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青”最早特指1960年代歐美左翼思潮中主張顛覆傳統社會價值的叛逆青年。1973年，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出品的影片《憤怒青年》記述一班不滿社會現狀而急於改變現實的青年，證明當時已存在“憤怒青年”的稱呼，後來該詞被簡稱為“憤青”。由於通信手段的進步和互聯網廣泛使用，使更多的人可參與到對歷史問題和國際局勢相關問題的討論中，這就為“憤青”群體的產生和生長提供了物質基礎。

顧名思義，“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緒化，有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沙文主義思想、言論和行動的青年。

“憤青”是在1990年代中後期成為流行詞的，但其實“憤青”現象在歷史上早已存在，其產生與發展與中國對外關係有內在的聯繫。什麼是“憤青”，中國千年外交史上有“憤青”現象嗎？古代“憤青”與現代“憤青”有哪些相似和相異之處？怎樣看待現代“憤青”現象？分析和梳理這些問題，對於我們辦好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彰顯大國外交的特色、風格和氣派，無疑具有重大意義。

“憤青”最早特指1960年代歐美左翼思潮中主張顛覆傳統社會價值的叛逆青年。1973年，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出品的影片《憤怒青年》記述一班不滿社會現狀而急於改變現實的青年，證明當時已存在“憤怒青年”的稱呼，後來該詞被簡稱為“憤青”。由於通信手段的進步和互聯網廣泛使用，使更多的人可參與到對歷史問題和國際局勢相關問題的討論中，這就為“憤青”群體的產生和生長提供了物質基礎。

顧名思義，“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緒化，有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沙文主義思想、言論和行動的青年。 

“憤青”同時具有四個基本特徵：

一是思維的情緒化、非理性化、簡單化。

“憤青”容易衝動，容易被激怒，喜歡謾罵，不喜思辨，不善於推理論證。

二是標榜愛國。

中國的“憤青”認為中華民族是最偉大的民族，中國文化是最偉大的文化，中國將很快成為世界強國乃至第一強國。他們不喜歡取得西方國家國籍的華人，也不喜歡別人對中國人、中國政府及中國文化的批評，不管提出批評意見的人是誰，也不管人家的批評是否出於善意，更不管批評得有沒有道理，一遇批評，馬上反駁甚至謾罵。這些“憤青”仇恨西方國家，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奪本性，亡我中華之心不死。

三是輕言戰爭。

主張採取極端措施，甚至主張以暴力改變社會。

四是拒絕妥協。

對外交往一味主張強硬。

“憤青”雖是現代詞彙，但“憤青”現象卻古已有之，不絕於史。中國千年外交史上的“憤青”現象，無論是古是今，至少有如下幾個共同特點：在心態問題上，一直處於心理上的優越高位，以“天朝大國”的心態君臨天下；在名實問題上，重虛名，喜高調，脫離實際，不接地氣；在和戰問題上，一味主戰，誰主張和，誰就是賣國；在對外交往問題上，一味主張強硬，遇有談判，不顧自身實力和對方訴求，漫天要價，獅子大開口，視任何妥協為軟弱；在人際關繫上，自以為高人一等，標榜愛國，憑個人好惡劃線，誰不與其站在一邊，誰就是叛國賊；在思想方法上，超越實際，極端偏激，唯我正確，有濃厚的“左”的色彩。

“憤青”並非“憤怒”與“青年”的簡單之和，把“憤青”理解為“憤怒的青年”不完全準確。比如，人們並不願將文化程度有限的青年人視為“憤青”，即使他借着酒勁正在街上大耍威風；人們也不情願將一個正對村長發脾氣的農村青年（姑且假設是張藝謀影片中的秋菊）看成“憤青”。“憤青”的憤怒對象，通常得與家常行為、世俗生活拉開一段距離，具有超越現實功利的特徵，比如為了聲援巴勒斯坦人而上街遊行，為了反對政府濫用權力而與警察展開街頭巷戰，都是國外當代“憤青”的常規舉動。與國際“憤青”一樣，中國“憤青”同樣熱衷於針對重大的社會或國際事務宣泄不滿，表達仇恨，呼喚正義。“憤青”的憤怒，原本就帶有“義憤”色彩，體現着青年人天賦的正義感。

