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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日云：特朗普是療治“美國病”的一劑猛藥

一個中規中矩的人，也是被社會環境和輿論徹底塑造、被曆史慣性裹挾的人。

只有像特朗普這樣極有個性的政治家、意志頑強的猛人，才能有獨到的眼光，看清美國正確的方向，並不顧天下之洶洶，勇猛前行。他讓一些人欣喜若狂，讓另一些人心煩意亂。他是一顆帶刺的苦果，但也許是療治美國病的一劑猛藥。

來源：公刑枴皬牡廊粼啤   作者：叢日雲

叢日云：各位下午好!很高興有機會在這個場合和大家交流。根據會議主辦者的設計，今天的話題主要是王建勳教授的大作《馴化利維坦》，並借“馴化利維坦”這個話題討論一下關於特朗普的爭論。

建勳是政治學專業的海歸博士，他以少有的專注和真眨瑑A注多年心血，研究和傳播當代民主法治的基本理論。此次奉獻給讀者的這部大作，服膺古典自由主義原理，以美國憲法爲現代政治建構的典範，對有限政府、分權制衡、聯邦主義、基本人權保護的基本內涵和理論依據做出了系統的闡釋。在摒棄西方左翼學者對古典傳統的曲解的同時，也着力澄清了彌漫於國內學界的重重迷霧。既有學術研究的深度，又有很強的可讀性，可靠而有效地向讀者傳遞了關於現代政治文明基本制度和觀念要素的理論和知識。這本書的核心宗旨即如書名所示，是“馴化利維坦”，即如何規范、限制、制約、監督國家權力，這是現代政治文明建設的核心任務。只有國家權力得到規范，人民的權利才能得到保障，國家的富強與社會的和諧才有可能。因此，有關的理論需要不斷地澄清和辨析，有關的知識和價值觀念需要廣泛傳播，這關乎我們建設現代政治文明的成敗。由此可見，建勳做了一件很有益的工作。 

建勳這部著作在其出版之際，遇到了一個新的挑戰，那就是美國選出了一個引起極大爭議的總統。許多人擔憂，美國的制度是不是出了問題或本來就有問題？怎麼會選出這麼不靠譜的總統？這個被視爲限權政府典範的制度，是否會被特朗普所顛覆？權力的蛔踴龜P得住巨獸嗎？國內學界和社會輿論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的爭執。有人調侃說，特朗普是不是搞亂了美國不知道，他肯定搞亂了中國。所以，按會議主辦者留的作業，我想藉此機會，進一步發揮建勳這本書所闡釋的基本理論，也試圖澄清在關於特朗普的爭論中所表現出來的一些認識誤區。

1、馴化利維坦，走出強化權力的死循環 

經常有人說，中國人的宗教意識、宗教情懷比較淡漠，其實一般中國人有一種特殊的、很強的宗教意識和宗教情懷，那就是權力拜物教。所以，現代中國人擺脫崇拜和依賴權力的心魔，對權力形成比較清醒的認識和持一種適當的態度是比較困難的。對於權力的認識，有兩種極端的思想，一個極端是崇拜和神化權力，相信權力萬能，希望用權力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所以，權力越大越好。另一種，是將權力視爲萬惡之源，因爲權力腐蝕人，許多由權力所管制的問題，其實正是權力製造出來的。消滅了權力，一切社會罪惡就都迎刃而解了。現代政治文明的主流傳統是在這兩者之間取一個平衡的立場，那就是，權力是不可避免的惡或不可避免的禍害。首先權力是惡，但是沒有權力的無政府狀態可能是更大的惡，所以，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以勉強的、有條件的態度接受權力，同時對它保持着懷疑與不信任。正因爲如此，就要設計完善的制度來控制它，防止它危害人類。 

