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有個東林書院，即富人俱樂部。可是誰知道這是一個官商勾結的黑社會組織，是中國當時帝國毀滅的毒源。這些個富豪們為了斂財，與皇帝和皇親國戚，宰相宦官，諸候縣令勾結起來，騙取民脂民膏。肥了自己的腰包，卻把國庫搞垮，掏空。北方滿族打過來時，手無縛雞之力，結果是整個國家滅亡。

因此讀史使人明智，我們必須提高警惕，不讓富豪強權再次勾搭成奸。毀壞我們的民族和國家。

現在，中國有個壞習氣，即商人和官人同流合污，變成“勾肩搭背的朋友”。此後被輿論視為中國官商相處之道的指導原則，屢屢被引用。“勾肩搭背”這個詞，生動形象地道出了一些落馬官員與商人交往中的畸形模式，這樣的例子幾乎俯首即是：李雲忠，雲南省曲靖市委原副書記，這位領導每個月都要上煤礦老闆徐某家裡“蹭”上二三頓飯，因為先後10餘次收受了徐某1370多萬元賄賂，徐某多次要求李雲忠提拔其“推薦”的幹部，李雲忠都有求必應。徐某成了名副其實的“地下組織部長”……。故事很長，可以繼續一千零一夜。

官商成為“勾肩搭背的朋友”有五種類型。A：長期合作型，一些手握實權的高級官員，不是隨便吸納商人進入朋友圈，只有少數知根知底的商人才有資格；B：家屬中介型，有些“謹慎”的官員並不直接參與權錢交易，而是由家人私下活動參與企業經營牟利；C：結乾親型，一些商人與官員結為“親戚”；D: 同鄉會型，基於老鄉情結，官員與商人組成幫會共同謀利；E：私人定製型，主要是商人揣摩官員喜好，然後投其所好，狼狽為奸。

官商勾結，源遠流長。在中國官商勾結現象始於秦漢，明清時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十分猖獗。表現為商人尋求政治保護，官員尋求經濟支持，形成利益共同體。歷史上這種官商同盟獲利、紅頂商人暴富的現象，至今仍受到不少人推崇。以至於有了“為官須看《曾國藩》，為商必讀《胡雪岩》”。

古代的官商勾結模式比較簡單：政府壟斷鹽鐵、礦山、海貿等暴利行業，一些商人為獲得特許經營權，便千方百計收買官員。當前，官商勾結的規模、程度以及危害，都發展到了懾人聽聞的地步。不過，值得強調的一點是，在官商勾結產生的根源方面，當代與古代並無本質上的區別：只要權力支配經濟活動的格局沒有改變，官商勾結的土壤就一定存在。　

一位對白恩培行賄者說：“我原本做其他生意，利潤微薄。看到人家投靠官員發了大財，就想走捷徑。正當的政商關係，更有賴於官員的自律與他律。“要使官商之間能保持君子之交，關鍵在於如何配置與約束官員的權力。”

要真正解決好政府和企業的關係，還是要把法律作為一個底線來確定關係的基本框架。換言之，除發揮市場體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外，還需要通過立法來規範權力的職能、範圍、責任、運行流程，任何人不得越權。可是中國的法律施行情況不令人臣服，即有法不依。

馬雲如是形容錯位的官商關係：“‘紅頂商人’。“胡雪岩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壞的榜樣……”。他說，錢和權是不能碰在一起的，做了生意就一定不能考慮你自己想當官從政，從了政你一定不能有錢，這兩件事情就像炸藥和雷管碰在一起，總是要爆炸的。”

馬雲說得比唱的好聽。他最近搞了一個湖畔大學，也釋放了一個危險的政治信號。儘管大學是一個講學的地方，建立大學的精英們掌握着巨大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資源的中國經濟領域的牛人，他們背後有着複雜的利益權力交織。如果說以前的資本巨頭還是以各自利益為戰的話，湖畔大學的產生，則標誌着一個危險的政治信號——資本巨頭們有着合流的趨勢。這是他們對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局的新應對，也是這些精英前台人物不甘於被操控的命運而要想“獨立自主”而建立的新組織。他們錄取的都是特級大富豪。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團體。

其實，官商聯繫或勾結在國外也並不罕見，川普政府即是一個官商狼狽為奸，勾勾搭搭的雜交政府。因此，很難有所作為。但是對於“聯繫”或“勾結”這個詞如何準確地表述，馬克思說過：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遲早要求取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這其實是對官商（聯繫）或者說官商勾結客觀性、必然性的最好註解。官員是政治上已經占統治地位的群體，而商人是經濟上占據統治地位的群體，他們之間的交集或勾結有着歷史的因緣和規律。

