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從托克維爾、郭文貴談中國為何沒有崩潰

89民運人士王軍濤先生，在一檔訪談節目中分析“敲響中共喪鐘的人”時，提出一個觀點：自從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先生推薦中共官員讀托克維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似乎學者不讀、不談托克維爾，就算不上學者！而實際上，幾乎所有人都理解錯了這本書！不妨暫時擱置王先生這個觀點（有機會再議），先來看看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的一個主要結論：“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這應該是王岐山先生推薦中共官員讀一百多年前這本書的關鍵原因。事實上，自毛時代終結、國人夢醒之後，特別是蘇東巨變的嚴酷現實，讓中共最高層中亡黨亡國的危機感從未離開須臾！而學者托克維爾之所以在百多年前得出這樣“危言聳聽”的結論，除了法國革命歷史史實的啟示，更因為改革、革命這類變局往往具有一旦開始就剎不住車的普遍性特點。長期積累的各種社會矛盾在變革之際得以釋放甚至爆發！民眾的高昂熱情、過高期望一旦被令人興奮的變革前景點燃，極易形成徹底燃燒，直至將舊制度打個粉碎的強大慣性。

上世紀60至70年代，荒謬的十年文革給中國人和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災難，國民經濟因之走到了幾乎崩潰的邊緣！所幸毛時代在1976年終結，在鄧小平復出後，中共迅速開啟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並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正如鄧所界定的：中國的改革就是一場革命！但10年後的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爆發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最後，中共用一場巨大的6·4悲劇的代價換來失控危局的平息！應該有不少人都會同意，這正是托克維爾論斷的一次應驗！同時，中共也深刻地汲取了這次教訓，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

但從更廣闊的視野回頭審視中國過去長達40年的改革開放之路，海內外不帶偏見的結論，都只會是巨大成功！這就意味着托克維爾論斷並沒有導致中國改革的失敗。中國改革進程的最大成功，並非最引人注目的經濟成就，而首先在於對改革進程節奏的有效把控！也包括對民眾熱情與願望的巧妙制約。客觀事實就是，一切都在“頂層設計”的完整規劃之中，一切都在中共魔力無邊之手的掌控之中！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那個著名的“摸着石頭過河”理念，也絕非中共漫無目標的盲動，而是目標清晰、進程審慎的走出困境之路的理性探索與實驗。鄧之後的江、胡、習，如果說有什麼最大共同點，最生死攸關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對改革節奏的嚴格、謹慎把控！除了開創以深圳為代表的特區先行模式，幾乎所有重大改革舉措都堅持先在小範圍內實驗，然後再決定是否全國推廣。正是這一點保障了中國這場持續長達40年的改革依然在路上，依然有條不紊地前行！在社會和民眾可承受的最大代價閾值邊緣，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令外部世界不斷跌破眼鏡。

而中國人超強的承受力，才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這場史無前例的改革沒有失敗、沒有失控的更關鍵原因！筆者一向反對所謂的民族“劣根性”這個提法，但這不意味着我們這個民族在五千年歷史的民族性格塑造過程中，沒有形成一些算不上光彩、利弊共存的特質。例如，奴性總被世人看成是一種有害的負面特徵，這沒有問題。但換個視角看，這一特性同時成就了我們這個民族超強的承受力和忍耐性！無疑，改革紅利的最大受益者，是以權力、金錢和名人效應為特徵的中國新生權貴階層，或稱既得利益階層。而最後分一點改革紅利殘湯剩羹的是底層普通百姓。但這個占中國社會絕大多數的階層，在承受最大改革代價、享受最少改革紅利的可悲局面下，卻忍受了一切！並沒有導致中國社會的整體失控，所有局部的“群體性事件”都被巨大的維穩資源擺平。

馮小剛電影中有句話是有道理的：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毋容置疑，正是最廣大底層百姓超強的承受力，形成奇異的社會效應——中國社會顯示出外人無法理解的超常穩定性！這讓困難與險惡無法想象、任務艱巨與複雜程度無法想象的改革進程得以穩健前行，而始終沒有出現大的社會動盪甚或失控危局。而以章家敦先生為代表的中國崩潰論者，對中共和中國社會未來N多自信滿滿的預測，最後總是以破產而告終！其根本原因很簡單，就在於他們始終沒有讀懂中國民眾的這一特質及其社會效應！這也決定了海外一些人為中國未來制度的精心設計總是流於口號式紙上談兵、空中樓閣式幻想，而偏偏不具現實可行性！

最後，應該如何看待郭文貴爆料現象？無需認定坐擁巨額財富的郭文貴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好人”，作為一種非指控性判斷，大可相信，在這位大亨聚斂財富的幾十年風風雨雨中，也曾做過不少壞事、不規矩的事，也包括可能與女下屬有染（並非必然強姦犯罪）這類個人私生活方面的瑕疵；也無需否認口才極佳的這位商人文化程度並不高，一些言論缺乏嚴密的邏輯，還有些誇張言辭足以損害其可信度；更無需將這位富豪爆料的目的從“保命、保錢、報仇”拔高到為了國家、民族的高大上境界，盡可相信，其無可指責的私心必然大過公心，向中國政府妥協必然是始終存在的選項。但是，無論真相如何，必須承認，此人的高智商、高超的政治策略（只反貪官，不反習，不反共，不反中國）和截至目前爆料過程的精彩演繹，都是超乎想象的。而其爆料的客觀效果，除了對其本人利益的維護，對中國官場和商界的衝擊波，對中國政治生態的強刺激，對中國法治建設的推動作用，甚至包括對中共十九大布局的微妙影響，都是無法否認的。

但將其置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廣闊背景下審視，亦不可高估郭文貴現象的重大意義。郭就是一個異數、一個特例，並不具有普遍性。尤其不代表中國政治生態的一般特徵。正如89民運事實上成為中國當代史的一個特例一樣。儘管無需否認，郭文貴的出現對中國的反腐、改革進程可能帶來正面效應，但郭文貴現象尚不足以帶來中共和中國社會的徹底變革，甚至不足以影響中國改革開放按部就班的循序漸進節奏。如果對郭文貴爆料的所謂“核彈效應”抱過高期望，最終難免失望。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認知，在不作價值判斷前提下，可以有把握地預言：與托克維爾論斷相反，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過去不曾失控，現在依然有序，未來也不存在大風險。中國崩潰論者們的結論，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然沒有值得期待的應驗前景！這就是基本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