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周恩來情感世界》出版後，會有很多人有這樣一個疑問：周恩來在中國當代史是如此重要的歷史人物，在國際上也享有極高的聲譽，對他的研究可以說是汗牛充棟，如果他是位同性戀者，為何這樣多的中外研究者都沒有發現，而我並非中共黨史專家，不過是香港一位普通的新聞工作者，怎麽會是我去挖掘到這樣一個重要的真相？

這個問題，我也向自己問了無數次。但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接觸到各方資料後，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對於身在中國大陸的研究者來講，周恩來這個秘密並非完全無人知道，但得以長期維持無人捅開，是一個三方合力隱瞞的結果。

這個三方之一首先是作為當事人的周恩來。周恩來從意識到自己性傾向不容於主流社會的青少年時代，就已經開始有意地保守這個秘密。同毛澤東的隱私不一樣的是 ，毛澤東私生活的淫亂在中共最高層幾乎是公開的，毛以獨裁者的肆無忌憚，對此並不加以隱瞞。但周恩來卻戒慎恐懼，拼命壓抑自己的情感 ，並和中國大多數同性戀者一樣，很早就用婚姻來掩飾自己的性傾向，然後又在大眾心目中精心打造了他與鄧穎超模範革命夫妻的形象，將這個煙幕婚姻維持到終身。由於周恩來的謹慎保密，有關他同性戀傾向的史料，不是那麽顯而易見。

其次是中共官方對周恩來聖人形象的維護。經歷過文革後，中共的所謂“開國”領袖群像已不再光輝偉大，而毛澤東更是以荒淫著稱，周恩來就成為維持共產黨顏面的唯一聖人 ，因此也成了中共官方要極力維護其偉大形象的聖人。在我寫此書時，可以感受到中共御用學者在極力掩飾淡化曲解乃至抹去有關周恩來青年時代同性戀傾向的資料。我想，即或有學者發現這個真相，只要他們仍然身在中國，在目前中國的政治環境下，他們也不可能展開研究。在前蘇聯時代，因為蘇共政權將同性戀上綱上線為資本主義腐敗反動生活方式，定性為反革命行為 ，曾有意抹去俄國歷史上一些文化偉人 ，如果戈里、柴可夫斯基等的同性戀色彩，掩蓋其為同性戀者的事實。直到蘇聯解體，許多被封閉的資料解密，這些偉人的性傾向真相才開始為世人所知道（但普京當權的俄國，同性戀遭受打壓，又有人出來否認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戀）。而中國當局今天所做的，和前蘇聯已做過的完全一樣。中國要能夠公開討論周恩來的性傾向，需待中國有言論自由的這一天。

第三 ，中國民間對同性戀知識的缺乏和對周恩來聖人形象的盲目崇拜。在清教的毛澤東時代，同性戀被污名為流氓犯罪、雞姦罪，有關同性戀的話題則成為禁忌，完全從社會上消失。在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甚至不知何為同性戀 。中國最著名的古典文學作品《紅樓夢》有大量的同性戀描寫，但很多人不知所云。而至今中國社會大眾依然缺乏對同性戀的認識，對同性戀現象感知非常遲鈍。比如周恩來鄧穎超身邊工作人員對兩人婚姻中大量違背常情的行為，從沒有懷疑過其婚姻的本質，而一般解釋成周恩來是為了革命工作才犧牲了夫妻生活。

另外周恩來的兢兢業業、克己奉公的聖人形象特別符合中國人對公眾人物的道德要求，因此傾向於將周恩來拔高來仰視，而下意識拒絕其他角度的解讀。中國有些研究者可能知道周恩來情感真相，但有不願正視的心理障礙，不願意承認他們心中的偉人周恩來是個Gay，他的婚姻是建築在謊言上。因此才造成對周恩來同性戀傾向的資料，有意或無意地集體視而不見，集體沉默。

