，就是這個古老文明留下的唯一孑遺。舊約可以說是在人類最古老的文明、在全世界只有一種文明的時代留下的唯一一部書面的記錄。然後雅利安人，就是希臘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席捲了這個舊世界，建立了新式的文明。在這個新的文明當中，我們知道，希臘人、波斯人和古印度人都是同族，他們把新的語言和新的文化帶到了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只有孤立的古老希伯來人頑強的維繫着古老傳統。猶太教和基督教都是這個第二代文明時期的產物。在伊斯蘭教產生前夜，這個古老文明也已經進入它的帝國時代，它的主要疆土已經被拜占庭帝國和薩珊波斯帝國瓜分了。在這個已經進入晚期的文明世界當中，蠻族已經很少，世界似乎變得非常穩定，無非就是，無論哪個帝國占上峰，它們實行的體制都是非常相似的，皇帝，官僚，國家管制的教會，似乎不會有什麼新生事物產生了。這個世界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邊角料，阿拉伯半島就是其中之一。

「阿拉伯」這個名詞的產生比阿拉伯人征服更早，範圍也比阿拉伯半島要稍微大一些。羅馬時代的被稱為阿拉伯人的這些部落，大體上講分布在北自敘利亞、南自也門的廣大地區。有很多部分，可以說是人口最多的部分，已經被波斯人和拜占庭人瓜分了。早在羅馬時期，羅馬人就曾經遠征過所謂的阿拉伯菲尼克斯，這支羅馬軍團留下的報告告訴我們，這些地方氣候炎熱，充滿着斥澤，儘管沒有很強大的敵人，但是由於自然環境的不適宜，很不適合於征服，所以遠征軍去了又回來。這次遠征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控制從亞歷山大通向印度的商路，但實際上沒有達到這個目的。這條商路的主要樞紐還是在阿拉伯南方的也門。

當時阿拉伯北部，從敘利亞到伊拉克一帶，分裂為許多城邦國家和封建性的公國。這些城邦和封建性的公國，理論上講不是拜占庭的藩屬就是波斯的藩屬。它們在這些帝國的存在之下，例如在拜占庭的統治之下，往往會採取類似希臘城邦的憲法形式。在東部邊境一帶，則發展了一種很複雜的騎士制度，像錫拉王國，這些小小的王國、公國、共和國留下來了很多從精神上講非常接近於歐洲中世紀騎士傳奇和史詩之類的東西。它們的主要居民，從種族上講，應該跟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人相差不大，也經常自稱和被稱為阿拉伯人，但是他們絕大多數是基督教徒，有很多是景教徒，也就是基督教的異端。波斯帝國內部有很多景教徒，但是拜火教徒在東羅馬境內卻是很少有的。這是阿拉伯的第一部分，被異族統治的部分。

阿拉伯的第二部分，就是羅馬人企圖征服但是沒有成功的也門部分。這個地帶是古老的貿易中心。舊約裡面說的曾經訪問過所羅門王的示巴女王，帶着香料去以色列送禮的那一位，就是從這裡出發的。這個地方本身是香料和沒藥的產地，古埃及人和希伯來人都大量的輸入這些東西。其中部分理由是，他們的重要禮儀，例如是葬禮之類的，要用大量的這樣的東西。木乃伊的製作需要很多各種珍貴的香料，所以是窮人負擔不起的。以色列人也有這種習俗。像聖經裡面記載的，就有門徒帶來價值三十多兩銀子的非常寶貴的香膏，把它用在耶穌上，這就是很大的敬意了，因為窮人肯定是買不起這種東西的。同時，也門也是印度貨物的一個重要轉口。在伊斯蘭教征服以前，親近拜占庭的阿比西尼亞，也就是埃塞俄比亞帝國，曾經一度征服過也門。實際上這次征服是得到拜占庭皇帝的支持的。但他們過了不久，又被波斯帝國的派遣軍打了出去。小小也門在這兩個大帝國之中反覆折騰，漸漸的喪失了它自己的獨立。

但是阿拉伯半島中部，就是所謂的部落和城邦地區，是波斯人和羅馬人都無法征服的地區，這裡面住着真正的蠻族，自由的蠻族。它們有些是貿易城邦，像麥加這樣的地方。這樣的城邦是由幾個從事貿易的大家族，用一種寡頭共和制的方式輪流執政，用共享權力的方式維持的。由於它的主要財源依靠貿易，所以它大體上是一個實施宗教寬容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可以供奉自己的神，而拜神的收入、朝聖者的收入是城邦的重要利源，這也是它們保障宗教自由的一個重要原因。

大部分地方是由各種部落組成的，部落可以說是一個小小的共和國，它的主要領導人是部落酋長，酋長行使家長制的權威，並不平等，但是也不很專制。因為酋長在戰爭中和平日的活動中都要依賴他手下的騎士，而他的騎士又跟他有比較強的親緣關係。大體上講，一個部落的騎士，彼此之間也就是表兄弟和堂兄弟之間的關係，多多少少都有一點親屬關係，他們跟族長之間也有一點親屬關係。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主要是根據習俗實施統治，不可能實施得有多麼專制。同時在這樣的體制之下，婦女的風習是比較自由的。儘管沒有哪一個古代社會是完全實施男女平等的，但是沙漠上或者草原上的野蠻部落當中，婦女比定居文明要更自由，也就是說，她們比波斯和拜占庭的上層階級要更加自由一些。

騎士時代，後來伊斯蘭產生以後把它稱為蒙昧時代，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詩歌，有些詩歌在伊斯蘭教成立以後還有很多詩人延續了這個蒙昧時代的詩歌的傳統。它描寫的英雄人物大體上是為情慾和名譽的渴求所驅使的少年。這些少年渴望的是愛情和武士的榮譽，這兩者是分不開的。因為武士在交戰的時候，各部落的婦女往往會在不遠的比較安全的地方，躲在那裡觀戰，替她們自己的男人吶喊，而在戰爭中得勝的騎士就很容易得到婦女的青睞；反過來，如果騎士失敗了，那麼他們部落的婦女很可能會被敵對部落擄掠而去。像蒙昧時代的一部史詩，描寫沙漠騎士安特爾的故事，就曾經提到過，安特爾有一個最大的理想，就是為他心愛的情人打敗敵對部落，而他自己的情人也非常害怕她的男人如果打了敗仗以後，她自己有可能會被敵對部落擄掠去，當作敵人公主的陪嫁。

當然沒有哪一個部落能夠永久性的占上峰。此起彼伏的鬥爭既保證了阿拉伯部落的貧困，也保證了它的獨立和自由。他們的貧困是獨立和自由的主要保障，因為征服他們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利益卻不大。而也門之所以容易被征服，關鍵就在於，儘管征服他們需要一定的成本，但是征服了他們可以得到香料和黃金，所以利益相當大，因此值得征服。而北方的平原地帶、農耕地帶，像巴爾米拉、錫拉這樣的城市，就是因為錢太多了，所以才容易被征服的。

在波斯帝國和拜占庭帝國不斷趨向官僚化的情況下，沙漠上的自由就會顯得非常之重要，因為雙方的各種組織能力和戰鬥力的落差是在不斷擴大之中。帝國的僱傭兵自然是越來越死氣沉沉，而部落的武士，儘管他們的人數不多，顯得非常分散，但是真的在投入戰鬥的時候，因為他們是當時古老世界上剩下的為數不多的自由人，只有他們才願意為自己作戰，所以他們的積極性會比原有的帝國士兵要大得多。到最後，伊斯蘭教征服者真的打到波斯的時候，波斯軍隊是混合性的，混合的軍隊由少數波斯的貴族組成，重甲騎兵是真的有戰鬥力的，但是從巴比倫尼亞的平原上征來的步兵必須帶着鎖鏈才能打仗，那些步兵是最低賤的人，他們的命非常不值錢，他們的長官也完全不信任他們，他們顯然沒有什麼戰鬥力。而這些人的存在，與其說是增加了波斯人的戰鬥力，還不如說是拖累了他們，構成他們失敗的主要原因。

同時在這個時候，波斯和拜占庭的邊界地帶變成了一個宗教競爭的地帶，基督教的各個教派、拜火教、原始的多神教在不斷競爭，阿拉伯各部落和城邦有很多已經信奉了猶太教和基督教。先知默罕默德就是在這個時候創立伊斯蘭教的。開始在創立伊斯蘭教之前，他曾經遊說過一些信奉猶太教的阿拉伯部落，希望他們支持自己，但是他們沒有接受。他也曾經在跟麥加貴族發生衝突以後，讓他的部分門徒到埃塞爾比亞去避難，跟基督教有很多接觸。它的教義跟傳統的猶太基督教的主要不同，就是進一步的清教化和簡化。

基督教內部的主要爭議就是在於，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保存猶太教的一神教傳統，在多大程度上要跟地中海的多神教傳統做一定的妥協。這個具體就體現在基督的位格上面，基督到底是神，還是人，還是既是神又是人，聖像或者是教堂上的裝飾算不算是偶像崇拜，諸如此類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政治味道是很大的。例如像以弗所這樣繁榮富饒的城市，它願意改信基督教肯定不是沒有條件的。對於它來說，把他們原來崇拜的女神以聖母的形式放進新的信仰體系裡面去，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而各地原來信奉多神教的民眾，也很有可能把他們自己原有的信奉的神轉化為聖徒崇拜。如果要把聖徒、聖母之類的東西完全去掉，把裝飾教堂的各種裝點統統去掉的話，有很多人都是不願意接受的，所以它在基督教內部最終沒有取得主導地位。

但是從神學角度來看，伊斯蘭教實際上是實現了基督教內部的清教改革者沒有實現的夢想，他們把上帝或者真主當成是完全獨一無二的角色。基督有一個「基督到底是神還是人」的爭論，但是先知默罕默德就沒有這樣的爭論。伊斯蘭教的定義是很明確的，先知本人無論多麼偉大，但他還是一個人。他死以後，他的朋友和繼承者都不能說默罕默德是神，或者默罕默德既是人又是神。在他死後，他的朋友們替他哭泣的時候，有些人甚至說，他不可能死，不可能死，一定是暫時昏迷過去了，他還會回來再領導我們，然後阿布·伯克爾就回答說是，先知難道沒有給你們再三強調過嗎，他是一個人，他是會死的，你們這樣做就是違背先知本人的教導。這樣，在伊斯蘭內部曾經分裂過基督教會多年的那種神學爭論，一開始就是不存在的。我們現在看清真寺和清真寺派生的文化，它們強調用馬賽克合成的幾何圖案，但是不搞聖像諸如此類的雕塑創作，也是這個傳統所造成的。

默罕默德死後，剛剛被他統一起來的阿拉伯部落實際上就面臨着重大的選擇：它們要麼就是在新的伊斯蘭教組織結合之下，把宗教的組織力量和部落的組織力量結合起來，去征服那些已經老邁的帝國；要麼呢，在威望最高的人已經死了以後，那麼原有的各部族之間的衝突很可能會死灰復燃的。我們從後來的伍麥葉家族當政以後的情況，以及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南方人和北方人、阿拉伯人和也門人之間長期的仇恨就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各個部族之間的衝突，儘管它們都皈依了伊斯蘭教，也只是暫時的收斂了一點，然後只要時間稍稍拖長一點的話，原有的部落和血緣之間的矛盾又會死灰復燃的。可以說是，如果默罕默德死後它們不馬上向外擴張的話，那麼過不了幾年，它們內部的衝突馬上就會重新爆發起來，對外擴張實際上是緩解內部矛盾的一個非常有效的方式。

伊斯蘭教征服之所以進行得非常迅速，主要是因為它面臨着的目標已經為被征服做好了一切準備。伊斯蘭征服者在敘利亞和埃及遇上的情況就是，當地的大主教代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基督教順民跟穆斯林談判，結果發現穆斯林只要他們交稅，其他一切就可以照舊，他們就得出結論說，這樣跟拜占庭的統治其實相差不算太遠。而且伊斯蘭教最初的政權機構比較簡樸，給當地人造成的負擔很可能還要低於拜占庭比較複雜的官僚機構。他們沒有強烈的願望要來為維護他們的宗教或是維護拜占庭皇帝而戰。拜占庭皇帝的正規軍一旦消失以後，當地的基督徒變得很樂意接受穆斯林的統治，至少沒有很強烈的反抗意志。而波斯帝國呢，他們真正能夠做出抵抗的人馬，也就是波斯本土的貴族以及來自中亞的蠻族僱傭兵。波斯的財政基礎，也就是兩河流域巴比倫尼亞的大城市和農民，基本上沒有任何做出抵抗的願望。之後，在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以後，在呼羅珊地區到河中府一帶，分散的部落和城邦跟阿拉伯人進行了長期的戰爭，但是核心的財富所在的巴比倫尼亞基本上沒有做任何抵抗。可以說，帝國的長期統治已經把它治下的人民削弱到了這個地步，以至於他們變得很像是家畜一樣，很適合於財政部的需要，但是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戰鬥力了。這樣的民眾被新來的蠻族和新來的宗教征服，無異於是輸入了很多組織資源，等於說是輸入了他們社會原先所缺少的東西。

阿拉伯人的共和時代之所以結束，反過來說也就是因為這方面的因素。如果阿拉伯人沒有得到這些新征服的重大資源的話，那麼原有的部族之間的矛盾，雖然可能是野蠻和血腥的，但是足以保證他們的威權不至於統一。但是征服了廣大的土地以後，那麼阿拉伯半島原先的各部落之間能夠動員的資源，跟敘利亞、埃及和伊拉克的巨大資源相比就微不足道了。這種情況就很像是忽必烈得到了東亞的資源以後，他就可以利用東亞的財源反過來反對他在蒙古部落的老熟人。如果蒙古人始終生活在草原上，那麼忽必烈的當權肯定是不合法的，他很容易被堅持傳統的那些部落貴族打下去。但是他既然已經得到了中原的大量資源以後，他就不太依靠這些部落貴族，可以反過來哂盟麖慕飢�那�e取得的重要資源來壓制和收買那些原有的貴族，使那些貴族無法維護成吉思汗的習慣法。阿拉伯的情況也是這樣，在阿里死後的幾十年內的三次內戰中間，一度克爾白都被敘利亞來的軍隊燒毀了，但是從此以後，阿拉伯半島的內戰變得無關緊要了，部落雖然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傳統，但他們支持誰和反對誰已經不能左右大局了，大局要由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擁有龐大人口的地區的統治者來決定。

自從統治中心移向大馬士革、然後又移向伊拉克以後，阿拉伯傳統的由長老和貴族維護的自由就逐步消失了。同時，貴族婦女原有的在沙漠上享受的自由也基本消失了。當他們最初到第一個王朝，伍麥葉王朝，在大馬士革時期，去沙漠未遠，過去的傳統還沒有完全消滅。當時的詩人和婦女就非常懷念在沙漠上的自由，儘管他們在物質上比原先要好得多，但他們還是留下了很多詩歌懷念過去部落時期的自由，哀嘆進入宮廷以後，雖然富貴了，但卻變得越來越不自由了。這些詩歌在巴格達時代就完全消失了，因為到這個時候的阿拉伯人就已經像是滿清後期的八旗子弟那樣，僅僅在血統上還有古代阿拉伯人的血，但是早已經失去游牧的生活方式，已經不可能回到沙漠上去享受他們的古老自由了。到這個時期，政權也從原有的阿拉伯武士手裡面移向波斯的大臣手中，最後就移到突厥僱傭兵手裡面。