蒙古崛起之後，雖然多次戰勝金國，但終究無法消滅金國，只得尋求與南宋合作。成吉思汗臨死時，訓誡諸子，“金之精兵在潼關，強攻難下。可借道南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由此可見，成吉思汗的戰略是，聯宋滅金。蒙古當時非但沒有吞併南宋的想法，還把南宋當作潛在的盟友對待。金哀宗非常清醒地認識到，剛剛崛起的蒙古汗國是金國最危險的敵人。為了救亡圖存，必須集中力量全力對付蒙古。他一改金國歷代與宋朝為敵的做法，不再發動侵略宋朝的戰爭，並派人到光州（今河南潢川）一帶，四處張貼告示，告諭宋界軍民，今後不再征伐南宋了。同時，為了尋求同盟，公元1225年，金哀宗還通過談判，聯合了正遭受蒙古侵擾的西夏，雙方約定西夏對金稱弟，不再稱臣，不用金國年號，雙方互不侵犯。調整好外交格局後，金哀宗全力對付蒙古汗國。公元1226年，經過一年多的戰鬥，先後收復了平陽、太原等重鎮，取得了一定的勝利。此時，成吉思汗正集中力量進攻西夏，公元1227年西夏滅亡。 

如果當時南宋對蒙古的滅金戰爭選擇不作為，至少可以贏得30年的準備時間。然而，靖康之恥激起的全國性的仇金情緒，造成南宋外交戰略失誤。雖然當時有清醒之人反對，但很快被瀰漫全國的仇恨所淹沒。此時，困守孤城的金哀宗想到了遣使臣向宿敵宋朝“借糧”，其實就是哀求方便、遣使求和。使臣臨行前，金哀宗得知了蒙古要聯合宋朝共同攻打金國的消息，於是反覆囑託使者努力爭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陳述唇齒相依的道理。金哀宗說：“蒙古滅國四十，數年前已滅西夏，我大金國若滅亡，下一個亡國的肯定是宋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如果宋國能和金國聯合，既對金國有利，也對宋國有好處。作為使臣，你一定要把這個道理好好講給宋人聽！”（《金史》卷十八·本紀第十八·哀宗下）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南宋不能理智地放下已經過去一百多年的仇恨，反而尋求自掘墳墓的滅亡之道。

目光短淺的宋朝君臣把宋朝與蒙古聯合滅金看作是報靖康之恥、建立不朽功業的天賜良機。為誘使宋朝聯合蒙古滅金，蒙古答應滅金後將河南歸還宋朝，但雙方並沒有就河南的歸屬達成書面協議，只是口頭約定，這就留下了巨大的後患。當金國在蒙古的打擊下瀕臨崩潰時，南宋朝廷認為有利可圖，於是出兵北伐。按照與蒙古達成的協議，宋朝軍隊兩萬人在大將孟珙率領下，攜帶盟約規定饋贈給蒙古軍隊的糧秣三十萬石，抵達蔡州城下。金國滅亡後，南宋如願分得了一部分領土，而最終的結果是南宋親手毀掉了自己的藩籬，實屬自毀長城之舉。

事情本可到此為止，遺憾的是，南宋並不滿足於分得的土地。一個“憤青”提出了著名的“據關阻河，光復三京”北伐蒙古議案。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穩，把蒙古人趕到黃河以北，再以重兵防禦潼關—黃河一線，與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這封不切實際的奏摺深深打動，不懂軍事的文人們紛紛主戰，不顧滅金戰爭中同蒙古並肩作戰的將領們的反對，終於走出了錯誤的一步，南宋大軍北伐蒙古。結果北伐大軍全軍覆沒，安然南返者十中無一。蒙古大汗召開最高軍事會議，略曰：“今諸國已服，唯江南一隅，尚阻聲望。朕願躬行天討……”於是乎，蒙古三路大軍南下，南宋滅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滅亡前的德祐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位大臣出現在朝堂上。當初那些主戰的“憤青”們，全部逃亡，只丟下小皇帝和謝太后孤兒寡母加上6個大臣一共8個人。二十四史中如是曰：“南宋啟釁，自招入侵。”（《宋史》卷四十七·本紀第四十七）可見“憤青”之誤國。

崇禎帝勤政廉政，怎麼會落得個亡國上吊的下場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憤青”現象所綁架。老天爺曾給崇禎四次機會，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必上吊，不用當大明的末代皇帝，甚至有可能成為復興王朝的英雄。但是，“憤青”們把他和明朝逼上了煤山。