令人恐怖的利維坦

我們審視一下中國曆史，自秦始皇以來兩千多年中，權力雖然不能說是萬惡之源，但它肯定是首要的惡之源泉。中國傳統社會大部分的災難是權力造成的。統治者的權力太大了，沒有受到規范（即馴化），沒有分割，沒有限制，沒有有效的制約，這種無限制和任性的權力本身就是人類災難首要的根源，它可能超過了自然災害，超過了傳染病，超過了所有土匪強盜、流氓小偷製造的罪惡的總和。從世界范圍看，中國傳統社會有着最強大的皇權，同時也有最頻繁、最嚴重的社會動亂和生命財産的損失。這不是偶然的巧合，前者正是後者的主要原因。然而，強大的權力內化爲人們的政治心理，製造了神化權力的幻像，甚至製造出權力拜物教。當社會出現了問題的時候，人們習慣於向權力求助，希望通過強化權力來解決問題，這無異於緣木求魚。強化權力有時會暫時解決或緩解一些表面的問題，但是強化的權力無異於給惡之源頭補充更多的惡的能量，從而製造出更多更嚴重的災難。這樣，我們就陷入了一個死循環：權力越大，社會的苦難越多；苦難越多，越求助於強化權力。  

對各民族來說，馴化權力都是建設現代政治文明的主題，也是一個難題。相對來說，西方文明在這方面多一些正面的經驗和有價值的思想積累。西方政治思想史兩千多年，馴化權力的探討大體可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古希臘羅馬城邦時期，它側重於權力歸屬問題的思考，認爲只有將權力交給人民來控制，才會避免其危害人民。按這個思路，産生了古希臘的民主制度和古羅馬的共和制度。但是，人民控制權力可以保護人民共同體的利益，卻無法保障共同體中個人的權利不受侵害。於是，從中世紀開始，西方人又轉而思考權力的性質、范圍和界限問題。通過這個問題的思考，西方人産生了限權政府的觀念。將政府權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也就是人們過共同的社會生活所必須的最小范圍內。在這個范圍之外，就是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沿着這個思路，西方人形成了規范權力、約束權力、制約權力的優良傳統。

在建勳的書裏，詳細闡述了美國憲法在這方面的構思。美國憲法是成功的，它在高效能的政府權力與對人民自由和權利的保障方面達到了比較適當的平衡，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社會發展的政治成本，在政治法律上保障了美國的安定、富強和繁榮。如果你了解西方政治史，你就會清楚，美國憲法是兩千多年西方政治智慧的結晶，當年那些“國父”們在費城那個小房子裏爲美國設計未來的時候，他們腦子裏有二千多年西方政治思想的積累，有西方在控制和規范權力方面大量的經驗和教訓可供參考

中國曆史的一個悲劇就在於，西方人兩千多年探討的兩個核心問題，即權力的歸屬問題和權力的界限問題，亦即由人民來控制權力與爲權力劃定適當的范圍和界限的問題，我們從沒關心過。這使我們建設現代政治文明缺少傳統的支撐。中國的政治傳統關心的是治國之道的問題，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此務爲治者也”。思想家們殫精竭慮，專注於怎樣組織和運用權力，以達到高效的國家治理。其思維的慣性，就是強化權力。這個思維慣性到今天仍然十分強大。

18世紀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系統地闡述的現代分權制衡思想爲美國制憲者普遍接受。關於分權制衡的理由，孟德斯鳩寫道：政治的目的是自由，而對自由最大的威脅是掌權者濫用權力。遺憾的是，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爲了防止濫用權力，就要以權力制約權力。孟德斯鳩的這番話，每句都有千鈞之重。他明確闡述了一條政治鐵律，其意義絕不次於牛頓發現的自然規律。所有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那就意味着，權力在本性上具有一種自我膨脹、擴張的內在趨向，用什麼來限制它呢？只有用權力，用其他的權力來阻止它。每種權力都是洪水，都要向外溢出，但它對別的權力來說又是堤壩。每種權力都有擴張的內在沖動，但其他權力擴張的內在沖動，則是它擴張的難以逾越的障礙。對權力做適當的分割，使其到達到一種平衡，使每一種權力都受到其他權力的監督和制約，這是防止權力擴張的有效的制度措施。美國憲法制定者就是按照這樣一個思路，制定了一個具體的分權制衡方案。

一直以來，人們相信美國已經成功地馴化了權力，但如今特朗普來了，他的言行常突破有着深厚民意基礎的“政治正確”，發表攻擊司法機關的言論，怒懟主流媒體。這頭沖進瓷器店的野牛，會破壞美國的分權與制衡制度嗎？