但從知識分子的角度來講，從阿拉伯半島到大馬士革、從大馬士革再到伊拉克的這個過程，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越來越好的日子，就是所謂的伊斯蘭的黃金時代。在這個時期，伊斯蘭教的解釋權越來越多的移到有教養的知識分子手裡面，這個過程在哈里發麥蒙的時代達到了最高峰。麥蒙和手下的大臣都是知識分子，所以他們研究了世界上的各種古老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以及印度和波斯的古老文化，就得出了一個結論，大體上就是，上帝或者真主本質上是根據理性統治世界的，所以理解了理性，你也就理解了上帝或者真主。按照這個邏輯來推斷的話，就是說，各種地方性的習俗、各種地方性的教派和它們的種種的偏見和習慣，就算不是錯誤的，至少也是微不足道的，因為至高無上的真主是用理性來領導世界的，只有理性才是唯一真正的普世價值，掌握了理性就掌握了普世價值，理解了理性就是理解了一切。他們順着這個邏輯去推斷的話，自然會覺得一切宗教和教派、習俗的差別都不是很重要，因此這個時期的伊斯蘭教是以寬容著稱的。可以說，如果按照以後的很多教派的觀點來看，這個時期的哈里發和他們的大臣，他們的虔誠程度是很可疑的。伊斯蘭教學者肆無忌憚的引用基督教和希臘人的文化財產，認為僅僅是把上帝稱之為什麼名字，那都是很無聊的事情，關鍵是在於怎樣運用自己的理性。

但是理性化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講理性的知識分子必然的缺少特殊的支持力量，可以說，他們是秩序的消費者。哈里發麥蒙之所以可以這麼做，是因為他畢竟是阿拔斯家族的後裔，阿拔斯家族則是一個可以追溯到默罕默德本人以前的麥加的古老家族，來自阿拉伯的原有的力量雖然已經被腐蝕和衰落了，但是還沒有消耗殆盡，它可以憑藉先人的餘蔭和巨大的財富，用來肆無忌憚的推行他的理性主義。理性主義的結果就是，不強調神秘的東西，不強調那些沒法解釋、非常高度個人化的東西，只強調那些能夠用理性證明的東西。可以說，這樣的宗教是不狂熱的，一方面它是開明和寬容的，另一方面，它又失去了依靠和動員那些狂熱分子的力量，同時在真正的狂熱分子產生的時候，它也沒有對抗他們的力量。

另一方面呢，因為它自己解釋的宗教是高度理性的，是高度普世的，因此它也就得不到地方性歧視或者是種族、民族歧視所產生的力量。伍麥葉帝國存在的主要動力就是，最初參加阿拉伯征服的騎士團體構成一個相當於滿洲八旗的團體，只有他們這個團體內部實行徹底的福利制度，每一個受傷的人都有撫恤金，所有的老人都有養老金，所有的婦女兒童都有生活保障和津貼，但是被他們征服的順民就要納稅負責養活他們，兩者之間的階級差別是維持他們統治的動力。但這個動力隨着伊斯蘭教的進一步傳播，很快就不存在了。尤其是在開明的哈里發把伊斯蘭解釋為普世的東西的情況下，就更加不可能了。既然伊斯蘭是普世的，那麼人人都可以皈依伊斯蘭教。事實上，確實有很多人，尤其是在埃及，90%的人口很快就皈依了伊斯蘭。這就意味着他們原先的稅收基礎整個垮台了，異教徒、非伊斯蘭教徒交稅來養活伊斯蘭福利團體的邏輯很快就要運轉不下去了。這實際上是意味着統治力量的削弱，原有的政權的支持力量不存在了。

一視同仁的統治結果就是，你召來的大臣對你這個政權沒有什麼切身的利害關係，他不會像是滿洲騎士肯定要擁護滿洲皇帝那樣。通過科舉考出來的大臣會覺得，任何人能夠當皇帝，我都可以擁護他。巴格達哈里發政權就是這樣。它所運用的很多大臣是波斯人，而且當中還有很多原先是信奉佛教甚至東方宗教的波斯人。《一千零一夜》裡面有兩個主要角色，一個就是最開明的哈里發麥蒙的父親拉希德，另一個就是拉希德手下的大臣張爾蕃，張爾蕃所出身的那個家族肯定是古老的波斯家族，據說這個古老的波斯家族還是跟印度文化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巴格達哈里發時代被公認為是波斯文化發達的時代，其實從它本身的立場來看，它不是特別強調波斯文化，而是由於強調普世主義，自然而然的使離巴格達最近的波斯人占了上峰。

這樣做還有第三個從長遠看來是最危險的副作用，就是理性的、普世的統治必然要依靠官僚來維持，因為只有官僚才是真正完全理性的。官僚統治不可避免的要為有文化、知道怎樣統治的士大夫階級和皇室的利益，犧牲沒有文化、充滿偏見的普通草根群眾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原有的伊斯蘭教傳統自然而然發生了分化：擁護哈里發、在哈里發朝中任職的那些人，不可避免的要根據伊斯蘭教傳統的一部分 — — 運用限制和聖訓中間強調「你們應該服從統治」的那一部分解釋說，為什麼你們應該服從哈里發現在的政治需要，哪怕是哈里發為了臨時的政治需要去干擾審判之類的，那也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應該是如何如何有道理的；但是同時，距離政權比較遠的，尤其是地方性比較強的部分，它不可避免的在幾百年的發展中間把各地原有的習慣法整合到沙里亞法當中，於是形成一個宗教法庭的體系。

我們知道，在古代世界，法庭是一個需要成本的事情，而政權本身，在不涉及國家安全和皇帝本人安全的情況下，是不大有興趣干涉一般人的審判的。如果你和你的鄰居之間起了糾紛，或者你和你老婆鬧了離婚案的話，因為這跟哈里發沒有什麼關係，你們要去麻煩哈里發打官司的話，哈里發不一定會管，如果要管你，他還要任命很多大臣，花很多成本。對這些不太重要的案件，最自然的方法就是，這些案件由你們自己社區德高望重的宗教學者去管，比如說你們社區有一個學問很大、品行又很好、大家都覺得最講公道的人，你們彼此之間起了糾紛，自然而然就會去找他仲裁，而他放下自己的活不干來管你的事情，自然也需要有一點報酬，那就像是孔門子弟會帶着幾塊肉去找孔子那樣，你們必須給這個德高望重的學者付點錢，讓他出來仲裁你們的糾紛。他自己仲裁出來的結果，因為他仲裁的案件一般都是小案件，一多半是靠他自己的威望，他並沒有強制執行的能力。如果他說，你這個做丈夫的沒有理，那麼下一次你就不能再欺負你老婆了，如果他說你這個做老婆的沒有理，那你下次就不能再欺負你丈夫了，諸如此類。

這樣積累下來的無數判例，從理論上講也是可以在古蘭經中找到依據的，因為你無論判誰有理還是沒理，你都可以到古蘭經中去找到與此相似的內容。或者是在找不到的情況下，你可以用類比的方法，就是說，原先在阿拉伯半島的環境下是這樣的，但是現在我們的環境跟阿拉伯半島不一樣了，在這個改變的環境下，根據先知原來的基本精神，我們應該怎樣在改變的環境下去兌現這種基本精神，然後做出新的判決。或者是在大家意見不一樣的時候，就把當地比較德高望重的學者集合起來，大家開會來討論一下，叫「公議」。公議和類比是把習慣法融合到傳統的沙里亞法中間的主要途徑。但是這樣的話自然就會造成門派糾紛，例如是，我們伊拉克這個地方的學者開會討論出來的結果，跟敘利亞學者開會討論出來的結果自然而然的不一樣，這樣自然而然就會形成門派之間的差異。但是這些門派彼此之間同樣都是能站得住腳的。如果你要打官司的話，你完全可以說是選擇哪一派的學者去當你的宗教法官，那都是屬於你自己的自由。

但是這些東西對於哈里發來說的話，在你只管一些民事案件、家庭婚姻糾紛案件的時候，我根本就用不着去猜忌你，也不會有興趣去管你的事情，但是你如果管理的案件比較大了，例如涉及什麼重要人物，而這個重要人物與國家利益有關係，我就要派我自己的大臣出來干涉，從沙里亞法庭的手中把這個案件奪走，強行弄到哈里發 — — 也就是朝廷建立的法庭中間。這個法庭叫做「聽訴法庭」。聽訴法庭最主要的特點，儘管它名義上也是按照古蘭經辦事的，但是它跟普通沙里亞法庭的不一樣之處就在於，主持這種法庭的法官，他本人就是哈里發的大臣，他平時就是侍候哈里發的，他做出的判決，一般來說就不是仲裁性的判決，而是政治性的判決，主要的目的是要符合國家利益。

這樣一來就變成，宗教法庭，大體上是民間的法庭，它的仲裁按照現代人的觀點來看不一定好，但是一般來說，它不是眼睛往上看的，主要是為了維護宗教學者本人的威望和社區利益；而哈里發所建立的法庭，主要是為了維護朝廷的利益。於是就構成了這樣一種格局：哈里發的法庭更加世俗化一些，更加理性化一些，更加開明一些，對於非穆斯林、非伊斯蘭教文化傳統更理解更尊重一些，但是它是眼睛往上看的，是不尊重草根民眾的利益的；底層的草根的宗教法庭呢，它更尊重社區利益，更照顧窮人的利益，但是它是更狂熱、更偏執的，對於非伊斯蘭的文化更不寬容的。

最初的幾個學派還比較好，越往後產生的學派，原教旨色彩越強。但是越是原教旨主義色彩強的學派，就越是重視基層草根民眾的利益，這兩者基本上是連在一起的。他們可以這樣解釋：現在的世道之所以不好，是因為現在的君主和法官都背叛了最初最純潔的伊斯蘭教的初衷，原始的最初的伊斯蘭教是最在乎公平正義的，但是現在的人都是為了榮華富貴的緣故，眼睛都向上看了，只在乎埃米爾和哈里發的利益了，別的什麼都不管了，我們要糾正這種情況，只能夠恢復到原先最純潔的時代，我們從古蘭經和最早這些法學家的著作看，從早期那些判例來看，很明顯，早期那些法官比現在的法官更公正一些，更在乎貧苦群眾的利益，所以現在的統治者是不好的，諸如此類。罕百里派尤其是有這樣的傾向。

而且這個說法是一定根據的。早期的阿拉伯統治者，像是早期的滿洲人和蒙古人一樣，是有比較多的部落自由，他們的君主和普通武士之間的差別不是很大；但是打進城、有了大量的順民和大量的財富以後，君主的地位相對的更高，臣民的地位就相對的更低。在忽必烈以前，成吉思汗對他手下的武士是必須比較客氣的，因為他需要這些武士給他打仗，而這些武士也可能叛逃到另外一方面來；但是忽必烈以後的蒙古皇帝就不需要太在乎這些人，因為他有的是從中原地帶選上來的士大夫，有的是從揚州、杭州弄來的大筆財富，草原上的武士對他已經不太重要，所以專製程度就加深了。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也很明顯有這樣的問題，尤其在突厥僱傭兵引入以後，不僅被征服的順民算不上事，就算是原先的從龍之臣，原先阿拉伯血統非常純正的大臣都變得毫不重要了。哈里發只要能夠得到突厥禁衛軍的歡心，就可以不在乎你們這些臣民，而突厥禁衛軍如果對皇帝不滿的話，完全可以發動政變，像古代羅馬後期一樣，推翻朝廷另建新朝，而市民和農民對這些禁衛軍也是沒有辦法的。在這種情況下，不可避免的，皇帝建立的法庭變得越來越專制，越來越暗無天日了。這時候，民間的沙里亞法庭雖然變得越來越原教旨主義，越來越偏執，但是卻是維護底層小共同體利益的唯一保障。

大概到十世紀以後，阿拉伯世界的通過宗教法庭、通過重新解釋法律來造法的這個傳統，漸漸的受到了很大損失，越往後，造法的傳統越少，雖然沒有正式終結。這個跟伊斯蘭世界整體上趨於專制、趨於東方化的整個傾向是非常一致的。東方化最主要的標誌就是，突厥禁衛軍和斯拉夫禁衛軍的引入。他們的引入就說明是，來自阿拉伯沙漠上的統治者已經完全喪失了自己的秩序輸出能力。最後，輸入蠻族禁衛軍的結果是，蠻族禁衛軍取代了阿拉伯人，突厥人取代了阿拉伯人，蘇丹製取代了哈里發制。也就是說，強人取代了合法君主。從伊斯蘭法的角度來看，蘇丹的地位比較像是幕府，它是一個非正規的權力，用中國政治術語來講，它就是一個霸主。

霸主在原有的政治體系中是不存在的，合法的權力應該是屬於信士們的長官、信徒們的領袖哈里發，但是在現實政治中，在哈里發本人實在是沒有辦法維持秩序、穆斯林群眾處在顛沛流離的情況下，那麼任何軍事強人，只要能夠維持秩序、給那個已經變成傀儡的哈里發一點兒形式上的尊重的話，那麼大家就會擁護這樣的軍事強人。這樣的軍事強人最初叫道萊，翻譯成漢語的話大概就是國家柱石的意思，就像是北魏末期爾朱榮那些人他們的頭銜就是柱國，其實這是同一個詞，國家的柱石。本來這個職位是不存在的，只要哈里發和他的大臣還能夠管事，柱國產生就是哈里發已經不管事了。

接下來，柱國維持不了多久也就慢慢衰敝了，新一代統治者就是蘇丹 — — 「土耳其蘇丹」的「蘇丹」，蘇丹就變成一個純粹的軍事領袖，他存在的價值就是代哈里發攝政。他往往會發動政變，廢除原有的哈里發，在皇室中間選出一個比較聽話的親王出來當新的哈里發，然後實際權力掌握在蘇丹的幕府中間。他能夠維持統治，全靠他的軍事力量，因為別的冒險家也可能帶着他的部隊突然向巴格達或者大馬士革進軍，把原有的蘇丹攆走，然後或者是讓原有的哈里發當他的傀儡，或者是把原有的哈里發也罷黜了，另外再選一個親王出來當新的哈里發。阿拔斯王朝的末期就是在這種混亂的狀態中間渡過的，各路蘇丹不斷的向巴格達進軍，推翻他們原來的統治。最後一位干涉者就是來自外伊朗地區的花剌子模。花剌子模幕府遙控巴格達政局沒有多久，蒙古人就打了進來，把巴格達屠殺殆盡，從而結束了這場統治。

