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國住的酒店靠近府學胡同口，每天上下學時間，胡同口就亂 成一鍋粥。先說上學，家長開車送孩子到胡同口就停下來，堵在馬路當中。三條車道停了三排車，僅留下半條車道供車輛通過。公共汽車電車到站只能停在最左面車道，把馬路全堵死。

我就看見過一輛車停在中間車道，母親下車後低頭撅屁股給孩子墼鞋帶，然後從車裡拿出書包，孩子把胳膊伸開，等母親把書包套在肩膀上，然後母子倆手拉手一起走進胡同。胡同口到校門也就五，六十米，十歲左右的孩子完全可以自己走過去，而且胡同里全是上學的孩子，根本沒有安全問題。可這位母親就非要把車停到馬路當中送孩子進校門，全然不考慮違章停車對交通的影響。

下學時候的擁堵混亂要比上學嚴重得多。父母，祖父母愛孩子心切，生怕遲到，早早就到了，三條車道占了兩條半，剩下半條剛夠電車通行。往北的車流一直堵到寬街路口。東西向車流綠燈亮了也走不動，在十字路口擠成一堆。接孩子的人站在學校大門外抻着脖子等候，把胡同的自行車，行人的路也堵死了。學校和老師明知道給周邊交通造成的壓力，就是拖着到點不下課，故意延長擁堵時間。能在這裡接孩子就是擺譜資本，家長們一個個臉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在校門口扎堆聊天，全然不顧那些在他們之間艱難穿行的自行車和行人。

府學胡同小學可是大名鼎鼎，與北京排名第一的史家胡同小學不相上下。有人說，孩子能進這倆學校，家長非富即貴，那是面子和地位的象徵，根本不把堵塞馬路當回事。現在中國不是講究和國際接軌，向美國學習嗎。我有一次在國內坐火車，看見幾個穿軍裝的，我一看，怎麼和我兒子當美國大兵時穿的禮服顏色樣式一樣？難道是美國軍人訪華了？仔細一看，原來是中國軍服。連軍服都美國化了，那我就用美國的思維方式分析一下，假如府學胡同小學在美國，是不是個好學校。

美國的公立中小學都是靠校區房地產稅維持的，房價高低決定了學校營運經費多少。而房價是受居住環境影響的。如果行人車輛不守法規，交通混亂，馬路擁堵，房價肯定下跌。所以美國的房主都十分注意維護社區秩序和治安，一有可疑人出沒，或街道混亂立刻報警。學校也十分重視與社區的交流，及時了解社區對學校的反饋，隨時做出調整。作為社區的一員，學校也經常利用自己的資源為社區提供義務服務。

在美國，如果家長接送學生的車影響了學校周邊的交通（只是假如，在美國基本不會發生），居民必然會及時反饋給學校，校方則會認真解決方式。如果單靠校方無法解決的，就要請市政府協調有關各方一起解決比如警察局。因為市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主要靠房地產稅收運行，房價下跌，政府財政收入就會下降，任何造成房價下跌的原因都是一等一的大事。。

首先，在美國法就是法，法規一旦沒制定，違法就是違法，根本不考慮個人原因。不能因為沒地方停車就往馬路當中停。如果法規確實給居民造成不便，也是先收集反饋，提出修改建議，由市議會表決修改，然後按新法規執法。這就是美國民主制度的基石。法規是維護整體利益的，少數人的利益可能會受到損害，那也必須守法，情況特殊不是藉口。家長因為沒地方停車就停在馬路當中堵塞交通，是典型的為個人利益損害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再說這個府學小學。下學時間要準時，並與家長溝通，到點再來接，如果無法避免堵塞交通，也要儘量減少堵塞時間。

據我看來，這個北京最好的小學的日常管理千條萬緒，也不會有一條考慮到周圍馬路堵塞和學校有什麼關係。學校和家長只關心學生成績，家長還巴不得學校拖延放學時間，讓學生多學點兒知識。至於車堵死馬路，人堵死胡同，根本就不在學校和家長考慮之內。就算府學小學能培養出學習尖子，沒有公德意識的學校和家長，也不可能培養出來有公德意識的學生。在美國，沒有公德意識的學校，學生成績再好也不會被社會認可。沒有公德意識的學生，縱使才高八斗，學福五車，也不會被社會接受。當然，這些學生將來在中國發展，還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但要到美國留學移民，恐怕還要從頭補習社會公德一課。

