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形式主義何以獨步全球？

形式主義非我國獨有，但，在中國登峰造極；時至今日，不僅沒有收斂的跡象，反倒愈演愈烈！究竟是哪些因素，使中國的形式主義遠甚於其他民族和國家，並危害日深呢！

竊以為，原因有三：第一，沒有宗教信仰，這是形式主義盛行的文化根源；第二，帝制和儒學，這是形式主義發達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空間阻隔引起的信息不對稱，這是形式主義昌盛的空間地理因素。此三項，都是中國和其他民族之顯著差異，三種力量又彼此疊加，互相強化，遂使中國的形式主義，在世界上遙遙領先。

以下，分述之。

 第一，  沒有宗教信仰

超然卓立於眾人之上的、唯一、永恆的神，價值何在？如果承認並固化了神的地位，實際上，就剷除了造神運動的思想基礎。神，如日經天，人，逡巡於地；人類之間的微小差異，若由萬能的神從天宇俯瞰，簡直可以忽略不計。由此推論，眾生平等為天賦之第一法則。

如果人人平等為人人恪守之信念，則形式主義還有活動空間嗎？因為，形式主義的首要任務，乃分等級、別貴賤。一個可以引用的例證是：凡新教民族或國家，形式主義的繁文縟節，幾乎沒有市場，以美國為最；正宗佛教（不是被篡改的佛教）流行的地區，形式主義的花架子，也不見蹤影。真正的神，是在內心，而非高堂，所以，基督教禁止偶像崇拜。如果萬能的神，都不故作神聖；世間之人，故作高深莫測，豈不是唬鬼嗎！

可惜的是，中國文化的祭祀傳統，在商周轉換之際，也被周代“禮樂文化”所代替。

商是祭祀文化，周是禮樂文化。祭祀文化更注重超越界，而禮樂文化更注重世俗性。古代記載“商人尚鬼”，證以卜辭而知其確切。商人看來，神鬼的世界與有形的世界同樣地實在。鬼神充斥於人類四周，預知環境的一切變動，操縱着吉凶禍福，需要他們不斷的饋饗和供奉。

商人的鬼神世界，除了祖先以外，有主土壤的社神，有山川之神，有風雨之神，有蠶神，還有主宰百神的帝，即上帝。風神是上帝的使者，是鳳鳥。卜辭中風與鳳同字。至於禮，周代以前也是有的，但周集大成而成“周禮”。周公所謂“制禮作樂”，其實就是將“禮”形成一套制度體系。

從祭祀到禮樂，這是一個價值觀的大幅度轉向。至此，精神世界中“神”的色彩趨於淡化，而人文世俗的色彩趨於濃厚。“祭祀文化”更看重超越界，所以，是內在約束和自覺。“禮樂文化”更看重世人的行為規範，所以，其所體現的約束則更偏向於人的外在形式。從“祭祀文化”轉向“禮樂文化”，或許是國人由內在自覺轉向外在形式的一個轉折。

第二，  帝制和儒學

帝制和儒學，是一體兩面。儒學，是帝制的理論基礎；帝制和皇家，是儒家信徒的衣食父母和尊貴的源泉。要是沒有獨霸天下的皇權為後台，孔子及其儒學就成了“喪家之犬”。如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先生所言：儒學沒有超越性，它要討好國王拿錢。

換言之，帝制和儒學是互相幫忙的。兩者之間的關係，就像今日婚禮上的一對新人和婚禮策劃公司——新郎和新娘，要把自己的婚禮搞得高大上，搞得與眾不同，以流芳後世、激勵後人；婚禮策劃恰好能滿足中國人的虛榮心。於是，雙方一拍即合，中國式婚禮粉墨登場。

劉邦本是一介鄉下亭長，反秦戰鬥中，疲於奔命，也沒時間講究什麼排場和尊嚴。他對儒學的蔑視，毫不掩飾，也極有鄉土氣息——直接把儒士的高帽子拿下來，沖裡面撒尿。可是，當了皇帝的劉邦，需要一套禮儀來強化他的權威，以免劉邦陷入“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的混亂場面。

叔孫通見機會來了，乘機進言：“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劉邦准了。一年之後，公元前200年，依叔孫通制定的朝儀，劉邦在長樂宮舉行朝會。臣子匍匐在地，山呼萬歲，“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喜不自禁的劉邦脫口而出：“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儒學時來運轉，登堂入室，成了皇家的御用思想。帝制需要儒家，是因為儒學有一套強化、神化皇權的規矩，有一套弱化、愚化百姓的道德說教。只要帝制在，只要想維持皇帝的核心地位一千年不動搖，那麼儒學的地位，就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儒學加強了，形式主義之昌盛，也就勢所必然。因為，儒家的工具箱裡，只有“禮”這一把錘子。

第三，  空間阻隔引發的信息不對稱

若信息對稱，則名實一致；人出於理性計算，就會在實上着手；否則，名和實就會割裂，同樣出於理性計算，人就會在名上面做文章。羅大佑在《童年》中問道：不知道山裡面有沒有住着神仙。神仙一定要住在山裡面，要是住你家隔壁，抬頭不見低頭見，任憑什麼樣的仙人，也都不神了。

信息傳播，是與距離成反比的。這就意味着，在一個較小的社會團體中，形式主義沒有市場；可隨着信息傳遞半徑的增大，信息不暢，形式主義就會在信息灰幕的掩護下，大行其道。中國自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之後，分分合合，還有被外族統治的很長的歷史時期，但大一統的治理框架，基本沒有動搖。

幅員遼闊，卻沒有高效的通信手段與之匹配，有名無實、名實不副、欺世盜名和沽名釣譽之輩，就層出不窮。忽悠秦始皇的徐福、斷送了北宋王朝的郭京、義和團之刀槍不入，直到20世紀的中國，神人神跡，不絕於書。畝產萬斤、趕英超美、大寨樣板、南街村和華西村的神話，固然是政治笑話，但，不可否認的是，若不是空間阻隔，此種鬧劇不可能再二再三地上演。

與此相對，歐洲和英國，是封建莊園制，日本是大名藩國制。以日本為例，每一個藩國，疆域和人口十分有限。江戶時期，日本人口在2600到3000萬之間，藩國有三百個上下，“江戶三百藩”是也。平均下來，每個藩國的人口，在十萬上下，相當於中國的一個鄉鎮，大名就是鎮長。

這是空間上的。

從時間上看，大名是世襲的，家臣也是世襲的，百姓也是代代相傳；大名和家臣、屬民，世代相守，共生共榮，雞犬相聞，交相往來，相互之間幾乎是透明的。在這樣的空間結構和歷史進程中，虛名、空話、花架子與表面文章，即便是有，也不可能長久。

距離產生美，距離也產生形式主義。廣土眾民的大帝國，為形式主義提供了最好的舞台，聽上去很好，看上去很美，就夠了；至於其內容到底是金玉，還是敗絮，多數人是不明究竟的。因為，查明真相的成本，太高昂了，非一般人所能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