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中國以來，毛拒絕納諫，大約有八個不是。

一是；宋慶齡、劉少奇等勸毛，不要自食其言、放棄保護民族工商業，勞資兩利的諾言，搞所謂公私合營，急於消滅私有制，搞社會主義所有製革命。宋慶齡1955年寫信給毛主：“我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證工商業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劉少奇曾提出：先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而奮鬥15年，先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毛不聽，反誣劉少奇不繼續革命，宋慶齡是‘代表資本家講話’。

二是，民主黨派、黨內外知識分子，請毛能多聽取採納人民大眾意見，毛不聽，反而大反右派，搞所謂的政治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當時宋慶齡、李濟深、等寫信給毛：“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呢？共產黨不怕國民黨800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呢？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做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月還是想不通。怎麼會有這麼多黨內外純粹的人會站在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呢？要推翻共產黨呢？”。對此毛在黨中央說：“宋是我們民主時期的同路人。在社會主義時期，她和我們就走不到一起了。從不贊成我們的方針路線，到反對我們的方針路線，我們同她是不同的階級。”毛已把宋慶齡看成階級異己分子，鑑於她在國內外的聲望影響力，只好權當統戰對象了。從此全國進入萬馬齊喑的時代。

三是劉少奇、周總理、陳雲勸毛不要反‘反冒進’，冒然搞大躍進。毛不聽，1958年，非要跑步進入從產主義，短時間超英趕美，大放各種虛假衛星。宋慶齡推脫有病，拒絕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後經劉、周、董必武一而再的做工作，才勉強又參加了一些。

四是彭德懷、張聞天等請毛停至大搞浮誇風、共產風的大躍進。毛不聽，繼續搞他所謂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好，三面紅旗萬歲。當年4月政治局有開會討論推舉宋當國家副主席副主席，21人中有18人贊成。唯有毛、林、康三人反對。宋則推辭說：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掛個名作個樣子對國家不利，又因毛主的反對而作罷。

五是劉少奇、鄧小平等健康力量請毛住手，不要搞‘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要承認三年大饑荒，不是天災而是人禍。要搞三自一包，開放城鄉自由市場。要貫徹整頓、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要給黨內定的300萬右傾機會主義者、甄別、平反說明反右傾的荒誕性、冤屈性毛就是不許給彭黃張周等平反。制定執行新的《農業60條》,《工業60條》···中學50條···，毛不聽，仍大搞階級鬥爭為綱，批劉、鄧是對內搞’三自一包；的搞翻案風、復辟風；對外是‘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修正主義路線。在毛眼中誰違犯階級鬥爭為綱就是修正主義分子。

六是文革中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健康力量，發起二月抗爭，請毛住手。毛不聽····反而硬歪曲是對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發難；是陳毅藉機譏嘲、憎惡延安整風，翻延安整風的案。故而硬將其定為二月逆流，大反特批。依靠文革派、造反派，把從中央到基層全黨的權力俱都剝奪；把他們代表人民、正義的發出的僅有的一點心聲全部扼殺。所謂的全國山河一片紅，其實是全國山河一片昏暗。

七是林彪要求九大後，停止文革，大力發展經濟生產，改善人民生活。毛不聽，反誣林彪是唯生產力論。仍然大搞他的無專下繼續革命，抓革命促生產（即以階級鬥爭促生產，能促得了嗎？），大搞一打三反，大抓5·16分子（其實是在利用完了造反派後，又轉而鎮壓造反派，以圖拉攏周的元老派），大搞批陳整風，批林批周公，批鄧、批走資派還在走。屢屢逼林檢討認錯，但林就是困獸猶鬥，即使面臨窮途末路，寧可折戟沈沙，也不服軟。

林彪拒不接受中共歷史上的種種教訓。例如：

延安整風時依靠劉、彭真、康生、安子文整王明、博古、周恩來、張聞天、彭德懷、陳毅等都被迫服軟檢討認錯。

1955年批鄧子恢是小腳女人東搖西擺的在那走路，不積極搞合作化；鄧也被迫檢討認錯。

1956到58年批周、陳雲的反冒進，周、陳也被迫檢討，把自己作對的事硬說成錯誤，表示痛改前非。周一度曾提出辭去總理職務，陳則裝病請假，消極怠工；

1959年批彭，彭也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寫了檢討；但事後又寫八萬言為自己翻案。

1962年十中全會後，又批劉、批鄧。劉、鄧為了明哲保身，一再檢查、服軟，認錯、受辱。鄧更是善韜光養晦，暫時隱忍的人；表示永不翻案。可見鄧是個能屈能伸，能剛能柔的人，下台就檢討認錯，上台擇機就翻案，該出手時就出手的人。

在中共歷史上前有陳獨秀始終不低頭認錯違心檢討，敢于堅持己見。後有接班人林彪，在毛主一再敲打、逼其就範下；卻軟磨硬泡，死也不服軟、檢討、認錯；即使到了窮途末路，還困獸猶鬥；寧可折戟沉沙，也不作半點檢查。

八是不聽鄧的三項指示為綱，狠抓安定團結、整頓，發展生產，停止批林批孔批周公、評法批儒，批宋江投降派。毛不聽，反而把鄧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大批右傾翻案風，再次將鄧打倒，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僅保留黨籍。鎮壓4·5天安門事件，親自在《動態》上批示：“假悼念，真復辟”。硬說：“悼念周是假，歌頌永不翻案的的人（指鄧小平）是真。矛頭是對準我的，意在清算我27年的債····誰說沒有後台？···要繼續把文革永遠進行到底，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文革中宋慶齡給毛7封信，竟充耳不聞

另外，文革期間宋慶齡給毛主寫過七封信，表達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對中共的失望。信中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是大毒草，我糊塗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都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批劉少奇，我不會做的。劉少奇在黨中央工作了30多年，今天我不會相信他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會當了國家主席7年。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說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是從與國民黨蔣介石戰鬥中走過來的，卻死在自己戰友手中、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1970年毛主要周總理、李先念副總理把話帶給宋：“她不願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到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於是周、李對宋說：“主席很關心你。知道你心情不好，，建議你到外面走走，散散步，休息休息！”宋答曰“是否嫌我還在？我一生還要在這塊土地上走完最後幾步。”於是宋拒絕出席一些節日活動，說：“我參加會傷感，還是不參加為好。參加一次回來，就要進醫院。另外我也不想作政治上的點綴”。

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三次產生厭世思想，流露出對自己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說不出的苦悶

由此可見，毛的十年奪權，無非就是把‘人民政府壞，革成革命委員會好’；真正社會主義道路壞，五七文革社會主義道路好；天天階級鬥爭好，以友為敵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壞；·····以毛主為首江青為文革旗手的文革派，對異己分子廣大人民實行全面專政好！把共產黨執政的天下，革成毛、江派一家獨霸的天下好！

1980年11月宋慶齡給黨中央寫了最後一封信說：“一是國家要振興，恢復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叮囑要總結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教訓，對國家、人民的創傷。三請不要把我與國父葬在一起，我不夠格。

1981年5月胡耀邦到醫院看望她。她微笑地說：“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道路將要走完了。我死後還要回到上海，安息於父母的身旁。我有些儲蓄辦個福利基金。”這些願望都在其故後，均一一實現了。又給她國家名譽主席的榮耀，並追認她為共產黨員。這是他自己事先不知的；也是國人們大感意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