2、馴化利維坦就是馴化總統嗎？

說起馴化權力，許多人很自然地將其理解爲是針對國家或政府領導人而言，馴化利維坦似乎就是馴化總統。可這種理解是一個嚴重的誤區，根本就沒有把握分權制衡設計的本意。當人們以這種方式理解美國的問題時，就會出現明顯的偏頗。17—18世紀的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都是針對國王權力的。英國人認爲國王權力的上升，破壞了權力的平衡；法國人認爲國王的權力形成了壓倒性優勢，破壞了分權的結構。革命就是以一種激烈的方式馴化王權。但是美國建國時期面臨的卻不是一個強大的王權或行政權力，美國人是要以強有力的聯邦政府的權力取代軟弱的邦聯的權力，在提升權力的同時，對其予以有效的規范，即建立一個受到有效規范的強大的聯邦政府。

不過，這裏所說的聯邦政府權力不是狹義上的政府權力，即行政權，而是廣義上的政府權力，即包括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三者。馴化利維坦是馴化國家權力，不光是國家首腦的權力。如果在一個三權合一的國家，馴化利維坦就是馴化國家首腦，但在美國這樣的三權分立國家，馴化權力意味着三種權力都是馴化的對象。孟德斯鳩講的是，“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意味着一切權力都需要受到制約。哪怕幼兒園的阿姨、看大門的老頭、家裏雇的阿姨，都有權力，都有可能濫用權力，都需要相應的監督和制約。

既然所有的權力都有走向敗壞的內在趨向，都需要制約，那麼，順理成章的是，國會和法院的權力也要受到制約，而總統就是制約國會和法院的力量。不是光有國會和法院監督和制約總統，還有總統監督和制約國會和法院。制約是相互的，不是單向的。制約的方式有時是和風細雨的方式，有時是激烈對抗的方式，只要是合法的和非暴力的，就是正當的。

有些人觀察美國，把中國的問題意識轉移到美國，把他心中的中國問題當成美國問題，這樣就會誤判美國。其實當初在圍繞着美國憲法的爭論中，聯邦派擔憂國會權力，民主派擔憂司法權力，對總統權力的擔憂反倒比較少。對國會權力的擔憂反映在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中，那一條就是針對國會的。它的表述是：“國會不得制定-----的法律”，這就是在以作爲高級法的憲法限制國會的立法權。傑斐遜是美國民主制度的一個重要奠基者，他最開始擔憂的就是國會權力，認爲“173個暴君”（當時國會議員數）會造成“選舉出來的暴政”，很可怕。後來他有一段時間又擔心總統權力，怕總統搞獨裁。再後來，等他當了總統了，才發現總統屬於弱勢群體，就像我們有官員說“我們公務員是弱勢群體”一樣。這時他又擔心起法官的權力來。他覺得，九個大法官不經民主選舉，還是終身制的，如果他們成爲最終的裁決者，就會産生終身制的寡頭統治。

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

對三種權力都不放心才是正常的，只擔心一種權力是錯誤的。三權分立的精髓就在於沒有一個權力高於其他權力，沒有最高權力，沒有終極權力，不承認霍布斯、黑格爾和施密特的邏輯。可是，如果聯邦最高法院做出了裁決，是不是最終裁決？它還能被推翻嗎？如果三權中有一個是最終裁判權，權力的分立和平衡就被破壞了，它事實上就成了最高權力。霍布斯當年就揭示了這個難題：如果實行法治，就要在主權者之上設立一個裁判者，這樣一來，那個裁判者事實上就成了最高主權者，而這個裁判者也需要一個裁判者，如此循環不已。這個推論被稱爲“霍布斯悖論”。在美國的分權制度下，這個難題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只有靠三權之間在對抗中的克制和適時適當的妥協。羅斯福在實行新政改革期間，就曾受到聯邦最高法院的阻遏，羅斯福甚至准備改革最高法院制度，剝奪其絕對否決權，僅保留其擱置否決權。結果是最高法院做出了一定的妥協而化解了沖突。

當特朗普就移民法令問題和法院發生沖突的時候，許多人認爲他破壞了法治，其實，他所作的仍然在三權分立的框架之內，是三權之間正常的權力博弈的一部分。當然，人們會聽到法官們對特朗普破壞法治的批評，但在這個沖突中，法官們作爲一個職業群體，有其特定的職業立場和思維方式，他們傾向於維護司法權，這是很自然的。作爲觀察者，我們不能僅按沖突中的一造的說法爲沖突定性。總統是三足鼎立的權力結構中的一條腿，他有權批評甚至在一定范圍和限度內對抗司法權。按分權制度的設計，三條腿中的任何一個放棄自己的權利，放棄對其他兩權擴權和濫權行爲的抵制，都是失職，也是對三權分立權力結構的破壞。