在巴西，“庇護主義”成發展桎梏。庇護主義在巴西有兩個基本特徵：一是官商沆瀣一氣，形成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把政壇搞得烏煙瘴氣；二是這種現象不受懲罰，促使國內的腐敗愈演愈烈。國營的巴西石油公司（以下簡稱巴油）貪腐醜聞正鬧得沸沸揚揚。當這個涉及40億美元（1美元約合6.12元人民幣）、被媒體稱作巴西“歷史上最大腐敗案”，被反對派當做攻擊現政府利器的同時。在巴油貪腐醜聞中，十多名公司高管結成一個貪腐集團，他們利用工程外包的機會，將合同總金額提高3%，為自身撈取回扣。另外，在日本，韓國，印度，意大利，甚至美國，官商勾結並不是沒有，不過在程度上，他們要比中國輕一些。

因為中國在歷史上把當官看作正途，而商人無論多有錢，都被視為富而不貴。漢代規定商人再有錢，只能穿布衣，不能穿絲綢，不能坐豪車、住豪宅。商人覺得賺那麼多錢都白賺，所以漢代有規定可以買官，從漢武帝時就開始有賣官鬻爵現象。 

中國官商勾結有三個特點：縱向歷史長，橫向範圍廣，勾結程度深。這和中國兩千多年重官輕商的歷史背景有關，也同這些年只搞經濟改革而缺少其他體制改革的現狀有關。 

中國人見利忘義‧為富不仁。中國人凡事言利，利字當頭，只要有利可圖，什麼理想、原則、信用，都可拋諸腦後，此為見利忘義。於是中國人最容易被收買，中國人慣於送紅包，彼此行賄、貪污腐敗正是基於這種民族性。

我們必須認識中國人“為富不仁”的現象。因為中國人貪財，每每藉助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行事介於黑白兩道之間。因此，發財後的中國人，為富不仁，使得中國民間充滿了仇富心態。中國富人極少對社會捐獻，因為他們狹隘的腦子裡，裝不下博愛與慈善的概念。

對照西方社會，企業家與資本家均具有社會責任感，懂得回饋之道。像美國首富比爾蓋茨留下遺囑將95%財富捐贈給非洲最貧苦的兒童，排名第二的巴菲特則將80%的財產捐做公益事業。面書的CEO也是步他們的後塵，後來居上。他們曾經想鼓勵中國富豪捐款，結果在中國遭到富豪的冷遇，中國企業家均託詞避而不見。

中國人炫耀財富崇尚虛榮。中國是缺乏安全感的社會，中國人熱衷於炫耀財富，除了滿足虛榮心，還帶有某種威懾力。中國新世代最喜歡「拚爹」，公開炫耀父親的權勢地位或財富來壓倒他人，特別是那些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等，更喜歡展現黨國權貴的聲勢和虛榮，隨着中國社會的快速商業化，「拼爹」的現象更趨向白熱化。

有一個以「大善人」自命的假富豪叫做陳游標，多年前曾到台灣招搖撞騙，鬧了不少笑柄；二○一四年一月，跑到紐約來公開吹牛，說他將出資十億美元，收購“紐約時報”。結果，他只竄到該報總部大樓，至多見到一個門衛，就被打發走人了。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但是他到處吹牛，說自己是捐款大王。

不管怎麼說，官商勾結還是滿有用的。文貴啟示在於，他的財富基本上是通過勾結位置很高的官員，騙取了一定的不義之財。在危急的時候又憑着幾個電話和條子可以輕而易舉賴掉，上億元的欠款和罰款。也由於這種原因，他還非法掌握了一些中共高級人員的黑材料，成為現在與北京唱對台戲的砝碼。所以，官商勾結乃中國腐敗之源。

東林書院創建於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位於今江蘇無錫市，是當時為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嫡傳高弟、知名學者楊時長期講學的地方，後廢除了。明朝萬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東林學者顧憲成等人重新修復並在此聚眾講學，他們倡導"讀書、講學、愛國"的精神，引起全國學者普遍響應，一時聲名大着。

顧憲成撰寫的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在心"更是家喻戶曉。有"天下言書院者，首東林"之讚譽。東林書院成為江南地區人文薈萃之區和議論國事的主要輿論中心。正是這個標榜“讀書、講學、愛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東林書院，在組織講學的基礎上，發展成為“東林黨”，也正是東林黨，敲響了明帝國亡國的喪鐘。

東林黨實際上成為當時地主、商人、官僚的代言人，他們鼓動商人不納稅，以“藏富於民”的名義讓中央財政空虛，而官商階層占有巨額的社會財富，最後的結果是崇禎皇帝打仗沒有錢，眼睜睜看着滿人入關，亡國。官僚商人與女真人做買賣，其中鐵器火藥交易又是重要的交易對象，這直接導致了女真人軍力的崛起;

東林黨顯着的特徵是：以講學的名義聚集勢力，最後這個學院不僅在朝廷里有大批的東林黨高官，還在江南地主、商人階層有廣泛的支持，最後形成了官商大合流，成為明帝國的一個巨大毒瘤。

這個毒瘤已經形成一個生態，他們在言論上以清流自居，掌握了話語權，在政治執行層面上有官僚系統的支撐，在基層有經濟領域商人地主的支持，真正是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言有言而呼風喚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