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有關著名的中共國際友人路易·艾黎的研究。路易·艾黎為同性戀者在澳洲、新西蘭已是公開秘密，但新西蘭學者安琳（Anne-Marie Brady）的有關研究不但受到來自中共官方的打壓，甚至新西蘭的一些艾黎研究者和新西蘭中國友好協會也參與封殺她的相關論文，因為艾黎是新西蘭的英雄，新西蘭中國友好協會說，討論他的性傾向“不利國家利益”。既然在言論自由，學術也自由的新西蘭，正視一個平民英雄路易·艾黎的性傾向都有難度，何況在仍然有嚴密思想控制出版審查的中國，何況周恩來是中共國父級的聖人，非路易·艾黎可比，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對西方學者來講，可能最大原因是史料的缺乏。能有力證實周恩來為同性戀者的史料是周恩來一九一八年在日本留學的日記，這部日記在一九九八年周恩來百年生日紀念時才首次出版。海外兩本重要的周恩來傳記（即韓素音和英國記者迪克·威爾遜的周恩來傳）都是在這以前出版的，因此兩位作者無可能看到這本日記。我讀兩人的周恩來傳記，感覺兩人字裡行間有點懷疑周恩來的性傾向，都提到周恩來青年時代不近女色，都在某處用了同性戀這個字眼。但因為沒有史料支持，兩人都沒有朝這個層面做更多著墨。

我也感到奇怪的是，中共當局在周恩來百年生日紀念首次公布的周恩來一批早期文稿，包括一九一八年旅日日記，提供了周恩來青少年時代婚姻愛情觀最真實可靠的資料，但在海外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結果是給了我一個機會。

在開放雜�夜ぷ鲿r的初期（九十年代） ，我曾寫了好一些有關中共黨史的文章 ，其中也有幾篇是寫周恩來的，但後來很少寫，最多是寫點書評。因為寫歷史必須是立足在堅實的史料之上，但中共黨史很多真實的史料仍然封存在官方保密的檔案中至今不見天日，而我是一個在中國大陸境外生活的傳媒人，無可能去查中共檔案，也沒有辦法通過中共官方渠道去獲得一些確實的資料。自己又是個新聞工作者，終年忙忙碌碌窮於應對熱點新聞不斷，沒有時間和精力對一個專門的歷史題目做認真的研究和考證。大陸近年出現很多專業的歷史學者，他們有學術功底、有充裕的時間和條件對中共黨史作認真的爬梳和研究，最後都有卓越的成就，如高華、楊奎松等，我認為這樣的書應該由他們來寫。

但想不到從開放雜�彝诵葆幔�竟然斗膽寫了這本周恩來的書，而所談的內容更是前所未有的敏感。寫這本書實在源自於偶然。幾年前，有次朋友聚會，談到周恩來，說坊間傳周恩來是同性戀者。這個傳聞觸動了我無法遏制的好奇心，花了一點時間去認真查詢，最後看到周恩來早期文集中他留學日本的日記，赫然發現坊間傳聞不是毫無根據，竟真有那麽回事。在青年周恩來的日記中有清楚明白無誤的同性戀立場和情感的表達，更有他對一位同窗好友刻骨銘心的感情記載。然後我再檢視周恩來的婚姻和感情生活，亦發現周恩來和鄧穎超所謂模範夫妻，僅只是一個空殼，而周恩來終其一生沒有與任何一個女子熱戀過，包括周恩來自稱與他有過戀情的女友張若名。而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共官方的周恩來傳記和御用學者有關論文，對周恩來早期文集中明白無誤表達的婚姻戀愛觀及他和這位同窗好友的情誼，這樣重要的資料是藏藏掩掩，輕描淡寫，甚至公然曲解。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周恩來的性傾向確實是有異於社會主流，否則官方不會將這樣的表達視為敏感內容以至於作出掩飾和淡化的處理。這個發現激起了我寫這本書的願望，決心要把這個中共官方保密至今的天大秘密挑出來，曝露在陽光下。

