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滿蒙政策」演變史》書評

《近代日本「滿蒙政策」演變史》有著中國史學界經常出現的遺憾，拙劣的佈局毀了優秀的題材和有用的資料。任何熟悉近代史的讀者都知道，「滿蒙問題」在日本的崛起過程中發揮了多麼關鍵的路徑選擇作用，對亞洲格局和中國命運造成了多麼深刻的衝擊。如果有人敢於或者能夠重新梳理線索，以適當的比例感重現多元互動的歷史，無疑是功德無量的盛舉，然而作者確實沒有如此遠大的佈局。他的做法在1990年代以後非常流行，就是草率地翻檢一堆零散資料，大致依照時間順序整理粘貼，在非做解釋不可的地方，用當時當地流行的政論術語敷衍塞責。

普通讀者對混亂的材料產生不了什麼興趣，又沒有透過表象追逐線索的特殊能力，讀完以後通常會比讀完以前更加思想混亂。有理解力的讀者懂得怎樣自己處理資料，因此還是會感謝作者的積累工作，但同時不得不認為，全書涉及的主要歷史線索需要更好地釐清。順便說一句，其他類似的作品並不比本書更強。

日本「滿蒙政策」跟晚清以來的雙重外交有關，後者又源於二十世紀初葉的國族構建和認同政治。日本自開化以來，一直深陷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鬥爭之中。從現實主義和國家利益的角度看，日本既然僥倖融入國際體系，獲得了榮譽歐洲國家的地位，就應該以正常國家自居，在現有國際體系內部追求實實在在的好處。這條路線的問題在於，正常國家無論如何都是一個西方中心的概念。日本精英有理由擔心：如果接受了這種路線，日本的特殊國體還能不能保存。

現實主義者既是開化政策的主要既得利益者，又是特殊國體的主要既得利益者。東食西宿，態度自然曖昧。曖昧的角色難以勝任引導國民的任務，因此提不出理直氣壯的國家使命。非既得利益者只能向泛亞洲主義尋找使命，他們的高見大致如下：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以物質利益為本，對包括日本在內的落後國傢具有侵略性。東方文化強調以人為本，不能因為暫時的弱勢而喪失自信。日本現在迫於形勢，只能接受西方遊戲規則，但有朝一日發達了，絕不能再走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性老路，而是要用王道的精髓提攜那些不幸的東方兄弟。

孫文和革命黨人是泛亞洲主義的第一批受益者。他們本著「革命排滿」的宗旨，企圖重新構建國族邊界，提出了「日親滿疏」的原則。也就是說，日本、韓國和大明同屬華夏文明圈。日本作為華夏各邦的先行者，應該支持「驅逐韃虜」的共同事業。他們通過「支那亡國」（其實就是明清易代）的紀念活動凝聚人心，寄希望於親邦日本的理想主義輿論。日本外務省在現實主義者主持下，走向國際協調主義：追隨西方列強，承認條約體系，尊重大清的政治制度和領土完整，因此不能支持大清朝廷認定的顛覆分裂分子。

泛亞洲主義者卻沒有這樣的顧忌。他們希望提攜革命黨人，將大清趕到長城以外，將俄羅斯趕到黑龍江以外。這樣的革命將會建立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新東方文明圈，結束西方對遠東的統治。在清日兩國的泛亞主義者看來，這正是上天賦予他們的使命。只有這樣的偉大事業，才配得上他們艱苦卓絕的犧牲。孫文在辛亥年間與日本達成的密約就是基於這種願景，主要由於外務省和北洋的反對而作罷。後者認為推翻條約體系的革命行動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反制，建立在想象基礎上的新東方文明圈禁不住這樣的打擊。因此，大清遺產和條約體系必須維持。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必須繼承大清的版圖和條約義務，而非大明或其他想象共同體的版圖。

民國最初二十年，泛亞主義在中日兩國都陷入低谷。孫文多次呼籲日本重新舉起泛亞主義和王道政治的旗幟，幫助他推翻帝國主義卵翼的北洋政府，但響應者越來越少。國民黨最終對老朋友完全絕望，在蘇聯身上找到了新的希望。國民黨的國內政策隨著國際政策而逆轉，一變為激進的中央集權主義者和同化論者。南京國民政府的新理論宣稱：滿蒙和其他族群都是中華民族之內的宗族，不是獨立的民族。他們的首席理論家戴季陶將列寧主義和五帝神話結合起來，完善了國族建構的新理論。