巴格達哈里發的滅亡，對於伊斯蘭教來說是合法性的第一個沉重打擊。以後的奧斯曼帝國和埃及的馬穆魯克政權建立起來的哈里發，就再也沒有得到過以前巴格達哈里發曾經得到的那樣的認同。本來最初的時候，共和時代的四位哈里發是全體穆斯林都認同的；大馬士革的伍麥葉王朝雖然把公天下變成了家天下，但仍然是所有穆斯林都認同的；巴格達哈里發的認同就少得多了，因為埃及的法蒂瑪王朝和西班牙的伍麥葉王朝分離了出去，但他仍然是大部分穆斯林的領袖；等到巴格達的哈里發垮台以後，那就是王綱解紐，君士坦丁堡和開羅的那個假哈里發自己沒有什麼威望，人人都知道他只是馬穆魯克和奧斯曼的傀儡；最後奧斯曼帝國在打敗馬穆魯克以後，甚至連這個假哈里發都不打算維持下去了，直接由蘇丹兼任哈里發，就是完全不顧這方面的傳統了，這對伊斯蘭教的合法性來說是一個非常致命的打擊。

以後，伊斯蘭本身的活力和生命力都越來越衰竭了。奧斯曼帝國雖然仍然在歐洲做了大量征服，但它的征服主要是依靠巴爾幹半島的山民 — — 這些人原先都是改信伊斯蘭教不久的基督徒，利用這些人，再加上一些基督教世界的叛教者組成的炮兵和海軍，統治原有的穆斯林民族。所以奧斯曼帝國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實體：從歐洲看來，它在某種意義上是延續了伊斯蘭教的征服；但在伊斯蘭世界的主體，特別是在埃及、伊拉克、敘利亞和北非的阿拉伯穆斯林看來，奧斯曼帝國才是野蠻的征服者。他們看待奧斯曼帝國和突厥人的觀點，跟明朝遺留下來的那些士大夫看待滿洲征服者的態度一樣：一方面，我們自己是再也挺不起來了，沒有突厥人維持秩序的話，我們就要被各種各樣的野蠻部落和強盜魚肉，沒有辦法，為了避免這些流寇統治，我們不得不承認，至少奧斯曼人還能維持秩序，而且他們從理論上講還是穆斯林；但是我們關起門來還是有點瞧不起他們，我們覺得我們阿拉伯人才是有古老文化的，阿拉伯語是如此的純正和優美，古蘭經是像詩歌一樣優美，我們產生出了這麼多詩人，產生出了這麼多偉大的哲學家，你們這些從草原上來的野蠻人哪有我們的文化高。

奧斯曼帝國就在這種情況下進入了近代世界。近代世界產生以後，對於伊斯蘭世界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奧斯曼帝國原先是憑着它的秩序輸出能力得到了阿拉伯人的一種比較勉強的認同，但是西方人、歐洲人來了以後，奧斯曼帝國的秩序輸出能力就變得不算數了。本來阿拉伯和伊斯蘭的學者承認奧斯曼帝國的統治是根據順服統治者的原理，也就是說，你只要實際上能維持社會秩序，儘管你的所作所為有很多可疑之處，我們還是應該服從你，因為維護社會秩序、維護民生畢竟是第一位的。但是問題來了，如果英國人來了，英國人把奧斯曼人趕走，自己來進行統治，那麼我們該不該順服英格蘭人呢？

是否順服統治者的問題在早期的伊斯蘭是不存在的，但是在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徒習慣於突厥人和斯拉夫人的禁衛軍統治以後，這個問題就變得必須要解釋了。本來早期的沙里亞法處置異教徒問題的時候，一般是在假定伊斯蘭教徒是統治者、而異教徒是被統治者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怎樣怎樣，是不是應該承認他們的宗教信仰，是不是應該收他們的稅然後再保護他們，諸如此類的，但是異教徒是統治者、而伊斯蘭教徒是被統治者這種情況，早期的學者是沒有考慮進來的。後來之所以考慮進去就是因為，一方面是像什葉派這樣的異端派別統治了一部分遜尼派和比較正統教派的穆斯林，另一方面是突厥人這種傳統的蠻族統治了自豪感非常強的阿拉伯人。對於這些人來說，你承認不承認他呢？

那麼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學者就自然而然的分成了兩派。順服派當然就是要找理由來說，儘管這些統治者有這樣那樣的不正統之處，但是我們還是應該根據經文上的某些內容，把它解釋成我們應該順服他們。而比較民間、比較草根的門派就可能認為，這些統治者，例如罕百里派的學者，像泰米葉這樣的角色，在他們的著作中就有很激進的言論，例如他們會說，現在的埃米爾是些很壞的人，他們的財產不是合法得來的，直截了當地說，他們就是靠搶劫他們的臣民才發財的。順服派的教法學家是不敢這麼說的，他們會說，無論統治者怎麼樣，他們的統治再壞也比無政府狀態要好，為了維持他們的統治，他們要讓你交稅，你最好還是乖乖的交，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夠得到比較合法的地位。而草根派的學者就不大在乎，因為他們反正是沒有希望到朝廷做官，也不想去做官，他們所需要討好的可以說就是市場，因為他們是為比較窮困、比較邊緣化的民眾提供司法和仲裁服務的，他們所提供的仲裁和他們的觀點當然也要比較符合這些民眾的偏見和利益。

而民眾自然而然會覺得，你們這些統治者是如此的貪婪，把我們的錢都拿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就像韋小寶說的那樣，你們這些人還是韃子，還不是我們自己人，那就更難以忍受了。但是難以忍受，我還是惹不起你，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在我們自己能夠選擇的範圍內，我們打官司，拿了錢去請學者來給我們仲裁的時候，我們可以選那些說話符合我們意志的學者。例如像是天地會的會主如果請人仲裁的話，那他就肯定不會找投降滿清的洪承疇這些人打官司，他們就要去找天地會的儒學大師，像陳近南或者陳近南的門徒和弟子去打官司了，因為這些人至少在理論上講是不認滿洲的。也就是根據這種邏輯，所以就產生出了像泰米葉這樣的比較原教旨主義、比較草根化的伊斯蘭學者。

然後英國人來了以後，西方殖民者來了以後，這個自然而然的解釋就產生了：順服派的伊斯蘭教法學家自然會覺得，反正都是異族統治者，滿洲人難道不是異族嗎，日本人難道不是異族嗎，英國人難道不是異族嗎，我們在滿洲皇帝面前三拜九叩都叩了這麼多年了，那麼日本人來，英國人來，他們還沒讓我們叩頭，只讓我們鞠一鞠躬就算數了，我們從三拜九叩發展到鞠躬，應該是很占便宜呀，同樣都是外來的統治者，何必分彼此呢，順服順服順服~我們把原先我們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寫下的著作重新翻出來，然後再演繹一下，解釋一下，儘管這些英國人的長相、習俗、各方面都跟以前的奧斯曼人、突厥人、波斯人不一樣，但是我們以前順服波斯統治者和奧斯曼統治者的那些邏輯，用在英國人身上還不是同樣適用？我們來一個類比推理，現在的環境跟以前的環境不一樣了，我們的老師的老師曾經說過，在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之下，出於這樣、這樣、這樣諸如此類的原因，我們順服奧斯曼是合理的，現在既然環境變化了，我們類比一下，現在這個新環境之下，我們是不是服從英國統治者也是很合理呢？

像賽義德·阿赫默德汗就是這樣的人，現在我們所謂的伊斯蘭現代主義者就是從這個傳統產生出來的。他們為什麼被稱為現代主義者呢？因為現代化主要是西方人帶來的，所以擁護西方化、擁護大英帝國統治的伊斯蘭學者就變成了現代主義者的起源。但是你查看論證邏輯，他們的論證邏輯不是說因為你們西方人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或者是諸如此類的東西，我們才服從你的，他們的邏輯還是那種順服派邏輯，是因為你們是統治者，你們把奧斯曼蘇丹給打跑了，把莫臥兒皇帝給打跑了，你們能夠實行統治，你們能夠保障我們順民安居樂業，而且在保障我們安居樂業的同時還保護了我們伊斯蘭教的信仰，例如在印度，英國人來了以後保護了我們伊斯蘭教的信仰，讓我們伊斯蘭教徒可以不受迫害，享受宗教信仰的自由，這就說明你們是合法的統治者，我們應該順服你們。

這個邏輯有一個重大弱點就是，如果英國人走了呢，殖民主義結束了呢，如果西方人不再是統治者呢，那麼這個順服的邏輯就說不通了。所以順服派產生了伊斯蘭現代派，而伊斯蘭現代派重大的弱點就是，它只有在一個西方統治的世界，最好是殖民主義統治的世界，它的邏輯才能夠戰無不勝，如果西方人主動的放棄了殖民主義，那麼伊斯蘭現代派在伊斯蘭世界內部的地位馬上就會發生動搖，因為他們的整個邏輯就變得說不通了。另一方面，屬於比較原教旨主義的各派還是可以堅持他們自己的邏輯，我們必須堅持最純潔的伊斯蘭教傳統，我們依靠草根民眾來供養，也不在乎你是英國人還是奧斯曼人，諸如此類的。然後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這些各個派系繼續相安無事的發展下來。

最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凱末爾採取了突如其來的行動，徹底廢除了哈里發制度，於是就造成了所有伊斯蘭教世界的憲法危機。伊斯蘭教學者召集了好幾次會議，希望能夠在土耳其人廢掉哈里發的情況下選舉出新的哈里發。但是大家意見不一，最後始終達不成協議，新的哈里發始終沒有選出。英印帝國也曾經向印度的穆斯林許諾，在土耳其人廢掉他們的哈里發以後，給我們自己的印度的穆斯林找一個領袖，但是印度的穆斯林彼此之間論證來論證去，還是論證不出一個統一結果來，結果總之是整個泡湯了。哈里發制度最後殘餘的廢除是蒙古人攻陷巴格達以後伊斯蘭世界發生的最大突變，近代伊斯蘭世界的各種新現象都是在1920年的精神風暴中產生出來的。我們現在所謂的伊斯蘭復興邉櫻�灾]�最初產生的時候，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填補哈里發消失以後伊斯蘭世界需要的信仰和道德方面的真空。沒有哈里發的伊斯蘭還是不是完整的伊斯蘭呢？按照先知本人在世和最早幾個各教派都公認為純潔合法的那幾個哈里發的時代的經驗來說，這顯然不對，眾牧民不可能沒有一個帶頭人，信士們不可能沒有一個長官，後來的哈里發變得是被各種各樣的強人架空了，這是令人遺憾的，但是象徵性的哈里發跟完全沒有哈里發還不是一回事，沒有哈里發，那麼誰來承擔這個道德權威呢？

沒有道德權威，這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因為這涉及到每一個穆斯林的切身利益。例如我作為一個丈夫，我要管教我的老婆孩子，我自然要有所依據，我要拿出古蘭經來說，根據古蘭經上這麼這麼說的，我們家都應該這麼這麼幹，我不是自己拍腦門發明出來的，我是有經典依據的；但現在哈里發都沒有了，我的老婆孩子會不會說，你老人家再偉大，你能偉大得過哈里發嗎？凱末爾將軍連哈里發都給廢了，難道你這個區區家長我們就廢不了嗎？社區當然更是這樣了，社區裡面的學者、社區領袖、富商那些人，本來是能夠把窮人和沒有文化的人指揮得服服帖帖的，一旦哈里發沒有了，他們的處境就很像是清朝滅亡以後的遺老遺少了，不得了了，連皇帝都沒有了，我們平時是講王法的，皇帝都沒有了，你這個趙老太爺還有什麼用處？阿Q肯定會說，哎~以前皇帝在的時候什麼都好說，現在皇帝都退位了，你這個趙老太爺還不該退位嗎？我憑什麼聽你趙老太爺的話，你們原先不就是拿着皇帝來嚇人的嗎，現在我完全可以不聽你的。於是整個伊斯蘭教都面臨着嚴重的精神危機，每一個社區、每一個家庭都要面臨着合法性的危機，如果搞不出新的權威出來的話，他們馬上就會面臨他們自己的五四運動了，所以為了避免這一點的話，就有很多人提出各式各樣的解釋方法來填補哈里發造成的真空，現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就是在這場運動中間產生出來的。

這場運動產生的一個副作用就是，產生了一些相當於是帶路黨的學派，特別是在敘利亞和黎巴嫩的阿拉伯人當中，這些人企圖向法國人學習，把西方已經實行了幾十年的那種民族國家構建理論拿到阿拉伯世界來用，這就是近代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起源。但是民族主義者那種現代化是一種純粹世俗化的模型，它解決不了阿拉伯社會內部的社區危機。這個社區危機，本質上講不是在國家層面建立一個富國強兵的組織就能夠解決問題的。華夫托黨也好，自由軍官團也好，可以建立一個西方式的國家機構，但它解決不了地方、社區和家庭的權力問題。這些權力是要依靠柔性的道德權威來維持的，不是像國家那種剛性的權力所能夠維持的。要麼呢，這個新型的國家就要像列寧主義者一樣徹底，插進社區裡面去，把家庭和社區全都解散了，把地主鄉紳統統打倒了，所有地方都只剩黨委書記，但是這一點是那些世俗的民族主義者做不到的。要麼呢，這些留下的社會空間，原先是聽阿訇的話、聽趙老太爺的話、聽男性大家長的話的這些人，用什麼邏輯才能維持他們原有的統治呢？他們必須得有一個說法

在這種情況下，伊斯蘭復興運動產生了。新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因為它本身就是在伊斯蘭世界禮崩樂壞的環境下產生的，所以它校正這種禮崩樂壞的方式也必然是反傳統的。可以說，伊斯蘭復興運動或者說是傳統主義者，它本身有它內在的矛盾：一方面，它是強調伊斯蘭的傳統復興；但另一方面，它其實也是一種逆向的西方化。它為了確定自身的合法性，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把原先早期伊斯蘭教用來對付異教徒的那些邏輯，用來對付那些不合法的、跟西方合作的伊斯蘭統治者，或者用來對付那些想要按照西方模式革新社會的凱末爾式人物身上了。如果按照1920年代以前的教法學家的邏輯來看的話，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很離經叛道的，因為按照原先比較老的伊斯蘭教傳統，一個穆斯林是不能夠隨意懷疑另一個穆斯林不是穆斯林的，就是說，只有真主才能知道一個人是不是真的穆斯林，只有真主才能審判他。如果一個穆斯林看到另一個人，他說我是一個穆斯林，那你是不能夠隨便質疑他不是穆斯林的。你如果隨便講，人家說他是穆斯林，你一定要說他不是穆斯林，而且要是冤枉了好人的話，你是要面臨着下地獄的危險的。

但是伊斯蘭復興運動打破了這個原有的傳統。他們的領袖人物庫特布就提出這樣的邏輯說是，只有真正純正的 — — 也就是說經過他定義的那種沙里亞法的信徒通過吉哈德重建的社會，才是真正的伊斯蘭社會，魚目混珠的東西，例如像他當時所在的那些埃及統治者，無論是法魯克還是納賽爾，在他看來都是沒有真正遵循伊斯蘭的正道。如果按照傳統伊斯蘭學派的觀點，比如說我是這一個學派，你是那一個學派，我雖然覺得你解釋的不對，但是我還是不敢說你的學派就不是真正的伊斯蘭學派，是屬於異教徒，是屬於Infidel。這就好像是，朱子的門徒不敢說王陽明的門徒不是孔子弟子一樣，儘管我們意見不一樣，王學家也有很多走狂禪的地方，但是我就是不敢說王陽明的弟子，說你們不是孔門子弟，說你們是佛門子弟。其實王學本來是比較接近佛門的，但是朱子的門徒是不敢說他們是佛門子弟的。傳統的伊斯蘭各學派之間相互攻擊，也是不敢說你根本不是穆斯林，不敢說你是異教徒的。