當然我寫此書也有點必然的因素。我生活在思想無禁忌、言論有自由的香港，中國大陸不敢觸及的敏感話題，我敢觸及，對周恩來我沒有聖人崇拜情節，也不怕因此捅了馬蜂窩。而且因為人在大陸之外，也容易接觸及直接引用海外出版的資料，比如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張國燾的《我的回憶》、許芥昱的《周恩來傳》等。但我又在中國大陸出生長大成人，經歷過毛澤東的文革時代，因此自認比西方作家更能讀懂中國人和中國事，不那麽容易隔靴搔癢。筆者寫這本書大量閱讀了周恩來及其親密友人之後人所寫的回憶和紀念文章。雖然官方正史審查相當嚴格，但這些出於個人的回憶錄和紀念文章受限尺度則比較鬆懈，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後政治時空已不同往日，因而可以披露一些官方正史不容的敏感史料，如周恩來堂侄周爾鎏在香港出版的《我的七爸周恩來》之類。這給我很大的幫助。

周恩來作為舉世知名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家，是紅色中國曝光度僅次於毛澤東的人物，他一生人舉手投腳都在萬眾矚目的新聞聚焦之中，為舉世所知，但這只是他人生其中之一面，但其人就像另一面永遠背向地球的月亮一樣，另一面則永遠背對人們的視野，充滿神秘，讓人困惑。周恩來此人既風雅又殘忍，既溫情又冷血，政治人格處處顯現矛盾和衝突。周恩來在毛澤東時代晚期，是中共政治體制中真正掌握實權的人，並且享有很高威望，最後竟然超越毛澤東，但他至死對暴君毛澤東卑躬屈膝，逆來順受，極盡臣妾之道，相當令人不齒。很多人對所謂高風亮節的周恩來為何如此委屈自己，極度不解。因此要解開周恩來之謎，就需要探究他背對世界的一面，揭開他隱藏一生的感情生活秘密。

周恩來是個很有魅力的政治家，他忠心為國、勤勞奉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形象深入全國人心。我父親晚年憤世嫉俗，牢騷滿腹，常私下對家人發一些不滿中國社會現實的言論，按當時標準可以說“思想極其反動”。他不喜歡“新社會”，留戀民國時代，對共產黨沒有好感，特別討厭毛澤東，說毛澤東根本就是一個皇帝，他的《沁園春·雪》就是一個皇帝的自況。但他對周恩來印象好得無以復加，說他一生只崇拜三個人，古代的諸葛亮、近代的孫中山，還有就是當代的周恩來，有時他乾脆說周恩來就是當代的諸葛賢相。父親文革中間去世，未能見到周恩來去世在中國引起的政治大地震。我想如果他還仍在人世，其心情應該和當時的國人一樣，對當代諸葛賢相的去世一定悲痛不已，可能還會老淚縱橫。

但周恩來去世時，我沒有掉過眼淚。因為那個時候，我已對中國整個極權政治制度產生懷疑，對中共的政治不倒翁周恩來也失去了敬意。到香港後接觸到一些大陸看不到的資料，更覺得周恩來老奸巨猾、虛偽透頂，對他不敢恭維。但是寫這本書，多少改變了我對周恩來的原有印象，不由自主對他產生一些同情和諒解。

學生時代，由於受到官方思想洗腦，我以為所有的革命者都是擇善固執“追求真理”的勇敢戰士，成年後閱世多了，才知完全不是這麽回事，不是人人都以誠實生活為初衷，都有“朝聞道，夕死可矣”、“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強大精神力量，不是人人都能夠面對真實，敢於“以今日之身攻昨日之我”。人生道路的選擇有的初衷可能是追求真理，但更多的是隨波逐流。我第一次體認到這個現實是在文革中，發現好多人加入某個派別最初是很偶然的，或者是隨大流的，並非是反覆思考認真選擇的結果，但一經加入，就出不去了，竟然衍生出對此派別狂熱的忠誠，死認真理就在自己這一派手中。或許感受到未必是正確的一方，但忠誠壓倒所謂“對真理的追求”，錯了也要一錯到底。