日本的泛亞主義者認為，國民黨已經背叛了自己，投入原先假想敵俄羅斯的懷抱，由亞洲解放者的朋友變成了亞洲壓迫者的奴僕。他們現在支持國民黨的迫害對象，就像在清朝末年支持同盟會一樣正當和高尚。在朝的現實主義者知道並默許他們的活動，覺得這些活動在一定範圍內有助於日本的國家利益，但前提是不能公開和露骨地推翻條約體系，產生日本和西方直接對抗的危險局面。

理論和現實的關係微妙而複雜，在二十世紀早期表現得非常突出。章太炎和早期革命黨人的「客帝論」承襲了王船山和左宗棠的「客金論」，將國恥記憶定格於靖康以來的北朝征服。在這種敘事當中，日本韓國的角色接近華夏文明的海外桃花源。這種塑造方式脫胎於傳統的華夷之辨和文化天下主義，跟1848年革命播撒的近代國族共同體原則頗有差異。

汪兆銘的構建方式就比較接近二戰後的反殖主義，主張通過政治解放實現近代化，通過近代化重構共同體。黃帝神話在當時的意義是要將想象的炎黃子孫和非炎黃子孫區分開來，盡可能將朝廷放在後一個範疇內。北伐以後，這些理論都會使國民政府陷入尷尬的處境。因此他們必須重新想象三皇五帝的傳說，將原先的同盟者變成敵人。矢野的滿蒙-中國二分法放在辛亥年間，一定會受到南方革命黨人的熱烈歡迎，現在卻使他們猶如芒刺在背。他們如果想要擺脫這種處境，就要在民俗學和民族學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進步，但是這些工作還處在胚胎階段，因此他們的宗族理論顯得比較空洞。

相反，日本人的類似工作開展得更早。滿鐵早在1908年就成立了企業研究機構（調查課），在奉天（後來的瀋陽）和哈爾濱設站。1927年，滿鐵調查部設置了法制、產業、商事、貿易統計、交通、俄國、統計、資料、庶務九大系。《中華民國第十一年史》《滿鐵資料匯編》《經濟調查資料》《滿洲農戶調查》《滿洲舊習慣調查報告》《東北三省（滿洲）土匪研究》都是他們的成果。他們留下的巨大資料庫至今仍然是近代史專家仰仗的看家法寶，例如黃宗智的農村研究和內卷化理論幾乎完全建立在滿鐵資料的基礎上。此前和此後的資料在詳盡程度和可靠程度上，都無法與之相比。徐勇後來說，農村學界有一句老生常談：中國農村在中國，中國農村調查在日本。日本「滿蒙研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給中國同行造成了微妙的挑戰，多多少少類似美國新清史研究在今天產生的衝擊。

民國最初二十年，關外的族群關係問題多多。五族共和是一種各方維持現狀的君子協定，但現狀其實是無法維持的。關東和東蒙的拓殖從清末就開始了，主要是庚子以後的財政壓力所致。「天下大利莫如農」的意思其實是：大清皇帝廉價或免費地取得滿蒙貴族的土地，高價出租或出售給十八省的拓殖者。這種做法即使在法律上沒有問題，從長遠看來肯定會改變當地的人口結構，引起難以預料的政治風險。

民國建立後，拓殖加速展開。拓殖者和原住民的衝突日益升級，日俄兩國的條約權利增加了局勢的複雜性和危險性。著名的嘎達梅林起義就是原住民針對拓殖者的暴力活動，張作霖父子的政府大體上站在後者一方。任何人都能看出，這種發展趨勢將以盟旗領地的徹底郡縣化為結局。

北伐勝利後，國民政府連五族共和的原則和聯邦制的約法都不再承認。東蒙貴族的恐懼與日俱增，越來越難以抵抗投靠日本或俄國的誘惑。蔣介石-張學良政府如果能夠穩住日本和蘇聯，鎮壓蒙古貴族的能力還是有的，但實際情況恰好相反，最終促成了中東路事件和「九一八」事件。

反西方的泛亞主義者打敗了親西方的現實主義者，將東蒙變成了自己的小兄弟和反對國民黨的代理人。他們急於證明自己是弱小族群的保護者，施行了不同於張學良政府的東蒙政策。所謂的「興安四省」的變遷突出地體現了日本人通過扶植東蒙來壓制中國的政治手腕。清代東蒙和滿洲的邊界比後來的東三省西界更偏東，後來的變革多少反映了耕地的拓殖和遊牧生活方式的退縮。後者同時意味著蒙古貴族傳統特權的損失。日本人的建制逆轉了清末民初的趨勢，直接目標就是爭取東蒙上層人士。

