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轉貼老愚：”對一些愛國者而言 愛國只是一門好生意”

--在極權主義國家，愛不愛國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問題，還是一個涉及生存安危的問題。按照他們對愛國的定義，凡是非議政府的，拒絕與政府合作的人士，都是國家的敵人，國家當然不會保證他們的安全。一個被迫愛國的人，毫無疑問是國家的奴隸。 

【假革命】51年前，即1966年5月25日，北京化纖學院一年級男生H在日記里寫道：“Y純粹是個小人，不知什麼原因她把我在五一寫給她的信告訴了團支部。今天，書記找我談話，我把我們倆的一切問題都告訴了她，並且把我對Y的看法也說了。我認為Y是一個虛偽的小人，是一個善於偽裝自己的人，她總是想的多卻又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口是心非，她和同學相處一點兒也不真誠，讓人捉摸不透。

別看她現在要求進步，她是一個假革命者，她進步的動機是不純的。她之所以這樣，是由於家庭的影響，在社會上生活了一年受了些影響，再加上她看的外國小說多的原因。如果她真的要求進步，她會狠狠地挖自己頭腦里的髒東西的。”工人出身的男大學生H，與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Y，兩人因為情感糾葛產生了誤會，竟先後交待給團支部書記，驟然交惡。

在革命面前，每個人都在瘋狂地表現自己，詆毀對方，不惜踐踏男女之間美好的情愫。這段話會讓人感知那個荒謬的時代，當年那股熾熱的革命激情，何其無情、暴虐與猙獰。

【愛國】美國馬里蘭大學中國留學生楊舒平的畢業演講，因為誇讚了美國的空氣和言論自由，而招致愛國者的激情攻擊。他們要她道歉，她也被迫發出了道歉信，重申自己是熱愛祖國的。自由教育是她演講的主題，她想表達的是一個人可以在開放、自由的美式教育里學到什麼：獨立思考，自由表達，參與社會進步。她說的是實話，卻是愛國者們不樂意聽的。

愛國，愛黨，愛領袖，是極權專制國家對其臣民的基本要求。一個人可以不愛自己，不愛父母，不愛人類，不愛大自然，不愛藝術，但必須愛着這三位一體的神聖主宰。為祖國而奮鬥，為黨的事業獻身，為領袖的囑託而工作——這就是一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實質。國家本來有多重含義，最簡明的是指由政府控制的國土。對一個人而言，國家更多的是祖先的領土的意思，祖祖輩輩繁衍生息的土地，這樣的一個地方，一個人在內心裡是不免有留戀之情的，其濃度因人而異。

對某塊土地的感情並不等於對統治這塊土地的政權及政府的感情，這是一個常識。但在中國往往混為一談，而且掌管意識形態宣傳與教育的，刻意混淆其中的區別，讓人將政權與祖國等同起來。在中國，幾乎每年都要鬧一次笑話，那就是國慶節當天，官媒會出現慶祝祖國多少年華誕的口號，他們把中共建政的1949年作為祖國誕生元年。其謬誤不言而喻。

按自我命名的愛國者的邏輯推演，一個人如果不愛國，那他就不能算是這個國家的人。而他們所說的愛不愛國的標準，簡單來說就是是否擁護現政權。對中國人而言，長期處於極權主義統治之下，出於安全考慮，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會輕易說出反對黨和政府的話的。

愛國者恰恰利用這一點，逼迫你在祖土和現政權之間劃等號，如果你說你是愛國的，那就意味着你必須無條件地擁戴這個政權——不管這個政權給予你什麼，也不管你心裡是否認可這樣的政權。他們時刻提醒你，你不是一個自由人，而是現政權的人質。你的言行如果觸犯了政權，你就會面臨嚴重後果：一個人竟敢背叛自己的祖國？申討辱國者的每一次行動，都在在強化這種隸屬關係：你如果是一個中國人，你就不僅僅屬於自己，而是屬於更大更威嚴的一個概念。

作為一個赴美留學的學生，楊說出的不過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這樣的真話當然令愛國者們不悅，因為自由與奴役的對比非常強烈，會讓人看到中國人的生存狀態，也可以說一種文明的審判。對愛國者們而言，中國是什麼樣的國家並不重要，不管他們在其中處於何等不堪的境地，他們不允許別人詬病它，他們把自己和這個國家視為命運共同體，國家的尊嚴或者面子就是自己的尊嚴和面子。

對一些愛國者而言，愛國只是一門生意，而且是一門好生意。他們以假裝的愛國表演，換取當局的認可，進而獲得飛黃騰達的機會。一旦有機會，許多標榜高調愛國的會在第一時間逃離自己的國家。

在一個合法政權主政的國家，選民和政權的關係如何，都不會影響他們對那塊土地的感情，愛不愛國真的不是一個問題。人們擁有憲法賦予的不受侵犯的權利，他人是無權過問一個人的政治傾向的，我愛不愛國關卿何事？

在極權主義國家，愛不愛國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問題，還是一個涉及生存安危的問題。按照他們對愛國的定義，凡是非議政府的，拒絕與政府合作的人士，都是國家的敵人，國家當然不會保證他們的安全。一個被迫愛國的人，毫無疑問是國家的奴隸。

我在哪方土地上能獲得自由，那兒就是我的祖國。這是自由人的心聲。

【于建嶸現象】帶一干藝術家雲遊四方的學者兼畫家于建嶸，因所蓋東書房強拆，被迫回京應訴。分別匆匆，名叫威威的小狗走丟了，在好心人的幫助下，狗很快就找回來了。他與愛犬的感情令人掬淚，但他在宋莊的房屋恐怕很難保住。在一個沒有產權保證的國家，一切運用權力變通的手段，可以促成某樁事，也可以毀掉同樣一件事。

為何要對于建嶸實行選擇性執法？理由有二：因為他是眾多上訪者的精神支柱；因為他以東書房的名義舉辦了多場講座，主講嘉賓多為敏感人物，話題也令官方不悅。作為一個有巨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于建嶸一直在尋求與現政權的和諧相處。

他低調行事，近乎透明地活動在“老大哥”的鷹眼之下，試圖以此消除官方的誤解和敵意。即使如此，一有重大政治活動，或敏感日子臨近，他總是被堅決驅逐出京城。

于建嶸的遭遇說明，一個人即使非常正派、坦誠，真心為國家考慮，以建設性的原則做事，只要秉持獨立人格，就不可能被官方信任，要麼銷聲匿跡落一個平安，要麼被強行消除影響，淪為被嚴防死守的敏感人物。他們以拆遷違建的名義強拆全球聞名的東書房，便是發出一個強烈信號：我們已經不在乎輿論，對不喜歡的人有能力攆走。

在我看來，不論于建嶸自稱多麼有理有據，但他最終恐怕難以贏得官司，保住自己的房子。他的事例說明，一個真正的愛這塊土地的人愛民眾的人，一個懷有赤子之心的學者，並不會被統治者視為愛國者。