3、總統是否應該成爲民意的木偶？

人民的權力要不要受到制約？在有些人看來，提出這樣的問題就是反民主的。在推翻皇權或王權之後，人民被奉上王座，幾百年來，人們已經習慣了對人民的神化。人民至上，人民的權力不容置疑，不能打一點兒折扣。其實，所有掌權者都容易濫用權力，權力敗壞的鐵律也適合掌握了絕對權力的人民。

古代雅典民主極盛時代，人民廣泛深入地參與公共決策。但雅典人民不時表現出無知或短見、非理性的情緒化、易受煽動等特徵。處死蘇格拉底是一個典型案例：在公民法庭的第一輪投票中，僅以微弱的多數判蘇格拉底有罪，但在被蘇格拉底激怒後，第二輪投票卻以壓倒性多數判蘇格拉底死刑。曆史文獻記載了一些戲劇性的場面：他們有時受到無原則政客的煽動，或一時情緒用事，做出一項決定，接着又後悔，改變了決定，於是派船去追趕先前派出的傳令船。

就國家屬於人民而言，人民主權、“民意即天意”是不錯的，但在設計制度時卻不能這樣簡單地處理。人民主權的實現需要經過複雜的機制，而民意與公共決策之間也不是直接對應的關系。人民主權需要與人權原則、法治原則、分權制衡的制度機制相協調，民意通過精英的過濾、緩沖和提升機制，才能成爲公共決策。

鑒於人民的權力也一樣會濫用和敗壞，一樣會侵犯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美國的制憲者精心設計了一套間接民主和權力制衡機制，其要義是在民袇⑴c和精英治國之間達成一個平衡。人民內部精英和大兄�間的平衡機制，是對人民權力制約的主要設施。但是，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今天的美國，這個平衡已經被打破了。總統和參議員的間接選舉變成了直接選舉，傳統由精英控制的組織如政黨、工會、教會等在衰落，大袀髏襟w和新媒體技術改變了政治生態，也使民心軌驈V泛深入地直接介入政治生活，加上民袇⑴c意識的持續成長，傳統的“精英主導”（“elite-directed”）型的政治參與已經轉變爲“挑戰精英”（elite-challenging）型的政治參與（英格爾哈特用語）。精英被邊緣化了，成了民械膄ollower(追隨者)。美國憲法設計的精英對民械鬧圃寂c平衡機制被破壞了。

今天大多數學者和公卸紵o保留地肯定民袇⑴c的擴大，“越平等越好”和“越民主越好”成爲不加置疑的公理。在這方面，中國學者也容易將中國的問題意識轉移到美國。當他們以美國爲樣板來推動中國政治參與的時候，容易片面地贊揚美國民袇⑴c的擴大。其實“越平等越好”和“越民主越好”的原則本身就是民粹主義，西方民主就在按着這個慣性在向民粹主義滑落。

美國民主被稱爲“代表制民主”，這裏的代表不光是國會議員，其實選舉産生的總統也是代表。在西方，人們對代表角色的理解一直有“委任代表”（mandate）與“獨立代表”（independent）之別。前者認爲代表者必須聽命於被代表者；後者則認爲代表得到被代表者的授權，能夠獨立行動，而不是被代表者的傳聲筒。我更傾向於後一個觀點。不過，在美國建國時代，即使按前一種方式理解代表，在那個農業社會的信息技術條件下，民袑ζ浯�表的控制也是窚\Ｓ邢薜摹５�薁楷借助釉bF代信息傳播技術和民薪逃�水平的提笖]�前噎hN代表則可能完全成爲民脅倏氐哪九跡�這違背了代表制民主設計的本意。

建勳剛才講到，和過去相比，總統的權力變得大多了。這也是中外多數學者的共識。我的理解是，總統管的事的確多了。美國建國的時候是農業社會，聯邦政府的職能非常有限，甚至還沒有一套系統的官僚制度和像樣的常備軍。到19世紀中後期的時候，馬克思恩格斯主張無産階級獲得政權必須打碎資産階級軍事官僚國家機器，但是，他們認爲，美國可能是個例外，因爲美國沒有軍事官僚國家機器。現代社會生活和美國的國際角色發生了巨大變化，需要總統管的事顯然多得多了，但這並不意味着他的自由度大了、自主性增強了，更不意味着在三權當中，他的相對地位上升了。何況另兩種權力管的事也極大地增加了。