第一次機會是封后金（清）首領為王。在與明王朝不斷周旋過程中，努爾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為王，以號令東北各少數民族。皇太極的實力雖比父親努爾哈赤時大為增強，但一直希望同明保持友好，發展貿易。即使是在攻明戰爭屢次勝利時，他在議和文書上也低明皇帝一字書寫，並接受了明廷要其尊明正朔、取消“偽號”的要求，在尚未達成議和協議之時，不書天聰年號只寫干支。當其羽翼已豐，多次攻入內地，明朝已無法招架之時，他仍然多次發布告示說，願與明友好、議和。其實，封王的做法在明朝並非無先例，但這樣做明朝需要付出代價，即承認後金（清）實體的存在，劃出地區供其統治。這雖然損害了明統治者的威望，卻可以平息戰火，安定遼東，國家減輕困擾，而保持明朝“天朝大國”的地位不變。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楊嗣昌就曾在上疏中指出：“我朝撫賞為弱敵之第一策”，是為國家“久遠真切之計”。無奈滿朝文武之中，持這種見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不敢公開說出來。

第二次機會是與清軍議和，分界而治。松錦失守之後，崇禎便想和清軍議和，以便專心對付李自成起義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皇帝籌劃講和。皇太極曾主張分界而治，提出“兩國和好宜先議定疆界”。皇太極熱情接待了馬紹愉等明朝來使，給予他們優厚的賞賜，經過半個多月的談判磋商後，崇禎十五年(1642年)農曆六月三日，在馬紹愉等人離開盛京時，皇太極派官將他們送到十五里之外設宴餞別，並命軍士將使團護送到明朝控制的連山（今遼寧省葫蘆島市連山區）境內。 

皇太極給崇禎皇帝寫了一封長信，托馬紹愉轉呈。信中，皇太極在追溯了後金（清）與明朝開戰的歷史淵源後，又談到儘管清兵已處勝勢，但仍願議和通好。這封信的內容後來被收入《清太宗實錄》得以保存。從行文看，皇太極的態度比較謙恭，在一番客套話之後，皇太極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戰四項條件，字裡行間完全沒有威脅的意味。儘管如此，皇太極對明朝的誠意並沒有信心，他在信的末尾發出了最後通牒：“若不願和好，再勿遣使致書……約九月不至則治兵。”言外之意，和談一旦無望，只有兵戎相見了。

不料，當馬紹愉返回京師，將議和的情況寫成書面材料呈送給他的頂頭上司、兵部尚書陳新甲後，陳新甲因為着急上朝議事，就將信件隨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書童誤以為是“塘報”（朝廷抄送諸臣的報告，上登一般的上諭與奏章——筆者注），未請示陳新甲就拿出去交給各部門傳抄。這一下可惹了大禍，本來是保密的議和經過，一下子被群臣百官閱覽，朝野為之譁然，很多大臣紛紛上書彈劾陳新甲貪生怕死、妥協求全、私定議和條款。崇禎皇帝極為憤怒，起初他還想袒護陳新甲，對他的大意泄密沒有追究，還將大臣們的奏疏壓下不發，希望不了了之。但過了不久，輿論鼎沸，難以平息，迫於壓力，一向以中興君主自居的崇禎皇帝在思想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的內心不願意給別人留下一個無法應付時局、向“蠻夷”低頭的印象，感到議和是自己的恥辱，於是將責任一股腦兒地推給陳新甲，降旨責令陳悔過。

實際上，崇禎皇帝很信賴和賞識陳新甲，這個處分完全是為了平息朝廷中的輿論，就處罰來看，是十分輕的。事到如此，雖然議和之事已不能再提，但陳新甲若能識時務明哲自保，還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然而陳新甲明顯不夠老練，他覺得議和自始至終都是在皇帝指示下進行的，自己並沒有在其中增添額外內容，便有恃無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詡其功”，更引用皇帝給自己寫的敕諭中的話語為自己標榜。陳新甲的言行終於使崇禎皇帝惱羞成怒，下令將陳新甲處死。崇禎帝這樣做雖然保全了面子，卻又一次關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開的議和大門。一次本來很有成效的議和，一次可以改寫歷史的救國良機，表面上是因為崇禎皇帝死要帝王的面子和陳新甲的不謹慎導致最終草草收場，實質上是朝廷內外為“憤青”的思維定式和輿論所綁架。