但是這個禁忌在庫特布時代打破。庫特布就公然說，你們這些不虔誠的、不正義的、不知道維護正義的穆斯林統治者，你們根本就是蒙昧主義者。「蒙昧主義」這個詞是很嚴重的。在傳統的伊斯蘭教當中，它指的是默罕默德傳布伊斯蘭教之前、原先那些信奉多神教或者其他宗教的阿拉伯部落。「蒙昧」這個詞帶有兩種含義：第一種含義就是，你們是愚昧無知的人，是得不到拯救的；但另一方面呢，你們得不到拯救，從某種意義上講不是你們自己的錯，是因為先知還沒有出世，還沒有把他的道理講給你們聽，也就是說，你們如果聽了先知的道理以後，你們是能夠分清道理的，就是這個假定。因此，「蒙昧主義」這個詞，按照傳統解釋，它是不適用於猶太人、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其他派別的，因為這些人是生在默罕默德出世以後，他們不是說因為我沒有看到古蘭經才不信奉，他們是那種我看到了古蘭經但是我還是不信奉伊斯蘭教的角色，所以你不信奉伊斯蘭教的原因不是因為你蒙昧，而是因為你是異教徒。

而庫特布的概念把蒙昧主義者和異教徒的概念完全混在一起了，他說，西方世界從本質上講是屬於蒙昧主義的。這一點，阿拔斯時代的伊斯蘭學者是不會這樣說十字軍的。他們不會說獅心王理查德或者基督教的十字軍是蒙昧主義者，道理很簡單，因為那些基督教騎士不是不知道默罕默德、沒看過古蘭經才不信奉的，他明明已經知道有默罕默德存在了，也看過古蘭經了，但他們還是說，聖經才是真理，基督才是我們信奉的，我們就是不信奉默罕默德，這種人不叫蒙昧主義者，他是異教徒，異教徒跟蒙昧主義者不同。庫特布就面不改色的說，西方的現代主義者從本質上講是蒙昧主義者，同時那些不虔盞摹⑾竇{賽爾這樣走錯路的穆斯林社會統治者，他也是蒙昧主義者。我們要真正理解沙里亞，要發動吉哈德來打倒你們這些蒙昧主義者，建立純正的沙里亞社會。這樣一來，他就把沙里亞解釋成為一個跟共產主義或者彌賽亞差不多的東西了。彌賽亞傳統是這樣，就是說，現在的社會是不好的，彌賽亞來了以後，基督作王一千年，那麼就是絕對純潔的，因為現實的世俗統治者總是充滿了人的弱點的，他不可能給你做到百分之百的公正，只有基督才能夠做到百分之百的公正，所以彌賽亞來了以後才有百分之百的公正。

但是傳統的沙里亞法不是這樣的，沙里亞法的學者不會說我就代表了先知本人或者是代表了絕對公正，他會說，沙里亞法包含着很多成分，古蘭經本身講的那是完全正確的，絕對純正的，先知本人的言行，那是我們這些遠遠比不上先知的學者萬萬比不上的，但是問題在於，古蘭經的東西有很多是很抽象的，沒有涉及具體問題，例如打官司有很多具體問題是古蘭經上沒有寫的，但你還得處理呀，古蘭經上沒有寫的，那我只有比照古蘭經的原則，我自己想按照古蘭經的原則應該怎麼做，做次一級的理解。那麼我做出的這個解釋跟古蘭經的權威又不一樣了，這兩者的關係就好像是憲法和普通法律的關係一樣，憲法的權威是絕對的，至高無上的，但是普通的法律的權威則是比較次要的，普通的法律要服從憲法的基本原則，但是憲法沒有講得很具體的地方，你還是得制定普通法律。教法學家的解釋就是這個樣子的，儘管它第一不是古蘭經，第二也不是先知本人以身作則做出的範例 — — 也就是遜奈，但是在古蘭經和遜奈都沒有涉及到的那些具體問題，我們還是要根據古蘭經的精神和先知的模範做出更加具體的細節上的解釋，因為社會是複雜的，不斷變化的，如果不這樣的話，社會就沒法管理了。古蘭經就只有這麼厚，社會上涉及的各種官司如果寫成文件的話，厚度肯定比它大得多，我們非得這樣不可。

但是這樣做，權威就有落差了，我得承認，儘管我是一個虔盞哪濾沽鄭�而我所�齔齙吶袥Q，權威全是從古蘭經和先知本人來的，但是我做出的判決絕對不能跟先知本人相提並論，絕對不能跟古蘭經相提並論。因為我自己做出的判決不是完美的，所以我也不能說其他的學者的判決就是絕對錯誤的，因為我是不完美的人，其他學者也是不完美的人，我們有意見分歧是很正常的，我認為我的理解是對的，他也認為他的理解是對的，我們相互攻擊，但是誰都不敢說我說出的話跟古蘭經一樣有效，跟先知本人一樣有效。因此這樣形成的沙里亞法是有濃厚習慣法色彩的，各地的沙里亞法不一樣，各部族的沙里亞法不一樣，各個學派的沙里亞法也不一樣。沒有人會覺得沙里亞法就是一個完美社會的指南，實行了沙里亞法就會建立完美社會。

但是庫特布的解釋就不一樣了，首先，你們這些穆斯林都是假穆斯林，假穆斯林也是蒙昧主義者，跟基督徒、猶太教徒和多神教徒一樣，你們全是蒙昧主義者，你們的沙里亞法也是不管用的，真正的沙里亞法一旦實行了以後，就可以製造出理想社會出來，實行了沙里亞法的社會就不存在有權威等差的問題，因為它是在古蘭經和最早期伊斯蘭教徒的純潔的範例照耀之下，它能夠一勞永逸的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所以儘管現在的統治者也說他們的法律是沙里亞法來的，但他們不是真的，只有我們實施吉哈德以後，才能建立真正的伊斯蘭國，這樣，在真正的伊斯蘭國中間，沙里亞法成為唯一的權威，跟古蘭經一樣純潔，在這樣的社會中間，不存在任何不公正的現象。

你可以看出，他對沙里亞的解釋就跟原先的基督教徒、猶太教徒對彌賽亞的解釋一樣，跟馬克思主義者和列寧主義者對共產主義革命的解釋一樣：經過了吉哈德這個相當於是世界末日大決戰和共產主義革命以後，建立出來的伊斯蘭國是一個純潔的社會，這個伊斯蘭國實行的真正的沙里亞法，那就不是像以前的那些不完美的教法學家做出的沙里亞法一樣，那些沙里亞法只是一些不完美的解釋，而我庫特布所說的沙里亞法本身是完美的，我們的社會之所以不完美，都是因為沒有真正實施沙里亞法的緣故，實施了沙里亞法以後，我們就會完美了。

這樣的邏輯當然會對現實的統治者非常不利，所以庫特布本人最後就被納賽爾絞死了，他的門徒也受到了長期迫害。但是他的傳統留下來了，現在的穆斯林兄弟會就是他留下來的種子，種子現在已經長大。他們在穆巴拉克倒台以後曾經短暫的選擇他們的領導人，然後又被軍事政變所推翻了。現在中東所面臨着的伊斯蘭復興運動，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從穆斯林兄弟會來的。另外一些傳統，像巴格達迪的伊斯蘭國和本·拉登這些人，雖然不是直接從穆斯林兄弟會這些傳統來的，有些是從泰米葉的傳統來的，有些是從另外一些復興運動的傳統來的，但他們的基本精神都是相似的。

基本上，他們重新解釋的原則都是要把沙里亞當成一種不同於習慣法的東西，當成一種類似於共產主義、類似於彌賽亞的東西，在目前的伊斯蘭社會中間還沒有實施，一旦實施以後，一切弊端都會迎刃而解。而在他們以前的伊斯蘭學者肯定會認為，沙里亞法是早就實施過而且正在實施的，沙里亞法的解釋者會認為，我的解釋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也只能這樣，我也只有這個能力了，反正大家都湊湊活活的過吧，誰讓我老人家不是默罕默德本人的朋友和門徒，比那些真正見過先知本人的門徒差了好遠了，現在的社會不如先知時代的伊斯蘭社會，我也不如默罕默德時代的學者，但這沒辦法。這就好像是儒家學者說，我們現在不是三代上古之治，現在的學者也沒法跟孔子相比，現在的社會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就是這個意思。如果儒家學者當中出現一個人跳出來說是，朱元璋也好，康熙皇帝也好，朱子也好，王陽明也好，他們都是假貨，他們都不是孔子的真正門徒，孔子的真正門徒一旦實現了，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你們只要聽我的，把孔子真正的意思實現了以後，把現有的這些統治者都推翻掉，按照孔子的真正教導重構社會，一切都會好的，那麼這個人就會非常像庫特布，他的門徒就會非常像是現在的伊斯蘭復興運動。

隨着殖民主義撤退和冷戰的結束，等於說是外部世界施加於阿拉伯世界的權威進一步削弱了，這也就意味着阿拉伯現代主義者進一步削弱了。從1920年代直到現在，從政治和現實權力的角度來看，大體上講是世俗派比較有權力的時代；但是伊斯蘭的現代主義者在理論建設方面確實是乏善可陳的，可以說他們談來談去還是順服統治者那些老調。維持社會秩序是多麼的重要，哪怕統治者是異教徒，是異族，這方面那方面多麼不公，多麼貪婪，多麼專制，這都沒有關係，相對於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性來說的話，這都是比較次要的，我們無論如何應該服從他，諸如此類的，這都是老調重彈，沒有新東西。但是伊斯蘭復興邉郵怯行聳|西的，無論是泰米葉的門徒還是庫特布的門徒，他們都可以說是理論創新的。當然，理論創新者從反面來說就是異端分子。

庫特布當時剛提出他的理論的時候，就立刻造成了很大的分裂：他的崇拜者就說，只有他才是真正虔敬的思想家；而他的反對者就同樣有理有據地說，這個人絕對是異端分子，跟着他走會給自己的靈魂造成莫大的危險。別的不說，就憑他庫特布不過是個小學教師出身的人，以前多少無比博學的大師都不敢論證別人不是穆斯林，他一個小學教師根本就是一個民科，他居然敢動不動就說比他學問大得多、品行好得多的人，這個人不是真穆斯林，那個人不是真穆斯林，他哪兒來這麼大膽子？任何真正虔誠的穆斯林在說別人不是穆斯林的時候都要好好想一想，這樣做會不會把我自己的名分置於火浴之中，萬一我說錯了呢，我只不過是一個凡人，我怎麼知道別人是不是一個真正的穆斯林？就算他是一個假信徒，真主會知道的，真主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他如果是一個假信徒的話，我也完全可以相信，到真正的審判日那一天的話，真主不會饒過他的，他騙不了真主的，如果我跳出去說誰誰誰是假信徒，誰誰誰不是真的，那我不是把自己放在真主的位置上了嗎？這是太不虔樟耍��@種行為難道不是徹頭徹尾的異端分子嗎？諸如此類。這樣的邏輯也是完全站得住腳的。這兩種邏輯之間如果發生衝突了，可以說是，要靠說服，靠理性論證，那是不可能的，最後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誰能打倒誰的問題。所以最後，不可避免的，宗教改革終歸是要通過宗教戰爭來解決的，伊斯蘭復興邉擁慕Y果也是要依靠宗教戰爭來解決的。

其實理論上的衝突從1920年代到1960年代已經如火如荼的展開了，之所以等到現在才蔓延到政治層面，主要是因為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外部勢力直到冷戰結束以後才最終撤出了中東地區。這主要是因為物質利益方面的關係，在外部勢力還存在的情況下，實際當權的統治者為了現實政治的理由，多多少少都會更偏向世俗主義這方面。而依附他們的那些講究順服的伊斯蘭教學者，雖然在民間可能不是很得人心，但是依靠官方的保護和支持，仍然能夠在場面上講還很像是主流派。一旦外部勢力對中東失去干涉的興趣，那麼原先那些依靠外部秩序輸入才能維持的政權紛紛倒台，力量的天平就迅速發生逆轉，草根的、民間的宗教法庭一下子顯得非常強大。但是我們要注意到，它「顯得非常強大」，主要不是因為它在2005年之前和2005年之後突然發生了很大變化，主要是由於它的敵人發生了很大變化，也就是說，你顯得很強大，不是因為你突然變強了，而是你的敵人突然變弱了。

我們回顧一下，滿洲兵入關是為什麼呢？不是說多爾袞的戰鬥力比皇太極突然升級了N多倍，而是說關內的明朝政府突然垮台了。在皇太極那個時代，明朝還能夠勉強維持局勢，到多爾袞那個時代明朝突然垮台，留下一片政治真空，進入政治真空，那你就像是摧枯拉朽。像現在的伊斯蘭復興運動之所以突然暴起，關鍵問題就是這樣。他們所依賴的是各種草根性的、民辦的伊斯蘭教法庭，這些法庭在原有的世俗統治者，像薩達姆、納賽爾那些人的統治之下，是處在被壓迫的狀態，被壓迫但是又沒能被斬草除根，所以大家不大注意它；一旦納賽爾或薩達姆這種人因為種種原因，主要是因為國際局勢變化的原因，突然崩潰了，於是一下子就留出了政治真空。

就好像說在改朝換代的時候，像明朝末年那種情況，突然有一天傳來消息，皇帝上吊自殺了，於是皇帝任命的州官縣官立刻捲起鋪蓋就跑了，像徐州、歸德這些地方立刻就陷入無政府狀態。這種情況下，在其他政權有可能進行干預之下，當地的儒家鄉紳就會站出來說，我們組織一個維持會吧，保境安民，等着看看是南明的皇帝派軍隊來維持秩序呢，還是北京的清朝皇帝派軍隊來呢，還是西安的大順皇帝派軍隊來呢，在這以前，我們先在本地裡面擁護幾個大地主、比較有威望的大員外，再找幾個比較有威望的儒家學者，讓那個員外把他自己的糧倉打開，招募一批民兵來維持秩序，然後再讓那個儒家學者站出來論證一下，根據周公孔子的道理，我們為什麼要擁護趙老太爺站出來當維持會主席，然後等待新的統治者出現。

中東現在突然冒出來的那些宗教法庭其實就是幹這個角色的。在原有的政權倒台以前，他們其實是不大有膽子管政治事務的。他們管的也就是什麼離婚案諸如此類的事情。我跟我老婆打架了，或者說我能不能夠娶某某人，我跟街上那個賣肉的屠夫發生糾紛的時候，根據教法的原則到底是誰有理，總之他們管的是雞毛蒜皮的事情。世俗統治者能夠容忍他們存在，就是因為他們沒管大事。現在這位伊斯蘭國的哈里發巴格達迪在巴格達的神學院畢業以後，他長期以來就是幹這個事情的。他幹的活就是當民辦法庭的法官，穆斯林發生糾紛以後就來找他打官司，找他仲裁，然後仲裁的同時就會給他送一些仲裁費，他就是靠吃這個仲裁費過日子的。在薩達姆政權倒台以前的話，他一直在幹這些事情。然後薩達姆政權倒台以後，於是群雄蜂起，像薩德爾(Mohammad Mohammad Sadeq al-Sadr)這樣的部族領袖就帶着他部族的子弟兵出來占領了一個城，把這個城叫做薩德爾城，然後跟其他的部族打仗。像西斯塔尼這樣的宗教領袖也站出來，號召他的門徒在伊拉克南部維持秩序。