許多人擔心，美國總統權力過度擴張，甚至出現了“帝王般的總統”，威脅了美國的民主制度。而特朗普又是一個具有獨裁作風的總統，簡直是雪上加霜，美國民主分權制度汲汲可危。我的觀察與此相反，我覺得美國總統已經成了受民意操縱的木偶，克林頓、奧巴馬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他們按民意測驗的風向標來執政，完全被民意測驗所左右。這樣一來，政治家就放棄了自己承擔的獨立角色，惟民意馬首是瞻。按我的理解，在代表制民主制度下，總統得到民械氖跈啵�就應該有相典^淖災饜裕�按准s旱囊庵局衛韲�紦uＳ械氖焙潁�甚至要捣N潑褚獾那看笱沽Α２蝗瘓筒慌湟粋€政治家的稱號。國家行政首腦應該有遠見、有全局意識、權力集中、靈活反應、集中專業知識、掌握和運用政治技巧或藝術、還需要某種程度的保密。治國是一門藝術，特別是處理一些複雜問題時，政治家的高超的藝術至關重要。無法想象靠民意測驗治國會有什麼高超的政治藝術，有遠見的治國方略。如果總統沒有相當的獨立處置問題的權力，沒有獨到的見識，沒有強大的個性，爲民意所綁架，必然是平庸甚至低能的總統。處處討好公校�就會綑n橢螄�水苿Μ結果是辜負了民械奈�托�

這並非對民主的否定。民袑偼常創�表）的控制權體現在，如果對他的表現不滿意，可以在下次選舉時更換他；如果他有瀆職、濫權、腐敗等行爲，就啓動合法的程序懲罰他。但是，民脅荒苤苯尤ブ笓]他這樣幹那樣幹。民羞x舉了他，就意味着授權給他，剩下的事要交給他去做。所以，特朗普的特立獨行，並沒有超出制度授權的范圍，分權制衡制度對他的約束是強大可靠的。最多，他把自己的角色理解爲得到民惺跈嗟摹藹毩⒋�睉槐，而這種理解，在我看來，才符合代表制民主的本意。

4、媒體越位還是總統損害新聞自由？

被廣泛誤解的還有總統與媒體之間的關系。在特朗普與媒體的沖突中，人們普遍站在媒體的立場上，抨擊特朗普的言行，甚至擔心美國新聞自由和輿論監督的命運。這裏我們需要再一次重複政治學的那條鐵律，即所有的權力都容易被濫用，所以都需要監督和制約。媒體也是一種權力，在美國被稱爲政府三權之外的“第四種權力”或“第四部門”，甚至是“無冕之王”。有學者認爲，媒體的權力實際上超過了政府的三個部門。既然如此，它的權力也有一種自我膨脹的傾向，也容易被濫用。雖然它主要承擔着監督政府的職能，但它本身也需要受到監督和制約。

我們常說，“總統是靠不住的”，同樣，媒體和媒體人也是靠不住的。這種估計基於同一個假設，即人不是天使，人是有缺陷的動物。媒體人有自身的利益和職業習慣，具體的媒體作爲一個商業化的公司也有自身利益，整個媒體行業也有特殊利益。所以當人們看到連右派媒體也批評特朗普的一些做法的時候，就以爲總統鐵定是錯了。不一定，那種批評可能只是出於媒體行業的特殊利益。特別是美國式的商業化媒體，片面追求滿足收視率，迎合受械娜の叮�其傢^サ男畔⒕哂瀉唵位�和藱浆化特點，嘩腥�寵，追求荚~鋇拇碳ば孕Ч�，可疫\擔�它钾擋天券堖有民粹主義傾向。美國曾有過對媒體人的信譽所做的民意測驗，多數人把媒體人視爲人品差勁兒的賣二手車的人，其信譽低於政府。當媒體與總統發生沖突的時候，媒體往往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但這種代表的身份是可疑的。媒體表達民意，也歪曲民意，還操控民意。更何況，如我們前面所說，即使媒體真的反映了民意，由民意到公共決策，也不是直線延伸的關系。