第三次機會是遷都。李自成大軍挺進山西，兩個月就可攻進北京，形勢瞬息萬變。大臣李明睿建議南遷，他認為，只要向南進行戰略轉移，就能緩過氣來。當年宋高宗趙構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榮富庶的南宋，趙家天下又延續了150多年。咱們大明的條件比那時強多了，地方比它大，物產比它豐富，關鍵是祖宗當年遷都北京時，設南京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體系在。李明睿敦促：只要您下決心南下，東山或可再起，大明中興有望。沿途的河北、山東、江蘇的情況目前還不錯，安全不是問題。總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儘快動身為好。誰知，宰相陳演反對南遷，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揚揚，謠言四起，人心大亂。他還指使人上奏章，攻擊南遷是別有用心，是“邪說”，要求嚴肅處理李明睿。絕大多數官員和“憤青”們站在一起堅決反對南遷，

為什麼呢？因為士大夫階層長期被正統教育洗腦，堅信撤退可恥，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加上如果南遷，官員們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帶走，丟了北京還不知便宜誰。最要害的問題在於，南遷之後，南北兩個政府一合併，肯定要裁員，官員們思量的是：俺的位子還有沒有、好不好？官員們唱高調唱了一個多月，李自成大軍此時已攻下了居庸關和昌平，北京危殆。崇禎終於忍不住了，毅然決斷：“不管他們了，這事我說了算，咱們立刻南遷！”李明睿嘆口氣：“來不及了，沿途我軍都被打散了，北京城連只蒼蠅都飛不出。”

第四次機會是與李自成議和。李自成本是個苦力出身的粗人，並不具備政治家的戰略眼光，對迅速的勝利毫無思想準備，也不太清楚進了北京意味着什麼。三月十七日都打到今北京城的復興門一帶了，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給崇禎寫信，要求割讓西北一帶給他，西北實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報告工作；朝廷撥付100萬銀兩慰問金給他，他替朝廷打擊敵對勢力，包括虎視眈眈的東北清軍。然而大臣們個個慷慨陳詞，調子一個比一個高，要與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禮，根本不在明朝最後一次御前會議的議題之內。崇禎本想乘着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是從安定門、朝陽門到前門，沒有一個門為他打開。眼看天要亮了，只好孤獨地走向了煤山……他死後僅3個小時，李自成拍馬直搗金鑾殿。那些政治堅定、慷慨激昂的部長們血戰到底了嗎？第二天他們就去李自成辦公室外，排隊請求安排工作。（習驊《中國歷史的教訓》，中國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

自宋以來，產生了一種新的國民心態——清流心態，深刻影響了中國外交的走向。清流心態在朝廷和社會的代表人物被人們目為清流派。清流現象是“憤青”現象的歷史源流，“憤青”現象是清流現象在當代的“變種”。鴉片戰爭爆發前，曾國藩在回答其恩師、軍機大臣穆彰阿提問時就說：“自南宋以來，君子好詆和局，以主戰博愛國美名之風興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絕於天下者五百年矣。”後來，曾國藩在給李鴻章的信中又說：“自宋以來，君子好痛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曾國藩全集?書信十》）

為什麼宋代會產生清流心態，為什麼“憤青”現象在中國外交史上千年不絕呢？

一是對宋朝重文輕武、主和厭戰政策反思和反彈的結果。作為世界經濟大國的宋朝不等於安全大國，“靖康之難”後，國民心態發生變化，作為對朝廷重文輕武、主和厭戰政策的反思和反彈，男人被要求寧戰不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清流心態由此產生。岳飛冤案發生後，一些人又將主和與賣國投降畫等號，令清流心態進一步加劇。

二是中國封建社會從興盛到衰落的歷史趨勢的產物。唐代進入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此後，封建社會開始走下坡路。西方列強用炮火轟開中華帝國封閉的大門後，一個個不平等條約令不少漢族士大夫痛心疾首。“憤青”們不乏愛國之心、報國之志和護國之勇，然而缺乏謀國之智。“憤青”心態產生的心理基礎是對國家遭受外來侵略的憤恨，是一雪恥辱的渴望，是早日實現富國強兵的滿腔熱情，但這種憤恨、渴望和熱情是以激情為依託，以道義為訴求，而非以理性為依託，以實力為訴求。

三是夷夏之“防”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影響。夷夏之“防”理論是中國古代主張嚴格民族界限、尊崇華夏、鄙薄其它民族的理論。具體表現為對異族人保持警覺、防備，還有禁止與外族通婚等；禁止我方先進文化傳入外族，也警惕外族不良風俗對我方的影響干擾。在中國，嚴夷夏之防的觀念出現得很早，它注重強調夷夏之間的文化對立，強調中原文化的絕對主體地位。因此前人往往認為夷夏之論有大族沙文主義與民族歧視傾向。具有清流心態者同時具有極強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趨於傳統保守，骨子裡拒斥西方文化，習慣於居高臨下地看待中外關係。 