你要是把這個場景搬到東亞就是，明朝皇帝或者清朝皇帝垮台以後，趙老太爺站出來了，趙老太爺率領趙家的子弟，趙老大，趙老二，趙老三，趙老四，趙老七，趙老八，讓這些趙家的子弟站出來，拿起武器出來維持趙家莊的秩序，或者是當地的大學者、著名的經學家曾國藩同志出來，讓曾國藩的一代弟子、二代弟子、三代弟子、四代弟子都拿起武器，像武俠小說中間的張三丰的大弟子的大弟子的大弟子的大弟子這樣，用他們的弟子團出來維持秩序。薩達姆倒台以後，伊拉克就處在這種情況，宗教學者讓他們的弟子出來維持秩序，宗教法庭的法官讓他們的信眾出來維持秩序。然後這些團體相互之間鬥爭、吞食之後，總有某一個角色，要麼是他的運氣特別好，要麼是他籌集到的資金特別多，要麼他的戰鬥力特別強，要麼就是這個領導人確實是很有文韜武略，總之，他會擊敗其他的種種領袖，把他的權力大大擴張出來。

然後西方的媒體對以前伊斯蘭社會的生態不大了解，就會感到困惑不解，覺得莫名其妙，伊斯蘭世界為什麼剎那之間就突然變天了，都被這些原先不認識的人占據了，這些不認識的人組成的各個團體之間又在你打我我打你，然後其中又有一些是反對西方的，諸如此類。他們的報導是很有偏向性的，也就是說，只有在某一個派別打了西方人或者殺了西方人質以後，西方人才會突然關注他們，給他們以超乎比例的報導。這個做法就好像是，比如說你在北洋軍閥的時代，西方媒體完全不知道吳佩孚是誰，張作霖是誰，但是突然冒出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孫美瑤這個小土匪，帶着幾百號人，在凌晨徹旦綁架了一群歐洲來的旅客，於是西方媒體才會專門報導孫美瑤。

如果一個現代的記者跑到宗教改革時期的歐洲，他得出的印象很可能會跟現在的記者看到中東的情況差不多。他會看到整個歐洲遍布着各式各樣的教團，每一個教團都認為只有它自己是掌握了聖經的真理，其中某一個或者某幾個比較走火入魔的教團，它的領袖會說自己就是彌賽亞派來的，其他的統治者都是不合法或者是不道德的，可以在他的統治區，像所謂的「先知」約翰在明斯克那樣（註：出自歌劇Le prophète），對他的臣民實行徹底的共產主義，打破家庭，打破財產，打破一切，對於不服從他的教義的人實施野蠻的屠殺。如果他當時看到這樣的情況，發出的感想大概也就跟現在看到伊斯蘭國發出的感想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真的按照火星人的觀念來看，超越我們所習以為常的現代性的種種偏見，那麼可以說，政教合一本身不是問題所在。宗教法庭、沙里亞法法庭必然是政教合一的。對於基層的小共同體來說，宗教跟道德是分不開的，道德跟行為模式是分不開的。你要撤銷掉它的宗教，那也就是說讓它的小共同體、讓它的家庭和社區沒有規範，這樣的社會是沒法存在的。你頂多說它的規範不好，我們另外給它換一套規範，但是無論如何你都必須有一套規範。第二就是，宗教法庭在伊斯蘭世界內部代表的恰好是比較民間、比較多元化的力量，而世俗化和現代化代表的反倒是那些比較接近於官方、比較一元化的層面。

同時，最後一點是最重要的，就是，誰能建立專制統治，要取決於兩方面的因素：一是它所在的生態環境本身的演化，二是它自身的教義和理論特徵。在這兩方面當中，第一方面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說，如果各種勢力之間的相互博弈最終產生出了一個勝利者，而這個勝利者形成了巨無霸的大一統勢力，那麼無論它原先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還是任何勢力，僅僅是由於它所處在的生態位，它不可避免的要實行專制，把一切解釋權集中到自己手裡面，即使它原先沒有理論，只要它被時勢的發展推上了這樣的地位，它一定會不得不製造出一種理論來把它自己的行為合法化的，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就是，在這種情況還沒有出現、各種各樣的團體在龍爭虎鬥、處在一種動態平衡的情況下，確實是有些理論比其他理論更加革命性，更有可能建立絕對統治。這種理論的特徵其實在伊斯蘭教世界內部並不是秘密，當時傳統派的學者之所以要反對庫特布和其他人，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最主要的區別就是在哪兒呢？就是，你是打算承認習慣法的相對權威呢，還是堅持說你自己就是唯一真理獨一無二的解釋者。如果你承認沙里亞原先就已經存在的那種希臘習慣法的機制，那麼所有的權威都不是絕對正確的，在這種情況下，遵循這種邏輯的教團在攫取絕對權力的過程中間可能會比較猶豫，因為這跟他們的理論是有點矛盾的；如果你的理論一開始就斷定真理是絕對的，所有的習慣法都是沒有權威的，而你自己是真理唯一的解釋者，那麼你在博弈產生出結果以前，自己身邊就已經有了一套相當於是布爾什維克的整個那種機制，這樣的機構已經預先假定自己是真理唯一的仲裁者和解釋者，那麼你攫取絕對權力的可能性就比其他的團體和教派要大得多。

但是這個因素是不如第一個因素來得重要的。我們回顧布爾什維克的歷史，可以說是，最接近於列寧後來理論的人其實不是社會民主黨，而是社會革命黨，但是列寧在幹掉社會革命黨以後大量的吸收了社會革命黨的理論，反而把社會民主黨內那些比較接近馬克思原典的理論家統統給幹掉了。他為什麼會這麼做？是因為生態位的緣故。他既然已經用不合法的手段攫取了權力，已經處在無法後退的局面上，那麼他無論如何都會找一些理由來把自己的行為合法化。在這種情況下，他原先在革命以前曾經說過的什麼話，那都是無關緊要的。他總有辦法，或者是自己出馬，或者是找些理論家出馬，重新做一下歪曲的解釋，把他自己解釋得很圓。但是其實理論上的解釋是比較次要的，關鍵還是要看多方博弈當中最後會形成什麼局面。

所以這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分裂保障自由的問題。只要各方面的博弈處在平衡態，沒有任何一個派別占上峰，沒有任何一個族群、沒有任何一個教派、沒有任何一個學派占上峰的情況下，那麼多元博弈的結果，無論你的起點是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或者其他什麼，最後形成的結果多半會比較接近於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經過一段時間的摩擦以後，大家早晚會形成一種比較穩定的動態平衡的；如果分裂狀態不能持久，最後產生了獨一無二的權威，哪怕這個權威在勝利以前是非常尊重習慣法的，從來不說自己是絕對權威，非常尊重其他學派、其他教派或者其他族群的利益，僅僅因為它掌握了這個大一統的地位，它不可避免的要重新修改或者重新解釋自己的理論，使自己的行為合法化。這一方面才是真正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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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

大象：現在埃爾多安把軍隊將領、大學老師、法官都抓起來，他是要在土耳其搞大一統嗎？

劉仲敬：這個很明顯就是蓄謀已久的。如果政變對他是一次徹頭徹尾的意外事件的話，他要願意報復或者清洗，那麼要麼就是只針對政變的發起者，要麼就是零零散散不成系統的。他這樣有系統的行動說明，他早就知道他有什麼樣的敵人，早就想做掉他們了。即使這個政變不是他自己製造出來的，至少他也敏銳的抓住了機會，可以利用這次失敗的政變實現他蓄忠丫謾�嚮往已久的偉大計劃。這就說明他並不打算僅僅做一個政治領袖，他要做一個社會革命家，他要整體上改變土耳其社會本身，這已經是很明顯了。

但是改變的結果會不會如他所願，那很難說。我們知道，在2005年的時候，伊斯蘭勢力還在土耳其處於相對弱勢，它很可能會像九十年代的埃爾巴坎政府一樣，被親軍方和親世俗的力量輕而易舉的趕出辦公室；但是最終在2007年以後一步一步的把世俗派的力量都趕出政府中心、大量的改組軍隊以後，實際上現在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伊斯蘭派和世俗派矛盾，而是伊斯蘭派和伊斯蘭派之間的矛盾，所以他才會指控葛蘭(Fethullah Gulen)和他的門徒是政變的主要發起者。這個指控是不是真的無關緊要，但你也可以看出，生態位已經發生變化了。這種情況很像是1928年以後。1928年以前，鬥爭發生在革命聯盟和北洋政府之間，也就是說列寧主義的擁護者和立憲民主制的擁護者之間；但是1928年以後，立憲民主制的擁護者已經是微不足道了，鬥爭就發生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也就是說鬥爭發生在列寧主義的溫和派和列寧主義的激進派之間。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世俗派的勢力已經不成氣候，主要的鬥爭就要發生在伊斯蘭化的不同派別之間。現在，如果我們相信埃爾多安的話，那麼鬥爭就是發生在他和葛蘭的派系之間。

但是這僅僅是開始。因為伊斯蘭教派，就像我剛才講的，本質上是草根的和多元的，它的解釋權在以前是從來沒有統一過的。儘管現在復興運動的有一些派別堅持要把解釋權壟斷在他們手裡面，但是其他的派別聽不聽他們的，並不是取決於他們的嘴上。從嘴上和紙上進行論戰的結果，還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說不服誰的局面。如果說有誰真的壓倒了誰，那必然是他除了掌握理論以外還掌握了槍桿子，能夠壓倒別人。所以這樣做的結果，要麼就是世俗權威削減以後，各教派相持不下，使土耳其的整個局勢黎巴嫩化，世俗國家喪失它的統治能力和保護能力，各個教派變成真正的統治者；要麼就是某一派，也許是埃爾多安派，也許是其他的派，最終戰勝了其他的派別，把一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裡面。但是要做到這一點，肯定還需要有更多的流血，所以現在的這點流血才僅僅是開始。

大象：美國會放任中東這樣動盪和流血嗎？在未來的五年內，美國會加強幹預還是減少干預？

劉仲敬：肯定會減少干預。減少到什麼程度，那不好說，但是減少干預的趨勢在過去四、五年內已經表現得很清楚了。如果不是因為美國減少干預的話，那麼巴格達迪的伊斯蘭國不會出現，土耳其現在的政變也多半不會發生。伊斯蘭世界的生態變化，本質上講是冷戰以後列強撤出中東的結果。這種情況實際上也就很像是一戰以後，中華民國的政治演變實際上是由於大英帝國和歐洲列前撤出的結果，撤出就有了真空，真空總有人填補，填補真空的日本人、俄國人必然的會龍爭虎鬥一番，這個道理很簡單。比如說我原來是這兒的地主，那麼我說了算，我定規則，這間房子是屬於我的，那間房子是屬於你的，都是定好的，大家不會起衝突；然後我撒手不管了，你們幾個人就出來搶，因為你們都是新來者，你們不知道自己的地位，所以你們必然要打一仗才能確定規範。

崧源：伊斯蘭世俗國家的外殼被衝垮之後，伊斯蘭各教派肯定會向穆斯林占多數的地方擴散，像東南亞這樣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地方可能也會從屬於這種趨勢。比如馬來西亞和印尼，這裡的伊斯蘭派系是否會逐漸衝垮相對世俗的國家體制？

劉仲敬：等於說吧，在鬥爭最激烈的地方肯定會產生出戰鬥力最強的品種，而戰鬥力最強的品種肯定會向外圍擴張。例如像是張宗昌手下就有一幫白俄士兵，只有幾百人，但是打其他的軍閥，例如孫傳芳的幾萬部隊，一點問題都沒有。這裡面的毛病出在哪兒呢？就是北洋諸將的軍事技術，要麼像段祺瑞，他是十九世紀末期的德國留學生，要麼就是留學日本的學生，要麼就是保定軍校的學生。而保定軍校的教官也是日本留學生，所以去日本的留學生和上保定軍校的軍官，或者是上其他講武堂的軍官，其實都是間接從日本那兒學來的；而日本那些軍事技術本身也是留學德國學來的，因為日本的軍事技術也是學德國的。所以無論直接和間接，通過本土的還是留學的這幾個渠道，歸根結底，北洋諸將的軍事技術都是普法戰爭以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那些普魯士軍官發明出來的技術。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事革命，這些技術實際上是已經落伍了，但他們還沒有反應過來，所以白俄士兵到了中華民國境內以後就有了一個所向披靡的感覺。對於他來說，你們這些將領和士兵用的辦法都是老古董的戰法，使用的武器也好，軍事技術也好，都比我落伍了整整一個世代，我打你真是太容易了。就像是歐洲的獵狗跑到澳洲去跟澳洲那些丁狗和鴨嘴獸作對一樣，你們真是太落伍了。後來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或者是訓練的那些國民黨軍官或者共產黨軍官，打那些地方軍或者北洋軍也是所向披靡。共國兩黨的歷史發明家把這些勝利的記錄解釋成為我們深得民心，其實恰好相反，人民算屁，人民從來都不打仗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因為，無論是蘇聯紅軍還是白俄逃亡者，他們代表的軍事技術，都比保定軍校還是其他什麼講武堂培養出來的軍官代表的軍事技術先進了幾個世代，更不要說蘇聯運來的先進武器和盧布這些東西。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中東地區的激烈鬥爭不可避免的要產生出戰鬥力很強的小團體；而外圍，像馬來西亞和印尼這些長期和平的地區，它們的團體雖然是存在的，但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們受到的壓力比較小，它們的戰鬥力也肯定要次一級。那麼中東的團體，無論是誰失敗了，只要它跑到外圍的任何地方，都會有白俄士兵或者紅軍士兵到中華民國來的感覺一樣，他就會覺得你們這些人簡直是不堪一擊。處在這種情況下，它不可能不發展勢力的。它發展勢力，最有可能先去伊斯蘭占主流的地方，因為這些地方至少還是名義上的穆斯林，它比較可能去這些地方，而不大會去那些名義上是異教徒的地方。但是這一點其實不是特別重要，因為最重要的地方還是你的組織能力、組織技術、團結能力、軍事技術這幾個的綜合。

我們回顧歐洲征服世界，它是怎樣征服世界的呢？其實說白了，它就是在佛蘭德和意大利那些歐洲列強爭奪最激烈的地方、軍事技術上升速度最快的地方鍛煉出來的精銳部隊，那些精銳部隊只要有極少數到了比較外圍的世界，馬上就是所向披靡。像是明朝皇帝用的那些大炮，他自以為是很牛，其實那都是過了幾十年的。僅僅幾十年時間，軍事技術就發生革命了，以至於鄭成功儘管是海盜出身，他取得武器的渠道比較先進，但是他對付荷蘭人，也發現他的軍事技術是明顯落伍了。結果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會出現澳門過去的幾百名葡萄牙的火槍手可以打幾萬清兵這種情況。