對媒體的監督和制約，主要依靠法治，靠媒體間公平自由的競爭，但在總統與媒體的關繫上，總統與媒體相互的對抗和博弈也是權力制約監督的一部分。當兩者發生沖突的時候，我們需要具體分析，哪一方是越位者，但不能說，媒體就是天然正確的一方，可以無限擴權。熟悉美國曆史的人都知道，總統與媒體是天然的一對冤家，一些偉大的政治家，如華盛頓、傑斐遜、羅斯福、肯尼迪，都曾經對媒體進行過激烈的批評。翻看總統們的回憶錄，對媒體的抱怨、批評與攻擊是普遍的。特朗普自參加競選以來，一直面對左派主流媒體的圍攻，在這種情況下，他與左派媒體採取了直接對抗的方式，這種方式是否明智可以另說，但它仍然是總統與媒體博弈的正常形式，更不會動搖在美國根深蒂固的言論自由。

人們希望媒體承擔起監督政府的職責，這沒有問題。但目前一些人的邏輯是，媒體對政府的監督越深入越細緻越苛刻越好，而總統應該在媒體面前做個乘孩子。這也是一個誤區。媒體介入政府事務應該有一個界限，在媒體有效監督與政府的高效工作之間，應該找到一個平衡點。按媒體人的利益和職業習慣，他們希望將總統完全置於“白箱”之中，最好把攝像頭裝到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全天候向全球直播。但媒體過分介入政府事務，就過多地犧牲了政府的效率，越出了作爲監督者的適當界限。

在我看來，美國的問題不是新聞自由受到威脅的問題，而是媒體大規模越位，過分犧牲了政府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從而犧牲了政府的效能。民主制度不僅需要將權力關進蛔友Y，還需要權力發揮它的效能。媒體按其內在的權力欲求，希望把總統變成他們的木偶，由媒體來統治美國。但媒體的責任是表達民意，並作爲民械畝�目監督政府，而治國理政是政府的事。總統得到了民械氖跈啵�媒體卻沒有；國家治理失誤，政府要負責任，但媒體卻不負責任。所以，媒體應該滿足於一個消極的監督角色，而不是深度介入政府活動的每個細節，更不該企圖指揮政府。出於這樣一種認識，我以爲，特朗普如果再進一步拉開與媒體的距離，甚至將媒體記者請出白宮，新聞發布會一個星期甚至更長的時間召開一次，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那樣，美國仍然是新聞最自由、媒體最開放、對政府的監督最有力的國家之一。

5、監督者就是正義和真理的化身嗎？

美國式的權力制衡設計，使每種權力都受到監督和制約，沒有一種權力只是監督者角色，只制約別人。監督者也受監督，權力制約是相互的。只是在一個具體的場合，一方成爲監督者，另一方就成爲被監督者。司法權和媒體在大多數場合主要承擔監督者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有一種思維慣性，就是以爲監督者就是正義和真理的化身，被監督者就應該低眉順眼，逆來順受。這是又一個認識誤區。

制約平衡的權力結構的一個基本預設，就是沒有一個權力是善的，因爲掌權者不是天使。所以，以權力制約權力，不是以善制惡，而是“以惡制惡”，“以野心對抗野心”。通過以惡制惡的合理設計，産生善的效果。很明顯，如果有一種權力是善的，你何必讓它做監督者呢？直接就把最高權力交給它好了。所以，監督者也沒有豁免權，不許被監督者合法的對抗。他可能有偏私、無知、短見、偏見等問題，被監督者有權提出質疑和批評，這是正常的權力制約關系的一部分。

我們熟知中國古代監察機構和監察官成爲腐敗的重災區的曆史，也熟悉古代皇帝派皇室成員或宦官做監軍的故事，如果被監督者完全被置於監督者的權力之下，沒有質疑、申訴和對抗的權力，那麼，監督者的腐敗和攪局添亂幾乎是鐵定的。

許多人把法官視爲正義的化身，特朗普受到法官的制約，人們齊聲叫好，而特朗普對法院行爲的批評，則被視爲侵犯了司法獨立。這裏可能有對三權分立的片面理解，並且，也可能是將中國的問題意識轉移到美國。其實，特朗普無法用強權幹預法院的獨立判決，他如果不願放棄自己的政令，就只能上訴。此外，他能做的，就是爲自己的行爲辯護，表達一下對法院的不滿和批評，這是在三權博弈的正常范圍之內。在三權不穩定的平衡中，充滿着對抗，同時也需要各方克制，哪一方都不能過分。對抗而不死磕，這套機器才能正常運轉，既不會虛設，也不會癱瘓。