四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妥協文化。沒有妥協就沒有外交。長期以來，人們把“妥協”作為一個貶義詞來對待，甚至把“妥協”和“投降”相提並論。妥協文化的缺失導致中國缺乏談判的文化，導致外交上難免出現走極端的現象。外交本要協調多方面利益關係，平衡各種利益矛盾，這就必然有妥協。妥協太多地體現在外交中，它是一種外交藝術，是以暫時或局部的讓步來換取雙贏，來保障長遠的利益。顧維鈞說：“辦外交，要會爭，也要會讓。當爭的時候必爭，當讓的時候也必讓。只爭不讓，那就是下命令，強迫對方接受我的命令。”“憤青”們在外交上主張強硬手段，反對任何妥協，遇到中外衝突即強烈主戰，喜歡唱高調，在愛國（當時名之為“為了社稷”）的口號下，常常把主戰等同於愛國，把主和等同於賣國，將必要的妥協和無原則的退讓混為一談，打不下去不得不談判時，對將軍們在戰場上拿不到的東西，則希望外交家們在談判桌上能拿到，否則談判之人很容易被批為“賣國”。以晚明為例，直到亡國的最後時刻，崇禎皇帝才意識到“策遼事者，不宜戰而宜和也”。可惜這只能是後知後覺，已於事無補。

當時明廷上下缺乏議和的環境與氣氛，明朝始終未給議和創造必要的條件，主持議和者包括皇帝在內從未展開有關議和大政方針的討論，糾正以至批駁一些模糊認識及錯誤論調，以統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終未能形成議和應有的氣氛。相反，傳統的所謂天朝大國不可冒犯的傳統觀念始終占據上風。主持議和的人無一不身負惡名：兵部尚書袁崇煥終以“謀款通敵”之罪被磔（讀“zhé”，是古代一種把肢體分裂的酷刑），支持袁崇煥的閣臣錢龍錫也以“密謀主款”之罪長戍不赦。楊嗣昌主持議和，弄得舉朝譁然，群起而攻之。而陳新甲與清議和事暴露後立遭殺身之禍。這種攻擊、反對議和的聲浪經久不衰，形成了一種強大的輿論壓力。在這種壓力下任何正確的議和主張都難以暢行。顧維鈞亦以為中國的事情難辦，尤其外交難辦，原因就在於人們拒絕妥協，喜歡清談者太多，老是獅子大開口。他曾說:“中國的外交，從巴黎和會以來，我經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亂要價錢，不願意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願意吃小虧，結果吃大虧。”又說：“群眾組織起來大遊行或組成代表團對中國的代表們施加壓力，常常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楊玉清《我所知道的顧維鈞》，載於《文史資料選輯》）

五是清談誤國歷史遺風的影響。清談的興起，大抵由於東漢末年黨錮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殘與壓迫，一變其具體評議朝廷人物任用的當否，即所謂清議，而為抽象玄理的討論。啟自郭泰，成於阮籍。陳寅恪說：“清談誤國是西晉滅亡的原因之一。”[陳寅恪，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西晉滅亡了，清談誤國之風並沒有隨之消亡。明朝亡國同清談誤國之風分不開。崇禎皇帝死後不久，大清攝政王多爾袞給南明的史可法寫信，痛斥晚明的清談誤國之風：“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鑑。”（蔣良騏《東華錄》，中華書局1980年版）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你們明朝的幹部根本不考慮國家利益，就喜歡唱高調、講大話，哪怕火燒眉毛了，還慢條斯理地窮白話，作個決定比蓋棟樓還慢。當年北宋研究對策還沒散會，金軍就渡過黃河了，你們咋就不長記性呢？

當然，當代社會“憤青”現象的產生還同狹隘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影響有關。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百年來在中國不容小覷，而就全球來看，冷戰結束之後，意識形態並未終結，民族主義業已取而代之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因素。狹隘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者都是以愛國主義的面目出現，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帶有絕對的不可置疑性。他們骨子裡認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於一切，從而使“愛國主義”在一些時候、一些地方變成盲目的、狂熱的情感，有時甚至演變成了“害國主義”鬧劇、悲劇。

科學認識中國千年外交史上的“憤青”現象，一方面，要認識到“憤青”現象是外交運作的民意基礎，善加利用可以作為外交談判中的一張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限制外交運作的空間，對實現合理和必要的妥協形成牽制，也就是從“左”的方面對外交運作形成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