崧源：馬來西亞伊斯蘭黨現在勢力很大，足以挑戰巫統（馬來民族統一機構），但基本上還是在通過選舉咦鰨��x中東的武裝教團還有很遠的距離。它在世界範圍內的伊斯蘭教教團擴張中處在什麼樣的位置？

劉仲敬：在這個方面，伊斯蘭教不如組織本身重要。巫統本身就是一個過渡性的東西，它代表了馬來穆斯林社會的第一次組織升級。但是面臨着以伊斯蘭化為代表的第二次組織升級，它又顯得軟弱無力了。馬來傳統的穆斯林社會，實際上也就是蘇丹以下和他周圍的一少部分人算是伊斯蘭教。他們皈依伊斯蘭教的動機之一，也就是從中東引進比較先進的組織技術和武器。火炮是非常重要的，東南亞的穆斯林統治者皈依伊斯蘭教有一個重要動機，就是希望能夠藉此從土耳其帝國得到一些火器。哪怕是得到土耳其帝國很落伍的火器，在東南亞都是所向披靡，因為土耳其帝國的火器不如歐洲先進，但是又比波斯、印度和東南亞要先進很多，只要得到一點點，那就是足夠所向披靡了。而基層民眾呢，要麼仍然是傳統多神教，要麼就是名義上信伊斯蘭教、但是混合了多神教信仰，總之他們的組織度是不大的。英國人來的時候，你只要跟當地的穆斯林王公達成協議以後，問題就解決了，普通的群眾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一直到六十年代，由於華人和穆斯林之間的鬥爭刺激了馬來穆斯林的民族主義邉櫻�才產生了我們現在的巫統。馬哈蒂爾之所以能夠推翻東古·阿卜杜勒·拉赫曼這樣的老貴族，關鍵就是在於，他把西方式的群眾邉擁惱��h技術引進到穆斯林社會。穆斯林社會本來是幾個王公就說了算的，普通群眾完全不關心政治，但是馬哈蒂爾和他周圍的那些青年學生看到華人已經組織了自己的政黨，英國人即將撤退，馬來西亞很快就要面臨華人和土族之間的權力爭奪。他感到，像是拉赫曼這種只關心美女名馬和美酒、只關心舒適生活的貴族，根本就不能夠維持馬來人的利益，馬來人也需要有比較現代化的政黨組織，於是巫統產生了。巫統產生的主要結果就是，挫敗了華人企圖奪取或分享馬來西亞政權的努力，把馬來西亞變成了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從這個角度來講，巫統的組織度比穆斯林傳統王公大，比華人傳統社會大，所以它才能取得勝利。但是面臨着新一代的伊斯蘭邉擁腦挘�它的組織又顯得太鬆弛了。

馬來西亞所謂的威權民主是這樣一種模式，就是說，巫統本身是依靠跟地方頭面人士結盟的方式來擴充選舉的 — — 因為名義上講，馬來西亞的政權是由議會授權，而議會則是由當地選民產生出來的。但是在同樣一個選舉的名號之下，涉及的社會複雜度是不一樣的：基本上在靠近沿海的各州、華人勢力比較大的各州是比較原子化的；接近內地的各州的話，宗族和部落勢力仍然很強。無論是在哪一種情況下，巫統的競選組織都可以在選舉之前通過跟地方上的頭面人物的幕後交易，大體上講把基本盤搞定，出現意外事件是很少的。像五一三事件實際上是一次意外，但大多數情況下，它在選舉之前就能夠跟地方上的大佬大致上把利益分配的問題談成。所以像馬華公會這樣的組織之所以能跟巫統長期合作，就是因為雙方只要達成協定的話，那麼就會有一部分華人的選票穩穩的站在執政聯盟一邊，而穆斯林社會這邊也是一樣的，你只要跟幾個地方上的大佬達成協議的話，基本上大多數選民的去向就已經是有把握了，你不需要搞列寧主義性質的那種深度動員。大多數老百姓參加投票以前的話，就是看着當地的頭面人物的動態，就會跟着他走的。

這種動員程度是不太高的，跟列寧主義的政黨組織和伊斯蘭國這種同樣具有先鋒隊性質的吉哈德主義相比起來，這種組織是相當脆弱的。它之所以能夠維持，是因為它的競爭對手比它更弱，列寧主義的先鋒隊集團實際上是被英國殖民者的綏靖措施和馬來孤立的地理形勢所挫敗的，但是現在出現的新的伊斯蘭主義者同樣也是先鋒隊性質的。它重新解釋的吉哈德跟傳統的吉哈德有很大的不同：傳統的吉哈德是包括多種含義的，包括個人的修身養性，像蘇菲派的很多學者就把吉哈德給解釋成為一種以神秘主義的方式，以冥想的方式、修煉的方式去接近神的做法，這樣的一種吉哈德基本上就是關起門來自己做的事情，沒有什麼社會性了，另外還有很多種吉哈德解釋；但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伊斯蘭國所代表的這種吉哈德，它就是要製造一個先鋒黨，把極少數真正能夠領會沙里亞、而且把沙里亞當成是公正社會化身的、有決心犧牲自己的這一個少數派的團體，要首先在他們自己的團體內部實現伊斯蘭國的原則，這種的一種吉哈德的組織度是跟1920年代的列寧主義政黨是差不多的。

這樣的小團體一旦滲入一個比較鬆散的社會，可以說，傳統的部落頭人、買辦老闆之類的人是不可能斗得過他們的。在沒有這種組織存在的情況下，像檳城這樣的港口城市，可能一個大商人就可以號召他的員工去投票了，在內地，可能一個大地主就可以號召他的所有佃農去投票了，可能像印尼地方上的一個比較有聲望的伊斯蘭教士就能號召他的門徒去投票了；但是如果是從亞齊來的一幫真正的聖戰者、或者更不要說是從中東來的一幫真正的聖戰者的話，那麼這種模模糊糊、主要依靠威望來維持的權力就很難斗得過他們嚴密的組織。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鬥爭就不會再依靠議會選舉來實行。議會選舉產生的政治家會像是1970年的高棉國會一樣，儘管在選舉的時候你當上了議員，但是你根本沒有用處，共產黨的恐怖分子會在你的社區裡面潛伏起來，誰不聽他們的號令，他們就會暗殺誰。最後，你這個議員說的話其實根本號召不了誰，老百姓只會服從那些他們害怕的人，就是那些帶着敵後武工隊、如果你不聽話的話就像鬼子來了一樣半夜裡面摸進你們家想殺誰就殺誰那種人。地方上的大多數老百姓會出於恐懼，被這樣來去無蹤、誰也管不住的恐怖分子嚇倒，最後會服從他們的命令，顛覆整個政權。

要阻止這一點，你就必須有強有力的安全部隊，讓老百姓感到，如果我不服從恐怖分子和秘密團體的命令，警察有能力保護我。但是我們都知道，這件事情連吳庭艷都辦不到，而吳庭艷的安全部隊已經是東南亞最強的了。柬埔寨的警察部隊在共產黨的恐怖組織面前是極端軟弱無力的。1940年代的延安也是這樣的，國民黨在邊區以外設置的縣長、甚至是軍統的情報站長根本擋不住他們的滲透。像師哲這種人就得意洋洋地記載說是，如果我們決定幹掉中統的某個情報站的話，我們就帶着隊伍，越過邊區的邊境進入國統區去，連夜闖進那個情報站站長的家裡面，然後把他和他的老婆綁起來，帶回邊區去審判，而國民黨根本不來管我們。在這種情況下，連國民黨官員甚至是情報官員都自身難保的情況下，普通的民眾怎麼敢違背布爾什維克的指令呢。在這種情況下，早在內戰爆發以前，可以說是邊區以外的大部分地區早已赤化了。早在紅色高棉掌權以前，大部分的柬埔寨農村居民已經習慣於服從紅色高棉。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馬來西亞的安全部隊有能力對付得了滲透進來的這些先鋒隊組織嗎？現在這還是一個未知數。

大象：您剛才提到阿拉伯的穆斯林在歷史上有很長時間是屬於順民的被征服狀態，但是現在我們感覺中東的這些人非常暴力。他們是怎麼從順民變成恐怖主義，是怎樣獲得的勇氣和組織資源呢？

劉仲敬：恐怖主義恰好是順民的結果，它不是由武裝集團決定的，而是由被武裝集團統治的人決定的。如果雙方都是武士的話，你搞不出恐怖主義。比如說在阿里和阿以涉打內戰的那個時代，他們雙方之間其實是相當有騎士精神的，一方面是誰也打不了誰，另一方面是，雙方在作戰的過程中彼此佩服對方的勇武，都有點惺惺相惜的感覺。但是如果有一方是順民，殺起來完全不費吹灰之力的話，那麼殘殺就會發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會發生大規模的暴力行動。由於媒體的報導當然是集中在少數出名的武裝分子身上，對大多數順民是根本不會報導的，所以即使順民是大多數，你留下的印象仍然會是社會非常暴力。你要是看民國初年的報刊的話，那你就會覺得孫美瑤這種人或者是張宗昌這種人占據了社會主流，但是你只要仔細想一想就可以看出，當時社會上的絕大多數都是沒有武力，雖然可以買到槍但是實際上自己買不起槍，也不會練武，只有等各路軍閥打過來以後好好給他們交一點保護費，希望他們儘快撤走，不要糜爛地方的這些順民，他們的人口肯定是占絕大多數，但是報刊上記載的肯定是那些比較顯眼的武裝集團。

大象：先鋒隊式的嚴密組織是怎樣組織的？何處體現它們的嚴密和競爭上的優越性？

劉仲敬：競爭上的優越性是依靠偏執和殘酷才能維持的。直截了當地說，任何團體能夠維持，前提條件就是，你必須對自己人好，對別人壞。但是這個落差的大小是差別很大的：例如一個馬球俱樂部，內部人占便宜也無非是可以去看一些優惠票價和一些信息，不參加這個俱樂部是不會遭到殺身之禍的；但是一個嚴密的先鋒隊組織，首先它在理論上要達到這個高度，就是說，我們是真理唯一的詮釋者，這樣一來，反對我們的人本身就不是傻瓜，而是壞人。如果你按照沙里亞傳統的解釋方法，我的學派跟他的學派不同，我的老師跟他的老師意見不同，但是我會認為，我的老師是正確的，他的老師是不正確的，也就是說，我是聰明人，你是傻瓜，聰明人是不會去殺傻瓜的；但是按照先鋒隊的解釋方法，我的意見跟你的意見不同，因為我的老師掌握了真理，而你的老師掌握了謬誤，真理和謬誤是不能兩立的，我不認為我是聰明人你是傻瓜，我認為我是唯一正義的人，而你是邪惡的人，聰明人不會去殺傻瓜，但是正義之人一定會去殺邪惡的人，同時，背叛我這個團體的人，我也一定要殺了他。

理論是第一步，而且是比較小的一步，最重要的是後面的實踐。就在實踐的過程中間，你要搞出自己的團體，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非常一致，對背叛者要有無情的懲罰。同時，周圍的人在組織的強度和言出必行的準確性 — — 也就是說威懾的可信度方面都要不如你，達到這個程度，你的組織跟周圍的組織相比就會具有明顯的優勢。當然這種組織一旦建立，也就會引起周圍的組織螺旋形升級。凡是組織度不太強或者是相對比較弱的組織，或者是根本沒有組織的普通民眾，在這個鬥爭過程中就會越來越不利，漸漸被淘汰，消失掉，最後所有組織都變得比以前的組織度要強得多。然後在這種情況下，第二階段、最後階段的鬥爭才會不再取決於組織度，而是取決於各組織掌握的資源。在組織度落差很大的情況下，資源本身不是決定性的，因為組織度強的組織肯定能夠掠奪組織力弱的組織的資源。

大象：從歷史上來看，什葉派和遜尼派究竟哪個是正統、哪個是異端？

劉仲敬：當然人人都認為自己是正統。「什葉派是正統」的理論就是說，他們是支持阿里的黨派，而阿里是跟默罕默德最親的人；遜尼派的理論就是說，他們是從四大哈里發直接延續下來的，而且從事實上來看，他們是執政黨，而什葉派是反對黨。遜尼派當中比較講順服那一套，順服統治者的理論比較發達，而什葉派的革命性比較強，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但這個原因與其說是由於最初的理論差異造成的，倒不如說是以後雙方的路徑演變造成的。阿里和穆阿維葉、阿以涉他們打內戰的時候，其實雙方的衝突主要不是理論上的衝突，他們也沒有提出什麼理論，都認為默罕默德的理論是正確的。他們的衝突就是說你們使用的手段對不對，特別是在奧斯曼遇刺以後你們處理這件遇刺案的方法是不是光明磊落，是不是有包庇兇手的嫌疑，是不是有家天下的嫌疑，諸如此類的東西。

大象：您剛才提到，蒙古攻陷巴格達的時候，巴格達是一個花剌子模的王朝。花剌子模在之前和蒙古打仗的時候，有沒有動用從中東汲取的資源？

劉仲敬：它不是花剌子模的王朝，而是花剌子模的幕府。花剌子模的大本營設在河間，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就是長春真人所說的那個河間府，但是它派了一支衛戍部隊進駐到巴格達。這時候巴格達已經殘破不堪，也就是因為有哈里發在，才享有一個地位。你可以假想一下，這種格局就比較像是德川幕府常駐在東京，依靠武藏野的資源維持自己，但是天皇還在京都，幕府會派一支人馬，代表它在京都去駐着，以防有其他人利用天皇給他搗亂。花剌子模的模式就是這樣的，它只派了一支很不重要的部隊進駐到巴格達去，但是這支部隊足以掃蕩巴格達附近的小軍閥了，因為這時候巴格達周圍已經殘破不堪。其實織田家上洛的時候也是這樣的，什麼三好家族之類的在京都附近不可一世的土豪，被遠方來的這支上洛軍掃蕩得一乾二淨，以後，關東的幕府就一直能夠控制京都的局勢，而京都附近的豪族拿他們沒有辦法。當時巴格達的局勢就是這樣的。

花剌子模不能從巴格達弄到什麼資源，恰好相反，巴格達是個倒賠錢的地方。因為它自己已經不再像過去帝國統一的時代那樣，能夠把整個中東各省的貢賦集中到巴格達，那時候的巴格達是繁榮的；但是土崩瓦解的時候，巴格達只剩下自己一座城，而城裡面還要支持哈里發本人和他的無數公卿，支持他們的排場，這就是很窘困的。所以任何能夠控制巴格達的幕府不但不能從巴格達掠取資源，反而需要把自己的資源拿出來養活這個名義上的朝廷，因為這個傀儡朝廷畢竟是我支持起來的，我不能把它弄得太窮困，好像弄得天皇陛下和漢獻帝都窮得一塌糊塗，這樣我這個曹操也臉上無光，儘管我實質上的資源是從外伊朗、從呼羅珊來的，但我還要分出一部分來維持巴格達的面子。