在權力制約關系中，即使行使否決權的一方在行使其正當權力，但他所做卻不一定是對的。權力是否需要受到制約，與在權力制約關系中哪方是對的，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不能天真地以爲行使制約權力的一方都是對的，被制約的一方都是錯的。是不是特朗普的移民法令被叫停了，法院就一定是對的？不一定。總體來說，制約與被制約雙方，大體上是對錯參半。法院在行使正當權力，但它的決定不一定是對的。反過來說，即使法院的禁令是錯的，也不能否認其正當權力。我們應該具體去分析，特朗普的移民禁令是否有宗教歧視問題，是否有考慮不周的問題，由此確認，此次法院與總統之間的沖突，哪一方是對的一方。

我們應該清楚，這種權力制約監督機制本身確實會有無原則的權力之爭、扯皮、降低效率等問題，但這是防止集權所必須容忍的麻煩。爲了防止權力集中，權力濫用，美國憲法設置了制約監督機制，但制約監督機制會影響政府效率。監督者在行使否決權的時候，可能否決了一項正確的施政，給國家造成損失。但即使存在這種情況，甚至這種情況不可避免，爲了防止權力過份集中帶來更大的弊端，仍然需要權力監督。我們在對制約監督機制帶來的負面影響有了充分的估計後，仍然選擇這樣的機制，才是理性的、可靠的選擇。

6、特朗普是美國民主的汙點？

美國民主競爭機制也是選優機制，應該將最優秀的人選爲總統。但特朗普卻讓一些人大跌眼鏡，他言語粗俗，行爲魯莽，頑劣好鬥，甚至挑戰或無視在美國主流社會已約定俗成的政治禁忌即“政治正確”，其價值觀落後了一個時代。於是，特朗普的當選被知識精英廣泛視爲美國民主的汙點，人們爲之痛心嫉首。多數大學教授和學生、矽谷的高科技精英、華盛頓的官僚、好萊塢的明星，都難以接受特朗普。我的美國同行，數百名政治學者簽署過反特朗普的聲明，其中不乏我們所熟悉的卓有成就的政治學家。這些人的反應仿佛坐實了“特朗普不靠譜”的判斷。在多數觀察者心目中，特朗普的當選，即使不是意味着美國民主的失敗，也是犯了一個嚴重錯誤。

令人心煩意亂的特朗普

記得我在2008年赴美觀察大選時，常聽到美國人的一個說法：智商高的人都選奧巴馬。我對他們說，好像是這樣，不過，如果你們承認有智商的高低的話，好像智商最低人也多選奧巴馬。這次的情況也類似。人們強調，在鏽帶的工人和中西部農業州的農民中，特朗普的擁躉最多，以此證明，特朗普是由美國比較落後的人群推上去的。因爲這些人是社會的下層，所以，他們的要求也是民粹主義的。但人們忽略了另一個事實，特朗普的這些下層支持者並非是社會的最底層，至少他們自認爲是美國社會的主流群體，不是邊緣群體。而比這些人教養水平更低、社會地位更低的人卻大多支持特朗普的對手。

這樣，我們就需要解釋，爲什麼美國的上流社會（社會經濟地位、教養水平方面）與社會底層、各種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走到了一起？

英格爾哈特提出的後物質主義理論也許能夠給我們一些啓示。根據英格爾哈特的研究，西方社會自70年代起，開始了由物質主義（materialism）或現代主義價值觀向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或後現代主義價值觀的轉變，前者的價值取向或優先價值是強調經濟和人身安全，後者在價值排序上，人的解放、自我表現、生活質量、智力和審美滿意度優先於經濟和人身安全等。著名的“歐洲晴雨表”和“世界價值觀調查”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曆次調查數據，證實英格爾哈特的理論是成立的。

由於戰後經濟的高度發展和長期繁榮，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人，在價值排序上，更注重生活質量，個人的自我表現和精神價值的實現，和諧的人際關系，優美的自然環境。這些人傳統的家庭觀念、宗教信仰、國家認同感、種族或民族意識，都已經非常淡漠。他們對婚前同居、墮胎、離婚、同性戀、少數族裔、少數宗教、外國移民等更加寬容，對弱勢群體的命運更加關心。他們對追求物質財富沒有很強的熱情，但都是真盞幕繁Ｖ髁x者。在他們身上，傳統的愛國精神消失了，對國家安全、強盛和榮譽漫不經心，但他們有很強的和平主義追求，更多的世界主義情懷或全球公民意識。