到香港後，記得有一次台灣著名文化媒體人高信疆到訪開放雜�疑纾�聊到六四屠殺發生後，台灣以左著名的異議作家陳映真最早前往大陸與六四劊子手陳希同等相談甚歡，還發表文章大罵中國流亡人士是帝國主義走狗。我問高信疆說，陳映真自稱是有良心的人道作家，為何面對人道善惡黑白分明的事，卻站在惡的一邊。高說，陳映真信仰馬克思主義，親近中共，現在即或錯了，也無法回頭，只有錯到底。我當時頗為愕然，脫口而出一句“難道陳映真不信奉真理？”

我們可以指責這些人不能誠實地面對自己和現實，放棄了對真實的追求，但這就是人性的複雜和脆弱，這種傾向也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

人生而自由，但卻往往受制於身處其中的環境，當一個歷史大潮打來，由於種種社會和個人的原因，很多人往往不由自主被潮流裹挾而去，而且也不是每個人都有堅持誠實服膺真理的強大自由意志，發現上了賊船後願意落水重新上岸，再做人生第二次選擇，往往是第一次選擇就決定了其終身命運。在中共隊伍中，能夠堅持服膺真理初衷的人，即所謂“兩頭真”的人只是少數。那些敢於“以今人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自由意志者，更是少之又少，這些真正的真理追求者在中國以厚黑為上的政治傳統中，往往落得非常悲慘的下場，陳獨秀最後的結局就是最顯著的一例。

我在寫周恩來這本書之時對此深有體會，周恩來這個對中國陷入極權主義泥沼和毛澤東暴政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中共第二號人物，其真實的人性遠比其面譜化的定位複雜很多。妖魔不是一天長成的，而走出成魔的第一步有時也是一個走投無路的選擇。周恩來在歐洲選擇投身共產暴力革命，他自稱是“被逼上梁山”，有社會因素，也有他個人感情方面的原因。他追隨自己一生最愛的人前往英國留學失敗，流落萬里之外的異鄉，無顏歸國，人生就要被命運的驚濤駭浪打翻之際，他抓上了共產國際這根救命稻草。而這個選擇使他從此被自己的革命綁架，一生活在謊言之中，也活在暴力之中。周恩來貌似事業很成功，形象很偉大，但未來將證明他把自已的人生錯誤地託付到一個殘暴不仁的政治勢力上，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錯用了自己的蓋世才華。而且這個選擇最終並沒有使他擺脫掉讓他苦惱不已的感情之惑，反而讓他陷入更難解脫的精神危機中。深入他內心秘密的情感世界，能感受到他人性嚴重扭曲分裂導致的痛苦和情感壓抑，他對暴君毛澤東無條件的屈服是緣於他深植於內心的恐懼和罪惡感。

寫這本書，我對周恩來的命運感嘆不已。周恩來是一個不幸早生了一百年的同性戀政治家，一個多少值得人同情的悲劇性人物。他的一生也投射出中國同性戀者在中國近代一百年痛苦掙扎的命運。而更令人扼腕的是，他錯誤的人生選擇還禍延天下蒼生，讓今天的中國人至今還在承擔不幸的後果。

儘管在當代，同性戀權益已獲得西方國家以及港台主流社會的認同，而且西方已有不少同性戀政治家出櫃，其形象並未受到任何損害，甚至更令人佩服其敢於站到陽光下的勇氣 ，但由於周恩來此人的歷史地位和至今中國社會對同性戀的偏見，這本書可能會冒犯到許多人心目中當代紅色聖人的革命清教徒形象。

但在幾年的寫作過程中，我反覆研究和考證周恩來的婚姻愛情觀念和他現實中的愛情婚姻生活，以及中國官方對有關資料的處理手法，使我由開始的半信半疑、誠惶誠恐到後來深具信心，覺得自己的結論還是立得住腳的，而且相信今後會有更多史料出籠證實我的看法。我捅開了這個馬蜂窩，已做好出版後遭受來自各方磚頭抨擊的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