對於巴格達哈里發來說的話，有這樣一個幕府既是災難也是好處：是災難，因為它把我變成了漢獻帝，我一點都得不到自由，如果我說話做事不符合幕府的意思的話，說不定還會被幕府廢掉，再換我的侄子或者是什麼表兄弟出來當權；但另一方面，如果沒有這個幕府的話，我連這個宮廷的排場都維持不了，公卿顯貴儘管爵位很高，我卻沒有辦法給他們發俸祿，他們還要自己想辦法去賣字畫為生，總而言之是要過很窮困的日子。其實蒙古人首先打掉了花剌子模以後，巴格達哈里發就再次落入這種很狼狽的情況，因為沒有花剌子模、而蒙古人又還沒有到巴格達的時候，巴格達又恢復了群龍無首的那種狀態，也就是說，哈里發和他的朝廷又要沒人養活了。

大象：假設蒙古人不打花剌子模的話，會有其他人，比如說突厥人重新組織一個類似物嗎？

劉仲敬：如果蒙古人不去巴格達的話，過不了多久，敘利亞或者埃及就會有其他的軍閥崛起，這些軍閥有很大的可能性會到巴格達去，或者在巴格達支持傀儡政權，或者從巴格達找一個比較正統的親王，把他遷到埃及或者敘利亞去，以便挾天子而令諸侯，這肯定是大概率事件。後來馬穆魯克實際上就做了差不多的事情，只不過一般人認為他扶起來的那個哈里發是假的，也就是說沒有正統的王室血統。如果蒙古人沒有去把那個正統王室消滅的話，你可以想象，馬穆魯克或者是其他的什麼軍閥早晚會到巴格達去弄一個比較正統的親王。

崧源：伊斯蘭武裝教團的做法是一種類似中世紀的爭鬥從而提高了組織度，還是一種列寧主義先鋒隊式的最後消耗？

劉仲敬：伊斯蘭國地區的教團大部分並不是列寧主義的組織，所以實際上如果單憑人數或者是看德高望重的教法學家的話，那麼庫特布這些人的精神後裔和現在的伊斯蘭國還不能說是多數，大多數比較傳統的教團還是根據原有的師承和門戶之見，它們的行為邏輯就比較像是信奉程朱理學的各個儒家門派那樣，所以它們並不是列寧主義的派系。但是它們這些派系在比較新型的、具有先鋒隊性質和異端性的新的教團面前，表現得很沒有抵抗力，也就是說，動員能力在各方面都不如這些新的組織，所以它們正在鬥爭中間漸漸的落了下風。所以這整個形勢比較像1920年代布爾什維克剛剛崛起，傳統的社會民主黨雖然人數上還占優勢、但是不知所措節節敗退的情況。如果沒有什麼外來的干預的話，可以想象，未來幾十年的趨勢就是，比較激進的、組織度比較強、先鋒隊性質比較強的異端性教團會逐步地吃掉那些比較傳統的保守社團，把它們的資源汲取出來，實現建立伊斯蘭國的夢想。

但是這個建立伊斯蘭國的夢想毫無疑問就是一種對既有資源的消耗。像遜尼派的部落區，最初是為了反對什葉派的動機接受了伊斯蘭國的統治，但它們現在就處在一種被消耗的狀態，這個情況跟蘇區非常相似。儘管伊斯蘭國通過走私石油和其他各種方法弄到了很多財富，但是它還是對原有的伊拉克中部的遜尼派地區進行了非常嚴密的組織。單從征糧征款這一方面來看，它從伊拉克北部的小麥產區徵到的糧食已經大大超出了奧斯曼帝國、英國殖民者和薩達姆政權的征斂，給當地造成的負擔無疑很重。而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它設立的安全委員會比以前的部落酋長統治力量強，對原先的當地的頭人能夠實施非常有效的威脅。

在伊斯蘭國的政體當中，政府委員會占的主導地位並不強，內部的沙里亞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和安全委員會才是真正掌權的部分，這些部分的官員對於名義上的政府是可以行使生殺予奪的大權的。而名義上的政府在這種恐怖的威脅之下，對傳統的部落和宗族組織行使了大得多的掠奪。這個掠奪的背後就是伊斯蘭國嚴厲的審判制度，他們根據非常小的理由就可以判人死刑。這裡面一部分是因為實行原教旨教義的緣故，為了使我們的生活純潔化，各種各樣不道德的罪行，原先世俗政權可以放縱你們，現在我們不能放縱你們；但是這種邏輯很容易的被利用到政治方面來，我要搞掉你的話，不愁不能從中間用這種審判方式找到藉口。於是實際上就形成一種心照不宣的恐怖統治。正是依靠這種心照不宣的恐怖統治，伊斯蘭國才能夠得到比以前的任何政權大得多得多的東西。

但是當地社會能夠支持多久呢？很明顯，當地社會的精英已經開始逃亡了，最先逃走的是人數極少的基督教徒。這些基督教徒從十八、十九世紀末期開始一直是歐洲文化的引入者，也是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發明者。他們走，就是走掉了最上層、最接近西方的1%~5%。隨着他們走掉的話，那麼可想而知，受不了經濟壓迫和各種限制、最有錢最有條件的人也會開始逃走。基督教徒能夠逃走，主要是出於伊斯蘭國當局在這一方面還比較堅持原則，因為古蘭經明確說過，如果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這些有經人跟你們簽署條約、向你們投降的話，你們無權不接受，也就是說你們非得接受貢賦，然後保護他們不可，如果不這麼做的話，那就是違反了先知默罕默德本人的教訓，伊斯蘭國在這方面還不敢違背教訓。所以其實他們如果是只考慮利益的話，就不應該讓這些人走掉，但是這些人已經基本上走空了。下一步，為了避免進一步有人出走的話，那麼安全委員會不可避免的要加強他們對基層組織的控制。這個控制是螺旋形上升的，最後，不可避免的要把他們原有的社會漸漸的榨乾。

崧源：榨乾以後會如何呢？

劉仲敬：榨乾以後，那就非得轉移了。現在伊拉克中北部給它提供的資源主要就是兩種，一是小麥，二是石油。伊斯蘭國還有其他很多亂七八糟的來源，就不說了。如果油田被聯軍攻占了，然後小麥又被榨得差不多了，當地的生產力受到嚴重損害，那麼它不可避免要轉移的，轉移到資源還比較多比較充實、但是當地的各種組織又沒有它強固的地方。實際上，伊斯蘭國從伊拉克轉向敘利亞本身就是這種現象的體現。

這樣很可能會造成大量的人口損失。在它撤離的地方，除了那些能夠生產石油的地方以外，可能就會真正變得荒漠化了。這種事情在中東那個生態環境本來就已經極其脆弱的地方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像伊拉克中北部的小麥產區是非常依賴灌溉系統的，而灌溉系統長期以來也是依靠地方上的小共同體經營和維持的。伊斯蘭國這麼樣一搞，很可能在它席捲過去以後，當地的部族長老、宗教教士之類的頭面人物，要麼就是屈服加入了伊斯蘭國，不屈服你就可能被它搞得乾乾淨淨的，剩下的純粹散沙的小民很可能是沒有能力維護那些灌溉系統的。那樣的話，這些過去的小麥產區很可能一下子就會變成沙漠。

大象：所有的先鋒隊最後都會導致社會的退化嗎？

劉仲敬：先鋒隊要麼改變它自己的理論和行為邏輯，要麼就沒法維持下去。它的邏輯就是，它是真理唯一的解釋者，因此它必然要成立相當於是宗教審查委員會這樣的東西，由這個委員會或者是諸如此類的機構來確定誰是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樣就會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跟它在理論上的生態位最接近的人是最倒霉的。例如伊斯蘭國最大的威脅不是猶太人和基督徒，因為古蘭經已經明文規定了，對古蘭經有明文規定的東西它也不敢大改，而且基督教或者猶太教無論怎樣解釋經典都不影響它的基本盤；它最需要打擊的就是那些跟它自己原先觀點不同、而且在伊斯蘭國成立的過程中間還發表過文章嘲笑它的人。這種人是相當多的，只不過伊斯蘭世界以外的人基本上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但是伊斯蘭國最初開始成立、還沒有來得及攻城略地、看上去非常不走叩臅r候，伊拉克和埃及有很多宗教學者都發表文章嘲笑它，說它是一個paper state，一個紙上談兵的國家，總之還有各種各樣的教義這個那個不合規範之類的東西。這些人落到伊斯蘭國手裡面，就肯定會變成第一批清洗的對象。這樣的先鋒隊政黨造成的主要結果就是幹掉精英，只剩下那些最卑微、什麼資源都沒有的散沙小民，經過它掃蕩以後的社會本身就會沙漠化或者是進一步沙漠化。

大象：馬丁•路德革命時北德意志地區的情況是否類似於這種現象？

劉仲敬：北德的教會、各種教派是很多的，其中比較極端的教派，像再洗禮派，他們的表現確實是很像列寧式政黨和現在的伊斯蘭國。

大象：那他們有沒有對北德意志地區造成損害？

劉仲敬：肯定的。歐洲唯一一次有點像大洪水的事件就是這次宗教戰爭，它把法蘭克尼亞那些所謂的花園地區長期變成荒漠，把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以前和以後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現象。

崧源：伊斯蘭國現在發動的對西方的各種恐怖襲擊壯大了自己的聲勢，這會刺激西方亞國家團體的復活嗎？是否會打破自由平等博愛多元的政治正確框架？

劉仲敬：伊斯蘭國的基本方略是非常像共產主義的，也就是說，首先所有共產主義者都要相信共產主義是會最終勝利的，伊斯蘭國的信徒也是相信最後的大決戰以後伊斯蘭國會是最後的勝利者，但是這並不代表他們沒有具體的方略。照美國軍隊繳獲的那些伊斯蘭國第一代創始人制定的革命方略，他們是分為四步的：第一步，先要在傳統的遜尼派統治區建立伊斯蘭國，產生自己的哈里發；第二步，要拔掉插入伊斯蘭世界心臟的尖刀，也就是什葉派的勢力，把他們徹底消滅；第三步，重建哈里發黃金時代的輝煌，然後跟以色列平起平坐，跟以色列作鬥爭；第四步，跟羅馬，也就是所有的世俗勢力，進行世界末日的善惡大決戰，也就是啟示錄裡面那一套。

現在它還處在第一個階段，所以它在第一個階段打擊的恰好是跟它生態位最接近的各種派系。在這個過程中間它需要有競爭，也就是說，它需要在各種聲稱自己代表了正道、聲稱自己要建立伊斯蘭國的吉哈德組織當中，證明它是最正確而且是最成功的一個。為此，它不但不會否認恐怖活動，而且還會儘可能的把各種各樣的恐怖活動都拉到自己手裡面。我們都知道，後來紐倫堡審判的時候有一個矛盾現象，就是說，納粹自己報告出來的殺猶太人的數目實際上是誇張了的，真正的死亡數目沒有這麼多。原因很簡單，就是在納粹系統的內部有一個爭功的問題，各個不同的部門向希特勒報告的時候都要說我的功勞最大，我殺的猶太人最多，如果實際上我這個地區沒有那麼多猶太人的話，我也要多報一些數字，好讓上級認為我很重要。伊斯蘭國所處在的那個生態位就是這個樣子的。

西方對它的反感對它沒有直接影響，但是在各個團體中間證明自己最正統、證明自己的聖戰成績最好，對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實際上有些案件本來是孤狼作案，也就是說實際上是一個小團體、甚至是幾個個別的人、甚至是一個個別的人決定去作案，但是伊斯蘭國都會毫不猶豫的在第一時間跳出來說，這些人是我指使的。是不是它指使的，這很難說，因為有的事情，比如像美國前一次類似案件的話，很可能不是它指使的，而只是受它影響的。這兩者是有區別的：「受它指使」就是說，我自己訓練出來的，按照我的計划去辦的；「受它影響」就好像說是，我在圖書館裡面看了一下資本論，然後就在資本家的門口扔了個炸彈，這不是共產國際有計劃的行動。這兩種行為是有差別的，美國的那一次恐怖襲擊很可能是屬於那種影響的產物，而不是直接策劃的產物。但是在伊斯蘭國自己的位置上看，它需要儘可能的把諸如此類的這些活動全部認領到自己門下，這樣才能夠加強它在中東的地位。

至於歐洲，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歐洲有各式各樣的恐怖襲擊，有一些是伊斯蘭國指派的，有一些是非伊斯蘭國、但同樣屬於伊斯蘭復興邉擁目植瀾M織指派的，有一些是孤狼作案、只是受到間接和模糊影響的個人作案的，但是這三種情況歸根結底都是作用到歐洲本身的社會，效果都是基本相同的。歐洲社會應該對此採取什麼樣的反應呢？如果歐洲仍然是像十六世紀加爾文那個時代的話，這些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那時候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有槍，所有的教會，至少是歐洲大陸的教會都有捲入某一場宗教戰爭的準備。那時候如果真的發生暴力事件的話，那就要看誰的槍多，誰能打了。像目前發生的這種數量級的恐怖主義組織，只要它們動手的話，基本上是過不了幾個星期就會被周圍比它更強大的教派團滅掉的。之所以會發生像現在這種情況，是因為法國大革命以後，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國家權力極大的擴張，使民間社會普遍的喪失了自己保衛自己的習慣。但是依靠國家來保護你，成本是相當高的，你只有在歷史非常短暫的窗口期才能夠做到這一點，現在真正遇到的挑戰就是這種模式。

對於一個普通的法國人來說，你是乾脆自己統治自己、組織小團體來保衛自己，還是相信國家警察的保衛，那麼這就是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如果一次又一次都是相信國家的人吃虧、而相信自己的人占便宜的話，那麼無論原來的情況是怎樣，僅僅是出於自然選擇的結果，天平必然的會向小團體這一方面移動。也就是說，原先講求愛與和平的那些人，無論他們最開始的時候聲勢多麼大，但是最後都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演化以後，就會由於不斷的兩頭吃虧的緣故，能夠占據的生態位不斷的減少。

大象：在歐洲內部有沒有像工黨一樣的勢力，故意引外來移民傷害本土社會，作為國家權力，優先打擊本地的右翼基督教之類的小團體，而不去打擊穆斯林恐怖主義？

劉仲敬：這樣的人不但存在，而且早就存在了。但是他們最有可能存在的地方不是在左派政黨當中，而就是在歐洲的官僚系統內部。這種事情他們早就幹過了，而且不僅是在歐洲，就是在大英帝國內部，早在二十世紀中葉就有這樣的事情了。這些官僚會壓制殖民地的親英勢力，而為粉紅色勢力上台提供可乘之機。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在國內證明傳統的英帝國已經無法維持，我們應該儘快撤退，回國來建設福利國家。這些事情他們早就幹過了，現在的歐盟的官僚肯定正在干同樣的事情。

大象：這樣的鬥爭中誰會勝利？

劉仲敬：這就是一個演化博弈的問題，事先是沒有答案的。關鍵是在於，看你能不能夠儘早的有足夠多的人放棄國家無所不能的幻想。這種事情其實最重要的還不是選舉中的勝利。如果歐洲社會還有生命力的話，那麼最可靠的標誌不是說某一個右派的政黨在選舉中打敗了左派政黨，而是民間社會團體漸漸的拋開國家，自己保衛自己，把原有的國家權力，像是查理曼的後裔和神聖羅馬帝國一樣，變成一個自說自話的舞台，變成一個非常不重要的邊緣化的地方。