當西方發達社會處於這個演變過程中的時候，遇到了來自外部和內部（從外部植入內部）的前現代和半現代（片面的、不充分的現代化）勢力的競爭與挑戰。在這種競爭中，後現代主義賴以爲基礎或前提的物質富足和安全本身也受到嚴重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後現代主義不僅不能應對這個挑戰，還與挑戰者合流，至少失去了應對挑戰的堅強意志。

2015年我請英格爾哈特先生來我校講學時，我請教了他一個問題：當歐美發達國家轉向後現代主義的時候，面對着內部和外部前現代和半現代（片面的、不充分的現代化）勢力的競爭，顯得難以招架。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當你們擁抱高大上的後現代主義的時候，你們的物質基礎和安全條件正在受到威脅和侵蝕，你的後現代主義不就成了無源之水了嗎？英格爾哈特回答說，研究表明，那些挑戰者也在向後現代主義過渡。我說，是這樣的，但也許需要數十年、幾代人，甚至更長的時間，他們才能完成這個過渡（有的可能永遠不會完成），歐美發達社會如何渡過這個危險期呢？英格爾哈特教授沈默了一會兒，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也許，他認爲，這不是問題；也許，他也沒想好這個問題。

在我看來，後現代主義使西方走上了一條慢性自殺之路。西方社會內部的現代主義才是前現代主義和半現代主義的天敵。不僅他們的利益直接受損，而且他們持有的看起來已經落伍的西方傳統的價值觀念，使他們有起而迎接挑戰的願望和意志。面對嚴峻的挑戰，西方社會不是沒有力量，而是在後現代主義影響下，缺乏堅定的自信和意志。而這種特質，恰恰還保留在現代主義者身上。特朗普代表的正是這些未完成向後現代主義或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轉變或轉變不充分的人群。

以一個或許不太恰當的比喻來說，在美國，包括在歐洲，數十年來是唐僧與妖怪聯手，共同對付孫悟空的局面。唐僧是出了名的人妖不分，“對敵慈悲對友刁”。而特朗普的橫空出世，類似於孫悟空從五指山下破石而出。他不是什麼民粹主義（他的對手才是），更不是什麼種族主義的“川特勒”，他是美國社會爲了自衛（不但是國家安全，還有價值觀念，文明傳統）而呼喚出來的鬥士，是對數十年來激進左翼傾向的有限回調。而尚未喪失這種調整功能，恰是美國民主生命力的一個表現。

既然發達社會的大趨勢是走向後現代主義，那麼，特朗普現象只能是這個長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短暫插曲，是進兩步退一步的回調。也可以將特朗普當選視爲物質主義的回潮。人們不必擔心美國會走向專制獨裁、反全球化、種族主義，也不必以爲特朗普就能挽狂瀾於即倒，逆轉曆史進程。特朗普的當選，意味着美國社會在溫水煮青蛙的慢性自殺過程中有所省悟，試圖掙紮一下，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刻召回了孫悟空，如此而已。如果特朗普能夠成功，美國人物質生活富足無憂，就會有更多的人擁抱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如果他失敗，美國人由於物質富足與安全受到威脅，就會在物質主義階段停留更長時間。曆史發展就是這麼吊詭。

特朗普是個優點和缺點都非常明顯的人。人們希望他是裏根（其實當年裏根的爭議也很大），但今天的美國病顯然比裏根時代要沈重得多。一個中規中矩的人，也是被社會環境和輿論徹底塑造、被曆史慣性裹挾的人。這種人或許小事精明，但卻思維拘謹，昧於大勢，不會發現真正的問題所在，乖乖地躺在那裏享受水的逐漸升溫而不知掙紮或跳脫。只有像特朗普這樣極有個性的政治家、意志頑強的猛人，才能有獨到的眼光，看清美國正確的方向，並不顧天下之洶洶，勇猛前行。他讓一些人欣喜若狂，讓另一些人心煩意亂。他是一顆帶刺的苦果，但也許是療治美國病的一劑猛藥。

（根據在《馴化利維坦》新書發布會（2017年3月26日）上發言的部分內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