「滿洲國」在「新京」成立後，「國務院」設立蒙政部和興安局（興安總署的前身），推行東蒙特殊體制。兩個機構的領導都是蒙古人齊默特色木丕勒，但蒙政部部長和興安局參事、興安局總務、勸業處長都是日本人。這種「顧問政治」在大韓帝國和埃及副王領地都出現過，但日本和英國的殖民政策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英國殖民者安插的顧問採取「因俗而治」的消極政策，滿足於維護私有財產和自由貿易的原則，不肯干預具體政務，尤其沒有興趣改造當地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只要埃及副王和帕夏沒有因奢侈生活而破產，妄圖沒收歐洲投資者的產業來彌補虧空，英國人是什麼都不想管的。

日本人恰好相反，非常積極地普及日語教育和日本特色的近代化改造。顧問政治僅僅是開始，他們的建議和命令是很難區別的。齊默特色木丕勒雖然是博爾濟吉特氏貴族、成吉思汗的後裔和大清的輔國公，卻不能像開羅的阿爾巴尼亞冒險家一樣作威作福。次長依田次郎管理部務，大多數開發項目由日本專家擬定。富田仁三郎駐在他的私人府邸，替他管理四大賬房的業務。他的財產大量投入「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和其他新興企業，從賬面上看獲利不少，但要像埃及的易卜拉欣那樣瘋狂購買遊艇和駿馬，邀請歐洲王子貴婦一擲千金，那是完全沒有可能的。日本顧問沈溺於東方魯爾區的夢想，巴不得將每一文錢都投入趕超式工業建設，替不擅理財的蒙古王公打理業務，正是實現高積累的捷徑。

蒙政部和興安總署最終將東蒙改組為興安東、南、北、西四省。興安東省長是額勒春，興安西省長是扎噶爾，興安南省長是業喜海順，興安北省長是凌升。四位省長都是蒙古親王、郡王和公爵，不過次官、參事和顧問職位還是一如既往地留給日本人。中村撰一、河內由藏、森田正男、馬遲信一、都見泥三、市川敏、都甲歉介常駐盟旗，管理四省日常事務。日本軍事顧問甚至重建了蒙古騎兵隊，首先在諾門坎戰役中對抗蘇聯軍隊，後來在遼瀋戰役中對抗國民黨軍隊，最後以汗馬功勞贏得了出席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的資格，可見他們的軍事素質還是過硬的。

日本人向國際社會誇耀，「五族協和」比國民政府的改土歸流文明得多，維護了原住民長期遭到蔑視的權利。這裡的「五族」不再是中華民國初年的漢、滿、蒙、回、藏，而是漢、滿、蒙、朝鮮人和日本人。國際社會當然沒有接受他們的說辭，但他們的手段還是對其他政治勢力產生了刺激作用。興安四省的存在至少證明，蒙古人的力量仍然具有一定的爭取價值。

蘇聯人、國共都覺得有必要在自己的影響範圍內採取某種形式的蒙古自治政策，不過形式各有不同。日本人出於維護本國君主制度的考慮，採取了在名義上尊重蒙古傳統貴族權利的政策。蘇聯在名義上仍然屬於中華民國的外蒙推行集體化和「大清洗」，造成了嚴重的人口損失，比日本人更加徹底地破壞了蒙古部落的傳統生活方式，同時通過拉丁化和斯拉夫化文字改革，將喀爾喀地區的文化教育體系東歐化。如果後來的蒙古國不大像亞洲國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他們斬草除根的決斷。

國民黨在所有各方當中，最不情願承認異質族群的存在。他們遲疑而勉強地容忍了西蒙的自治政府，但對戰爭的根源關東寸步不讓。他們設計的東北九省是郡縣化的進一步推進，深恐留下任何東北地位特殊化的漏洞，重蹈「九一八」的覆轍。

共產黨首先在嶺西地區建立呼倫貝爾自治省政府，隨後成立內蒙古自治區。廣西、西藏等自治區都是在戰爭結束後成立的，只有內蒙古自治區在抗戰剛剛結束時就成立了，對後來的建制起到了某種示範作用。在內蒙古自治區的建設中，東蒙的早期建制又對西蒙起到了「示範」作用。究其所以，還是因為東蒙處在各方勢力的交點上。

作者對地緣政治和內外互動的分析是非常不到位的，表現得很不擅長挖掘史料的意義。這裡的問題主要在於視野狹窄，而非收集資料的能力欠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通病在於，他們喜歡有意無意地忘記當時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在這方面，本書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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