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李嘉誠”，你給我站住

姜維平

讀罷網絡上一篇有關綽號“重慶李嘉誠”張松橋的文章，掩卷深思，禁不住哀嘆，真想大喊一聲：張松橋，你給我站住，但我有什麼本事和理由這樣說，我算個什麼啊。近期，這位比“香港李嘉誠”跑得還快，還乾脆的民企老闆，義無反顧地賣空自己在內地的房地產業和資產，轉而購買香港豪宅、英國頂級物業，張松橋是誰？此前我一點印象也沒有，中國富翁太多，可能他不算是最有錢的，但他的行動卻有一定的代表性，並預示社會的大變局，值得人們關注。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春節期間，中國企業家張松橋斥資2，92億英鎊（約合25億元人民幣），買下了倫敦著名寫字樓物業——總面積達26萬平方英尺（約合2.4萬平方米）的One Kingdom Street。而它是英國目前電信公司達沃豐集團的全球總部所在地，同時還擁有Statoil、Mysis等租客，是倫敦的地標性物業之一。

另據媒體報道的數據，截至目前為止，張松橋已耗資近80億人民幣，在倫敦完成三筆大交易，而且，他買的都是優質的現成物業。其餘兩筆收購包括：今年1月，參與倫敦金融城122 Leadenhall Street項目50%股權的競購，耗資約為5億英鎊，人民幣43億元；去年7年，以4233，6萬英鎊（約3，64億元人民幣）買下倫敦金融城的Travelodge酒店物業。在此前的2015年，張松橋還曾因大買香港樓盤而令業內外人士矚目，經典手筆包括：以51億港元買下曾被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物的河東花園、以7，6億港元買下渣甸山包華士道1號的房屋、以40，21億港元買下“彩星中心”和世紀廣場兩幢商業大廈、以15億買下李嘉誠軍師袁天凡位於香港山頂的豪宅。總之，這些交易加在一起，是一筆可觀的數字，張松橋把個人以前的資產連根拔起，另栽它處，成為從內地走向世界“炒樓”的最大房地產買家之一。他一連串舉動的背後，折射着怎樣的社會裂變的光譜，中國政商兩界怎樣在躁動和絞殺，進而拼湊一盤怎樣的大棋？

我沒有仔細研究張松橋及企業，但我對重慶卻情有獨鍾，不論他本人有怎樣的說辭，他撤離這些資產可能都基於目前中國及世界的形勢，也就是說，對一個富翁來講，他最關心的是這樣幾個問題，一是自身的安全和財富的增長，二是下一代如何繼承和享有他創造的財富，三是他財富如何轉移到安全可靠的，而鮮有人知的地方，在這幾個方面，顯然，英國都比中國要穩妥，但生意人不會像我等文人傻氣直言，他們會用冠冕堂皇的言辭，掩蓋這一切，尤其是在重慶那個傷痕累累的地方，從2007年至2012年，薄熙來，王立軍搞得“唱紅打黑”運動，曾使無數民企老闆膽顫心驚，張松橋沒有被劃入640個“黑社會”名單裡，表明他很精明，也很幸運，但只要沒有獨立於黨派之外的司法保護，躲了這波，不能保證“常富久安”，這大概就是張松橋逃離的原因吧。

實際上，2012年初，薄熙來因王立軍叛逃，谷開來殺人而倒台，歷史給中南海高層提供一個絕佳的司法改革的機會，我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講過，抓捕薄熙來，一定要剷除滋生司法腐敗的土壤，才能解決根本問題，可惜，現在機會錯過了，人們已經看到，薄熙來精心包裝的“黑社會”案無一例平反，他在大連徇私枉法製造的冤假錯案，無一例糾正，越來越多的貪官被抓被判，但越來越多的維權律師和敢言記者也相繼入獄，甚至，連要求“官員申報財產”的公民，和抗議拆遷的訪民也被判刑，這些充滿矛盾和不確定性的社會現象，推動了移民潮和資金轉移潮，身價上億的類似張松橋的富豪怎麼能不離渝遠行呢？

毫無疑問，中國的企業老闆，與官員有着扯不清的關係和糾葛，因政治體制的局限，要發展經濟，沒辦法躲過官員，不論項目審批，土地出讓，還是銀行貸款，產品推銷，等等，老闆都得求官員，而大權在握的官員，又在某一領域一言九鼎，他們的工資低，權力大，就容易滋生權錢交易的腐敗問題，對企業家，真的是兩難，不給錢，不辦事，還可能找麻煩；給了錢，辦了事，就會留下把柄，就可能出事。總之，心裡的糾結，靈魂的掙扎，觸法的恐俱，精明的算計，幾乎伴隨企業家的每一天，因此，當你深入了解他們，與其懇談時，他們假如與你有緣分，會講真話的：在商場，賺錢的機會大把；在官場，倒霉的陷阱也是大把，當與某一失勢的官員連在一起時，反腐的利劍就難免落到某一企業老闆的頭上，張松橋，大概既不想成為徐明，也不想當劉漢吧。

媒體報道說，1980年，尚未高中畢業的重慶人張松橋獲得赴港單程簽證，度過兩年的半工半讀生活，因祖母是越南華僑，他後來移居香港，獲得她的部分遺產。1982年，張松橋返回重慶，利用從祖母那裡得到的原始資金和熟悉香港的優勢，做起了從香港採購電子產品到重慶銷售的貿易生意。靠着轉手幾倍、十幾倍的利潤，他在很短時間就把資本翻倍，進而在重慶商圈建立自己的人脈關係。上世紀90年代初，他曾作為上市公司“渝鈦白”最早的發起股東之一，並出任過副董事長一職。“渝鈦白”後來因財務醜聞出事，但張松橋躲過一劫。然而，就以往商界與政界內鬥的故事，我不太相信他一點問題沒有，只能說他找到矛盾的平衡點，化解了危機，縱觀重慶640個“黑社會”被虛構包裝的詳情，一切都看當時權勢者的心情，假如他們認為某個民企老闆有利用價值，就會羅列罪名，抓他墊背，可能那時的張松橋，沒有進入官員的視線。

在筆者看來，與其責怪企業外遷，資金外逃，用行政命令的辦法設限，不如立即解散政法委，使司法真正地獨立，現在，從村鄉鎮到縣市省，地方官都對法院有着很大影響力和控制力，黨管司法，就是某一黨員干預司法，假如某一個官員品行好一點，就干預弱一些；假如反之，就非常“悲劇”，2009年至2012年，重慶法院審理多起黑社會案，抓一批，判一批，殺一批，類似“文革”，哪一例是獨立於黨派之外，顯示公平正義的呢，由於薄是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王立軍是副市長兼公安局長，也就是說，上級給他們的權力太大，他們要“搶錢買官”，必然把發紅的眼睛盯住有錢人，而富翁既使呼風喚雨，也難逃權勢者的掌心，他們成為案板上的肥肉，只有任人宰割，這種慘痛的教訓使民企老闆變得膽小怕事，也越加聰明而言不由衷，因此，我們會看到更多的張松橋走在路上，但我還是微弱地喊一嗓子：“重慶李嘉誠”，你給我站住。

2017年4月6日於多倫多。自由亞洲電台2017年5月2日首發。更多文章請看個人網站：www.jiangweiping.com,聯繫作者：pwj1955@gmail.com,另有短評由youtube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