崧源：馬來西亞的主旋律是，有威權性質的巫統和強調多元的華人反對派之間的鬥爭。這種類型的鬥爭在台灣已經開花結果，但在馬來西亞還在未定之中。伊斯蘭勢力的崛起把這種鬥爭的進程打斷了，您怎麼看？

劉仲敬：馬來華人從來也沒有過希望。如果馬來華人能夠在獨立的當時奪取政權的話，那他們的處境倒有點像台灣的國民黨，而馬來的穆斯林反倒像是台灣的民進黨 — — 他們是草根勢力，他們是社會地位比較低但是家庭觀念和社區觀念比較強、小共同體比較強而生育率比較高的。這些現象都是彼此有連帶性的：如果一個社會的生育率比較高，人口增長比較快，那它必定是家庭觀念比較強，傳統觀念比較強，小共同體比較強；走白左路線而生育率低的那些，必然是經濟地位比較高的階級。所以實際上，台灣民進黨戰勝國民黨所代表的這批人，跟馬來穆斯林戰勝華人是同一類的現象，都是綠色起義的現象。只是馬來比台灣要更厲害一點，國民黨畢竟曾經在台灣統治過一段時間，而華人在馬來頂多是分享了一個次要角色，而且時間還沒有那麼長。但是同樣的現象已經發生了，而且馬來已經走得更遠，就是說，在六、七十年代巫統還可以說是代表了馬來的基層力量，現在它已經是代表了一個進入中產階級生態位的力量，現在的基層力量已經是正在引進沙里亞法的伊斯蘭勢力了。所以下一波的衝突已經不會是在華人和馬來人之間，華人已經out了，人口不斷萎縮，再過十年就要變成真正的少數民族，基本上會退出鬥爭了。下一步的鬥爭就是，民族主義的馬來中產階級和民粹主義的馬來伊斯蘭主義者之間的衝突。

崧源：請您講講印尼的情況。

劉仲敬：印尼的問題就是，大部分印尼的穆斯林本身是伊斯蘭信仰和地方性多神教的一個綜合，只有小小的亞齊是符合中東那種穆斯林的比較純粹的原教旨形式，所以這兩者之間必然會有衝突。而且控制爪哇的軍人集團和中產階級跟亞齊的穆斯林之間早晚會發生衝突。但是印尼的情況比馬來更複雜，因為印尼更大一些，絕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小小的爪哇島上面，而爪哇島跟其他外島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是一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所以各種矛盾錯綜複雜的迭在一起。最典型的就是，像以前東帝汶和現在新幾內亞所體現的那種分離主義邉印＿@個分離主義邉涌梢澤w現為天主教信徒對穆斯林的反抗，但是骨子裡是外島各土族群體對爪哇中產階級和軍人集團的反抗。另一方面就是，穆斯林社會本身和原教旨主義之間的鬥爭，這就體現在爪哇和亞齊之間的鬥爭。從鬥爭的力度講，亞齊和爪哇的鬥爭最終必然會占據主旋律。但是如果你從地理上來看的話，那麼分離主義會發揮很大的作用，因為印尼畢竟是地理上跨度太廣。

大象：印尼分裂的可能性大不大？

劉仲敬：分裂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是中產階級和軍人集團掌權，無論是它們兩者中間哪一者掌權，它都會採取類似凱末爾主義的手段，去親美親日，去依靠現有的國際體系來保護自己，因此它沒法抗拒像是東帝汶那樣通過全民公決和其他方法民主和平分離的邏輯。如果是原教旨主義者奪權，那麼在奪權的過程中間，必然會有一個土崩瓦解的階段。由於印尼在地理上太分散，無論是哪一方勝利或者是長期相持不下，中央一旦瓦解的話，那麼四方的向心力都跟着瓦解了。

崧源：游士知識分子在過去親共，現在就很有可能親伊斯蘭教，這對左派輿論控制的社會科學學科有何影響？

劉仲敬：我想，像是最近突然出了名的葛蘭就代表了未來的某種趨勢。葛蘭是什麼人？他可以說是德高望重的伊斯蘭學者，辦教育是很有成就的。他的教育理念就是，現在的世俗教育是不對的，首先我們要以伊斯蘭的德育為主，而伊斯蘭的德育是講究言傳身教，也就是說不是說像現在學術共同體講的那樣，我就看你的書寫得怎麼樣，除此之外，把菜燒好、你個人私生活怎麼樣，這跟我沒有關係，這實際上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真正的伊斯蘭教育跟世俗教育不一樣，它是講究，伊斯蘭教師必須身體力行伊斯蘭教的宗教和道德觀念，這樣才能引導學生，然後知識方面、科學方面還是第二位的。他按照這種教育理念去辦了很多學校，而這樣的學校培養出來的幹部又去培養新一代的學生，所以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政治勢力，所以現在埃爾多安把他當作眼中釘。他們原先曾經合作過，共同打擊土耳其世俗勢力，但是等到世俗勢力微不足道以後，他們自己又重新分裂開了。

如果游士投奔伊斯蘭教以後，那麼他們必然會面臨着這樣一種情況：他們在這個假定能夠勝利的伊斯蘭世界中面臨着的體系，必然就是類似於葛蘭這種體系，儘管它不一定是葛蘭自己搞出來的，還很可能是葛蘭的敵人搞出來反對葛蘭的，但是其基本邏輯必然有更多的中世紀性，必然是會把神學和宗教放在核心地位，而把世俗學科放在輔助和次要的地位的。然後他們投入這樣的地方以後，不可避免的，他們會發現自己處在一種比在原先的社會中間更加難堪的地位，但是他們已經沒有什麼選擇餘地了。實際上，散沙或者說是分裂出來的游士，下場必然是這樣的。無論一個人理論上講得多麼順口，但是實際上每一個人都是需要共同體的。你一旦脫離了原有的共同體，遲早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要麼你就慢慢的萎縮死亡消失了，要麼你就會去尋找新的共同體，然後再依附上去。

可以說是，說得難聽一點，知識分子是註定要嫁人的，嫁不出去是很痛苦很難看的，嫁不出去早晚會消亡，只是一個短暫的過渡階段。你背叛基督教以後，要麼你就歸到共產黨的准教會裡面，要麼你就歸到伊斯蘭教或者其他什麼類似組織上面，但是最終你還是不能沒有自己的共同體，沒有共同體的人早晚會被淘汰掉。但是新的共同體必定還有自己的規範，很可能，十之八九，因為新建立的社會，具有革命色彩的新社會，它的規範一定會比舊的傳統社會的規範更加嚴格而苛刻，結果你的處境就會非常像是投奔延安的那些紅色文人一樣，因為受不了上海資本家那種本來就是很鬆弛的約束，或者像是以前儒家士大夫階級反對自由戀愛讓你難以忍受，然後你就投奔到延安去嫁老幹部去了，最後的結果多半就是這樣。

崧源：那是否可以說，經過這樣的變化以後，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學科體系和學術共同體，不光是內容會變化，它們本身的存在方式都會有根本性的變化，可能有些就不存在了。

劉仲敬：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現在的教育體制本身就是國家成長的結果。最初的教育體制，那也就是各個教會自己辦的，伊斯蘭教會有它自己的學術團體，基督教的各個教會也會資助產生它自己的學術團體。由國家資助的這樣的東西本來就是十九世紀才開始的，而且它跟國家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如果你把國家看成是一個生態競爭的現象，那麼國家養活的這些教師其實就是相當於牧師的角色。這個在法國顯示得特別明顯，法國的政教衝突中間，在鄉村一級是誰呢？就是公立學校教師和鄉村的本堂神父之間的鬥爭。此消則彼長，這是不可避免的。

崧源：如果學術共同體的知識分子在以後的鬥爭中退出，那麼真正的知識進步是否有可能恢復？

劉仲敬：這就相當於是，貨賣給國家或者賣給學術共同體的失去了自己的市場，但是賣貨給小共同體的人將會繁榮昌盛。這些人很可能會像是孟德爾那種人，平時他自己就是教士，可能給附近的教民仲裁一下，業餘搞一點什麼技術改良之類的事情。

大象：伊斯蘭教禁止偶像崇拜，但是後來卻出現了用文字拼成圖案的藝術，這是否意味着它不再是先鋒隊，變得腐化墮落了？

劉仲敬：伊斯蘭教最初的時候是包含了大量習慣法成分的，所以它也不能說是先鋒隊。傳統的伊斯蘭教跟現在的復興邉又羞@些極端教派的關係，就有點像是老派的基督教會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雖然後者是從前者傳統中間派生出來的，但是雙方的性質還是有很大差別的。伊斯蘭教一開始的時候，古蘭經編訂的時候，它本身就是吸收了很多阿拉伯習慣法在內的。而在沙里亞法形成的過程中，主要就是利用各地方的習慣法，吸收進來，把古蘭經那些只提供抽象原則、不提供具體操作指南的部分變得可訴訟化、可執行化。

大象：先鋒隊會在什麼地方產生？

劉仲敬：先鋒隊組織實際上是起刪除作用。它存在的主要邏輯就是，後來的規則有很多是假規則，我們要減少這些假規則，返璞歸真，恢復到最核心的幾個基本規則上面，所以它的目的就是摧毀性的。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種類似清道夫的東西，他說我們的房間裡面垃圾太多了，沒人清理一下不行，我來負責清理，它實際上是起這個作用的，所以它只能夠產生在一個體系已經高度複雜以後。如果是在元初，還處在創製階段、還處在造法階段的話，先鋒隊是沒法產生的，因為這裡面沒有什麼可以供它清理的東西。先鋒隊的本質就是一次性的消費。它把原先那些社會的資源拿出來點燃消耗，作為它自己的養料，然後就沒有了。它是依靠它的敵人為生的。

崧源：西方世界和伊斯蘭國之間的技術落差不斷擴大，是否會對伊斯蘭國造成毀滅性的影響？

劉仲敬：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伊斯蘭國的產生不是跟西方鬥爭的結果，而是被西方遺棄的結果，而伊斯蘭教成功也不是依靠科技什麼的優勢。在中東那種環境中，伊斯蘭國這樣的組織取代了原有的復興黨政權這樣的世俗專制政體，實際上肯定是，無論是在技術層面上還是在軍事層面上，都是導致它嚴重退化了。如果從以色列的角度來看，伊斯蘭國取代敘利亞和伊朗，對以色列是極端有利的事情。但從伊斯蘭國的角度來講，這其實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在它的基本戰略中間，它反對的東西不是蘇聯意義上那種國家層面上的技術較量，而是針對其他跟它類似的教團組織，爭取儘可能多的生態位。所以在它可以消耗的資源消耗完畢之前，它的擴張不會因為技術落差的擴大而受到影響，西方無論技術上多麼先進，都不會去收拾中東的爛攤子的，而且伊斯蘭國越是興盛，它越是不會去收拾爛攤子，而技術的低劣也不會影響它以小團體的形式去擴張。

崧源：伊斯蘭國的終極目標是要跟西方進行一場大決戰，是否可以說，雖然不會對西方造成根本性威脅，但是卻會造成零星的恐怖襲擊式威脅？

劉仲敬：不是這樣的。它造成的威脅就像是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造成的威脅一樣，實際上共產主義並不能夠真正進入資本主義世界，而是繞着資本主義世界，進入那些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伊斯蘭國也是這樣的。從它的戰略上來看，這個最後決戰是永遠不會完成的。它只會順着抵抗力較小的方向進行，然後逐步的滲入那些沒有能力抵抗它的滲透方式的那些地區，然後進入這些地區以後，它會在一、兩代人時間內把這些地方原有的資源消耗殆盡。

實際上這涉及到鬥爭的秘密，這不僅是一個伊斯蘭國和共產主義的問題，無論任何立場的鬥爭中間，真正的犧牲者不是鬥爭的勝利者和失敗者，而是那些不會被歷史記載的原料。勝利者和失敗者都要在他們鬥爭的過程中迅速的吸取那些沒有資格參賽的人，把那些人全部吃下來作為自己的原材料。實際上，勝利者是最主要的得利者，失敗者是第二個得利者，而那些不會被歷史記錄的原材料才是真正的輸家。但是你沒辦法記錄這方面的歷史，因為他們連進入歷史的資格都沒有。

大象：您說的這點讓我想到了羅馬和迦太基爭霸時的那些西班牙人。

劉仲敬：對，就是這樣的。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鬥爭的時候，它是順着哪兒鬥爭的呢？它首先在歐洲的心臟鬥爭了一段時間，然後雙方都開始去吞併歐洲以外的世界邊緣地帶。世界邊緣地帶本來是過着一種即使不是田園牧歌、但是至少低水平也能混得下去的日子，然後你就必須做出選擇了，不歸於楊，即歸墨，你總得被某一方面吞併，你必須根據共產主義或者資本主義組織來重構自己的社會。

大象：您之前提到，在古代的伊斯蘭社會或者是古代的阿拉伯游牧部落裡面，婦女地位是比較高的，在現代的教團裡面，她們的地位比較低。那基督教為什麼沒有經過這樣一個過程？

劉仲敬：日耳曼人早在皈依基督教以前，它的婦女地位就是相當高的。在它皈依基督教、同時征服羅馬帝國以後，也是經過幾次盛衰起伏的。像是新教改革的那個時期，對於大多數皈依新教的國家來說，比起封建騎士時代而言，它的婦女地位相對而言是下降了。像蘇格蘭這樣的地方，它變成普遍接受加爾文主義以後，如果按照現在這種鑑定婦女地位的標準來看，那肯定是比騎士時代下降了。

大象：希臘人是雅利安人，日耳曼人也是雅利安人，他們的根本區別在什麼地方？

劉仲敬：沒有什麼根本區別。區別是很小的，只是非常細節的區別。

崧源：如果核武器落到伊斯蘭教團手裡，會發生什麼？

劉仲敬：大多數核武器是沒有用處的，用起來太複雜了。真正有危險的核武器實際上就是金正恩想要弄的那種小型化的核武器，這種東西其實是為數不多的。大部分的東西，沒有非常專業的系統你操作不來的。

核武器對領土國家有威脅，但是對於沒有固定領土的小團體來說基本沒有威脅。對領土國家有威脅，是因為它有很多像廣島和德累斯頓那樣的目標可以攻擊；但是對一個可以隨時流動、自身不是按照地理邊界劃界的團體來說的話，很難用這種方法來威脅它。你用核武器，甚至連越共的南方局都威脅不到，因為他們就只是一幫坐在卡車上走來走去的人。巴基斯坦如果是一個國家的話，它跟印度之間就可以存在核恐怖平衡；如果它瓦解了的話，那就沒有什麼恐怖平衡了。

崧源：印度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劉仲敬：印度其實就是一個退化版的英帝國。帝國的真正遺產就是在德里，它的情況就非常像是金國在自己的老家被攻占、遷都汴梁以後那種情況，它的統治模式仍然有原先的女真人模式，但是秩序輸入的來源已經崩潰了。印度就是這個樣子的，它已經沒有過去英國人給它輸入的秩序了，但它還要維持着英帝國的形式。這是一個不斷衰弱的形勢，國大黨退出政壇核心就是一個標誌，因為國大黨是真正想把英帝國的盤子接起來的。繼承國大黨的人民黨不是一個黨派，而是眾多地方性黨派的聯盟，這些地方性黨派，它們有自己特殊的愛國主義，基本上都是反印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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