最後說說政府的責任。美國沒有交通警察，但是大型活動如比賽，演出，聚會，都有警察疏導交通，路上交通堵塞也會有警車前往疏通。我在北京經常在寬街兒路口過馬路，早晚天天堵車，早上中醫院門口等進進醫院的車堵了三條車道，下午府學接學生的車堵三條車道，因為路邊根本就沒有禁止停車標誌，馬路牙子也沒刷黃漆，也從來沒見過警察現場疏導或管理。如果有法可依，執法得力，這些問題本不難解決，可就是多少年不變。

北京的官員整天把“創新”掛嘴上，可城市規劃還比不上八百年前，游牧蒙古族首都元大都的城市設計。滿人也是游牧民族，可當年朝廷任命的京官也都是從科考狀元，探花，榜眼裡面選，皇上當面殿試。不像現在，只要出身貧農，善於鑽營，不管何德和能，都能到北京當官。不過要他們把北京管理好也是勉為其難，他們在老家村辦小學，公社中學打下的基礎怎麼懂得如何管理有八百年歷史的皇城。

府學胡同在東城區，區的一把手楊柳蔭就是這麼上來的。因為出身“根正苗紅，三輩貧農”，1968他年從老家山西天鎮當兵進了北京。在貫徹 執行“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大學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的“最高指示”下，1972年進了北京外語學院，成為“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然後利用“階級出身”的優勢，一路高升。上任後就在交道口開了家“天鎮農產品直銷店”，把老家那些親戚弄北京來經商。

2006年，他還擔任北京外辦主任時我聽過他的一個講話，我想用美國公共演講的理論分析一下這位楊主任的演講時的身體語言。他一走上講台上就站不直，上身向前弓着，雙手扶着講台支撐身體，低着頭念講話稿，偶爾抬起頭來看一下聽眾，也只直起脖子，背還是彎着，那姿勢好象是小職員做了一件事，誠惶誠恐地望着領導，期盼得到認可，估計是個鳳凰男，出身低微，從小受氣，缺乏自信。然而，他又一直半側着身對着講台，又讓人覺得他對這次講話漫不經心，恐怕是後半生鑽營有術，官運亨通，小人得志，不肖正對聽眾以示尊重。最讓我感覺不舒服的是他身體重心放在左腿上，左半身靠在演講台上，不時無意識地抖着右腿，顯得緊張和不自然不說，還沒有起碼的外交禮儀，如果到外交部禮賓司培訓一下，也不至於在外事活動場合猥瑣到這份上。目光交流是演講者吸引聽眾的重要手段，然而在整個演講過程中，他基本都在低頭看着講稿念，根本不懂也不會用目光向聽眾傳遞感情和信心。綜上所述，他的姿勢和肢體語言傳遞出的信息是：沒有修養，毫無自信，傲慢無禮，缺乏人格魅力。”不過北京市委，市政府提拔上來的官員，差不多都這德行。三輩貧農，根正苗紅，政治可靠就行。

之所以又提到他，是在北京看了一條有關他的新聞。楊柳蔭說，要減少鑼鼓巷，鍾，鼓樓地區的居民人數，為留下的居民建立更舒適的生活環境。說白了，就是要把這一帶老北京窮人轟到遠郊區，騰出地讓官員大款搬進來，住的舒服點。玉河兩邊的大瓦房就是前幾年拆了老北京的民居和“東不壓河胡同”蓋的。河邊的雨兒胡同口還建了一座牌樓，那是因為五十年代初，習仲勛的住宅在那個胡同。

我經常從炒豆胡同穿行到什剎海，有一次在胡同里的小賣店喝北冰洋汽水，和老闆聊天。老太太說她是鑲黃旗人，正牌兒的皇上嫡親。有個大官看上了她家祖傳的四合院，想買，多少錢她不賣，那是祖宗留下的產業，不能敗在自己手裡。當年大官出面買不下來，如今就通過政府行為轟她走，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買賣，變成政府改造舊城的規劃。強弱立見高下，她不想賣也得賣了。

山西人到北京好抱團，當年以喬家大院為代表的晉商就和朝廷很拉了些關係，清廷退位，晉商也就敗落了。如今北京的山西人又搞什麼“西山會”。如果這位楊書記也在西山開過會，恐怕在東城就要倒了霉，在北京也就當不成他的二掌柜。王岐山祖籍也是山西天鎮人，他老家的祖墳文革被貧農造反派刨墳掘墓，所以他從來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